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中国大学的死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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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8-05 庄秋水 修和書院
1952年6月，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合影。
庄秋水：1952——中国大学的暴风骤雨
曾昭抡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高等教育体系的原点。1967年冬天，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孤独地死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时年68岁。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经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缢而死，他们两人没有子女。据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一位侄儿在照料他，并为他料理后事;而就在这年年初，疾病缠身的曾昭抡还被冠以“全国大右派”“曾国藩的孝子贤孙”(他是曾国藩的侄曾孙)被批斗。多年后，同为民盟领导人的费孝通回忆往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酝酿：一边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进入官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推测，曾昭抡被提名为教育部副部长，正是因为筹划中的院系全面调整，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谙工业布局的人士。而据钱伟长回忆，曾昭抡果然不负所望，在东北考察期间，对东北的工业教育布局考虑得很全面，譬如成立辽宁大学，在吉林搞个汽车厂，建化工厂，使吉林成为一个工业重点，并成立吉林大学。他还提出把自己的学生唐敖庆从北大调来组建化学系。
这年12月，曾昭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秘书至1958年。如今86岁的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马列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开始确立了统治地位。
当时，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 “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
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此外，全面改造高等学校内部结构，也是院系调整的重中之重。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教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 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可以说，国家由此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管控。
作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层，曾昭抡当时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高等教育的暴风骤雨?平心而论，院系调整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抡是赞成这种原则的。写《曾昭抡评传》的戴美政先生猜测这个原则本身或许就是曾昭抡提出、进而获得高层认可。因为工科院系调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抡主持下起草的。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曾昭抡就说过：“经过大学或专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面，他即便有所怀疑，恐怕也无能为力。早在1949年，他就说过，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何况，高校改革的整体布局可是出自“苏联老师”之手。据周其湘回忆，除了阿尔辛杰夫，还有两位苏联专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据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政策，“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
起初，曾昭抡确也十分积极地学习苏联经验。他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还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然而，他毕竟是在教育领域浸润多年，在任职教育部(高教部)期间，又跑遍了全国主要地区的高校。当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要求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 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曾昭抡认为“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态度。此外，他也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对苏联专家只提“应用化学”， 不讲“化学工程”， 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据理力争， 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 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该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然而，细部的修补并未改变院系调整的实际结果，那便是基本上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1956年，曾昭抡担任团长，带领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全面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回国后，他对周其湘及友人皆表达过对苏联高教的某些不以为然。他亦曾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情，制定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惜未被批准。
当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曾昭抡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图在适合的范围内，修正院系调整后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发言反击苏式高校教育的“一个中心论”，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学生外文程度低、负担过重等。
数年的官员生涯并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和费孝通、千家驹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学纲领《对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抡主持的座谈会上，出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而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证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其中涉及时间、助手、设备、资料以及经费问题，还特别提出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恢复发展社会科学。
他毕竟是学者，太没有观察政治风向的意识了。五十多年后，周其湘谈及往事，还为自己的老领导慨叹不已。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的头天，《人民日报》发出了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外，6月6日，曾昭抡还应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约请，在民盟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发言。这就是“反右”期间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后来， 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撤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北大自然不愿意接收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汉大学，直至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十几年之后，费孝通忆及当年，“反右”斗争初起，曾昭抡晓得费要被划为“右派”，见面并不像有些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是严肃地轻轻地对他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在他眼中，这位拘谨持重的曾公，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着他的生命，开创了一门学科，“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他断定，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
