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之城—外媒眼中的王怡牧师与秋雨之福教会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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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之城—外媒眼中的王怡牧师与秋雨之福教会对中国的影响
原创 2016-04-28 恩约团契 恩约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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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很感恩在前几日的一份外媒上看见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正面介绍，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中国这个时代的美好工作。现将此文翻译出，愿我们透过了解王怡牧师和秋雨之福教会开拓性的服侍所带给中国的贡献，感恩上帝的荣耀和伟大！
外媒原文链接见译文最后。本文翻译：麦粒弟兄。
中国的一所基督化学校，一所反对堕胎的机构，一座长老会体制的教会，坐落在中国的西南部。虽然处于政fu的严厉监管之下，但他们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聚会，正在从事于政zhi上禁忌的举措，开始重新塑造这个国家的家庭教会运动。
中国成都——口中满了辛辣的味道——因为中国西南部的成都的空气中弥漫着使人麻木的胡椒粉的气味，这些气味从遍地卖馄饨和红油面条的餐馆里弥散开来。
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站着一个散发广告的人——手里拿着被挤压的橙汁，在这位男子的一旁的角落里有一家服装店，正播放着流行音乐。服装店是在矗立着的一座不高的办公楼底楼，楼上就是中国现在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在一个晴朗的礼拜天，大约有七百名聚会者进入这间新买的写字楼内，那里已经被装饰成一间宽敞的教会礼拜堂，配着一架钢琴和一个诗班。在听一场婚姻证道前，无论年轻的和年老的都用中文唱着“比雪更白”的赞美诗。那天下午，教会里的单身弟兄姊妹在举办一场关于基督徒是否应该任凭他们父母使他们同不信主的人谈恋爱的正式辩论。大概有100位听众就这一问题在底下轻声议论着。
秋雨之福教会并不符合中国对于家庭教会的传统看法——聚会在公开领域不被允许，而在家庭则可以。她的成员并不单顾自己——他们并不低调。在网上可以轻易搜到这间教会的地址并王怡牧师的讲道音频。教会的资金状况、聚会时间和地点及牧师的电话号码每周都会公之于众。这间教会组建了一个长老会、一个神学院和一所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学校。下一年它将计划成立这个国家第一所基督教自由艺术大学。事工部门触碰到中国社会最边缘化的领域——政zhi敏感的、从未出现的、孤立的事情。秋雨之福也是第一个通过法律渠道成功地反击了政fu的逼迫。
秋雨之福教会中也有人不满王牧师，认为他在按政fu的按钮的路上走远了。他们认为应当顺服在上掌权的。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城市教会效法他的脚踪而行——更多的在租用甚至是购买办公场所，并且对社会和政zhi的问题持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也看到教会对于由宗派带来的体制和问责制的需要。
作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教会，秋雨之福教会是处于政fu可能会决定以未注册登记为由对其进行强力镇压的状态下。教会的领袖们也会顾虑他们的异象和计划可能会面临政fu随时的拦阻。尽管有这些危险，这些坚定的信徒依然继续做着上帝呼召着他们去做的，并且相信教会在天父旨意中永远不会失败。
王怡牧师，今年42岁，用抑扬顿挫的语气，结合中国的成语，基于改革宗神学去讲道。大多数中国牧师的讲道都是热情洋溢的，但是因着王牧师以前是一名法学教师所以他的讲道更有深度。但那并不代表着他不会以柔和的言语讲到：“他称政fu推动下的三自爱国运动就是‘敌基督者的运动’”
王怡牧师并不是在一个基督教背景下长大的。他29岁那年才遇到一个信主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拒绝了从共产主义理论而来的唯物主义，然后当他学习西方政zhi体制的时候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成为一名“文化基督徒”，是站在学术的角度推崇基督教的价值但却没有个人层面对信仰的认信。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福音从乡村传入城市，这些知识分子们便对于基督有一个生命意义上的改变。基督徒民主活动分子余杰，他是王怡的亲密朋友。他在他教会首次教会侍奉工作就带上了王怡。然而当王怡看到聚会的会众热切地向天上的统治者歌唱和祷告的时候，他感到有几分不安，因为这使得他回忆起共产主义里的领袖崇拜。不过如今他解释：“因为在过去我们所崇拜的是假神，而现在我对于真神的崇拜深感敬畏。”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上帝开始在王怡的内心里做改变的工作。他开始为被政fu逼迫的家庭教会辩护，并且发现基督徒拥有真自由，这让他在学术上追求的“自由”一下变得相形见绌了。为深入了解具体的状况，他从一大早就起身前往在小乡村里的教会祷告会。渐渐地，他从对基督教的认识从有利社会转变成为“为自己的生命而信仰”。一位基督徒的同事开始每周同王怡的妻子会面，学习圣经，很快在他家客厅里一个聚会小组形成了。王怡意识到开始自我破碎，那就是自己只是外表上以为自己很公义，因为他对他们的帮助是建立在别人不能给他带来不便的条件上。在2005年底的时候，王怡接受基督为救主并且受洗了。
