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我是如何开始信基督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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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我是如何开始信基督教信仰的？
2015-11-09 麦琪的礼物
来源:共识网.作者:何光沪、蒋保信/采
受访嘉宾：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特约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何光沪自选集》、《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天人之际》和《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等。
问题一：
蒋保信：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何光沪回答：
我信仰基督，不是由于一个突然或急剧的转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开始”到“走向”，颇为奇妙，回顾之下，只能感恩。
我小时候对基督教的第一印象，只能说是“坏得难以置信”。我从出生（1950年）开始，就住在全省最大的教堂--贵阳南堂（主教座堂）旁的修道院里，因为那时候教堂及修道院已被占用，改作小学、工厂、仓库、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而我母亲是那所小学的教师，家住校内。记得大街上有宣传栏，常常贴了许多模糊不清的图片，我那时还未上小学，就问上了学的大朋友：“这张图上有个大罐子，下面的字说什么呀？”大朋友们就念：“大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心脏，是教堂的人挖出来炒菜用的！”“那另一张呢？”“另一张写的是：罐子里装着许多中国小孩的眼珠，是教堂的人掏出来做药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什么呢？就是专干这类坏事的！
那时的我，是否相信这些宣传呢？现在我回忆时才发现：我当时就不相信，尽管我三十多年后才读到，曾国藩作为钦差大臣调查教案后，判定这类说法纯属造谣，请求朝廷降旨告白天下，“一以解士民之惑，一以雪洋人之冤”。
由于这样的宣传（关于基督教的任何其他信息，都是完全封锁的），当时全中国的年轻人，对基督教应该都只有极坏的印象。但是，尽管没有任何好印象的来源，我却并没有任何坏印象。所以，当礼拜天小伙伴或“大朋友”们邀约到教堂门口，对着里边挤在货物旁唱赞美诗的七八个老太太，模仿圣咏曲调大叫“牛屁冲天主，马屁冲圣母”的时候，当伙伴们放学后举着竹棍、呼啸着冲进教堂后边的大修院果园去“横扫”蟠桃树林的时候，我虽不懂得什么是圣母、什么是大修院，但看着老太太的神色和地上的蟠桃，心里却有种罪恶感。
当然，在那个时代，大家都陷于无穷无尽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会完蛋，谁还有心思去考虑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呢？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宗教的迹象，不存在任何基督教的迹象了！老太太们不见了，蟠桃树都被砍掉了。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国的中学生都下乡务农当了“知青”，我是其中少有的“回锅肉”--因为我下乡后回了城，却又再次被“下放”。第一次是1968年，同很多知青在一起，还能苦中作乐，大家一起唱唱歌。第二次是1970年，母亲被“下放农村”，我得陪同，到了一个没有知青的山区，那里除了农民，就只有被下放的城里最底层的人，小摊贩、补鞋匠、“黑五类”等。为了糊口，我常常得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在一座连一座的大山里挥汗如雨、踽踽独行。
问题二：
蒋保信：是在贵州吗？
何光沪回答：
是贵州，同湖南、四川（现在的重庆）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陡峭的山上没有路，只有间断相连的乱石；汗水迷眼的时候，常常踩错石块扭伤脚，只好坐在地上，无助地仰望着空无一人的高山和蓝天。从我那个村子到“公社”所在地，有一段山腰上的平路，行走时常常是云在脚下，淹没了山谷中的一切，鸡鸣狗吠混着人声从云下清晰地传来，却不见一个人影？？何等美妙！当然，回顾现实，20岁的我只有一个前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里，在时时惊叹自然壮美之余，又不得不常常慨叹人世艰辛。我想，在世间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人会把目光转向苍天。这几乎是必然的！
那时候，中国人能看得到的所有媒体都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着我们去解放。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想逃出去，不是想解放全人类，而是想解放他自己，但是行动者多半在边境上被抓回来，以“叛国投敌”罪判了刑；很多人乘舢板或游泳去香港（“逃港”），除了被抓回来的，有不少冻溺而死。
我在那个山区时，距离三年大饥荒已经十来年了，但仍有许多人处于半饥饿状态。经常有农民下工后碰到我，忍不住说：“老师啊（数月后我当了村里小学唯一的教师），今天又有某某坐在坡上哭呢！（常常有人，特别是那些18岁了还胸部扁平的女孩，饿得举不起锄头，就坐在地里哭泣。）”在一起去“赶场”的路上，常常有老乡指着路边的房子问我：“老师，你说这房子里有人吗？”我说：“什么意思？房子当然有人住嘛。”回答是：“没有了！这一家人死绝了，房子里荒草比人还高。”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指着另一间房子，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这家人也死绝了吗？”他们说：“是啊，你看门口，那草都长成什么样了！”
在现实中，你不可能改变这环境--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或者“多养两只鸡”就被说成“资本主义尾巴”。在这种环境下，在压抑、赤贫和不平的包围下，如果我的思想和意念，不能够突破这个局限，不能够超越这个世界，不能确立超乎此世的希望，那就只剩下绝望，只能自杀了。
问题三：
蒋保信：那时候您还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思想吧？
何光沪回答：
