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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苦难的漠视:美国的开国国父们如何为奴隶制辩护?

对他人苦难的漠视:美国的开国国父们如何为奴隶制辩护?

对他人苦难的漠视:美国的开国国父们如何为奴隶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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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苦难的漠视:美国的开国国父们如何为奴隶制辩护?
原创 2016-12-27 程映虹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程映虹
来源=2016年1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整整两百年,奴隶制是北美殖民地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解美国历史和美国制度的形成,不能只知道清教徒、五月花号、《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能只看到普利茅斯和波士顿。纽约港口的那尊自由女神像固然是美国移民史的一面,三百年中无数横越大西洋的贩奴船也是这个移民史的另一面。美国早期历史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独立宣言》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原则与社会现实中的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回避美国历史的这一面,把奴隶制视为外在的、可有可无的因素,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轻描淡写带上一笔,是中文世界很多美国叙事的通病。提起奴隶制,很多人会说:“哦,那后来不是废除了吗?”

有奴隶制,就有为奴隶制辩护的意识形态,它不但是美国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对于后人认识世界历史上各种类似的制度也有普遍意义。保罗·芬克尔曼编辑的《捍卫奴隶制—美国南部奴隶制思想介绍》(以下简称《捍卫奴隶制》,Defending Slavery: Proslavery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edited by Paul Finkelman, Bedford/St.Martin,2003)一书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史料和分析。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编者对奴隶制在美国的历史演变和奴隶制意识形态主要观点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书的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种族观念这五个方面选编了内战前为奴隶制辩护的历史材料。

推翻独立宣言的原则

对于奴隶制,美国国父们(主要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亚当斯等)有一个共识:它和美国革命的原则相冲突,《独立宣言》中人生而自由的原则应该落实到黑奴,但这个问题事关南北方的政治统一和南方经济依赖奴隶制的现实,只能留给后人解决。南方各州代表在讨论《独立宣言》草稿时连谴责英国奴隶贸易的段落都拒绝接受,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又拒绝将奴隶制列入,把它置于联邦无权置啄的各州的主权范围。但慑于革命年代自由平等原则深入人心的情势,南方也只是强调奴隶制是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保护,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它辩护,满足于不让北方染指其既得成果。这个道义原则和政治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在宪制的框架下暂时搁置了。一个国家内部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道义冲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不祥地缺席了。

进入19世纪,建立于棉花和烟草出口上的南方经济搭乘欧洲工业革命的快车迅速崛起。奴隶主阶级利用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无人权优势(奴隶劳动)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充分的财力对抗废奴运动的外部压力,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反守为攻。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约翰·卡尔弘1837年在国会发表了反击废奴主义的著名讲话,彻底为奴隶制做道义上的翻案,说奴隶制“好,就是好!”(“a good—a positive good”)。但这个“南方特殊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of the South”)长期以来成为北方废奴主义舆论诋毁和污蔑的对象、国际道德十字军讨伐的目标。现在南方政治家必须赢得这场舆论战,在世界上重塑自己的形象。他们不满足于守住奴隶制是南方各州主权、不容联邦和北方干涉的底线,积极建构奴隶制意识形态,为奴隶制寻求道义的合法性。具体到给予黑奴自由这个问题,他们从过去的回避和搁置变为公然否定和拒绝。

芬克尔曼说,南方奴隶主构建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前提就是推翻国父们在独立和建国时对奴隶制问题的共识,彻底拒绝《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兰道尔夫在1826年就说《独立宣言》是“最危险有害的假货”。 同为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的爱德蒙德·鲁芬,不但经营有道而且学养深厚,是种植园经济学家,他宣称《独立宣言》是一份危险的文件。这个奴隶制狂热的信徒是南方对联邦军队打响第一枪的人,他在南北战争结束后怀着对北方的深仇大恨饮弹自杀。南卡罗莱纳州的奴隶主约翰·卡尔洪长期担任参议员,也当过副总统,他说《独立宣言》中的平等观念是“虚假的教条”,只具有“虚伪的真实性”,是被“毫无必要地塞进《独立宣言》”的。南卡罗来纳的另一个种植园主詹姆斯·亨利·哈门德也曾任联邦参、众议员,他说自己对《独立宣言》中“那些高尚动听和感人”的言词嗤之以鼻。

乔治亚州政治家、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1861年内战爆发前发表的“奠基石演讲”(The Cornerstone Speech)中不但彻底否定《独立宣言》,而且要求修改宪法、将奴隶制明文规定合法化。他说国父那一代认为“对非洲人的奴役是违反自然法的,在社会、道义和政治的原则上是错误的。对他们来说,它(奴隶制)是一个罪恶的但又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但那个时候这些人总的看法是上帝的旨意迟早将会让这个制度消亡。”他认为国父们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个谬误,因为“它们建基于种族平等的观念上。这是一个错误。这些观念的基础是流沙,如果一个政府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它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

