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圣战：伊斯兰、十字军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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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历史回声#刘阳《纠结的圣战：伊斯兰、十字军与禅》西方对于十字军的反思和检讨，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对待东方文化。毕竟，人犯下大错往往就在那些我们觉得特自信的时候，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不乏令人警醒的例子值得记取。
@从启蒙运动开始，高举理性的欧洲人文主义者认为十字军是一群被教廷鼓动、残暴贪婪的乌合之众，他们呼吁基督徒要向东方更仁慈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学习。
@日军在二战中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佛教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动员作用，和尚们在1930年代争相鼓励杀戮，成为最受军方欢迎的人士。就在南京大屠杀的前几天，著名禅师就出现在围城的日军中鼓舞士气；甚至早在日俄战争期间，禅师们就曾作为军队的一员亲手杀人。
纠结的圣战：伊斯兰、十字军与禅
刘阳
9月23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正式开庭审理，美国人再次被提醒恐怖主义对社会与自身安全的威胁。此前，媒体已经披露了对嫌疑犯背景的深入调查，在无辜受害者的眼泪背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子挥之不去。
911之后，伊斯兰教极端教派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甚至刺激学界从伊斯兰教的视角来重新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毕竟，难道只有伊斯兰教有圣战吗？基督教不是也有十字军东征吗？
宗教所引发的暴力，在西方的学术与舆论环境里，十字军是最被广泛关注和反思的，对十字军现象的思考本身也经历了几波变化：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注意到，许多敬虔的信徒出于信仰的热情，变卖家产，存着还债的心态，经过一番苦旅侥幸回到故乡的人大多沦为赤贫，加入修会，但罗马教廷用来征召十字军的宣告无疑是错的——如果信徒参与把圣城夺回来，以前所犯的罪就既往不咎，也不用去炼狱受苦，因此他们的批评主要针对天主教的神学谬误。
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高举理性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十字军是一群被教廷鼓动、残暴贪婪的乌合之众，他们当时就呼吁基督徒要向东方更仁慈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学习。
近代站在反宗教立场上的马克思等左派思想家，本来就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欺骗、奴役民众的工具，因此完全从经济角度视十字军为一群垂涎东方财富的野蛮人。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在反殖民主义的风潮中十字军又被看作原始殖民主义的劣迹。
十字军的恶劣和混乱，在第四次东征中表现最为明显。为了筹措部队的给养，十字军帮助威尼斯商人攻打商业对手──位于基督教版图内的扎拉(Zara)人，之后为获得资助又进攻君士坦丁堡，于是就出现了西方基督徒攻打东方基督徒的一幕，当时的教皇被气得要割除他们的教籍。2004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特别为此向希腊地区的东方教会基督徒道歉。
今天的基督徒不必讳言这段历史，信仰必须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问题就在于真相在不同的人眼中竟然是不同的。西方人对十字军现象更为深刻的反思，非寥寥数语所能道尽，最值得宗教信徒警醒的首要一点，是勿以信仰的名义流血杀人。
从启蒙运动至今，这种西方文化里自我批评的声音很多时候都混杂着一种对东方的浪漫主义幻想，西方人用一个存在于东方的“香格里拉”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东方有意无意迎合了这种想象，加之东方文化“隐恶”的传统，这些都影响了东方自身的反省与自新。
今天，学者客观而清醒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而多角度地反思我们所来自的东方，布莱恩·维多利亚（Brian Victoria）的《战争中的禅》（Zen at War）就是一本这样的著作。1997年甫一出版，就引发学界轰动。
与东亚各国无论是战争的侵略方还是受害方，都很方便地将一场浩劫归罪于军国主义不同，布莱恩以顽强的调查和详尽的史料，清晰地勾勒出日军在二战中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佛教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动员作用，和尚们在上世纪30年代争相鼓励杀戮，成为最受军方欢迎的人士。他们极深地介入了那场战争，甚至就在南京大屠杀的前几天，著名禅师就出现在围城的日军中鼓舞士气；甚至早在日俄战争期间，禅师们就曾作为军队的一员亲手杀人。
日本佛教界对此保持富于意味的沉默，西方的佛教爱好者一夜之间发觉他们原以为和平宽容与冥想超脱的禅意，竟然与纳粹主义和战争结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同盟。倍受推崇的禅师原田祖岳1939年写到：“若下令行军：前进，前进；若下令开枪，砰砰。这就是彻悟的无上智慧的体现。”当时日本出版的《大乘禅》杂志上，充斥着各种激烈鼓吹“圣战”的文章。
布莱恩本人就是一位颇具资历的禅师，曾在日本寺院里跟随禅宗大师修习多年，直到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他把一个既匪夷所思而又顺理成章的等式列在读者面前：不思考=无念无想=无我=无业。如果杀戮时“不考虑任何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不加任何思考地去作战”，就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杀戮就成为一种对于开悟的优雅表达。在这个奇怪的等式里，受害者总是被忽略，好象杀戮与他们全然无关。
当代日本著名禅学者镰田茂雄如此解释：禅实属“非情”之物，不仅否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之心，而且彻底否定人伦道德。生死对错皆无分别，“当下即是”与“立处皆真”被解释为不管什么情况下的任何行为都是“真的”。由此，可以生出“无比勇猛之心”，所以无论是日本陆军的南京暴行、海军的神风特攻队还是今天的“不认罪”，就都可以解释了。日本禅学以其日本文化优越论和对“积极地屠杀”的合法化而成为这一切行为背后深层的精神资源。2006年《战争中的禅》修订版问世时，美国媒体有书评径直就以《禅宗的圣战》为题。
以至于希特勒都羡慕地说：“我们拥有一个错误的宗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日本人将为国捐躯视作最高荣誉，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宗教呢？”他掌权后立即着手对基督教采取控制、打压和迫害。
日本禅宗与西方对话的代表人物铃木大拙，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充满了和谐与睿智，但也曾讲出如下高论——“宗教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国家的存在”；“禅能够与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制度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主义相结合”。这种公然宣告该如何解读？
格外引发笔者兴趣的是，检索相关的文章和评论，笔者发现西方的观察视角并未过多关注中日两国的不同，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东亚乃至南亚佛教文化圈内部的事情。
本世纪初，发生在达赖驻地达兰萨拉的一起谋杀事件――藏传佛教里某个教派的成员将敌对方的和尚们活生生地剥皮，再次使西方知识分子反省，他们心中的那个西藏或许已经被“香格里拉化”了，西方浪漫派所一再美化的东方正在逐渐回归本色。
学者们也注意到，佛教僧伽进入政治之后所形成的佛教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所具有的暴力倾向，正是斯里兰卡种族流血冲突多年不断的背后因素。“佛教复兴、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这一分析框架为现实提供了一种解释。
而中国的现实有多少可以被纳入这一分析框架之内？没有人为此提供答案，真正的思考在历史和书本停步的地方才开始。好在，西方对于十字军的反思和检讨，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对待东方文化。毕竟，人犯下大错往往就在那些我们觉得特自信的时候，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不乏令人警醒的例子值得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