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田林四小学生与班主任独处20分钟后坠楼身亡事件始末
雅典娜发表于17小时 12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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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相 （一）
关心上海田林四小刘凌波事件的广大朋友们，我是孩子的父亲，从今天起，我会将事件的整个真相陆续地告诉大家。
2008年3月18日17点10分，这一刻对于我的全家来说凝固了，那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这之前,校方要求学生提供竹类盆景装饰教室,我女儿等四人一组共同购买了一盆文竹.班主任钟晔认定他们买的文竹盆景与其他学生买的价格有差异, 为此, 班主任钟晔于3月18日上午9点多当我女儿面给在北京的我打电话,说: “刘凌波在校犯了严重错误,你是不是不在上海?” 我说:"是的,我在北京.这样,等我回上海后找您解决.”钟晔说:"那好,再见.” 同日上午11点左右,在嘉定上班的我爱人接到班主任钟晔电话,说:”刘凌波在校犯了严重错误,今天请你自己来学校接孩子,和孩子当面解决问题.” 爱人说:”我在嘉定上班,临时出来没有交通,只能下班时坐公司班车回市区,时间太晚了.而且当天的工作已安排好,不能放下不管.能不能在电话里沟通,或者我明天请假来学校?”钟晔说:"刘凌波他们买的文竹虚报价格,比别的同学买的贵很多.我问了他们,他们说是刘凌波出的主意.你来学校接她,当面解决.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赶到学校?”爱人说:”我下班到学校起码7点左右,太晚了.”钟晔说:"我等你,刘凌波被我留在办公室.” 当天下午3点左右,钟晔打电话给刘凌波的爷爷,说:”你是刘凌波的爷爷吗?”爷爷说:”是.”钟晔说:"刘凌波犯错误,被留校,你3点半放学时不用来接她.她妈妈来接。”爷爷说:”噢.”
下午放学时,钟晔将刘凌波强行滞留在她四楼办公室,至出事时仅钟晔和刘凌波两人在办公室,并无他人.下午5时10分左右,一名体育老师发现孩子坠落在楼下水泥地上的血泊之中,后叫其他人一起用平板车将其送至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下午5点半左右,我爱人在回来途中接到班主任钟晔电话,说:”请你赶快去医院,孩子摔了.我正从学校赶往医院呢.”爱人问:”孩子什么情况?”钟晔说:"孩子在医院,我还没看到,不知道什么具体情况.” 5点45分左右,爱人再次打电话给钟晔,问:"你到医院了吗?孩子到底怎么样了?”钟晔回答说:"脑部受伤,要马上动手术,情况危急.”等爱人赶到医院,看到孩子已是血压,呼吸全无,心跳停止，双眼瞳孔完全放大,回天无力了!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全部真实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到医院时已经死亡，然据知道内情的人透露，校方和教育局电话给医院院长，要求医院一定要先救活孩子，这样一来就不能算当场死亡，可以给家属一个接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更能让校方和教育局展示他们积极救助的人道主义一面，院长于是下死命令要求务必先救活孩子。对于我和家人来讲，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但哪怕就是只有亿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说救呀！于是医院组成了20余人的手术小组，终于使孩子得心跳恢复，在我国没有脑死亡，只要有心跳就算活着，这对于一个刚发育的孩子的机体来说并不难。晚上10点我赶回了上海，手术的结果是：开颅手术，脾摘除，一侧肾摘除，全身多处骨折，输血3000毫升，相当于换了一遍血，这样的结果不难想象女儿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正如主刀大夫手术下来后对我说：“想听实话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希望。”
于是有了那撕心裂腹的24个日日夜夜。
真 相（二）
24个夜晚，24个撕心裂肺的夜晚就这样在女儿的所谓的挽回的生命体征下开始了，那一夜，我第一次在ICU的病房里远远的看见了术后的女儿，她静静的躺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头被厚厚的纱布裹着，我的心开始剧痛，才分别短短的2天，天性活泼的女儿却成了如今的样子。恍恍惚惚地走出病房，看见了悲痛欲绝的父母，一时间苍老了许多，我紧紧地握住了他们说：“你们还有儿子！你们还有儿子！”
随着心痛的增加,心中的愤怒也在增加,因为事情发生到现在,我的家人包括我都还没有见到这个姓钟的班主任,那么多老师(学校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的)都在,可唯独少了这位今天一定要和孩子的母亲谈一谈的班主任.而且从此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连孩子最后的告别追悼会也没有出现).于是我开始问学校的校长要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权利从这个最后唯一和女儿在一起的班主任嘴里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然而没有人告诉我,学校的刘校长自始至终对我说的都是不知道这个老师的下落,但是她从第一天就承诺过我:”钟老师迟早会面对你,她也必须面对你们”谎言就这样开始了,而更多的谎言还将继续.