我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半点基督教思想，但奇妙的是，我有了某种超越这个世界的意念。我用心领会从城里带去的旧书《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发现哲学家们多半不认为此生就是尽头、这个世界就是全部。反思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信仰上帝很久了--两三年前，为落上“户口”、为谋得生路，奔波于闹市衙门之间、奔波于风雨山路之上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常常在向上帝呼告了吗？现在研究宗教学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可以说是人性潜藏的、人类共有的“自然神学的”信仰。
同《圣经》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似乎有点儿神秘--我二哥何光宁是1964年刚念完初中就下乡的知青，“文革”开始后我经常去他那个村寨。有一次刚进门，他就从枕头下取出两本古旧的线装书，神秘地递给我说：“这不是一般的书呀！”我捧看封面，楷体竖排标题，一本叫《马太福音》，一本叫《使徒行传》。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在村里烧书（把抄家抄来的书堆起来用火烧，在“文革”中是常事）的火堆里捡来的。我问他是这什么书，他说，是《圣经》。他看的书比我多得多，也许因此而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但竟然满怀敬畏，翻到施洗约翰的“绣像”，就不敢再翻了。回想之下，当时觉得真是“天书”、“圣书”，我还看不懂、不敢看吧？总之，我并没有带到“下放”的地方去阅读，也还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但是，尽管朦朦胧胧，我却有了对上帝的信仰。
1973年5月，下放者允许回城了。我回到城里，抱着在乡下自学英语时写满的一尺厚的作业本，到教育局找英语教学负责人。我不认识他，头脑里也没有贿赂概念，一周后他居然让我到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那种职位是随时可以解雇的“瓷饭碗”），月薪30元。我当时那种惊喜之情、感恩之心，难以言表！
1977年底，中国恢复高考，我历经磨难才报上了名。从我两个哥哥以往的经验（都是优等生，都不让上高中）来看，我担心能否录取（怕又是不看成绩，只看出身）。所以，为了求得一个“铁饭碗”，我在考试之后，又跑招生办打探，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但在考前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恩之余，心想应该知足，就没去考场。于是在1978年春进了贵阳师范学院。
可是第二年，刚上大二，我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专业研究生。全校学生只有我一人考上了研究生，同学们自然很奇怪（那时候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生）。他们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考“研究生”呢？怎么能考上呢？怎么会想到考“基督教”呢？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铁饭碗”心思的余绪所致（因此第二年才会注意到招生信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矮子里面比高矮呗，也许来比高矮的人太少吧？第三个问题呢？我说出了一个答案：同别的专业相比，备考较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世界历史”这两门，我能找到书看；“基督教常识”一门，大家都同样没书可看，我却借到了校内唯一的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读了其中长长的Christianity一条。我没说出来的，还有一个答案：我很想“研究”一下，信上帝是不是有道理，基督教是不是有道理。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整整研究了35年。越研究，越觉得有道理。信上帝有道理，基督教有道理。基督教里有一句名言：“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我这几十年的历程。它也表明，基督教的信仰绝非迷信，而是经得起理性检验的、真正的、崇高的信仰。随着“信”而来的“望”，是个人生活最后的支柱；随着“信”而来的“爱”，是人际难题最后的良方。
问题四：
蒋保信：您真正确认信教的时间，应该是上研究生期间吧？
何光沪回答：
“信教”这个词有些别扭。基督徒都说“信主”，即对基督的信仰。说信上帝、信基督，而非信一个“教”，似乎更准确。至于时间，刚才说了，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想，上帝的启示，可以是突然的，也可以是渐进的。
我最近在看林语堂的《信仰之旅》，那是他的思想自传。林语堂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从小信仰基督。但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开始背离基督教，有意识地学习、钻研中国文化。他对儒家、道家、佛教，都有很深的理解、很高的评价，一辈子浸淫其中。但是在晚年，他还是回到了基督教信仰。我和林语堂当然不一样，我虽然开始时有一种信仰，但是很模糊，根本说不上是基督教，毋宁说类似于中国远古的上帝信仰。林语堂的基督教观点，总的来说是自由派的，但现在我觉得，保守派的观点也很有价值，甚至很重要。
我的信仰，从理性或社会历史条件来看，似乎根本不可能产生。我想，用上帝恩典和圣灵工作来解释，也许才说得通。
问题五：
蒋保信：信仰对您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何光沪回答：
前面讲过，在“文革”期间，下乡的时候，自然觉得是最没有前途、最没希望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曾经酷爱数学物理天文，梦想进科技大学，当科学家），同现实的生活（为能有燃料煮饭，每天放学后必须上山打柴，暮色朦胧中在山上摸爬滚打），反差太大了！第二次下乡时，常常回忆和其他知青一起唱歌的时光，而那时（我住的山头只有三户人家）却连唱歌也只能唱给自己听，或者唱给大山听；而且即使步行一整天进到县城，也找不到一本可读的书！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却每夜哼歌--硬读《外国名歌200首》，每夜读报--细阅《参考消息》，每夜冥想哲理--沉思《古希腊罗马哲学》，常常直到凌晨，内心才最平静、最安宁。也许，这就是信仰的作用，它让我永不绝望。
