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置身于死亡环绕的世界
https://mp.weixin.qq.com/s/OVPP1t9zhFpu6ci3R5V0VQ
孩子置身于死亡环绕的世界
原创 2017-11-24 蒂莫西·斯奈德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蒂莫西·斯奈德
翻译：黎英亮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1933年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年份。在欧美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失去工作的男男女女，他们已经对排队领取食物习以为常了。满腔热诚的威尔士新闻记者加雷思·琼斯（Gareth Jones），曾经在柏林街头亲眼目睹德国失业者如何被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说深深吸引。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三年间，琼斯又被纽约街头美国工人痛苦无助的凄凉境况所震撼：“我看见成百上千的贫民排成长队，他们当中某些人曾经衣着光鲜，但现在只是为了领取两片三明治、一个炸面圈、一杯咖啡和一根香烟而苦苦守候。”1933年3月，琼斯抵达莫斯科，资本主义国家的饥馑让人们弹冠相庆。大萧条似乎预示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及其战友纷纷吹嘘他们在苏联建立的制度必将大获全胜。
然而，在苏联各城市，尤其是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城市，1933年也同样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年份。在乌克兰城市，比如哈尔科夫（Kharkiv）、基辅（Kiev）、斯大林诺（Stalino）、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成千上万的人们终日等待，也只是为了一小片面包。在哈尔科夫，当时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都，琼斯看见另一种形式的苦难。人们从凌晨两点就开始在商店门前排队，而商店要到早上七点才开门。在平常日子里，大约有4万人在等候领取面包。那些排队的人如此绝望，以至于要紧贴着前人的裤腰带才能保住位置。有些饥饿的人如此虚弱，以至于要紧挨在陌生人身上才能勉强站立。这种等候要持续整天，有时甚至要持续两天。即使是怀孕妇女和伤残老兵，也失去了免于轮候的权利，如果想要有口饭吃，他们就不得不在队伍里等候。有时队伍中会有妇女痛哭失声，这种痛苦哀号很快就会引起共鸣，以至于这数千人的队伍，听起来如同一只出于本能而恐惧呻吟的野兽。
生活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各城市的人们，害怕失去轮候面包的位置，更加害怕活活饿死。他们知道城市是获取食物的唯一希望。此前五年，乌克兰城市发展迅速，吸收了大批农民，造就了大批职工和职员。乌克兰农民的子女，以及更早定居在城市里的犹太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人，完全指望在商店里获得的食物。他们在乡下的亲人反而一无所有。这是异乎寻常的。通常在饥荒年代，城市居民会逃向农村。在德国或美国，农村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即使大萧条期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在城市里，产业工人和专业人士不得不去卖苹果，或者去偷苹果。但总会有某些地方，比如德国的阿尔滕兰（Altes Land），比如美国的爱荷华州（Iowa），有果园，有菜窖，有食橱。乌克兰城市居民无处可去，也无法从农民那里寻求帮助。绝大多数市民，都需要出示定量配给凭证，才能得到面包。纸片上的字迹，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相关证据俯拾皆是。来自农村的饥饿农民，沿着轮候面包的队伍一路乞讨，乞求得到哪怕是一丁点面包碎屑。在一处城镇，一名十五岁的女孩恳求让她排到前面，却被商店管理员活活打死。正在排队的城市主妇，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农村妇女在人行道上活活饿死。一名每天走路上学的女孩，早上看见垂死的路人，下午就看见已死的路人。一名共青团员把他看见的农村儿童称为“活着的骷髅”。一名生活在工业城市斯大林诺的共产党员，为自家后门发现的饿死者尸体而痛苦悲哀。在公园里散步的夫妇，忘不了禁止在此挖掘坟墓的告示。医生和护士被禁止收容（或者喂养）来到医院的饥民。城市警察到处抓捕饥饿的孩童，以免影响市容。在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城市，警察每天都要拘捕数百名小孩。1933年初，哈尔科夫警察每天都要完成拘捕两千名小孩的定额。在这一年任何时候，在哈尔科夫拘留所里，都有大约两万名小孩在等待死亡。孩子们哀求警察放他们出去，至少，让他们饿死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体面地死去，我不想饿死在死牢里。”