3月19日上午在学校找不到钟晔,甚至连刘校长也找不到后,我开始向各报刊媒体寻求帮助,于是记者们纷纷来到医院,作为父亲我向他们讲述了我所知道的全部过程(见真相一),晚报19日刊登了,电视台19日播出了,晨报20日刊登了,东方早报20日更是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本以为这是给女儿讨回公道的开始,可是我错了,这个开始一开始就被扼杀了,21日后很多的几乎所有的记者就都开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们刊登了消息，但是我们受到了某些部门的极大压力，命令我们不得再刊登或炒作此新闻。”太可怕了，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我的面前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堵墙，一堵披着华丽的慈善外衣，而满腹虚伪和谎言的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堵墙离我越来越近，直至最终脱去华丽的外衣毫无羞耻地走到我的面前。
3月19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第一次走到了女儿的身边（从这一天起，每天只能探视半小时），第一次近近的看到了女儿毫无血色的脸庞，女儿一动不动，全身插满了管子，所有的所谓生命体征都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着，毫无自主。走出监护病房，我满脸泪水的和爱人说：“女儿昨天已经走了，现在只是人为的，从今天起我每晚在病房门外的楼道里守护，祈求奇迹的发生，没有奇迹，也算是我一个做父亲的陪伴着女儿走完她的最后人生。”爱人说：“白天我守候，我们一起给她力量。”
随后的几天探视，女儿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一位好心的医生对我们所说的话倒是意味深长：“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也要想开些，有些事你们也许以后会知道，我们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他们做了什么呢？这也许正印证了那位知情人所说的“务必先将孩子救活”的命令。医生们又怎知道我们的想法：哪怕是你们只给了孩子亿万分之一创造奇迹的可能，我们都要感谢你们。
在这期间我一再要求校方让钟晔出来，我们只想知道为什么留孩子，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孩子到出事近3个小时老师居然没给她吃一点东西(手术后医生告诉我们，由于手术需要把孩子胃里的东西导出，可胃里什么也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刘校长只是一味地说：“我们已经报了警，警方会调查。”我于是找到了负责调查的田林派出所的孔副所长。孔副所长说：“如果你是来报刑事案件，可以告诉你已经排除刑事谋杀。如果你是报治安案件，也可以告诉你，属意外事件，不予立案。”我问：“你们通过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回答：“通过刑侦勘察，当事老师和一些同学的询问笔录。”我问：“既然是询问，总不能只问一方，听一面之词，为什么这么多天了，没有询问过我们，钟晔和我们通过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听听我们的？”回答得确是冷漠之极：“没有这个必要。”我问：“人命这么大的事，你们的结论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回答：“是的。”我又问：“我想看一下询问笔录，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总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回答：“不可以。”我不可以看，然而校方和教育局却可以看，因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对笔录的内容一清二楚。我再一次感到我面前的这堵墙是多么的厚。我对孔副所长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的没了，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说法？”无语，冷漠的无语，然而并不只无语是冷漠的，后来的行动则更加的冷漠。
真 相（三）