若只说现实和理性，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若没有信仰，我会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因为有信仰，我又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在现实中常常失望，希望一次次地燃起，又一次次地熄灭，但却不会成为死灰！
基督教讲信、望、爱，“望”就是希望。我以前不太理解希望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理解了。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基督教信仰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永远抱有希望。
问题六：
蒋保信：我在秋风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大概从2003年起，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这种转向的原因，除了他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外，还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完成转型，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您怎样看？
何光沪回答: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转型，要有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其实，韦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家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的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食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政府为了收税获利，也保护鸦片贸易。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虽屡战屡败，仍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以土豆为主食，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所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让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andAnne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吗？（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问题七：
蒋保信：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回答：
社会转型中众多复杂的、尖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ke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ke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前面说到，我自己在乡下时，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从不绝望，更没想过自杀。现在呢？有些人感到绝望，选择自杀，最糟的是还杀害无辜的人，比如，去年厦门、今年贵阳的公共汽车爆炸，还有每天可以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无数惨剧？？那正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反映。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开始有了为农民工服务的教会，你可以想象，一个因老板欠薪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工，或者一个因婚恋纠纷而头脑发狂的年轻人，进入教会，得到牧师的安慰后，自然会减少在公共汽车上放炸弹的可能性。难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说，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发现，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因矛盾而产生的摩擦。
总之，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让人抱有希望，让人忍受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不公，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不致爆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太太是搞宗教社会学的，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游船上去开了。
问题八：
蒋保信：《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文章提到，您的基督教信仰是近几年才为公众所知的，您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更公开地宣扬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何光沪回答：
这可能涉及一个远近亲疏的问题。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早就知道我信基督，1977年上大学之前，就有些朋友半开玩笑地叫我“清教徒”。我从未主动公开地宣扬自己的信仰，因为我觉得这是私人问题。但是，当我觉得问题不宜回避或某些主题要求时（例如采访），我也多次公开承认我的信仰。我知道耶稣要求不应隐瞒信仰，但也记得他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不喜欢那种成天“主啊主啊”的习惯。