当聚会的人们在一起学习圣经，读神学著作，并且同海外教会交通的时候，友谊在王怡的家里升起了，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多地被改革宗神学所影响。王怡有一个成为全职牧师的想法，然而仍旧是一副画面——他是个骄傲的人，他承认到——他曾试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继续影响着社会。
2008年在四川发生了7.9级地震，87600人丧生，王怡的教会就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赈灾基督徒其中一个接待中心。当地震发生的时候，王怡正在他的十层的公寓里。他看着在他周围的建筑四周摇摆：“看着建筑物在移动，你就会意识到你所站的地方并不稳固……没有东西是稳定不动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因此你应该去做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事情。”七个月之后，王怡辞去了他在成都大学的工作，成为了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
由于以前王怡是一名人权倡导者，同时也在2006年同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会过面，所以官员严密监控着这间教会。当其他的教会可以很容易地为平安夜的事情租到酒店会议室，官员却声称秋雨之福教会的聚集是非法宗教聚集。秋雨之福教会采取了有力地回击，把这样的指控告上了法庭。在法庭审理之前，官员打电话给王怡，说他们驳回了对他们教会的指控，并且承认他们的程序不合规则。
在2009年的时候，政fu把他们驱逐在秋雨之福教会所租用的房子之外，强迫他们在户外的河旁聚会三个月。在那段时间内，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秘密地在一起商议着购买一间新的办公室地点，这将花费更多的资金。教会再一次对政fu的指控进行上诉，而政fu官员再一次地取消了诉讼。自那以后，政fu采取了退步，仅仅在敏感的时期拘留王怡，就比如在天an门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相对的自由准许教会拓展相关事工，其中包括创办中国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
从成都市市中心乘车约有40分钟的时间就看到有一排新建的别墅，四四方方的建筑每一面都相同，院子是用栅栏围起来的。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七个坐在他们课桌前的三年级学生正在学习10分钱可以买多少个2分钱一个的柠檬。在一个学生的课桌上放置着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写的又旧又乱涂乱画的小孩教理问答。当响起了巴赫的“耶稣，人们仰望喜悦”曲调的铃声的时候，学生们就快跑到地下的咖啡厅，在那儿他们可以同其他的同学一同玩耍——6个六年级的和13个九年级的。
圣约归正学堂是全日制学校，但不同于公立学校的孩子们所学的：他们在共产主义教育体制的掩盖下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历史事件。而这里是以圣经为世界观审视中西方的古典文学。他们被教导去思考他们的信仰当怎样去影响当下中国所遭遇的政zhi和社会问题。圣约归正学堂也是一所未注册登记的学校，这意味着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不会有被官方承认的文凭，而这所学校也面临随时被叫停的危险。
任米罗，一个20岁的学生，从2013年开始进入圣约归正学堂读书，她说她看见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开始学会思维用批判性思考。任米罗比她的同班同学大几岁。最近的一次班级辩论上，主题是辩论天堂是否存在时间。学生们查考圣经，相对论，逻辑。这一些在两年前任米罗认为是不会做到的，因为那时：“辩论赛是一定会发展到争吵的阶段的。”
圣约归正学堂的校长名叫苏马太，长相消瘦，书生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相信这群学生早就比大多数大学生对人文科学有更深的了解——因为连大学生他们的老师都是第一次读这些书籍的。
在中国，大江南北的教会都来这间圣约归正教会参观，希望可以效法这间教会，但是又苦于找不到成熟的可以从圣经的世界观的视角来教导的师资。为了回应这一极大的需求，秋雨之福在去年秋天创建了一个三年的硕士教育项目，该项目由神学类、人文类和教育类课程三部分组成。为了这些急切需要的，秋雨之福教会开设了为期一年就能取得证书的课程，其中的一半的课程在学校放假期间就可以完成。
2017年秋天，秋雨之福教会准备开办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就是为了能够及时赶上第一届圣约归正学堂的毕业生。拥有一个学校、一所大学、硕士生培养项目和一间神学院，秋雨之福教会将会是中国第一间具有完整教育体系的教会。
“如果你没有开始去做，那么你将怎么会知道他不会给予你机会呢？”
当李英强，这所学院的创始人，告诉其他教会这项计划，他收到的答复是困惑与不解：一所家庭教会创办大学？李英强认为中国基督徒需要对于大学的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大学并不是大的校园，为什么不能是一群满有责任心的老师和20个学生呢？李英强当然也考虑到在大学开办之前政fu就有可能会把这间教会叫停了。然而他说到：“我们知道这样决定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政fu的手中。你首次做这样的事被政fu叫停了，也许是上帝并没有准备好让你去开办大学。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怎么知道上帝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呢？”
