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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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聂作平
1、
非常意外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国崛起运动，竟然以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359年，秦国首都栎阳。这天，秦国政府在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棍，宣称：如果谁把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
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愿意花十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没人接招。一会儿，加价了：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木棍扛到了北门――他果然得到了五十金。
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秦孝公，一个是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变法工作的商鞅。据说，商鞅干出这种令时人和后人都称奇的怪事，是他怕民众不信任政府，需要通过出高价干无聊事的方式来立信，来表明政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说到做到。这件事的历史名称就叫徙木立信。
徙木是否真的达到了确立政府信誉的预期，时过景迁，很难评估。不过，以后人的眼光看，徙木事件给了我们另一种深刻的暗示：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就在于它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来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生活于崛起运动中的秦国民众，尽管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2、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多年以后，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效，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作商鞅。
商鞅时代，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候国，经过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只余下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候和中山、宋等十几个蕞尔小国。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极剧萎缩。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热衷于迅速获取功名。
秦国的起源，是公元前九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作为周王室的附庸。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热血青年。就在几年前，当他的父亲为国君时，曾经在与魏国的石门大战中大获全胜，这是秦国多年以来对东方诸侯的一次少有的胜仗。父亲的壮举与秦国的尴尬都在激励这个企图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甫一上任，秦孝公就发出了求贤令。
商鞅就是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栎阳的。相对于秦国，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不仅是为了使秦国崛起，他还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
3、
秦孝公与商鞅交谈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就是如何用三代圣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很不感冒，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就是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还是没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第四次，商鞅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么了，一上来就摸着了秦孝公的G点。秦孝公的G点就是，他没有耐心去做什么三代的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
商鞅变法分为两步推进。第一步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步是在公元前350年。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十九年。
十九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过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一百多年后，秦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吊诡的是，尽管秦国的崛起非常成功，但秦国依然被东方诸侯轻看。先前是把这个国家看作夷翟之邦，后来把它视为虎狼之国。一句话，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这些表明国家强盛的元素，并没有给秦国赢得比以前稍好的国际形象。
相反，东方诸侯从轻看秦国变成了仇视秦国。秦国的国际形象比以前更差了。至于生活在商鞅时期的秦国民众，他们对商鞅这个一心帮助自己祖国崛起的外国人，更无好感。
4、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展示在后人编纂的《商君书》里。商鞅在秦国历时十九年的变法，要言之，最核心的东西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变法一样，商鞅的从农战着手的改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显然，他的新鲜之处不在于改革对象，而在于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
商鞅的改革理念，在《商君书》里可以找出几句话来概括。
其一：“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其二：“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作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作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
其三，“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凡此种种，它们无疑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
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在这种改革理念之下，商鞅变法的具体手段，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使民弱来达到使国强的政治理想而展开。概括说，就是从三个方面弱民，通过弱民，使国家崛起。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愚民、辱民和穷民。
在统治者眼里，如果治下的人民都是些蒙昧无知的愚民，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愚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较好欺骗，甚至他们感知痛苦的能力也相应迟钝。所以，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一个个连名字都不需要的只有编号的机器。
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其一，禁止民众阅读诗书。读书使人明智，知识就是力量。在迫不及待要使民众愚昧无知的统治者眼中，能使人明智并带给人力量的诗书非常不合时宜。商鞅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一样，都是如同虱子般有害的。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昧的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为了禁绝民众阅读诗书接受教育，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商鞅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这一点，直接启示了秦孝公的孝子贤孙秦始皇，搞了更大规模的焚书。可惜，就像诗人讥讽的那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后历代统治者不时兴起文字狱，把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的书籍视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兽，其发明专利，就属商鞅先生。