另外，我很注意学者身份的要求。学术是“天下公器”，是社会的、公众的事业，同自己的私人信仰应该加以区别。不同学者学术研究的结论可以不同，但方法应该一样--客观、中立、科学、理性，尽量排除信仰的预设立场。这很难完全做到，但要尽力做到。我认为学术最起码的规范是，摆事实、讲道理，允许对立意见发表。我刚才讲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是正能量，那都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它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少数枝节的事实掩盖了，被更多无理的空论抹杀了。
不过，我也确实有一点转变，现在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顾虑那么多。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社会氛围其实是有变化的--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学术界为例，三十多年来，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群体对基督教的态度，大体是从敌对和批判，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再走向理解和同情。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宗教信仰与宗教学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学者创立了科学的宗教学，开创和推进了研究宗教的客观、科学的方法（正如不知道开创和推进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都信仰基督）。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多了一些，无论学者还是民众，对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宗教学界有一个说法，叫“脱敏”，意思是不要对基督教如此过敏。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问题九：
蒋保信：我看到过一个粗略的数字，中国目前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在七八千万左右。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何光沪回答：
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从社会学角度做调查研究。她经常说，既荒谬又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和公众，居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有多少人。刚才你说到一个数字，只说“可能”是，官方不承认。但是，官方也没有公布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对基督教缺少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冷静的、宽容的态度--注意，这几条是连在一起的：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才能够比较冷静地、宽容地对待基督教。否则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想问：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冰心呢？老舍呢？林语堂呢？晏阳初呢？
他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国人吗？这些基督徒是中国的精英。
因为对基督教缺少历史的、客观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来看基督教。因为敏感、紧张，所以害怕基督徒数量大。总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并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公众也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数字不对。华东师范大学前些年的调查数字是四千多万，海外有些说法是一亿两千万。你说的这个数字，在两者之间，可能比较接近真实。我太太是研究这方面的，我们经常聊这个话题，她讲的数字跟你说的差不多。无论如何，基督徒已经是中国人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法国人口总数差不多了！
换言之，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经成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然也应该说，基督教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我们还要注意，基督徒的影响和重要性，常常同它的人数不成比例。以香港为例，基督徒占人口总数不超过5%，但是香港近一半的中小学是教会办的，而且基督徒在养老院、幼稚园、孤儿院、残疾人康复医院等社会服务事业上做出的贡献，所占的比例极大。当然，香港基督徒是上层居多，很多都是社会精英，企业家、律师、教师、公务员等。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有朝社会上层发展的趋势，如果环境好一些，他们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新教基督徒有100万，天主教徒300多万，加起来也就400多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左”的形势下，人数迅速减少。1966年，官方当然没有统计数字了，若有，应该是零，因为那时谁也不敢说自己信任何宗教，因为全国先搞“无宗教县”，后来就成“无宗教国”了（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先是恢复正常，然后迅速发展，像是积蓄了很久的力量突然迸发，各种宗教也不例外。尤其是人们最容易看见的佛教和基督教，发展最为醒目；知识分子较少关注的民间宗教，发展也很迅速。
