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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方方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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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方方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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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方方与武汉
虎嗅APP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难逃一吸 ,作者水原瓜子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的闷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马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怀着恐怖感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八大科室的一百多号人在站里挤来挤去,相互打听情况。 ”



——池莉《霍乱之乱》,1997年5月21日



“天气又开始阴沉,下午还下起了雨。奔波的病人们,会进入更加可怜的状态。在武汉,出门看看,除了人少灯亮,其实一切还是都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物质基本不缺。只要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不是有人想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大气的城市。只是一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这几天,正处于专家预计的疫情爆发期中。估计我们还会相继听到或看到一些更严酷的信息。“



——方方《我想夸一下武汉的年轻人》,2020年2月3日







1997年,作家池莉将其在武钢职业卫生防预站担任流行病医生的三年累积与担忧,写成了中篇小说《霍乱之乱》,她在这部小说中的题记中写道:“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2020年,作家方方将其在新冠疫区武汉的居住体验与观察,写成了一系列的武汉日记。她在另一篇日记里写道:“这次的疫情,显然是合力酿就,敌人不只是病毒一个,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或者帮凶。”



一个来自过去的预言,一组关于现在的日记,时隔23年,冬夏轮转,两位长久以来将生活和创作根植于武汉这座城市的作家文字,在新冠疫情正在持续的当下,产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呼应。



这些,也将一段时间在社交网络上沉寂,选择偏安一隅的池莉和方方,重新推回了充满好奇和争议的舆论场。



疫情发生后,池莉先是向自己小区发出了一封《给物业与业主的6条建议》,建议物业公司集中直购蔬菜送到小区,建议业主将隔离进行到底。



2月7日,《新民周刊》发表池莉的口述,她再次悲愤而强烈地呼吁:“为什么不能‘配给制’送菜到社区?公交车和单位公车都闲置着,为什么不动用全社会力量进行彻底隔离?纵然有再多医疗支援,抵挡得了烈性传染病的不断再传播吗?!”



1月25日,本打算着“就此永远不再开微博”的方方,在一位老友的建议下重开微博,目的是,通过文字让大家了解武汉真实的近况。



哪知,因《或许那时他们才会懂得老百姓》一文在转载中被其他自媒体误配了网络图片,方方的武汉日记开始遭到几位大V和网民的质疑和嘲讽,有人指责她在收割情绪流量,有人怀疑她的信源真实性,



她另起一篇文章,火爆回应:“这种人,我见多了,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脑残吧”、“武汉,今夜我不关心脑残,我只关心你。”



以笔锋口舌作刀剑,直指不忿的人与事,这向来是方方的方式。搜索“方方 炮轰”,你会看到她多次在文学奖评奖中发表“不合时宜”的质疑,最近的一次,她因举报投诉某作家在评选职称中存在黑幕,直接发表公开信,辞任湖北生作协主席。



现在,方方的武汉日记依然规律更新,犀利依旧。



池莉,方方,武汉,这不是一组因为此次新冠肺炎才被串联起的“呼应”和巧合。







池莉1957年生于湖北仙桃,方方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她们年纪相仿,长居武汉,在成为作家之后,都将武汉的地域文化和市井民风作为自己的创作的根基与底色,因而两位在文学评论界常常被同时提起,她们都是“汉派小说”、“新写实主义”作家代表。



对于武汉,池莉曾说:“我与武汉的关系,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我经常跑出去和跑多远,我都要回来;回来嗅嗅,是无比熟悉的气味,在窝里扒拉扒拉,很快就香甜入睡,连睡梦都充满写作激情。”



方方也在其武汉日记中不止一次谈及她与武汉的深厚感情:“说起来,武汉这座城,我生活在这里也有六十多年了。自两岁被父母从南京带来此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这里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以及参加工作;在这里当搬运工(就是在百步亭呀!),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江北的汉口我住过三十多年,江南的武昌我也住有三十年了。在江岸区生活,在洪山区读书,在江汉区工作,在武昌区定居,在江夏区闭关写作。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我还因各种身份,参加过无数会议。我的邻居同学同事同行熟人朋友乃至会友,几乎深潜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的就是拐个弯,便是熟人……“



她在《阅读武汉》中说,她喜欢武汉的理由只源于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她的面前,她却只熟悉它。



武汉给予池莉和方方生活的养分,她们也孜孜不倦地为这座城市书写。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如今被当作武汉美食名片之一的“鸭脖”,正来自于池莉的文学虚构。在小说《生活秀》中,池莉塑造了武汉吉庆街的“久久”鸭脖店女老板来双扬的角色,来双扬在烟熏火燎的吉庆街夜市,卖着独一份的透味鸭脖,在油渍斑斑的环境和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沉静精明而坚强的活着。