不能看笔录，当然也就无法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对于“意外事件”的论断，我又特意的询问过警方：“什么是意外事件？”回答我说：“就是除他杀以外的其它可能。”我问：“自杀和意外失足坠楼都算吗？回答：“是的。”我又问：“那你们得出的结论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失足坠楼？”警方回答说：“当时只有小孩和钟老师两个人在楼上，没有目击者，而根据现场的勘查，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失足坠楼，都有可能，因此我们只能定为意外事件”真不知道我们国家人民警察的刑侦能力原来是这样，或是要隐瞒什么？我不得而知，不好妄下结论。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又找到了刘校长，我们提出要钟晔出来当面说明情况，毕竟是她非要留下孩子多晚都要当天解决，而且又只有她和孩子在一起，我们有权利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刘校长的回答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而且这样也不安全。”这时候他们考虑的确是老师的安全，试问，出事前又有谁考虑过我女儿的安全？无语，当无法回答时就是无语。我们甚至提出可以让警方保护她出来，或者我们七十多岁的父母去见她，这样总安全了吧。我们只想她当面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可是还是不行。这之后陆陆续续一些说法都出来了，有的说钟晔被保护起来了，有的说她疯了，住院了。等等。我对校方的说法是：“如果她疯了，请拿来医院的证明，我们可以不让她出来，但同时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四个老人，还有我和爱人，这么大的悲伤和痛苦，我们都还没疯呢，她年纪轻轻正当年，如果心里没鬼怎么会疯？”还是无语。
每天都在期盼着探视的时间，又害怕看见缠满纱布的女儿，不愿女儿再受这种煎熬，但又决不愿放弃女儿。始终的愿望就是女儿能活下来，哪怕是终身残疾，哪怕是终身植物人，只要活着，活着就是希望，活着就是寄托。为了女儿，我牺牲了一切，8年了，我放弃了到手仕途，已成的事业，唯一的心愿就是女儿健康，快乐的成长。女儿在英国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你的女儿真的不一样，天资很好。”为了这个，我甘愿放弃一切。女儿生性开朗活泼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变得越来越阳光，在这里我根本就不屑去驳斥那些说女儿性格有问题的人，凡是见过女儿的，包括四小教过她的老师，都知道她是什么性格。然而现在女儿却一动不动的躺在了病床上，生命体征一天比一天的衰减。而我这个做父亲的确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又到底发生了什么。
校方和教育局不管是真心救治也好，是展示形象也罢，目的也许不同，但目标却与我们不冲突，毕竟作为父母，我们希望孩子能活下来。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孩子从入院起，就再没有过自主的心跳，血压和呼吸，瞳孔始终放在最大，生命的这四大体征始终如此。华山医院的专家和北京的专家都来汇过诊,结果一致认为没有希望。
每天夜里躺在病房外走廊的地上。天天为女儿祈祷，向菩萨许下了无数的愿，期盼奇迹的发生。这期间有不少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的老师陪伴过我，“青保办”，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应该是保护青少年的机构吧，然而我又错了，这哪里是什么保护青少年的组织，我应该给它改个名字，叫“师保办”，而且这个“师保办”在后来和我的谈判中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他们的“变脸”要比四川的国粹不知道要强多少。从这当中一些好心的老师中，我断断续续的了解到一些事情的经过（我无法判断是真是假）：钟晔当天留下了三个孩子，他们是一起犯的错，原因不清楚，其中一个孩子3点半家长就接走了，另外一个孩子4点50分家长也接走了，之后就剩钟晔和我女儿两个人在办公室，直到5点10分事发，谁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钟晔在派出所说，她和孩子在办公室，孩子做完作业就写小说，钟晔看了孩子写的小说还夸了孩子，孩子还挺高兴，之后要上厕所，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连普普通通的老师们都知道了笔录的内容，而我却不能看，不能知道。社会主义法治呀！看来就是为我一个人制定的。这回应该是我无语。