刘芳：“国立中央大学”一分为八之伤
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一。数年之后，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1952年10月20日，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大二学生陆锦璧，正慢腾腾地收拾着行李，不情愿地准备离开校园，前往上海。他和同学们这年暑假回来后才听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与安徽、庐江、圣约翰、复旦、东吴、上海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均被裁撤，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设立在上海原圣约翰大学校址。
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和同学们颇感忐忑，很多人不愿意走，不知道这种合并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入学两年来，在“土改”“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之后，学校的命运已经越来越不在其师生掌握之中，更多的是“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为实际需要而服务”。
院长高一涵教授突然来到他们位于成贤街的宿舍，同学们赶紧搬出板凳给他。这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教授，这年已经67岁，他编写的《政治学概论》，是法学院大一新生们的必修课，每年由他亲自讲授。那天他坐在学生中间，以和缓的语气安慰道：“同学们，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也要到上海来。”
陆锦璧这才放下心来。次日，他背起行囊，与十几位同学一同赶赴华东政法学院。
五天后，这座崭新的学校正式挂牌。
新校园的环境不错，校门内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坪、六百多年树龄的香樟树、圣约翰大学原有的清水墙和红砖瓦……时年23岁的陆锦璧还不知道，他与高一涵院长及其他法学院教授的作别已成诀别，而这一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不仅对新中国教育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转折和惨痛代价。
昔日辉煌
陆锦璧对圣约翰大学的教会大学环境并不陌生。1949年，他曾考入之江大学政治系，这是清末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14所大学之一，坐落于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西。学校内传道与教学并存，教会与青年团共处，氛围自由且平静。
但陆锦璧更向往国立大学，一来知名的国立大学师资更加雄厚，学科更加成熟;二来，1949年之后，为“与资本主义争夺青年学生资源”，国立大学的学费一再降低，比如1950年南京大学每年学费为12元，次年干脆全免。这对于在战争中家道中落的陆锦璧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于是他决定次年再考，目标正是南京大学。
此时的南京大学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自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创办南大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起，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几次更名，这所学校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抗战期间，校长罗家伦果断决定迁校至重庆沙坪坝，迁移一次到位，无论人员还是设备，几乎都未受到损害。据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徐家福介绍，此时中大所得的教育经费，是当时另一名校西南联大的3倍。地处民国时期首都、陪都的“地利”，加上历任校长励精图治的“人和”，使得中大的发展蒸蒸日上。
1946年9月，中大东迁，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复员后的中大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据1947年3月10日《申报·教育消息栏》统计：当时，中央大学7院37系;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复旦大学5院28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
然而，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快步迎接一个红色新时代的到来。
酝酿
1950年9月，满街金桂飘香，大一新生陆锦璧来到国立南京大学报到。他就读的法学院，在当时七大学院中实力非凡--设有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边政五个系，有教师8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8人，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法学家戴修瓒、何联奎，历史学家朱锲、韩儒林，经济学家赵兰坪、巫宝三、胡善恒等，师资力量雄厚。这令陆锦璧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调整尚未开始，陆锦璧已观察到些微的变动。10月10日，校名去掉“国立”二字，成为“南京大学”。同年，南大法学院最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社会学系则并入政治系，原因是学科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南大医学院则于1950年7月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管理，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紧接着，1951年2月正式划归华东军区领导，更名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
“这时医学院已跟南大脱离了，除专业课之外没有其他课程。大部分同学都获准参军，每天穿军装，上早操。”1949年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雷同声回忆，时逢台海形势不明，国家又在号召支持抗美援朝，所以同学们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情绪高涨。“少数不愿参军的另编一班，由高年级学生给他们授课。”
多年后翻查历史资料，陆锦璧才知道，早在1950年6月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就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不少接受过欧美教育的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华罗庚等人，都不赞成以苏联体制来代替现行的西方教育制度。调整计划不得不放缓，但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负责人钱俊瑞表示：“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视的眼光……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为此，以高校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
陆锦璧对这场运动记忆犹新。那时全校搞“思想改造展览”，在体育馆两块紧连着的室内篮球场上，铺满教授的著作、论文、讲义，凡“政治不正确”之处，都加上朱批，让全校学生轮流参观。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一次，文学院教授高植被当作思想改造的典型代表，来法学院做报告。这位第一位直接从俄文原文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检讨当年翻译《战争与和平》时，因为担心自己资历太浅，难以发表，便写信给从英文版翻译此书的郭沫若，希望能以他的名字发表。后来郭沫若同意两人共同署名，郭名在前，稿费平分。“高教授就自我检讨，说这是资产阶级追求名利的思想，检讨得痛哭流涕。我们第一次见到老师在学生面前这样哭，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他震惊的是对院长高一涵的指责。高一涵是《新青年》主要的撰稿人，1928年就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实在没有什么可批判的。他在自我检查中提到一句，说早年在北大教课时，就在图书馆见过毛泽东。结果发言完毕后，做主持的大三学生就当众问院长：你特意谈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炫耀曾经比毛主席的地位还高?