前几年有些学者提出，基督教发展太快，是中国宗教“生态不平衡”的结果或表现，所以应该扶持民间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发展。但另一些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宗教“生态不平衡”之说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从1949年到“文ge”，当民间宗教受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样受到了打击，并没有所谓前者为后者让路的情况。第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实也很快。很多调查表明，它们的发展比基督教还快得多。只不过媒体不大容易注意到乡下的小寺小庙和在特定时节才涌现的民间宗教信众。第三，在此作为比喻的“生态平衡”的本意，不是说（例如就植被这方面而言）某一种植物超过另外的植物就不平衡，而是说植物的分布应该适合于该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并且适应该地区生物链等自然需求，关键不在多少，而在是否符合自然规律。例如我国东北地区针叶林最多，是自然的，西南地区阔叶林最多，也并非不平衡。
这方面的规律，马ke思说得好：任何理论或学说在一个地方或社会实现和传播的程度，取决于它适应那个地方或社会对它需要的程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靠强势压制，只能因势利导。
每一种世界大宗教都是一种理论或学说。唐太宗明白什么是基督教（请传教士“书殿翻经”，自己也“禁闱问道”）之后，发布圣旨说，此教“济人利物，宜行天下”。唐武宗用行政命令消灭佛教，顺带消灭基督教，但他死后不久佛教就复兴了，现在中国信徒最多的正是佛教和基督教。罗马帝国用行政手段迫害基督教三百年，但基督宗教随后就成了帝国国教，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现在遍布全世界，在全球有二十多亿信徒。
当然，最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的例证，是消灭宗教最彻底的苏联和“文ge”时期的中国--众所周知，如今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兴盛，远远胜过在它们不受压制的地方，例如西欧。
所以，还是马ke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得好：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问题十：
蒋保信：那么，现在的基督教在中国面临哪些问题？
何光沪回答：
就新教而言，是所谓“家庭教会”的问题；就天主教而言，是所谓“地下教会”的问题。人们会觉得，这是最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这些所谓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呢？
家庭教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候对外有抗美援朝运动，对内以自上而下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标志，阶级斗争越搞越紧张。作为“全国一盘棋”里的一个小棋子，基督新教也得经受“ge命洗礼”和“脱胎换骨”的改造，赶走外国传教士之后，成立了全国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如今抗美援朝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个委员会依然存在，只不过拿掉了“抗美援朝”四个字！
“三自”指的是教会“自治、自传、自养”，意思是教会在治理方面自我管理（不由外国人主持），教义方面自己传教，经费方面自力更生。这些口号在20世纪初传教士还主持中国教会的时候就提了出来，一直是中国教会努力的目标。但是，50年代初期的“三自运动”有极强的政zhi性，以及极强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三自委员会”后来按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层级设立，至今如此）。一些“三自”程度本来很高的教会（多半是下层民众的教会）反对这种政治性，主张教会不参与政治（其实它们在国民党时期也不参与政治，特别专注于灵性）。这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取缔。在一些教会领袖挨批斗甚至被逮捕的情况下，这类教会的信众已经无法公开举行宗教活动，所以逐步退回自己家里去读经、祈祷。这就是家庭教会的由来。现在我们发现，即使在“文革”期间，也还有很多基督徒在家里悄悄敬拜、读经、祈祷，那时全中国的“三自”（同“佛协”、“伊协”一样）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所谓家庭教会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一个时代变了却还保持老思想才存在的问题。
今天，几十年沧海桑田之后，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主了；国际上，追求和平发展成为主要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自由政策也“拨乱反正”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一些官员之所以还视之为“问题”（把“三自”以外的教会称为“非法聚会”），我认为，是因为缺乏一些重要的历史常识，缺乏对基督新教最基本的了解。
历史常识会让我们了解：多方面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宗教改革，引起了基督新教“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春风吹又生”一般的传播；而基督新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上只承认上帝和《圣经》的权威，教会没有（而且反对）自上而下的、统一的行政领导。倘非如此，当年的宗教改革家们就不用改革了，因为改革的目标，恰恰是已经存在的宗教上的人间权威、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教会行政领导，即罗马教廷。后来遍布全世界的新教教会，基本上相互之间都是伙伴关系（fellowship，即所谓“团契”），没有上下级关系，即使是世界性的组织，也是“联谊会”性质，其决定没有强制性。正因为这样，新教教会最为平等，最为多元，最为丰富多彩，甚至花样百出--因为耶稣说，只要有几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在他们当中。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于：要求家庭教会（新教教会）服从“三自”的行政领导，即服从人间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宗教权威，这是违背新教的基本信仰的。