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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保町到饭田桥——被萧红丢在日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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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保町到饭田桥——被萧红丢在日本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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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 | 从神保町到饭田桥——被萧红丢在日本的“黄金时代”

原创: 闫红  大家  昨天





(一)

到东京的第二天,我去了饭田桥,从神保町走过去,一点五公里。我原本想直接去饭田桥,没想到在东京一个地铁站台会跑几个路线,我稀里糊涂地坐错了车,到了神保町。

从地铁口上来,天已经黑下来,著名的书市一条街灯光次第亮起,亮晶晶的,像即将融化在威士忌里的冰块。这才不过下午四五点,位于东九时区的东京,天黑得要早一点。著名的内山书店就在这条街上,有不少中文书,我还见到了久违的《读书》和《读者》杂志。

我想,也好,萧红当年在东京时,活动范围主要就是饭田桥到神保町,她也曾像我这样在神保町的书店里一路随意翻翻,再一个人走回饭田桥去。



1936年7月到当年年底,萧红住在麹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即如今的饭田桥站附近。11月19日的信里,她给萧军写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又安宁又寂寞,在她的一生里,这是昙花一现的时光。她差一点就以这异国的寂寞为基石,建立起她的堡垒,但终究功亏一篑。

这年7月,萧红和萧军前后脚离开上海,萧军去青岛,萧红去上海。已经在一起四年的他们暂时分离,原因有两点,第一,萧红想要自救。这半年来,萧军感情上不时的风云再起,让她艰于呼吸。

萧军和萧红相识于四年前的哈尔滨,当时萧红怀了孕而未婚夫跑掉了,她付不起房费,被旅馆老板关押,萧军同情她的苦难,倾慕她的才华,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而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做的,也全被我们做了……做了”(萧军《烛心》)

说来也是一段一见钟情的传奇,但接着,萧军告诉萧红,他心里是另外有人的:“当她——楼下的姑娘——抛给我一个笑时,便什么威胁全忘了”

最终,萧红还是和萧军走到一起。这并不意味从此就岁月静好 ,俩人同居后没多久,萧军又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姑娘往来热络。陈涓常到他家做客,萧军送人家枯萎的玫瑰花,后来姑娘回上海,萧军伤离别之余,还在人家脸上亲了一下。



并不是宝玉式的多情,萧军一直自视为钢铁男儿,然而直男式的多情,更令人毛骨悚然,自恋,用力,又笨拙,完全没有反省。后来萧军到了上海,还惦记着去找陈涓,陈涓已去了北方。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春天,陈涓终于重新出现在萧军眼前,对于萧军是美梦成真,对于萧红,则是噩梦重演。

她要面对萧军的谎言,比如说,明明是去看陈涓,却说去公园。而这谎言,已经算是很体谅了,有时,萧军还会邀请她一起欣赏自己给心上人写的情诗——胡兰成也请张爱玲看过他给新欢周训德写的文章,这都是什么脑回路啊。

更要命的是,他的心上人,并不只陈涓这一位,我是说,假如我们不把萧红算在内的话。

置身于感情漩涡里,萧红痛苦不堪,纾解之道是每天去相距不远的鲁迅家,但是当时鲁迅身体每况愈下,许广平心神不宁,还曾对梅志抱怨过萧红来得太勤,一坐就是半天。



萧红1937年与金人等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

鲁迅呢,他喜欢这个北方姑娘,但对于她一天要来上一两趟,也有点啼笑皆非。有一回,面对萧红当天第二次的光临,他笑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不明所以,看到鲁迅笑起来,便跟着释然,想,他也是在开玩笑吧。

萧红有那么傻白甜吗?如果是,她就不会在临终前,写“半生遭尽白眼”了,她的释然,更像《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孟烟鹂,被丈夫当众嫌弃,赶紧去看旁人的脸,怕人家没听懂她丈夫说的笑话。

鲁迅的家,不是她最好的避风港,也许,可以躲得更远一点,比如东瀛。


(二)

日本首先是足够远,另外,它还有国内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

和张爱玲想到美国大展拳脚一样,萧红也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突破,当时日本的出版业非常发达,萧红希望能够在日本学习日语,打开眼界,让写作再上台阶。她和萧军有个朋友黄源,他妻子许粤华当时就在日本学习,据说已经小有成绩,萧红可以投奔她。

这两件事,视作一件事也可以:心碎之后,唯有在伟大的事业里寻求庇护。加上当时他俩都出了书,经济状况还不错,萧红和萧军遂决定分开旅行,一年为期。

说来很有意味,萧红萧军两人从东北来到上海,身上多少有流亡作家的标签,当时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从后来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里看,她对于日本便衣的例行搜检亦如临大敌。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她把日本作为目的地,说明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日之间民间性的往来,也还算正常。

到日本没几天,萧红就和许粤华一起去了神保町。游览归来,她有点索然,说“那书铺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能都是日文书的缘故。

尽管如此,二十多天后,许粤华回国,萧红有勇气一个人独自出游时,又去了神保町,说“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原路走回来了。”

萧红一次次去神保町,自有她的缘故。



神保町作为东京的文化街区历史悠久,从上世纪初,就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盘桓之地,这里书店云集,颇有几家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鲁迅先生应该也曾来过。既然萧红有志于开辟自己的新天地,自然要来神保町打卡。

这两次出行之外,她更多的是在房间里疯狂地写作。日本房东不错,经常送她一些礼物,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便衣警察来盘问时,房东也会替她阻拦。萧红给萧军的信里写:“比中国房东好”,

那段时间萧红成绩颇丰,一天能写上十多页,五千字左右。她原本习惯早睡,到日本后,她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困了,非常开心。学习日语的计划也在展开,九月十号,她去东亚学校报了名,十四号即开始进入学习。