真 相 （四）
虽然没有官方给出的正式认定，但从各个方面汇总来的消息（当然无法证实），使我勾画出了这样一幅场景：下午4点50分，另外一个孩子被接走了，钟晔回到了电脑前，女儿在写小说，5点左右钟晔走过来看女儿的小说，看后夸奖女儿写得很好，是个写作的料，女儿很得意，5点5分，女儿要求上厕所，于是去厕所，进出上厕所3分多钟，5点8分多出来厕所后(教育局方面称，刑侦勘测到了女儿进出厕所的脚印，学校教育局也是当事方，他们笔录，刑侦勘测都能看到，我却不能)，5点10分莫名其妙的摔到楼下（这一切都发生在4楼）。如果真是这样，显然不像是自杀，可是要在走出厕所后的1分多钟里爬上1米20的围墙，然后再失足坠楼，也太不符合情理，而且我到女儿坠落现场看过，也详细地问过发现女儿落地的老师，包括女儿坠楼的位置，头朝向，姿势等等，确实百思不得其解，既不像自杀，也不像失足坠楼。倒象是一动不动的被人举起后扔下来的，然而这就更不可能了，女儿已经80斤了，有谁（特别是女的）能轻易地把她举起来，而且她还要没有挣扎。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问过刘校长，女儿到底是几点钟坠楼的，她回答说是5点6分，我问怎么得知的，刘校长说，学校有个180度的旋转监控镜头，不能看到楼上，但可以看到楼下地面，因为是旋转的，没有拍到落地的镜头，但当旋转回来后，看到孩子已经在地上了，这时的录像时间是5点6分。这和警方记录的5点10分坠楼有这么大的出入，当然，录像的时钟也可能慢了。然而这一切也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是福尔摩斯，真的无法解开这个谜。
对我们来讲，这就更需要钟晔出面解释了。不可否认，事发之初确实恨不得将她一棒打死，将心比心，有哪个作父亲的不是这样想，如果不是，那还是父亲吗？然而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动过校方任何人一手指头。平心而论，我也不相信老师会谋杀女儿，更不相信女儿会自杀（除非老师用语言逼她跳楼）。女儿性格很外向，8年来一直是我带女儿，我深知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别的不说，仅钟晔当班主任2年半来，孩子和我就被她留下过不下五六十次，大大小小什么事情都留，孩子早就皮了。有网友问为什么留了这么多次还不和校领导反映。我也想反映，可是也担心万一解决不了问题，这个老师以后会整孩子。田林四小有过这样的事例。而且我当时还有两个想法，就是第一，孩子不可能永远在小学，最多一两年，算了。第二，这个老师还年轻，缺少经验，总需要有一个锻炼的过程。我当时确实写好了一封给校长的信，至今还在我的电脑里，打算等孩子毕业后发给校长。下面括弧中就是当时我写的信
（尊敬的田林四小校长：
您好，我是贵校一学生的家长，在此我想对贵校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些做法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我无意指名是哪个年级的哪位老师或是哪些老师，更没有指责的意思，只是想表明一下个人的意见，以供学校参考，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教育好孩子。
开学一段时间了，老师每天要给学生留作业，学生每天要认真完成作业，家长要监督孩子做好作业并且签字，这些本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但是，有意思的事，当学生的作业中有错误的时候，哪怕是只有一个字的错误，老师却要求学生写书面检查（据孩子说全班要有一大半学生写，大队长也一样，做错作业就要写）。更可笑的是，老师还要求家长写条，说明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做错作业，俨然是要家长也写一份检查。这种做法简直叫人哭笑不得，第一，什么是检查，检查是对错误行为的认识，难道学生的答案不对就是犯错误了吗？有谁能永远答对，更何况是孩子。答不对就要写检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只会混淆学生对错误的理解。第二，我以为家长的职责是监督孩子是否认真完成了全部作业，而不是和孩子一样作一遍作业，否则老师还用批作业吗？更何况有些作业家长也未必会作。 值此敬上! 学生家长 3月2日 ）