行动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1951年于法学院经济系毕业，作为政治干部留校，1952年参与院系调整中的图书分配工作。
据茅家琦回忆，其实自1949年起，对南大的控制已经开始。那时对教授仍实行聘用制，每年暑假发一次聘书，1949年暑假，接管学校的军代表出了个主意，聘书不要一次发出去，先发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人。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纷纷离开南大去了上海，师资就此流失。
紧接着， 1951年11月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了工学院调整方案，其中就涉及到南京大学的调整措施：“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划出来，和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立南京工学院”;“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合并于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但这一工学院调整方案尚未付诸实施，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为重点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便全面展开。
1952年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当陆锦璧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南大校园纷纷攘攘，不同院系的师生们各自为未来的搬迁而奔忙。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用茅家琦的话说，“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让南大“伤了元气”。
作为图书馆的政治干部，茅家琦跟随南京大学本部迁到原金陵大学校址。按照部署，南大与金大两校的文、理学院于此合并，另外还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等。
金陵大学校址位于鼓楼西南坡的天津路，距离原南京大学所在的四牌楼仅几个路口。这个创建于1888年的老校区经历了太多风雨，早年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抗战时学校西迁成都，留守人员由于美国教会性质，将校园辟为避难所，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校园东侧的小粉桥1号小洋楼，正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故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地又被汪精卫的军队占领，辟为汪伪政权的南京中央大学。直到抗战结束，金大东还，才重新接管校园。
1949年后，金陵大学与其他所有教会学校一样，与外国教会断绝关系，改为私立。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并接受政府经费，改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又与南京大学合并，以“金陵大学”为名的历史就此终结。
“前一年已经经历过两校合并，到1952年再合并，就没有太大的震动了。”原金陵大学生物系助教萧信生回忆。当时金大共有文、理、农三院，设有22个系，文理两院合并到南京大学。金大农学院则与南京大学的农学院合并，并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为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校址暂设丁家桥，1958年搬迁到南京东郊卫岗新址。
南京大学在四牌楼的原址，则由南大工学院、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化工两系合而成的南京工学院接管，即今天的东南大学。由于设立在中央大学原址，颇有承接正统之感，东南大学的校徽主体至今仍延续了中央大学校徽的倒三角形，内部图案则为校园标志性建筑绿顶大礼堂。
最复杂的是此前已划归军区的医学院。1949年入学的王静宁简直要记不清楚母校的名字了，自从入学开始，学校不断更名：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军区军医学院、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由于在学校期间没有参军，1954年不能去西安，便分配到镇江医学院。报考时进入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拿到的却是镇江医学院文凭，她的心里不免失落：“那时也很想跟同学们一起去西安，但是没办法。”
失落的人不止她一个。1950年考入南大音乐系的鲁兆璋回忆，虽然当时大部分学生想法比较单纯，服从上级安排，但也有一些师生较为不满。南大的音乐系隶属于师范学院，1952年独立出来，并入金陵大学的教育、儿童福利两系，组建成了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但当时金女大的音乐系就并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相比之下差距甚远。
此外，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的土木系水利组，组建成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即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往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后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
除以上八个由老南大衍生出来的院校之外，还有一些单独的科系被调出。南大知名的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苗力田，此时就随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吴敬琏，与南大经济系学生一起，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法学院的法律系与政治系，包含陆锦璧在内的16个学生，则一起进入华东政法学院。
尘埃落定之后，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仅余13个系，由此带来的创伤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心理学系由于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自 1952年后便未再招生，仅因为校长潘菽为心理学专家，力争保留师资而未撤销，有其名而无其实。
1955年下半年，根据高教部的指示，南大又将天文系与数学系合并，改称数学天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合并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心理学系并入生物系。这样，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学仅余10个系。