发生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各城市的饥馑，比发生在任何西方城市的饥馑严重得多。1933年，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实际上有数以万计的城市居民死于饥饿。然而，在苏联乌克兰地区，绝大多数饿死者却是农民，正是那些为了让城市居民有面包可吃而辛苦劳动的农民。乌克兰城市得以幸存，但乌克兰农村却走向死亡。城市居民不难发现农民的赤贫状况，与通常的逻辑正好相反，农民丢下荒芜的土地，四出寻找食物。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火车站，举目可见饥饿的农民，他们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乞讨。在一列火车上，加雷思·琼斯遇到一个好不容易才讨到一点面包的农民，但他的面包又被警察收走了。那个农民絮絮叨叨地咕哝着：“他们抢走了我的面包”，他清楚地知道，他饥饿的家人会因此绝望。在斯大林诺火车站，一个饥饿的农民在火车进站时跳轨自杀。这座城市是乌克兰东南部的工业中心，在俄罗斯帝国时代由约翰·休斯（John Hughes）建立，休斯是威尔士工业家，加雷思·琼斯的母亲曾经为其工作。这座城市曾经以休斯的名字命名，后来改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今天则被称为顿涅茨克）。
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完成于1932年，促进了工业发展，但却以民众苦难为代价。铁路沿线死去的农民成为这种巨大反差的可怕见证。在苏联乌克兰地区，铁路乘客会在无意中成为惨不忍睹的铁路事故的当事人。饥饿的农民沿着铁路向城市前进，但孰料会因为虚弱而晕倒在铁轨上。在哈尔齐斯克（Khartsyszk），被赶出火车站的农民，就在火车站外面的大树上吊颈自杀。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在回家乡别尔季切夫（Berdychev）省亲后返程的路上，遇到一位在车窗旁乞讨面包的妇女。身上兼有匈牙利、犹太、奥地利、德国血统的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经移民到苏联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也有与格罗斯曼类似的经历。库斯勒很久以后回忆道，在哈尔科夫火车站外面，农村妇女“把让人毛骨悚然的孩子举到列车车窗旁边，这些孩子长着无精打采的大脑袋、如同干柴枯枝的四肢、以及肿胀突出的肚子。”他发现乌克兰的孩子看上去就像“从酒精瓶子里取出来的胚胎样本”。这两位被我们视为20世纪伟大良知见证者的作家，在多年以后，才有机会将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形付诸笔端。
城市居民曾经对农民涌入市场的景象习以为常，农民在市场里贩点私货、赚点外快。但在1933年，农民前往他们熟悉的城镇市场，不是为了兜售商品，而是为了乞求生路。市集广场空空如也，没有货物，没有顾客，只有碍眼的死亡。每天早上，这里能够听到的声音就只有垂死者的微弱呼吸，他们蜷缩在曾经是衣服的破布下面。春天的早晨，在哈尔科夫市场的农民尸堆之间，一个婴儿正在吸吮母亲的乳房，但母亲脸上已经面如死灰。行经此处的路人所见到的，不仅是胡乱堆放的尸体，不仅是已死的母亲与未死的婴儿，而是历历在目的情景，微微蠕动的嘴巴，所剩无几的乳汁，早已冰冷的乳头。乌克兰人以一句谚语来描述这种情景。他们路过时，悄无声息地自言自语道：“社会主义的春天在此萌芽。”
2
1933年大饥荒，是斯大林在1928年至1932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那几年，斯大林支配着党的最高权力，强行通过工业化政策与农业集体化，成为打压民众的可怕父亲。他将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将农民变成奴隶，将西伯利亚的旷野荒地变成连串集中营。他的种种政策，以处决的方式杀死数万人，以劳苦的方式杀死数十万人，此外还造就了挣扎于饿死边缘的数百万人。他仍然貌似公正地关注党内的反对意见，但他掌握着无比巨大的政治资源，得到死心塌地的地方长官的辅佐，他置身于官僚阶层的顶端，这个官僚阶层声称他们预见未来并创造未来。未来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有重工业，因此必须有集体化农业，因此必须控制苏联最大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农民。
农民，尤其是乌克兰农民，并不乐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伟大历史进程的工具。即使农民完全明白苏联政策的最终目的，他们也非常不乐意，更加不要说认同这些政策了。农民肯定会抵制那些剥夺他们土地和自由的政策。农业集体化意味着两大社会群体激烈对抗，一方是农民，另一方是苏联国家机关及其警察部门，即所谓格别乌（OGPU，全称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译者注）。正因为预见到这一冲突，斯大林于1929年下达了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权力动员。斯大林说劳动阶层将会出现“翻江倒海”的变化。1929年12月，斯大林宣称“富农将被作为一个阶级消灭”。
布尔什维克把历史描述为阶级斗争，是穷人发动革命、反对富人、进而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正因如此，按照官方哲学，消灭富农的计划，就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暴君及其忠心不二的随员的独断专行，而是历史的必然，是既严厉又仁慈的克莱奥（Clio，希腊神话里的历史女神——译者注）亲手送来的礼物。国家权力机关对某类无辜人群的赤裸攻击，被低俗宣传所深化。有一张宣传海报，其标题为“我们将会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摧毁！”标题下方，一个富农被碾压在拖拉机车轮下，一个富农被描绘成囤积粮食的猴子，还有一个富农直接从母牛的乳头上吸奶。这些人不再是人类，而是兽类，这就是宣传海报想要传递的信息。