我也不明白钟晔为什么这样做，按说女儿学习一直是数一数二，老师不应该这样吹毛求疵，如果班里的所有同学都这样成绩好，那钟晔肯定是上海市模范教师了。事发之后有人告诉我：“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你没给老师意思.”难道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是谋杀，自杀还是失足，我总要面对面地看当事老师的陈诉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吧。况且我认为，钟晔应该负有一定责任，首先是钟晔的做法过于极端，其次是不让爷爷来接，难道爷爷不是家长，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把孩子留这么长时间，不给吃不给喝，这是有违上海市制定的《教师道德规范》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既然你选择了这样的做法，就应该知道自己的看护责任，，孩子毕竟是未成年儿童，出了事情，你总是要负这个责任的。难道这些都换不来一个当面澄清，说声对不起吗？事实是确实换不来，不但换不来钟晔的一声对不起，自始至终也没有换来刘校长，校方或教育局的一声对不起。不但换不来一声对不起，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颠倒黑白，没有人性。
真 相（五）
对了，上一篇还忘了一件事，事发后第二天，也就是3月19号，我们向学校要孩子的书包，校方说书包被派出所拿走了，一再讨要后到22号才由学校把孩子的书包还给我们。既然是派出所拿走了，为什么是学校还给我们。于是我问了警方，回答我，警方根本没有拿走过孩子的书包。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孩子留下过什么东西？
“第24个夜晚是那么的难熬，4月10日下午最后看了女儿的各项指标，我知道，女儿要真正地离开我了，我暗暗的告诉女儿，不要怕，那里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回到家里，一个人为女儿嚎啕大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女儿放声大哭，对天告诉女儿，爸爸为你哭过了，明天，爸爸不能这样了。晚上回到病房外的走廊，守候女儿最后的一夜，24个夜晚，这一夜最难熬。4月11晨，不愿来临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那一刻天是黑暗的，我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倒下，看到女儿还很清晰的脸庞，这一刻我还是倒下了。扶着女儿的车，我为女儿用手机播放了她最爱听的曲子“沧海一声笑”和“回家”，从此天堂添了一份欢笑，人间多了一分思念，愿女儿一路走好，早日回家。”这是我留在网友博客里的一段话，我想不出更能表达我那时心情的话语了。女儿最终的结果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奇迹没有可能发生，没有留下任何的话语，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痛苦和思念。
女儿走的当天4月11日，我就要求马上同对方协商解决，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愿意让女儿在那冰冷的地方哪怕多呆一分钟。第一次协商如期在下午在学校举行了，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有诚意的协商，完全是一场四川“国粹”的表演，坐在我对面那些之前对我说“你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有诚意的”的教育工作者们，一眨眼都成了国粹“变脸”的高手。这不尽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看过的一部电影《停战协定》，其中敌人在谈判桌前百般抵赖，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场面历历在目，儿时对敌人的痛恨心中尤存。然而我万万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成立59年之际，这相似的一幕居然出现在了我的对面，而且是那么的真实。但是这一次的失败者可能不会再是“敌人”。