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尽管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使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人文社科领域不少具有特色的系科被撤销或调出，实为重大损失。有老教授痛心疾首感慨，“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有人将这种重创归于南大的“原罪”，即其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地处首都、陪都，战时曾由蒋介石担任过一段时间校长，并任终身名誉校长。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百年史》副主编龚放认为，这更多应为“地缘政治”的关系。“首都从南京改为北京，南大就从首都的重要大学变为华东地区的重要大学。比如浙江大学就与国民政府没什么联系，但也被地方化了。”
一“左”到底
陆锦璧终于没有等来他的老师们。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直到此时，他才得知当年南大法学院教授们的去向，结果让他十分意外，也倍感心酸。
院长高一涵、教过他《国际关系史》的政治系教授史国纲、历史系教授朱锲等，被调离教学岗位，任江苏省省委参事室任参事，“既无事可参，也无法从事专业”;法律系主任赵之远、教授吴学义、祝修爵分别被调去南京师范学院、华东药学院、南京工学院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南大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调入地理系教统计学;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调到外文系教英文;而政治系的教授王明辉，居然去了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
很快，1957年，“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开始。 5月18日，南京大学校刊以“春风已吹到南大”为题，报道了学校鸣放情况。5月30日，北园校门口率先出现大字报，一天里就贴出五百多张。
陆锦璧在其主编的团刊《青年教师》上发表一篇短文，题为《向院党委提两点批评和建议》，指出，“我院同全国高校一样，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学生对教学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教学质量相对落后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其中一句“要强调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被院领导断定是“反对党的领导”，因此被打成“右派”。
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女友闻讯，马上与陆锦璧分手。两人在上海静安寺最后一次见面，时值1957年中秋，陆锦璧带去一包月饼，女友却不肯接受。他心酸地说：“你放心吧，吃我的月饼绝对不会丧失立场。
弯路
1959年，30岁的陆锦璧被发配青海，到西宁市一家劳改单位任工会干事，后来又辗转到柴达木盆地边沿服苦役，直到1983年才最终获得平反。1984年，陆锦璧重返华政校园，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制史教研，此时他已55岁，7年后便退休。
如今83岁的陆锦璧回想这些往事，不断感慨1952年起开始的命运转折，自那时起的三十多年里，他人生最黄金的一段时光都被各种政治运动占据着，无法真正学习和教学，到晚年才得以回归。
与他同龄的雷同声也颇为感慨。当年他与同班同学、后来的太太李中，都被各自导师看中，希望留在医学院任教。但院系调整一来，医学院归入军区，去留不再由教授定夺。1954年他们毕业时，正赶上学院大举迁往西安，没有一个人得以留校。最后，雷同声调入北京军委卫生部，李中则分到地方医院门诊。”如果不是赶上院系调整，我们可能就会走另外一条路了。“
高校教育体制本身，也走了这样一段大弯路。许多当初被废置的专业，后来经证明不可或缺，又陆续恢复。1957年，南大重建英语教研组，改变了只学俄语的状况;1960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设政治专业，70年代末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随后改名为哲学系哲学专业。
1978年上半年，在外文系增设了日语专业;1978年下半年，恢复了经济学系，设立了经济学专业;1980年，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分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恢复法律学系;1987年，重建了医学院。
即便做了如上努力，南京大学仍然难以恢复早先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时的鼎盛。1959年国家公布首批重点20所全国重点大学，南京大学并不在其列，直到名单扩充到64所时才入榜。
今年，南京有六所院校都将庆祝其110周年校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2001年南京化工大学与南京建筑学院合并而成，而南京化工大学来自1958年从南京工学院独立出来的南京化工学院)。它们都将历史追溯到了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现在却以六个不同的身份存在着，尽管因此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但1952年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尴尬与创痛一望而知。
而陆锦璧并不打算在校庆时回南京，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与南大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南大校友录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尽管离开南京大学校园之前的求学时光，仍是他至今最怀念的。
毛剑杰：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
在法学史学家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更影响到此后二十年的社会发展进程。
从1949年到1952年，杨兆龙一直活在忧疑和焦灼中，他始终担心新政权对于他这样的旧法学精英们有敌意。
这位拥有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海牙国际法学院特聘比较法学专家等重量级头衔的中国法学界领军人物，曾说服代总统李宗仁释放大批中共政治犯，但在改天换地时，他还是不想留在国内。
是他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妻妹，代表中共方面许诺了未来的待遇和地位，并说动姐姐下决心对丈夫说："你要去美国我不去，也不准你带孩子们去。"于是杨兆龙留了下来，任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兆龙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的南京市首届人大会议上，杨兆龙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他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确保土改依法进行。没料到，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他的建议大为不满，并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