东亚学校也在神保町,如今的爱全公园附近。创办人名叫松本龟次郎,曾经在弘文学院教过鲁迅日语。1914年,他创办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因为学费便宜,一度有三分之二的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包括周恩来秋瑾等人。

萧红上的应该是强化训练班,一天要学习五六个小时,忙碌让她情绪渐渐稳定,九月十号她给萧军的信里还说也许过不了几个月她就会回去,到了十月十三号,她表示不想来回乱跑,现在很平安,就不回去了。

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消息传来,她非常震动,却也接受这生死的必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计划。她准备在十二月间完成一个十万字的书稿,并且很清楚地对萧军说,“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同时说,“日语懂了一些了。”

在学习语言、写作和适应新环境中,她的新世界在一点点建成,之后有好几封信,萧红都明确表示,自己只愿意“逍遥地在这里”,“没有迟疑过”,就连那次说要回去,也不过是“偶尔说着玩的”。

对于日本,她也不能说完全满意,虽然觉得房东人很好,却颇不习惯日本的气氛:“他们人民的生活,一点自由也没有,一天到晚,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所有的住宅都像空着,而且没有住人的样子。一天到晚歌声是没有的,哭声笑声也都没有。夜里从窗子往外看去,家屋就都黑了,灯光也都被关在板窗里面。”



日本人民的确是太安静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无人的小巷固然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人流汹涌的地铁站,也只有脚步声而没有人声。日本人的内敛,让成长于大东北的萧红很不习惯,另外,她也对日本人的“工作狂”望而生畏。

然而这寂寞又何尝不是良药苦口,就像,曾经的热闹,有多少不是幻象。到了十二月底,她给萧军的信里,清晰地显示出自己正在被治愈:“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耳”。到这时候,萧红也许才算真正进入她的黄金时代。


(三)

世事总是难以预测,就在这封信发出去不久的一月初,萧红突然回国,对于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没有留下解释的文字,倒是萧军在若干年后为她的书信做注时,解释了那缘故,是他要她回去。

萧军说:“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这个某君,就是萧红去日本时投奔的女伴,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既是他的女人的好友,又是他好友的女人,萧军自己也知道太夸张了,所以他和许粤华一合计,把萧红召回来做防火墙。

“为了道义上的考虑”、’“我们彼此同意”,说得好不深明大义,他在内心里是不是都想给自己鞠个躬呢?但是,把萧红推到中间烤,真的有道义可言吗?

《小团圆》里,九莉对邵之雍的腹诽用到这里真是恰如其分:“他不管我死活,只要保全他自己的。”

在太平无事的岁月,男人自视强大,以藐视女人为荣,出了事就理直气壮地把女人推到火线上。而女人,常常也很配合,比如风头浪尖上,奶茶妹的那一句:“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圆满,惟愿守得云开见月明”。大多数人都认为奶茶妹是为了生存,但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女人常常会有这种幼稚的慨然。

当男人把她们抬到神的高度,她们心中就会忽而生出圣母的慈悲,却不知自己原本不过是一尊泥菩萨,或者,不过是盘中祭品,那被称之为“牺牲”的本身。

不知道萧红当时是什么感受,只知道她放弃正在建成的城堡,离开日本,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次,又是万劫不复。

尽管萧军以求助者的姿态召唤萧红回来,但她真的出现在他面前,他并不能待她比从前更好。许粤华依然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萧红经常会见到他们夫妻,而黄源恨屋及乌地,对萧红也没什么好脸色。《萧红传》的作者季红真采访了梅志等人,得到这样的说法:“当时许粤华已经珠胎暗结,做了人工流产,萧军忙着照顾她,根本无暇顾忌萧红。”

萧军的“家暴”传闻,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作家靳以的回忆录里,说有位S将萧红的眼圈打得乌青,萧红还试着在朋友面前替他遮掩,S得意地说,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就打了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作家靳以说他们当时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应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更怕他会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这种话来。

S是谁,不言而喻。

萧军还和他的朋友一道嘲笑萧红的作品,大致意思跟周一围说他老婆不算标准意义上的表演差不多,未曾意识到这也许是萧红唯一的出口。

痛苦中的萧红再次尝试离家出走,去过寄宿画院,被主持者以“你的丈夫不允许”拒收,后来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她给萧军写信说,她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她叹息:“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看得出,即便再次与萧军分开,她也不复在日本时的平静,带着这种被“毒液”浸泡的心情,萧红和萧军携手并行了一些日子,直到她遇到端木蕻良。

旁观者都说她最初对端木极尽蔑视,但还是选择和他在一起,其间的道理倒不难理解,就像她曾说的:“口渴的那一刻,觉得口渴的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她需要一个帮手,将她从苦境中带出,不管这个人是谁。

可是不再口渴的人,也更容易感觉到大空虚,她和端木蕻良婚姻的不能尽如人意之处,让她少不了将端木的缺点,和萧军的长处比较。说到底,一个男人未必能够覆盖另外一个男人,对比当年她在日本的“黄金时代”,不难发现,自我建设也许才是真正有效的救赎。

然而我们回头看萧红的那封信,会发现萧红终究是不能完全享受她的黄金时代的:“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不惯于冷清,不能享受寂寞,也许才是萧红的致命伤,也是从前的女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习惯于左顾右盼,希望有人接住自己的目光。我曾经说萧红贪恋泥淖里的温暖,这注定了她的功亏一篑,她东京的这段生涯,也因此如同西西弗推着石头上山,在既定的命运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参考书目:1,《萧红书简》萧红萧军著;
2,《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叶君著;
3,《明治~大正,神保町留学生地图》大里浩秋
4《从神保町一带看中日关系》川岛真
5《汤岛圣堂那些不为人知的中日交流》德川家广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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