对面的谈判者包括：徐汇区教育局王华兴副局长，法律顾问成大律师，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的王主任（从这一刻起，他们开始真正的履行“师保办”的责任了），田林四小校长刘荣，郑老师，以及派出所方面的警方人员（他们的主要作用是认定一些实事）。
协商一开始王副局长在同情之后就讲了一个原则：“合理的，政府多少都给，不合理的，政府一分都不会给。”而且是无数次的重复。太可笑了，他们以为我是为钱而来。我也向对方表明了我的态度：“钱我不希罕，它买真相（四）不回我女儿的命，我要的是认定事实过程，承担相应责任，当事人赔礼道歉。”同时我也向对方讲了我的一个原则：“不管你千变万化，我就一条，对我家族来讲，仇恨已是事实存在，希望你们拿出你们所说的诚意，化解仇恨，而不是再增加仇恨。”
我从一开始就一再问对方，我到底是和谁在谈，对方一会儿说是和学校，一会儿又说是和教育局，后几次谈判时又说是代表区政府，总之是变来变去，推来推去。
我们首先提出双方应对事情的基本过程给与签字认定，那就是：“1.钟晔曾分别给我，爱人和爷爷打过三个电话要爱人来校，放学不让爷爷接。2.三点半学校正常放学而我的女儿被留下了。3.事发时有20分钟钟晔和我女儿单独相处4.被留后五点十分女儿是在学校坠楼。”这一基本事实当时被在场的派出所警方予以认定。对于这一已经被警方认定的基本事实对方却根本不予认定。
王副局长的开场白之后，居然成了成大律师的独家发言：“我们最好不要谈过程，不要谈责任，这对后面的谈判是有好处的。”后面的谈判？不谈过程，不谈责任，还有什么可谈的，难道就只谈钱？太可恶，可鄙！这位成大律师何许人也，我不清楚，让我们从他的话语中了解一下他的人品吧!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相信，我是凭良心做事情的，我每个月拿他们教育局2千块钱，我不是为了钱的。”一会儿又说：“我懂得法律很有能力，外边140万的宝石捷就是我的，凭我的能力我曾经使公安部通缉的要犯无罪开释。”多么有良心的律师呀！最后一次谈判时私下这位大律师对我的家人居然说出了更为露骨话：“这是跟共产党打官司，怎么打？”。第一次谈判中，这位大律师还挤尽恶毒语言刺痛我们本已受伤的心。就连对方自己的老师都不得不承认：“他说话是硬了些。”他这样做，以及后来对方的很多做法都好像是对我说：“我们就这样，你打官司好了。”这里我就不得不解释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打官司。“拿起法律武器”这只是一句空话，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权别进来。”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银行行长（广东开平）侵吞2.5亿判12年，而老百姓（许霆）多取17万判无期。”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刚出生32小时的婴儿要为自己的死承担30%的责任（静安区妇幼保健医院案）”。我不愿意在本已冤死的女儿头上再扣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在我看来就是失足坠楼都是冤屈的。这和课间休息意外坠楼还不一样）。而这不是可能，是太可能了，他们能控制言论自由的媒体，当然也就能影响至高无上的法律。（顺便说一下，在过去的两年里，上海已经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都被压下去没被报道，我女儿的事能报出来已是不易了。）用句成大律师的话：“这是跟共产党打官司，怎么打？”对我来讲，还有更重要的，打官司要很长时间，我不能忍受让女儿在那冰冷的地方呆上那么长的时间。
对方连最基本的事实过程都不承认，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
真 相（六）
4月12日，第二次的谈判还在学校，对方一再反对在学校，说是不能影响教学，这一点我赞同，正是基于此，我除了3月19日来学校找过刘校长和钟晔，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学校。但是这两天不同，第一是周末不影响教学，第二是女儿在学校出的事。或者去教育局谈，对方断然拒绝。谈判之前我们要求不要再看到那个人什么成大律师，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在走法律程序，不需要和对方的律师谈，何况他第一天伤害了我们，他来不会给谈判的气氛带来好处，对方同意了，所以谈判开始并没有这位大律师，王副局长的开场白还是那些“原则”，但是谈判的气氛还算是平静，可是就在双方再次谈到事实的基本过程时，这位成大律师大摇大摆的推门而入，会场立刻不平了，我的老人们纷纷冲向大律师，要和他理论（头天谈判老人们没有参加，但听到这位成大律师的言行，都无法忍受）。谈判已无法继续，这时对方的老师们将我和爱人叫出，郑老师直言不讳的说：“这样是谈不了的，你还是直接提条件吧，我们回去研究。”更有老师说：“你就说要多少吧，我们就是募捐，也会尽力满足的。”