"六法"，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法典《六法全书》。柯庆施的批评，至少是暗指杨兆龙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杨兆龙表面泰然自若，但暗地里感觉"形势变了"。
然而，不久后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会晤，又让杨兆龙放下了悬着的心。在1950年6月的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正逢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去职，董必武决定直接调杨兆龙继任。
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南东吴即是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绍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老东吴法学精英们至今视之为莫大的荣耀。
荣耀之外，东吴大学法学院事实上也确实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一个新设的培习法官的司法系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研究生部也恢复了,而且学生入学也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董必武的高度重视，使得执掌学界牛耳的杨兆龙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必须摧毁的目标
仅仅两年后，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在这场运动中，旧司法运转体系、司法教育体系都被设定为必须摧毁的目标。
事件早有苗头。早在1949 年2 月22 日, 中共中央就已经发出指示，宣布"废除旧法典、摧毁旧法制"，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关于废除国民党< 六法全书> 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这是新政权司法体系的理论基础，以欧美法为主要参照研究对象的民国法学，是"资产阶级法学"，是"完全无用的伪科学"，"因为资产阶级法律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法律离开了它的政治性，决无什么科学性可言"。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旧法典以及旧法学精英群体实际上已被新政权视为异己。
从1952年暑假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改造"是新政权建立单一社会思想体系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人们被要求检讨所有"非马列主义、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对法学界人士来说，思想改造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
不过杨兆龙侥幸过关了，原因仅仅是审查小组组长曾跟杨的工作有过交集，非常了解其"为人正直，曾帮助过大批我党同志脱困"。
消失的法学院
没等他喘过气来，与大批旧司法工作人员边缘化同步进行的高校法学院系调整紧接着开始了。这是1952年涉及全国3/4高校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取消或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学术"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同时大幅强化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工科院校。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华东地区的南大、安大、沪江、圣约翰、复旦、上大、东吴等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
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
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学专业师生总数的急剧减少。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下降到了2%，到1962年更是仅占总数的0.46%;专任教师数则由1949年的542人降为1953年的248人，占全国高校教师数的比例从3.3%降到了0.8%。
即便是这数量极少的法学教师，也已脱胎换骨。
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东吴法学院的在校学生则被解散。他们所学不仅毫无用武之地，甚至成了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幸的理由。
这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法学精英的共同遭遇：原清华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凤喈赋闲在京;原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民法教授李浩川在绍兴中学任教;原北京大学民法罗马法教授黄右昌、罗鼎分别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原英士大学法律系教授俞启人在上海市交通局管理售票工作……
杨兆龙曾被许诺任华东政法学院研究部主任，但是这一允诺并未兑现。在赋闲一年多后，他最终被调到复旦大学教俄语，连这也是强制性的--他甚至不能选择自己更为擅长的英、法、德等语种。
绝地自救
在1952年法学院系调整中几乎失语的旧中国法学精英，此后并非没有挣扎，机缘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这份严厉批评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报告，也为中国带来了一阵短暂的宽松政治氛围。
而后，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还缺乏一套较完整的基本法规，普遍存在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的现象"。周恩来也在专题报告中称，对知识分子"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杨兆龙等一大批法学家，因此得以重回高校法律教育工作岗位。
5月初，在中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精神鼓励下，杨兆龙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法律的党与非党之界限》，大胆驳斥了当时一种认为"中国国情特殊立法可以缓行"的观点，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制订法典，同时提出在法律院校中恢复完整、系统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让一些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党外法学教授回到讲台上来。