允许公民信仰某一宗教，当然就不能要求他违背其基本信仰。允许公民有宗教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违背其宗教信仰，这种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政府官员也会说，我们并不是做你宗教上的领导，而是要你服从“三自”（特别是在牧师任命问题上）。但是，“三自”并不是教会（教会应该是自我管理的，即列ning所说的“志同道合”的公民社团），实际上是宗教局下的某种行政部门。马ke思主义宗教学家吕大吉按列宁的论述，批判“官办宗教”的做法，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三自机构其实最不“三自”--根本不能自立、自传、自养；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最不“家庭”--成员不限家庭、地点不在家宅，活动属于公益。所以，我认为，所谓“解决”之说也不准确，因为基督教会没有造成什么社会性的“问题”或难题需要解决。所需做的仅仅是：承认所有教会的合法性，允许其所有不违法的活动；而对其任何成员的违法行为，应用的是适用于一切公民的法律。这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和常态，就如同对待纷繁多样的其他公民社团及其活动（例如雨后春笋一般兴盛的老年合唱团、广场舞蹈队等）一样。
问题十一：
蒋保信：我看过赵林的一篇文章，他说在中东、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种边缘性的意义。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近几十年来，基督教的发展就比不上儒释道和各种民间宗教的复兴趋势。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何光沪回答：
什么叫边缘性意义？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主流文明，比如中东有伊斯兰教，印度有印度教，日本有神道教，所以基督教只占有边缘地位。事实确实如此，基督教在这几个地方的确处于边缘，影响较小。
在中国，儒学不是宗教。信教者中，佛教徒人数可能最多。但由于佛教徒较难定义，因此其人数也较难确定--烧一次香算佛教徒，还是烧五次才算？“临时抱佛脚”的算不算？只在旅游时才烧香的算不算？这需要社会学家定出一个科学的统计标准。道教作为宗教，明清以来一直在衰落。现在看来，佛教徒似乎最多，基督徒的数量第二。所以，中国的情况和中东、印度、日本相比，很不一样。那些地方的主流宗教没有经过传统断裂，也没有被马*列*主义或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较小（但不像在中东、印度和日本那么少），然而绝对数字却很大。
历史是很难用逻辑去推理或预测的，“只能”最好说“可能”，“可能”又得让位于“事实”。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韩国。韩国的主流文明，从来都是儒学和佛教。他们多半把儒学称为儒教，赋予其更多的宗教性。但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佛教和儒教，基督教人数据说占人口的40%以上。我以前在首尔参观一个教堂，发现它比斜对面的国会大厦还要大很多倍；前年参加一个教会的祈祷，清早五点钟进去，竟然有上万人济济一堂，男的西装革履，女的一袭长裙，又是提琴又是钢琴，场面甚为壮观。从教堂出来，他们指着旁边看似体育馆的一座在建大楼说：那是我们正在建的新教堂，可以容纳好几万人！
问题十二：
蒋保信：但更多的例子是支持赵林那个说法的。比如在台湾，基督徒很少。
何光沪回答：
的确，台湾这方面的情况，跟香港类似--基督教虽都有自由空间，但始终不占主流。台湾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对各宗教都有所控制，对长老会尤其注意，因其有台独倾向，还有民主倾向，这两方面都是蒋介石要反对的。但是整体而言，各宗教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在蒋经国“解严”以后，党禁、报禁解除了，宗教也完全自由了。但为什么台湾很少人信基督教？是因为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他们还专门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台湾佛教、民间宗教，从来没有遭受过像中国大陆这么严重的破坏。中华文化在台湾是真正占据上风的。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曾被英国殖民，但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到香港时，才知道应该怎么过中秋节。香港人是全家都到外面山坡的草地上，点上蜡烛，吃饭，赏月。那时候大陆的中秋节还不放假，但香港的中秋节是放假的，港英政府规定全民放假。
台湾和香港，由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比较好，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接近赵林的说法。但是也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韩国人民没有忘记--比如说，二战时日本政府在日本和韩国，对各宗教压制得最严重的就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各宗教中，基督教会最公开最一贯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韩国则是反对侵略、抵抗侵略。在韩国的专制独裁时期，基督教会又支持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民主运动。所以，韩国人民认可基督教，这至少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在基督教盛行的韩国，受中国影响形成的传统文化，反而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学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农村里，基督徒比起其他人来，更多地实行了儒家推崇的孝道等价值观；同样的对比，甚至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中。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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