《生活秀》小说被陆续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在2002年横扫全国银屏,来双扬成为了全国观众眼中最具武汉风情的女子形象,人们奔赴武汉,点名向当地人打听怎么去吉庆街,来双扬的久久鸭脖也流行起来,一位叫刘琼的吉庆街的个体户,嗅到其中的商业气息,第一个从吉庆街来到北京簋街开起了“来双扬鸭脖子店”。随后武汉鸭脖居然迅速发展成了一个产业,至今生命力蓬勃。



在另一篇作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向读者传达了武汉人面对生活时,善于化解人生烦恼,如题目所言的那种鲜活乐观的性格。



而在方方更是将武汉作为贯穿其作品始终的主线。



从处女座《“大篷车”上》,到奠定其“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风景》,到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武昌城》《水在时间之下》,再到《走向远方》《落日》《黑洞》等等作品,组合起来,方方似乎在有意构建一个“汉味宇宙”。



读者不仅能看见武汉这座城发展的时间脉络,还能看见大街小巷的交通地图,《乌泥湖年谱》中的后湖,《风景》中的河南棚子,以及《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汉口民众乐园等等。



甚至,通过对底层人民心理的探查与描摹,人们更能从方方的作品中能构建出这个武汉市井人民典型的心理空间。在方方的作品里,人物与武汉这种城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按照方方自己的总结,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造就了武汉人的性格:“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大热大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仅到此一游的人,只撞得见武汉人的易暴易怒这一环节,却见不到武汉人于一笑中尽释前嫌的环节。”



对于所谓的“ 九头鸟性格”,人们各有各的理解,不过在方方这里,这种性格无疑是可爱的,迷人的。而这,也是她的性格。







同一波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命运曾给池莉和方方留下过相似的印记。



幼时的池莉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外公家境殷实,使池莉很早就经历过富足的生活,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母亲的旗袍和高跟鞋,喜欢抚摸外婆存放在樟木箱里头的绣片和丝绸,喜欢饭桌上摆着成套的细瓷餐具的形式主义的进餐方式”。



而后,富足的家庭在“公私合营”大潮中没落,长辈的迷茫和自己的失落,使早年的池莉丧失了对说话这种表达方式的信任。从那时起,她就确立了自己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就是写作。



1974年,高中毕业后,池莉成为了“末代知青”被下放,在农村做知青的日子里,18岁的池莉懂得了饥饿的滋味。一次,因为吃到一块肥肉,她热泪盈眶,身体激动得浑身颤抖。



1976年池莉到冶金医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就读公共卫生,“19岁时候的学医是被动选择。当年我们知青最热门的是回城当工人,我是黑五类子女,热门轮不到我,一般普通专科学校的招生就轮到我了。”



但学医行医的被动选择,却给池莉带来了“巨大到难以估价”的影响,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感情观,和她之后的创作。



方方也是同样,本出身优渥,人生却被一段底层生活改写,这段经历也明确了她日后的创作方向。



方方出身自知识分子世家,伯祖父是中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祖父汪国镇 ( 群毅 )也是 “五四 ” 前后中国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她的父亲也是出自名牌学 府的共和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



和池莉同在1974年高中毕业的方方,为了补贴家用,偷偷到武汉运输公司当起了装卸工人,一当就是4年。



“当年我是从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中突然被扔进社会的底层,感官上是很受刺激的。这4年,相当于上了一轮大学——社会的大学。这和下去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进入那样的环境,你只能跟他们站在同样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生活,你只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相同的人。其间的一些见闻和经历,可让我受用一生。“



所以,日后,底层人民和知识分子成为了方方创作的主要题材。



纵然年龄、经历、创作土壤有诸多相似,但其实细读作品你会发现,池莉更注重对武汉鲜活粗粝生活的白描,表现武汉人在面对世俗生活和人生烦恼时的不惧和乐观,她仿佛也曾和笔下人物们投入过同一股生活的洪流,与他们共进退共起伏,而方方的作品更加沉重,偏向批判,她要在烟火气中探求复杂的人性,她像汉江不变的堤坝,冷静地看着一拨拨人马和洪流。



池莉和方方都将自己过往和对人间的关切赋予在了武汉这座城中,用文字构成了汉江边的残酷与温柔。



这一次,她们于残酷中“重出江湖”,她们犀利响亮的呼喊仍如她们的文字,和她们曾描摹了千百次的城市,直来直去,在充满烟火气的琐碎关切中,不隐江湖气的刀剑锋芒,充满生命力,敏感而强悍。



“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这么苦啊!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灾难深重?想到这一切,我只有祈祷,祈求在大灾大难之后,中国会有一个清平的世界……但愿。“



方方在最新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



“发生霍乱的那一天经常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在回忆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道理,有许多的道理总是在后来回头的时候找到的。往前走的路总是无可凭借,一如断了铁索的上山的小路。“



这是池莉《霍乱之乱》的结尾。



池莉,方方,武汉,刀不离鞘、鞘不离刀,是人和她们爱的城,是侠和她们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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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还回得去吗?或许要被长久地隔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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