坚称奴隶制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对同一时期崛起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工制度的批判和否定,这是理解这个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关键。对于资本主义从封建贵族专制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出发的批判,我们并不陌生。但站在奴隶制角度的批判,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这恰恰是奴隶制意识形态最“理直气壮”之处。

奴隶制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要点是拒绝废奴主义让奴隶成为自由劳动者的要求,强调奴隶制比自由劳工雇佣制度更人道更文明,它对奴隶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就业和生活保障,这种保障还惠及奴隶的家庭成员,让弱者免受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无情支配。它的逻辑是:正因为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奴隶主的财产,所以奴隶主会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安排好他们的一切,包括从认字到受洗做礼拜(庄园有黑人教堂),男女配对(奴隶在法律上是主人财产,不能有正式婚姻)和生孩子也都由庄园主记录在案。这种包办被称为父权主义或父爱主义(paternalism),根本不同于基于自由和权利的冷冰冰的契约关系。在契约关系下,资本家根本不会关心工人在自己工厂以外的生活。所以,实际上黑人奴隶的处境远比白人自由劳工强。这个paternalism 和freedom的对立就是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差别。

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卡尔宏1837年在国会发表反驳废奴主义的重要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很少有国家让劳工分享如此多的收成,让他们承受如此少的负担,或者在他们生病和年老时受到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把他的状况和那些生活在在更文明的欧洲的破败房子里的租户相比—看看那些患病的年老力衰的奴隶,他们身边环绕着亲友,沐浴着主人夫妇慈爱的关注,然后你再看看住在那破败房子里被遗忘和抛弃的可怜人吧。”

1853年斯托夫人出版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废奴主义宣传的强大武器。南方各州迅速将它列为禁书,邮局检查从北方来的邮包。奴隶制的辩护士们发起舆论反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J· 格雷森发表的五十页(共1500行)的长诗,题目是“雇工与奴隶”(这里的雇工指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劳工)。格雷森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歪曲丑化奴隶制,充满了偏见、歧视和捏造。他在诗中把奴隶制的庄园生活浪漫化,牧歌化,黑人在这里习得各种在非洲无法想象的劳动技能,享受集体生活,晨钟暮鼓,数代同堂,从住房到服装和饮食甚至子孙后代的生活无一需要自己操心(奴隶在法律上世代为奴),主仆之间温情脉脉。

芬克尔曼说,从奴隶制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论证奴役就是比自由好,这个理论工作做得最复杂的还要数乔治亚州的作家和社会思想家乔治·费佐。1850年代费佐先后出版了《关于南方的社会学—或者自由社会的失败》和《都是人吃人—或者是没有主人的奴隶》两本书。他提出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已经失败,现在是美国南部的奴隶制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个惊人的结论,并认为所有人类社会其实都是奴隶制度,只不过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是公开承认的和最合理的。

费佐批判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说他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全都搞错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哪里都有最底层的劳动者,而奴隶制就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制度性保护,用强制他们为奴的方式彻底解除了他们的生存压力,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资本主义给人的自由不过是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他看来世界历史证明了自由并不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它一向就是被出卖和被交换的,所以恰恰是不自由的南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北方才是例外。他甚至提出要把白人的底层也奴隶化,把《独立宣言》的名句修改为“人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被奴役的自由”。

对社会主义的牵强附会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欧洲相比,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在美国似乎影响很小。但是细究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的产生,人们可以发现它不但和社会主义同步登上历史舞台,从各自的角度同时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在它的理论家那里,奴隶制竟然被牵强附会成和社会主义具有相似的目标,甚至是后者最高和最现实的形式。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奴隶制如何为自己辩护,以及它和十九世纪不同思潮之间的关联非常有意义。

前面提到的那个南北战争后含恨自杀的鲁芬对奴隶制和他理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做过论述。鲁芬说欧洲和北美的社会主义都主张用劳工联合
(associated labor)来对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造成的劳动者的分裂和绝望的生活处境。十九世纪上半期有很多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来到北美从事乌托邦新社会的试验。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种植园主和土壤学家,鲁芬观察到很多实验都规划得很好,所在地的自然条件也很适宜,他甚至说在这里工作一个小时的效果抵得上在欧洲十五个小时,但除了极少数由严格的宗教团体组织的社区,所有这些实验都失败了。他说所有这些试验都不是在奴隶制的南方进行的,而在他看来南方通过奴隶制不但已经实现了劳工联合的社会理想,而且取得了经营的成功。他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学的角度评论乌托邦社区的经济制度,得出的结论是前者在人力和时间上比后者要有效很多倍。

