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贫穷与布道完美结合的“小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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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贫穷与布道完美结合的“小法国人”
2016-06-21 冈萨雷斯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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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读方济各，我惊诧的不是他的逸闻趣事和奇谈怪论，而是这些言行背后一颗孩子般单纯信主的心。他可以随时为主放弃一切，连最终和死亡面对面时都会称对方为“姐妹”。布道、宣教、周济穷人，他做到了，也让处于物质极大丰富世代的我们，更深思当如何把那份信望爱活出来。
城市、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例如，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易，促进了更加专业的生产，从而增加了全民财富，但是，货币经济的一大弊端是令贸易变得更间接，更缺少人性，而且还加大了贫富差距。城市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人口流动也令传统的教区式教牧工作难以满足涌入城镇的基督徒的需要。因此，数百年来始终表现出极大适应性的修道主义自然会有新的发展，而新的修道主义既质疑了货币经济的道德性，也满足了流动人口的需要。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修士是托钵修士——依靠乞讨为生的修士。
托钵修会的先驱之一是12世纪里昂的一位商人彼得·瓦尔多（Peter Waldo）。他听到一个过着极度贫穷生活的修士的故事，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因此决志过贫穷与布道的生活。他很快就召聚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里昂的大主教禁止了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似乎在批评富人，削弱他的权威和他对信仰生活的控制。他们向罗马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任命审理这起案件的神学家却嘲笑他们无知。尽管遭到嘲笑和不断的谴责，他们还是继续布道。后来，他们被迫隐退到阿尔卑斯山偏远的山谷，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新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改革宗神学家去到他们中间，他们接受了改革宗神学家的教义，从而成为了新教徒。
哪里有人居住就在哪里讲道，帮助穷人病人
早期的方济各运动与瓦尔多运动极其类似。方济各（Francis，约1181—1226）同彼得·瓦尔多一样来自商人阶层，他是意大利人，真名是吉奥瓦尼（Giovanni）。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与法国有贸易往来，方济各本人也喜欢法国行吟诗人的诗歌。因此，他在家乡阿西西（Assisi）的朋友很快就将他称为“法兰西斯科”（Francesco）——小法国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方济各同彼得·瓦尔多一样，经历过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这次经历让他接受了贫穷的生活。据说，他的朋友有一天看到方济各格外高兴，于是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结婚了。”
“你娶了谁？”
“贫穷女士！”
方济各随后将他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如果他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他会立即施舍出去。他衣衫褴褛，向每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赞颂贫穷之美。他重建被废弃的小礼拜堂，享受自然的美与和谐。他的父亲将他关进了地下室，并向教会当局求助。主教最终决定，如果方济各不愿意明智地使用他的家产，他必须放弃它们。一接到判决，他就放弃了他的继承权，并且将身上的衣服也还给了他的父亲。他赤身露体去到森林，在那里过上了隐修士的生活，并用大量时间重建一座荒废的小礼拜堂——它被称为波提温克拉（Portiuncula）。
后来，在1209年年末，方济各听到了《马太福音》17：7—10的经文。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并告诉他们不要带任何金银铜钱。在此之前，方济各几乎只关心自愿的贫穷和他在其中得到的喜乐。现在，他看到了将贫穷与布道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他的住所不再是偏僻的隐修处，而是喧嚣的城市。哪里有人居住，他就会在哪里讲道，帮助穷人和病人。现在，自愿的贫穷不仅是一种自我操练的方法，更是一种融入缺衣少食的穷人的方法。
在这个新异象的带领之下，方济各离开了他的隐修所，回到了阿西西。他在阿西西讲道，遭到了以前朋友的嘲笑。但是，一小群追随者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他和这些少数追随者来到罗马，请求教宗批准他们建立新修会。当时的教宗是英诺森三世，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教宗，也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教宗。他并不想批准方济各的请求。据说，英诺森三世告诉方济各，他看起来像一头猪，应该到猪群中打滚。方济各真的去到猪圈中，他满身是泥，回到英诺森三世那里对他说：“教父，我按照您的吩咐做了；现在，您能按照我的请求做吗？”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属实，英诺森三世实际上比他的前任们更加精明，他在试验了方济各的勇气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