秋雨之福也对其他领域起着示范作用，特别是在关于敏感的政zhi性话题以及关注上访者群体。在过去的四年时间内，教会的反堕胎事工部门通过在教堂里谈论、发传单、在社会媒体上活动等方式站出来反对堕胎。这一团队已经帮助了15个妈妈去面对她们的意外怀孕：一些堕胎，但其他的顺利地产下了健康的宝宝——团队的领导人之一，范乔尼，对于给宝宝取名感到非常的荣幸。
有一段时间，范乔尼遇上了个麻烦事——如果事工部门说服了一位母亲去留下她的孩子，但是她却没有能力照顾他（她），那怎么办呢？中国文化视堕胎是个不近人情的行为，尽管非法收养因着越来越多地女人不能生育——很可能是因堕胎的缘故——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范乔尼对圣经关于收养的认识越来越多，他认识到收养并不仅仅是一个无可退后的计策，而“是上帝叫我们去做的。”
因此范乔尼就把收养放在了他们团队使命的范围之内，在三月他邀请了一对美国的夫妇到教会里分享他们收养两名中国小孩的经历。两百名会友参加了这场聚会，许多人深感自己有罪，并且渴望着自己更多地学习收养和照顾小孩的知识。
事工部门向上访者和因家庭有政zhi犯的缘故而变得更加敏感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许多的教会会友逐渐消除对于失去生计和危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恐惧。教会并非必须要去帮助他们，但是那样子帮助会让他们明白基督之爱。
在中国，“上访者”是一群因所遭遇的不公而寻求赔偿的公民——他们是一群很难处理的人。许多人都是因为被非法取走他们的土地的失地农民，于是他们就对政fu和世界充满怨恨。政fu官员视他们为社会混乱的制造者，另外一些人对他们则敬而远之，因为上访者有“太多的麻烦”了。每个月，黄维才和从教会里来的志愿者共同组成一个上访者团契，他们唱赞美诗，传讲上帝爱世人的信息，祷告，并且有为上访者讲诉他们自己故事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志愿者们感觉到他们其实被上访者当作倾诉问题的垃圾桶，黄维才说这是上帝的大能才使得他们继续着每个月的事工。现在黄维才说上访者他们已经越来越愿意听福音的信息了，甚至有些人已经信主了。
同一群难缠之人在一起面对巨大的不公正。“你一旦心向世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仿佛没有了希望，你所需要去做的就是把你的希望放在耶稣那儿。”65岁的黄维才这样说到，“否则你怎样继续活着呢？在中国有太多可以抱怨的东西了。”
当被问到家庭教会的未来时，王怡回复到中国教会的下一步就是“在教会历史的传承下她是谁以及与中国社会当有怎样地关系”。他相信这只有通过宗派的形成才能发生。
自从在1949年中国驱逐传教士之后，教会就变成无宗派了，仅仅被分成官方的三自教会和未注册登记的家庭教会。一些人赞扬因着无宗派教会的质量变得更纯正了，但是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异端邪教侵蚀着初信者，牧师对他的会众传讲错谬的信息，教会固步自封。
王怡认为宗派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甚至是在中国，因着每间家庭教会都有她自己对于圣经的解释和传统也会产生“宗派”。下一步就是要建立完善的教会治理体系，保持教会在正轨上，并且保护中国基督徒免受异端邪说的搅扰。而这对中国当权者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将把不同的教会联合起来，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外另立一权威。
在2013年，王怡和恩福教会的牧师彭保罗一起寻求美国长老会的帮助，想在成都本地建立起一个本土的长老会体制的教会，而现在在那个地区已近扩展到四个教会了。他们同样也帮助其他城市的教会建立起长老会体制的教会。当我见到彭牧师时，他正刚刚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赶回来，在那儿他给一群预备产生一个长老会的预备长老们出题测试。在未来十年的范围内，王怡期待中国至少有七间长老会体制的教会。
当官方人士询问彭牧师关于秋雨之福教会新成立的长老会区会时，他确信这将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简单，因长老会体制可以根除教会领袖们的贪污腐败并且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当政fu人士对此半信半疑的时候，彭牧师指出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参加了他们长老的选举聚会，就是想看看这样的一个选举的过程。
向公众公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宗教和言论在习当政的时候还不是很自由的环境下。然而开放的教会要求她必须担负着山上之城的地位去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卖稀饭的老人到单身就怀孕的女大学生到住在豪华大理石房屋的高级官员们。
政fu会不会发起全国性的反对家庭教会的运动呢？王怡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秋雨之福教会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目标，他说到，“他们将会打倒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和公开化的教会使人们知道冬天确实到来了。”这就是作为一个先行者的代价，但是一个愿意付出这样代价的人说到：“总要有人敢于为他人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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