其二，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我们把那些大者地方数千里，小者数十里的诸侯称之为国，但当时的国和今天的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国民众都有自由迁徙的权力。商鞅却认定，民众自由迁徙，如果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治下的民众减少；即便民众只是在国内自由迁徙，他们也会因见多识广而不好管理。
所以，商鞅提出，“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刨根问底，正是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其三，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诚如是，则愚民政策肯定很失败。
是故，愚民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向民众鼓吹自己政策的同时，还要隔绝民众与大墙外的沟通，这样谎言才会成为真理，并被民众欣然接受：“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那么国家就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
当商鞅的这条法令一经颁布，一道无形的三八线便将秦国人民与外界隔离开了。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它国。
辱民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
因此，商鞅的意见是，“老百姓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公务员；老百姓荷包里一旦有钱富起来，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让民众辱、弱、贫是必须的，因为“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中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就会更加畏惧公务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在乎政府的丁点赏赐。”（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
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变法中有几条针对于此：
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实行常年性严打，并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连坐这东西，历代统治者都看到了它的好处，乐此不疲地从商鞅那里抄袭下来。
商鞅的连坐制度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其它无辜者都得疼脚连着好脚，一并接受处罚。
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时，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国家制度。”（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商鞅变法的诸多条款中，这条最令人费解。按常识，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良民总要比奸民好，为什么商鞅却认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其实，联系到前面说过的连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是，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
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作奖赏的政策时，他们见不得别人――这别人，有可能是邻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亲戚或兄弟――的过失，如同苍蝇见不得血腥。当奸人得到重用，他们必将以一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为秦国国君服务的特务政治中去。
当然，这一改革措施的副产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为贾祸之由，而检举揭发却能升官发财，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德之类的鸟玩艺儿？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国这个原本就远离文明沐浴的国家变成了诸侯更加鄙夷的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个等级的衣服，否则就是犯罪。这一条就是以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全国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其目的是要刺激底层民众：满街都是穿制服的，你难道就不想脱掉旧衣换新裳吗？想吗？那很好，你就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敌。
仅仅使民众处于蒙昧和卑贱地位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得由国家制订出强硬的政策，以使民众更加贫穷。既然国家与民众是对立的，那么国家要富强，民众就得穷弱。为此，商鞅实施了以下几条新政：
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其滥觞者便是商鞅。在《商君书》的不同篇什里，商鞅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打击商人，最好是由国家出面，全面取缔商业。
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他们来往四方，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虽然可以使经营者致富，但对国家却有很强的腐蚀性：
首先，商人冲州撞府，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不好忽悠；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众一旦富有，就会轻看国家的赏赐；第三，其他原本在家里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要是看到商人经商致富，就会跟着捡样，这就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本国策。
是故，商鞅对商人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为奴。此外，还针对具体的商业门类，制订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粮食交易；取缔民间旅馆；提高酒肉价格，以便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经营者只好关门。总之，打击商人，就是要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绑在土地上，一辈子做个没有非份之想的农奴。
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例。农民在向国家纳粮时，没有运输工具的人家，往往会雇佣其它人的车子。这些帮人运粮的车子在返家时，通常也会顺带帮人运输货物。这看上去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严重违法。
商鞅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农民用自己的车子去帮人运输，就会耽搁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在地里扒食为生的农民，难道真的会为了一点点补贴家用的外快就摞下一年的口粮吗？这个理由肯定站不住脚。
其实质，仍在于农民的这种偶然举动，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而除了从土里扒食被允许外，其它任何可能给个人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都和大国崛起的主旨不吻合。对此，商鞅规定，民间的车子、拉车的牛和车子的载重量在纳粮时，必须和登记注册的情况相一致。
其三，征收重税。征收重税的好处不言自明。一方面，国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少。那时候的主要税种为人头税，为了辟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活着的人登记，去世时再注销。
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民众不能偷逃赋税，田野上就没有野草，那么国家就富有了，国家富有了也就强大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在防止普通民众逃税的同时，还对被允许的少量商业加重赋税。“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会轻易尝试经商，商人也会对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扩大国有资本，而是商鞅认为，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药农和渔民，也是不务正业的被打击对象。――他们没有被绑在土地上，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政府不方便管理。