费佐也在他身体力行的奴隶制和他所理解的十九世纪的欧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发现了本质联系,得出了“奴隶制是社会主义的最佳形式”("Slavery is a form, and the very best form, of socialism.")的荒谬结论,因为社会主义要“消除自由竞争,对劳动阶级提供最全面的保护和支持”,建立共享财产共同劳动的集体。所有这些,在他看来奴隶制都已经实现了。两个批判理论和实践,一成一败,其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和保障人的自由权利,拒绝和剥夺这个权利就是后者成功的秘诀。

严厉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从英国到欧洲再到美国北部设立了所谓“自由劳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骗局,实际上将工人置于远不如奴隶的境地,是用虚假的“自由”来掩盖实际生活的毫无保障。自己赤裸裸地剥夺奴隶的人权,却指责别人虚伪,用历史的实然代替道义的应然,这就是奴隶制意识形态的自我辩护。

不但如此,奴隶制意识形态在自己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牵强附会地发现共同点,以自己的所谓彻底性批判它们的不足,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实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构成了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对建基于启蒙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废奴主义的反击中很有迷惑性的一面。美国废奴主义政治家林肯也认为这是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中最可恶之处,他对费佐的理论尤其厌恶。

保障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深受劳资冲突的困扰,社会阶级分化严重,这不但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引起了对物质进步究竟能否最终实现美好社会的怀疑。但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这也是所谓“美国例外论”的一方面。奴隶制意识形态认为美国北方和欧洲一样也有劳资冲突和社会分化,但奴隶制的南方不但消弭了阶级冲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保证了彻底的社会和谐,有望为人类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模式。

在奴隶制思想家看来,人在“生理、道德和心智上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正如斯蒂芬斯在“奠基石演讲”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相”。历史上伟大的文明都建立在奴隶劳动上,例如希腊和罗马。承认这些不平等就会接受权利的不平等和每个人都不可能享有同样的自由这个结论。无视这些不平等,强行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权利和自由,不但在事实上只会使得强者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弱者无法也无能享受名义上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会使得弱者心生怨恨,导致社会冲突。

奴隶制思想家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社会阶级区分制度化固定化,在法律上规定不同人群享有不同权利。在美国南方,以肤色种族区分奴隶和自由人,这样黑奴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但也被安排好稳定的生活,而白人整体无论贫贱都是平等的公民,白人当中的下层有黑奴垫底,虽有不满但心理上认为和白人上层毕竟同属一个权利和社会集团,这样白人内部的阶级冲突就被消弭了。这就是奴隶制对于社会稳定的贡献。

奴隶制的辩护士说,环顾世界,为什么只有美国南方没有阶级冲突,没有劳资纷争,没有罢工,没有不同的社团,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是因为奴隶制把人类历史上一向被默认的事实确立为政治和法律的原则。卡尔宏在他1837年的讲话中对国会议员大声疾呼,说美国南方的制度实验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它将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和谐的典范。

在经济上,奴隶制辩护士骄傲地宣称以棉花生产为主的南方经济不但是美国经济而且是世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棉花主宰美国经济,是美国之王。他们甚至相信以欧洲经济为主的世界经济不会让他们所依赖的美国奴隶制崩溃。如果南方和北方决裂打内战,南方一定会得到国际支持,就像当年北美独立受到法国的支持一样。他们完全忽视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已经找到其他更廉价的棉花生产地(除去印度更有埃及),美国内战爆发后世界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崩溃,南方在国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值得一提的是,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还全面否定十九世纪废奴运动的实际成果,说废除奴隶制就会天下大乱。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海地发生由姆拉托(黑白混血)和黑人发动的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革命,取得了独立。过了二、三十年,美国和英国分别支持获得自由的前黑奴返回西非,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独立建国,作为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又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所有这些地方,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上都面临重重问题。美国奴隶制的辩护士把这些地方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落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废除奴隶制,来教训和吓阻北方的废奴主义者。

以上介绍的是十九世纪美国奴隶制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关系比较密切的方面。这个意识形态还包括宗教(对《圣经》的有关内容的解释)和历史(借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奴仆的理论)的说教。但最重要的还是种族主义,即黑人的种族低劣决定了他们是天生自然的奴隶,他们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配享有自由,所以奴隶制反而是对他们的保护,不然他们会成为自由竞争的牺牲品。在种族主义的理论上,美国南方奴隶制意识形态不但实际上和同一时期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理论并驾齐驱,而且和同时代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关系要比后者更密切,这一点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捍卫奴隶制》一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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