他的理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所揭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说明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建设是如何的重要"。
官员们也罕见地放低姿态听取教授们的意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亲自接见了他曾严厉批评过的杨兆龙，上海《新闻日报》则分四天将杨兆龙的论文全文刊登。
事态似乎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从教授到囚徒
就在《新闻日报》于6月6日刊完杨兆龙文章后两天，6月8日，毛泽东亲笔撰写《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立即作为中央文件电发各地。
批判文章随之铺天盖地袭向杨兆龙。同为法律学者的杨氏女婿陆锦璧回忆称，当时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肯定地说，只有马列主义法学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同时批评杨兆龙等老一辈法学家"借口法律的科学性、技术性以反对法律的政治性"，目的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更严厉的批评还在后头。195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上海法律界反右派斗争》为题，刊文指斥杨兆龙 "诬蔑我国目前没有法律"、"企图造成向社会主义司法阵地进行全面进攻的浩大声势，由此达到要共产党退出法院，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篡夺国家司法大权的目的"。
杨兆龙更发现，面对媒体的大张挞伐，他甚至没有反击的平台。
这一次，他再无侥幸，很快与许多同行乃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道，被打成了"右派"，1963年又被捕入狱，在押八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特赦才出狱，回原籍务农，至1979年去世。
自己身陷囹圄之外，杨氏家人也广受牵连：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儿子杨定亚被判刑;他的爱人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女婿陆锦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海"劳改"，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赖当时青海高法院长认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20年。
此间，遭祸的法律学人并不仅仅是杨兆龙，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位法学泰斗，杨兆龙的前任、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盛振为，先是被发配到苏州当地的一所初中教英语，不久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10年、流放甘肃、强制劳改，直到1980年代才平反。
更多的中国法律精英们，在远离讲台后的数十年间，无人知晓去向。
即便是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也被迫远离熟悉的专业，尚在讲坛上的，大多成了中学英语老师。于是，有人总结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东吴大学法学精英，"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
断裂的传承
此后，尽管中国仍然还存在着少数政法院校，但多年来讲授过的那些专业课程被彻底废止，而代以从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源而来的"苏联式法律教育"，从北京到华东再到西南，覆盖了全国仅存的六家法学院系，讲台上的教师，也换成了苏联专家和一些"资深老干部"。
但在1948届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潘汉典看来，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也讲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实到具体内容"。
同为法律学人的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法学教授陆锦璧则认为，当时的苏联教材，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通病。
"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而自己又无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创造新的法学。"
在法学史家们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
1949年的《共同纲领》就曾规定"人民享有民主权利"，规定要"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要"设置法制委员会"。这个机构及时成立了，并且马上组织力量着手起草四个基本法规。
然而此后的立法进程却出人意料的慢：一稿又一稿的法律草案，新法典却迟迟不能诞生。
陆锦璧重获自由后，对于1957年那些针对杨兆龙的批判文章如此点评："为什么在废除旧法以后，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还是无力制定出国家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四部法典，'哪怕是一部也拿也不出来'，而'只能搞一些简单而又粗糙的条例和法令'?"
法律框架的长期缺位、自上而下的法治意识淡漠，最终使得中国社会人治之风日盛，在此后二十多年间，社会发展进程渐渐扭曲……
直到40年后，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法学人才依然寥若晨星，以致于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大法官的人选，只能落到几位年逾八旬且都是留学欧美的"旧法学家"身上：首任倪征燠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次任李浩培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三任王铁崖教授，1937年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
1997年，香港回归，在这之前，国家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然而无人胜任，救驾的还是"东吴遗老"。这些当年的英美法律名家，后来的"反革命""旧法人员""右派"，在历史的关口，以平均八十多岁的高龄，再次出征，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