要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而农民和战士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前提是如果祖国需要的话。
此外，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这样才能被充满谎言的一张布告就弄得热血沸腾；农民和战士还必须是卑贱的和贫穷的，这样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惠，吊起他们的胃口，他们才会随时为了搏得这些东西而不惜举报老邻居老朋友，或是在战场上像一头嗜血的恶狼，为了秦国利益充当炮灰。
商鞅相信，只有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两种他需要的局面：
其一：“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原则，那么民众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君王可亲可敬；不等君王封爵加禄，民众便听从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争相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其二：“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打仗，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都说，你丫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
5、
商鞅的这些新法，可能会令具有现代意识的今人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从今天的视角看，也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比如“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集小都乡邑聚为县”，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
但分析商鞅的绝大多数改革政策，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处于被盘剥与被侮辱的地位。按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按太史公的说法，那就是，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把民众置于与国家对立地位，志在愚民辱民弱民的改革，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的事难道真的可以如此倒行逆施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按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这样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须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
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是丛林法则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商鞅变法和历史上的其它多次变法一样，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改革，让原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让原来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的草根，得到些蝇头小利。
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这就意味着改革是在为秦国社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也会获得为数众多的支持。毕竟任何一个社会，处于草根的底层总是占绝大多数。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在人性与人道方面与东方诸侯的距离，不是缩短了，而是更远了。这时的秦国，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嗜血的尚首功的野蛮国家：
秦国军队每五人设一屯长，每一百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三十三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进爵一级。在围攻敌方城市时，斩获首级八千颗以上，就算达标；在野战中斩获首级两千颗以上，也算及格，各级将领都可得到奖赏。
这支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军队，其嗜血颠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抵挡得住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
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将害命。
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6、
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是，“天资刻薄人”，“少恩”。究其实质，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无论秦国民众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都是在所不辞的。
商鞅讨魏之战，就证明了这种弥漫于整个秦国的利欲熏心。公元前340年，经过改革的秦国已今非昔比，决意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国与齐国交战而魏国战败之际，商鞅看到了这个趁人之危的好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伐魏，并自任统帅。
魏国方面的统帅是公子卬，商鞅当年在公叔痤手下打工时，和公子卬还有不错的交情，算得上老朋友了。于是乎，商鞅想到了如何利用当年的友谊。他给公子卬写了封信，在信里很真诚地说起当年，又说如今带兵攻魏，乃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公子卬前来一叙，双方好说好散，千万别打。
这个公子卬要么是个缺心眼的老实人，要么就是过于相信友谊，从来没有真正认清过商鞅这个老朋友。当公子卬一脚踏进秦军军营，立即被逮捕。随即，商鞅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
这一战，秦国取得了蓄谋已久的胜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尽管春秋无义战，但商鞅这种不讲信用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诟病。同样是秦国政府，改革之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曾经上演过五十金搬根木头的政治秀，此时为了击败魏军，政府首相却不惜在天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欺诈本性。与其说这是内外有别，不如说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诚信也好，欺诈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手里可资利用的两张牌而已。
最高兴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通过对魏战争，用铁的事实证明他已经通过变法，使秦国跑步进入了一流军事大国行列。为此，秦孝公重奖商鞅，不仅亲自出城郊迎，还把於和商地区的十五个邑封给他，尊其号为商君。
变法之初，商鞅为了让他的新政得以推行，对太子的老师毫不留情。当时，还有一些普通贵族和平民，也对变法说三道四，商鞅同样采取了从重从快的处置方式，其中一次处死的反对派就多达数百人。正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商鞅的改革得以推行。民众初时觉得变法不是个好东西，但只要不是马上被抓去杀头的痛苦，杂草般的民众总是能够默默承受的。更何况，几乎所有民众身上，都潜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很荒谬的是，对反对变法者，商鞅无情打击；对为变法唱赞歌者，商鞅同样也不放过：有些原本说过变法坏话的人，大约是从变法中得到了好处，于是转而歌颂变法。商鞅没有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对此感到高兴。他的处置是：“尽迁之于边城”――也就是把他们全都下放到偏远地区。
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这种奇怪要求的本质就是不希望民众对国家政策说三道四，你们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打折扣地认真执行。你们反对或支持，都表明你们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7、
商鞅变法，神奇地使秦国强大得令诸侯望而生畏。但是，大国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善秦国的国际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糟糕。变法前，秦国被东方诸侯看作夷狄之邦；变法后，夷狄之邦的轻看外，更加上了贪利忘义，不讲诚信，暴戾凶残的骂名。