方济各带着教宗的许可回到阿西西继续自己的工作。人们很快就涌进了他的新修会——小兄弟会（Order of Lesser Brothers，或Friars Minor）。圣克莱尔（SaintClare）是方济各的属灵姐妹，她建立的女修会通常被称为克莱尔会（Clarisses）或贫穷克莱尔会(Poor Clare)。方济各修会的讲道、唱诗和乞讨成为全西欧一道亮丽的风景。
方济各担心，这场运动的成功也会造成这场运动的失败。当他的追随者开始受到尊重时，他开始为他们的谦卑担忧。据说，当一个新入会的修士问他拥有《诗篇》是否合法时，他回答说：“当你有了《诗篇》时，你就会要《祈祷书》。当你有了《祈祷书》时，你就会像主教那样爬上讲坛。”
这个故事还讲到，一个托钵修士欢欢喜喜地回到了修道院，因为有人给了他一枚金币。方济各命令他交出这枚金币，将金币埋到麦堆之中，并告诉他那才是金币的最好归宿。
方济各充分意识到，成功会给他的修会带来诱惑。他立下遗嘱，禁止他的追随者拥有任何财物，或向教宗和其他任何人请求放宽他所制定的《会规》。
在1220年举行的全体修士大会上，方济各放弃了他的修会领导权，他顺服地跪在了继任者的面前。1226年10月3日，他在自己年轻时重建的波提温克拉去世。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愿基督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职责。欢迎你，死亡姐妹！”
不仅讲道，还用生命去宣教
方济各对引领穆斯林归信基督教兴趣盎然，1219年，他来到了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苏丹阿尤布·阿尔·卡米勒(Ayyubid alKamil)接见了他，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可能是因为这次经历，他的《会规》的最后一部分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一些追随者将成为宣教士；这一部分《会规》还规定，“在上帝的启示之下希望到撒拉森人（Saracens）——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中宣教的修士，必须得到他们所在修会院长的批准。”
在方济各的鼓励之下，他的追随者不仅向基督徒讲道，也向其他人宣教。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很快就去到了北非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地区，甚至去到了远东的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方济各修会宣教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去到波斯、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宣教，1294年，他在三年的旅行之后抵达了汗八里（Cambaluc）——今天的北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就带领数千人归信了基督教。教宗后来任命他为北京的大主教，并派七位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为主教，协助他的工作。在这七位主教中，只有三位抵达了目的地。
同样，在十字军东征失败之后，方济各修会的修士成为留在圣地的主要宣教团体——宣教事工在数百年来导致两千多名方济各修会的宣教士殉道。
其他宣教士不是来自方济各修会，但他们也是在方济各和小兄弟会的鼓舞下开始宣教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雷蒙德·勒尔（Raymond Lull），他花费大量时间，说服了欧洲的教会领袖创建起教授阿拉伯语和东方语言的学校，他在向马略卡（Majorca）的穆斯林宣教时被石头打伤，并最终死于这次伤病。
修会动荡史：从“属灵人”到小兄弟会
虽然早期的方济各修会取得了成功，但是，方济各所建立的修会有着动荡的历史——这也许正是因为早期方济各修会的成功。方济各本人始终担心，他的托钵修士会变得安逸富有。因此，他规定了绝对的贫穷，这不仅是给每个修士的命令，也是给整个修会的命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重申了这个命令，因为他禁止追随者对他所制定的《会规》做出任何修改。
在方济各去世不久后，方济各修会内部出现了两个派别。严格派坚持谨守方济各的命令。温和派认为环境的改变要求人不要拘泥于《会规》的字面解释，方济各修会应当可以接受为推动宣教所赠与的财产。1230年，格列高利九世宣布，方济各的遗嘱不再具有约束力，因此，方济各修会请求罗马修改贫穷这一会规。1245年，方济各修会开始拥有财产，但是罗马教廷对此具有所有权，修会只具有使用权。最终，甚至这个会规也被废除，方济各修会逐渐拥有了巨额财产。
与此同时，严格派越来越远离教会的统治集团。他们将发生的一切视为对圣方济各的严重背叛。很快，一些严格派就开始宣称，费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的预言正在实现。约阿希姆是方济各的前一代人，他将历史分成三个相继的时代：圣父时代、圣子时代和圣灵时代。圣父时代从亚当到耶稣持续四十二代。约阿希姆认为，上帝喜爱和谐有序，因此，圣子时代也将持续四十二代。每一代是三十年，约阿希姆得出结论，圣子时代将在1260年结束，圣灵时代随之开始。在圣子时代，修士比其他信徒更加属灵，他们是圣灵时代的先锋。
1260年即将到来，因此，许多疏远教会统治集团的方济各修会严格派自然会认同约阿希姆的历史观。他们相信，当前的困难只是圣灵时代来临之前的最后斗争，圣灵时代将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教宗和教会的其他领袖最多只是下等信徒，教会很快就不再需要他们。
方济各修会的严格派自称是“属灵人”，他们开始宣讲约阿希姆的理论。他们的一个支持者是方济各修会的总会长帕尔马的约翰（John of Parma），他非常支持他们，以至于他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不是异端而辩护。因此，在一段时期之内，方济各修会似乎将走上瓦尔多派以前所走过的路线：脱离建制教会。但是，方济各修会的下一任总会长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e）——他也是巴黎大学的教授——将深刻的敬虔与对教会领袖的严格顺服结合在一起，“属灵人”发展壮大的势头开始减弱。同样的思想再次出现在14世纪的小兄弟会（Fraticelli）中Fraticelli是意大利语，意为小兄弟（little brothers）。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逼迫，直到最终消失。
（本文摘自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册，上海三联书店，201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