对方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想法？难道我是在卖女儿吗？他们错了，我要的是公道，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他最多只能代表公道的一点点组成部分，而我要的是：当事人澄清事实，正视事实，承担应有的责任，做出应有的道歉。为此，我们在谈判无法继续的情况下提出了四点要求：1。由学校教育局安排女儿的追悼会，致悼词，给与应有的评价（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对方最想要也最容易办到的）2. 当事人澄清事实,由学校教育局给出在这件事上对当事老师的认定以及处理意见。3。当事老师在追悼会上道歉，送女儿最后一程。4经济赔偿。双方约定第二天下午2点继续在学校谈，听对方的回音。
4月13日，星期天，天气晴朗，可事情的发展却不象天气一样的好，时过中午对方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更是略显强硬：“我们通知你们，谈判地点改在xxxxx,你们准时到达。”我回答说：“我们不是部下，命令怎样就怎样，地点是双方早已约定好的，一方不能说改就改。我们会按时到学校。”可是2点钟我们到校时，学校空无一人，一直等到三点还是一人没有，而且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同我们联系了，之前仅存的一点热情也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会答应我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于是从这一天起，干脆来个绝对冷处理。看你怎么办。
回到饭店，老人们实在气不过，于是决定第二天到学校摆花圈纪念孩子，另外再去教育局要求给说法，但老人们一致表示，将花圈摆在一侧，不挡大门，不能堵住学生的进出（事实也是这么做的，有照片为证，有那么多群众为证，至于网上有人说什么堵住大门不让出入，纯属造谣。）
4月14日，真正让我看到了某些人的丑陋本性。早上7点老人开始站在校门一侧的花圈前，没过几分钟，那位威武的孔副所长就来了，冲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底线，你再这样，我要对你采取行动。”我说：“你凭什么对我采取行动？”孔说：“因为你在这里摆花圈。”我说：“孩子在这里走的，老人们要祭典，我拦不住。”孔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说出了让我几位惊叹的话：“那是你爸妈，你要负责。”听听，听听，这就是一个法律工作者，甚至是我面前那堵墙的逻辑：孩子有事了，要爸妈负责！爸妈有事了，要孩子负责。看来中国的普法教育是多么的必要，执法者尚不懂法。我郑重的对孔副所长说：“他们是行为能力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警告你，他们都是老人，没有违法，他们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病，如果由于你的行为造成伤害，你知道该负什么责！”听了我的这番话，孔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些：“你们妨碍人家教学，人家报了警，我当然要管。”我说：“我的孩子死在了学校里，我也报了警，你为什么不管，现在他们都不跟我谈，我也向你报警，你管不管？”孔似乎被我和周围群众的话问住了，说：“那我去和他们说，让你们坐下来谈。”去了一会儿却无果而回。看来孔副所长的处境和我一样：孩子有事了，要爸妈负责！爸妈有事了，要孩子负责。
接着我们来到徐汇区教育局，打出了“还我女儿”的横幅，多少的一点压力终于唤出了那位王华兴副局长，答应继续谈，可就在这时，学校那边传来了孔副局长动手推打我母亲，母亲心脏病发的消息。等我赶回时，母亲躺在地上，已经吃了急救药，通过母亲和群众的叙述，我知道了情况：孔副局长为了驱赶我母亲动了手，由于激动母亲心脏病发了。送到了医院，幸好当场吃药及时。很多群众给我留了手机和电话，愿意为我作证。我当场就打了7遍110和徐汇分局督察办公室，在场群众也帮我打了电话，可始终没来过一个警察。
和教育局又约好了第二天继续谈，第二天的谈判才真正的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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