但商鞅和秦孝公没看到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共识，他们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喜悦中。只要秦国民众都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和打仗，那么国库里就会有充足的粮食，战场上也随时能派出如狼似虎的军队，蚕食、吞并其它诸侯就如探囊取物一般。至于国际形象、民间舆论、人民幸福，那些都是浮云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去关注。
俗话说，月盈则亏，精满则溢。就在商鞅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客人叫赵良。赵良和商鞅推心置腹的长谈，对此，太史公用占了《商君列传》足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详细记录。
谈话伊始，商鞅表示愿意和赵良交朋友，但赵良明确予以拒绝。商鞅怀疑赵良对他治秦的丰功伟绩不予认同，很得意地总结了他变法的几大功劳，并问赵良，我和五羖大夫相比，哪个更贤能？五羖大夫就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辅佐秦穆公跻身于春秋五霸行列。
赵良是个直肠子，不怕犯颜罹祸，他对商鞅长篇大论地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太史公很生动地写在《史记》里，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这样：
“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的乡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特意投奔。但缺少路费，只得给秦国客商打工，穿着破衣喂牛。过了好些年，穆公听说有这么个人，于是把他从牛棚里请出来，予以重任，当时秦国民众都不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但他治理了秦国七年，秦国就强大到打败郑国，三次俘虏晋国国君，还解了楚国一次大围。由于五羖大夫的德政，巴人前来朝贡，八个戎国也臣服。由余听说他的贤明，主动前来投奔。”
“五羖大夫治理秦国时，再累也不坐车，再热也不打伞。在国内视察工作时，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决不要武装警卫。他治理秦国的成就，丰盈的国库可以作证；他施行的仁德，后世永远铭记在心。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因悲哀而不再唱歌，舂米的人伤心得拿不动木杵。这都是五羖大夫感天动地的德政啊。”
“后来你晋见秦王，走的是秦王的嬖臣景监的路子，这是很拿不上台面的事。你治理秦国，不关心民生，只顾修建楼堂管所，这些都算不上走正路。你为了打击政敌，把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随意用严刑竣法伤害老百姓，你这不是执法严明，而是在给自己积蓄祸端。传统道德对老百姓的潜移默化，要远远超过政府的法令；老百姓对清白正直官员的效仿，也要强过政府的三令五申，但现在你却排斥传统道德，用旁门左道的东西来约束百姓，这不是教化民众的法子呀。你被封为商君，位高权重，动不动就把秦国贵族投进监狱。”
"你每次出行，后面都跟着几十辆车子，里面都是全副武装的甲士，和你同车做你的贴身保镖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力士，手持长矛的步兵跟着你的车亦步亦趋。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门。《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现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晨的露珠，随时都可能被太阳晒干一样，你难道还想得到善终吗？"
"依我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十五座封邑还给国家，隐居到乡下去种菜自食。你还应该劝劝秦王，做好几件重要事情：任用那些被埋没的有才之士，抚恤那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孤儿，敬爱长辈，善待功臣，尊重有道德的高士。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稍微安全一些。你想想自己的处境，难道还要贪恋封地的富有，贪恋掌握秦国的话语权，以此来激化老百姓对你的怨恨吗？一旦秦王百年之后，秦国人民难道真的会原谅你，不把你投进监狱吗？我看那个日子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8、
赵良的鸹噪没引起商鞅的重视。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秦孝公的死，很快就成为现实：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公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很快就遭遇了赵良所说的清算。
太子的两个老师联名举报商鞅谋反，秦惠文王立即认同了这种说法，并派兵抓捕商鞅。商鞅贵为拥有十五个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制订的严苛的秦国法律面前，也只能仓惶出逃。
商鞅的出逃堪称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就是废除旅馆，这家还在营业的，估计是经过政府特许的。旅馆服务员不认识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证――那时候叫做验。但如同丧家犬的商鞅压根儿就没把验带在身上。
服务员于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确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订的法律，如果接纳没有身份证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负连带责任。商鞅听罢，仰天长叹：没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这般田地呀。后来有个成语，叫作法自毙，就源自于此。
商鞅逃出都城后，想去投奔他曾经服务过的魏国。但是，魏国人鄙薄他以友情为陷阱的可耻行径，拒绝他政治避难。他又向魏国提出，只需借道魏国前往他国。但魏国仍然不答应。
商鞅无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组织手下门客造反――这反倒坐实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这支仓促之际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当然抵挡不过每战必须砍下额定人头数的秦国政府军。
商鞅遭到了最为惨烈的处罚：车裂。所谓车裂，就是用绳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头部，绳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辆马车上。行刑时，五辆方向不同的马车同时向前冲。至于完全无辜的商鞅的家人，他们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这条法令，也是商鞅亲手制订的。
商鞅曾经信心满满地自认是秦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这个极西的弱国，摇身一变为头号强国。但是，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虽然没有拍手称快，至少还有幸灾乐祸和冷眼旁观的成份。
以现代政治伦理来说，政府的所有举措，激进的改革也好，保守的维持也罢，其第一要义都是要让人民富强。但商鞅的改革与此完全相反，它要的是国家富强；并且，仅仅国家富强还不够，还必须人民贫困、弱势。这样的人民，君王奴役他们的成本才会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内核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这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民众痛苦的眼泪与无望的呼号。
是故，虽然改革也曾让一部分民众尝到过一丁点小甜头――比如通过杀敌而得到爵位，比如围观昔年高高在上的贵族和知识分子颜面扫地。但是，与这些小甜头相比，民众更多的是承受痛苦。
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把全国人民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来达到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独裁。因此，尽管商鞅表面给了秦国民众一个强大的、令其它国家闻风丧胆的祖国，但秦国民众却对他的横死没有丝毫怜悯。
这说明，一场以牺牲民众根本利益，把每个民众都变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对秦国民众来说，这个国家再强大，再怎么所向披靡，它又与我有什么鸟关系？
秦国后来的另一个铁腕政治家李斯的同学韩非子说：商鞅死，秦法未败。的确，商鞅本人虽惨死，但他当年制订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其实，不仅商鞅的新法在秦国不灭，在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时代，也随时可以见到商鞅的影子。虽然具体的法令条款不同，但商鞅总结出来的愚民、辱民和穷民的变法精神却阴魂不散。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误以为，变法就是进步的，保守就是落后的。其实，有时候，以改革或大国崛起相号召的变法，并不见得就是进步的；相反，甚至是巨大退步。
衡量一场改革进步与否，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能否为民众带来欢乐和福祉。
Pony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