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上大学得花多少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大学跟大学不一样，有的大学收费高，有的大学收费低；学生跟学生也不一样，有的学生比较浪费，有的学生比较节俭。

咱们先来算算那些最基本的开销。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大家都知道，民国没有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你要拿着中学的毕业证书、四寸的半身近照三四张，如果想读的是师范大学或者教育学院，还得拿着你籍贯所在地教育局开具的介绍信。你把毕业证、照片和介绍信递过去，人家一看手续完备而且没有造假，就会让你缴纳报名费。要缴多少钱的报名费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般就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

交上了报名费，你会领到一张志愿表，你需要填上姓名、年龄、籍贯、学历、通讯地址和你想要报考的院系与专业。填完以后，拿到登记处登记，又可以领到一张体检表，上面印着考生体检的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过了几天，你去体检，通过以后，又能领到一张准考证，背面印着该所大学招考新生的日程安排、考试科目和考生须知。到了规定的入学考试时间，你来到考场，把各科试卷上的题目做完，考出好成绩，再通过一场很简短的口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也就是说，在民国考大学，是先填志愿，然后再参加体检和考试，那三五块大洋的报名费，实际上就是体检和买试卷的费用，假如你在体检、笔试和口试这三个环节当中的任何一环败北的话，人家是不会退给你报名费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大高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当时的最高学府）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号到8号，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参见卢绍稷《大学投考指导》，上海勤奋书局1932年版）。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现在假设你已经通过了某所大学的体检和考试，被录取了，开学那天，你带着行李走进校门，去登记处注册，这时候，你要缴纳学费。各个高校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 比北大和清华贵一倍左右，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是清华的五倍（以上学费数均见于《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其中光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应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参见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老舍先生笔下有位骆驼祥子，在北京城里拉人力车，小伙子聪明能干而且省吃俭用，挣一文攒一文，纯收入比城郊的农民高得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不休息，最多才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假如他和虎妞生下一男半女，能供得起孩子读大学吗？绝对不能。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文坛大腕，如鲁迅、冰心、茅盾、郁达夫、钱钟书、叶圣陶、徐志摩、臧克家等等，都读过大学，甚至在国外留过学，细究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至少是中产之家：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次长，徐志摩出身海宁望族，郁达夫的哥哥是大律师兼大法官，钱钟书的父亲是教授，茅盾的父亲是乡绅，臧克家的父亲是地主，鲁迅小时候虽然家道中落，他母亲毕竟还拿得起八块大洋的盘缠，使他得以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进而赶上清朝末年的留学潮，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倒不是说这些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是说在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陶希圣的描述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基本没有。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好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935年2月12号《申报》副刊《自由谈》，臧克家专栏《愁来碰人》）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女生流传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意思就是说北大的男生暮气沉沉，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则大多没有钱，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既有钱，又有活力，适合做男朋友。为什么说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大多没有钱？因为所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不得不报考师范大学，有钱的学生都去报考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了。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二十四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十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五十名教授，其中二十二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了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梦魂牵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想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遭到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阻挠竟成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的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的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各具特色的办学

　　比之圣约翰毫不逊色的还有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同样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育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这些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似乎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在各自职业天地里游刃有余。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斗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的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四川帆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南京的教会大学，曾经毕业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遭到致命打击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中三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反帝情绪的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1950年10月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他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进行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但是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后的燕京、复旦背后的圣约翰、浙大背后的之江、苏大背后的东吴……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圣约翰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

可惜了.

一声叹息.

李中清教授（Professor James Lee），是著名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及社会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诺贝尔物理学得主李政道之子。

出身数理世家的他，力主将社会科学计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他认为这种特殊的历史研究方式更易于接近真理：更利于得出客观结论、更容易发现一些人们主观臆想之外的事实。《无声的革命》一书就是他和自己的研究小组以这种方式对新中国精英教育公平作出的一份客观鉴定。令人尊敬的是，作为研究绝对领导者的他，在书作者署名位置谦逊地排在第三位——仅仅因为他的母语不是中文。

采访：您谈到北大和哈佛的教育公平问题，事实上教育改革和强调教育公平一直是中国社会近年来的高关注话题，大多数时候人们习惯于将西方或者直接是美国的经验当作参照坐标。听说您有曾经长期负责美国顶尖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工作的经历，您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精英教育公平问题？这种经历对《无声的革命》这项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李中清：的确是有影响。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我大概参加了有七年，而且本科生选取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做了三四年。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有一个SAT考试，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看看加州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成绩和他们SAT的数学成绩是否相关。后来我们发现，虽然基本上不相关，但数学满分800，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780，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毕业的可能性会增加300%。我们因此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收任何SAT数学成绩在780分以下的学生，除非他有物理奥林匹克奖之类的奖项。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在美国相对客观的录取标准，以便录取更多的成绩更好的学生。

后来我们把加州理工学院录取改革前和改革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有了客观录取标准之后，我们的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忽然降低了好几万美元，而且和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之类的学校进行同样的比较，我们收的孩子就比较穷一点。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数学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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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革命》导言
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１９４９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本文利用一所中央直属精英大学（北京大学）和一所省属精英大学（苏州大学）的数据来证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进入两所精英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大，但到２００２年前两所学校中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１９４９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有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基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 参加科考还需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 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 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所垄断的局面并未改变。高等教育规模有限，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１８．５万人， 以１９４９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 略低于清代举人的比例。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
１９２９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１８２名大学生调查后感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多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

１９４９年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教育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基础教育得到大力扩展。此前中国仅有３％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成为大学选材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２１世纪初已有超过５０％的适龄人口能接受高中教育，比例 提升了十多倍。全国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几率也从０．１％提升到１５％左右， 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只能从极小比例人口中选拔高等人才的传统。有学者认为，１９４９年 以来中国教育的努力，体现了孔子宣扬的“ 有教无类”理念。
全文，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4_l5M1sSsyjeiWg1Oa.

再次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