实际上，国家机关决定谁是富农而谁不是富农。警察驱逐富裕农民，这些农民将会在农业集体化中倾家荡产。1930年1月，政治局授权秘密警察审查整个苏联的农业人口。1930年2月2日，负责此事的格别乌下达相应命令，规定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各地区，一个三人团体，或者叫“三人团”，将会决定当地农民的命运。三人团由以下成员组成，一名秘密警察，一名地方党委领导人，一名国家公诉人，他们有权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判决（处决或者流放），这种判决不允许上诉。地方党员经常会提出建议名单，地方党委领导人会说：“在农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我们看谁像富农，谁就是富农。”尽管苏联也有法律和法庭，但此时这些程序都被三个人的简单决定所取代。大约有3万苏联公民被三人团判处死刑。
1930年最初四个月，大约有113637人被作为富农强行迁出苏联乌克兰地区。这意味着大约有3万间农舍人去楼空，而农舍里惊慌失措的住户，只有很少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迎接他们未知的命运。这意味着数千节寒冷刺骨的货运车厢，在塞满这些惊恐万状、疾病交加的活动货物之后，开往位于欧俄北部地区、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或者哈萨克斯坦的目的地。这意味着农民离家之前最后一个清晨恐怖的枪声与哭声，这意味着火车上的冻伤与屈辱，这也意味着农民作为奴工到达针叶林地带或者干草原地带之后的痛苦与顺从。
乌克兰农民深知这种前往囚徒营地的流放之苦，这种痛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刺痛他们。他们此时唱着这首已经成为传统曲目的挽歌：
噢！索洛韦茨基，索洛韦茨基！
如此遥远的路途，
心脏也无法跳动，
恐怖压碎了灵魂。
索洛韦茨基（Solovki）是北冰洋海岛上一座结构复杂的监狱。在乌克兰农民心目中，索洛韦茨基是为外来的、受压的、痛苦的、背井离乡的流放者设立的。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心目中，索洛韦茨基是第一个让流放劳工报效国家的地方。1929年，斯大林决定把索洛韦茨基模式推广到整个苏联，下令建立“特别居留地”和集中营。集中营被定义为劳动区域，通常被围墙环绕，并有卫兵巡逻。特别居留地是在囚犯到达干草原地带或者针叶林地带后，出于特定目的而由囚犯自行建造的新村。总体而言，在170万富农当中，大约有30万乌克兰人被流放到位于西伯利亚、欧俄地区、哈萨克斯坦的特别居留地。
对农民的大规模惩罚性流放，是与在苏联经济中大规模使用强制性劳动力相一致的。1931年，特别居留地和集中营被整合到同一个系统中，即所谓古拉格（Gulag）。古拉格，在苏联被称为“集中营系统”，与农业集体化相伴而生，并且依赖于农业集体化。古拉格最终包括476座营地，大约有1800万人被判入营，其中有150万人至300万人死于囚禁期间。自由农民变成奴隶劳工，投入到巨大的运河、矿山、工厂的建造过程中，斯大林认为这些工程能够实现苏联现代化。
在众多劳动营中，乌克兰农民绝大多数被送去挖掘白波运河（Belomor），即连接白海与波罗的海的运河，这是斯大林特别想实现的梦想。大约有17万人在冰封的土地上挖掘，他们用镐头、铲子、陶片甚至双手，持续挖掘了21个月。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疲劳和疾病，就地倒毙于干枯的河床底下，当运河于1933年完工时，却发现运河的实际通航能力极为有限。特别居留地的死亡率同样很高。苏联当局预计特别居留地囚犯的死亡率是5%，但实际高达10%至15%。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是白海沿岸的主要城市，一位当地居民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努力颇有怨言：“这是在经济上摧毁富农，在肉体上摧毁富农的孩子，这是彻头彻尾的野蛮行径。”极北地区的儿童死亡数量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的尸体被三三两两地拖到墓地，而且没有棺木可以收殓”。在沃洛格达（Vologda），一群工人质问道：“世界革命的征途”是否必须“跨过这些儿童的尸体”。
古拉格的死亡率固然很高，但还是不如某些乌克兰农村地区即将出现的死亡率那么高。白波运河工地上的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可怜的食物配给，大约是每天600克面包（大约1300卡路里热量）。然而在实际上，这已经比当时在苏联乌克兰地区所能得到的食物更多了。1932年至1933年，白波运河工地上的强迫劳工所得到的食物，相当于留在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食物的两倍、三倍、甚至六倍，而且农民还不一定能得到食物。
3
1930年最初几个星期，在苏联乌克兰地区乃至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以让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推进。莫斯科把各地区农业集体化指标下达到各加盟共和国首都，而各加盟共和国党委领导人则誓言要超额完成任务。乌克兰领导层承诺在一年之内完成整个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集体化。然后，各地党员积极分子为了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变得更加急功近利，承诺在九个星期至十二个星期内完成农业集体化。在以流放相威胁的背景下，他们强迫农民签字放弃土地产权并加入集体农庄。秘密警察会以武力干预，如有必要，甚至以致命武力干预。2.5万名工人被派遣到农村地区，以增加警察力量，并镇压农民反抗。工人得到指示，农民是城市粮食短缺的罪魁祸首，因此工人答应“要用富农的血肉来制造肥皂”。
及至1930年3月中旬，苏联有71%的可耕种土地至少在原则上归属集体农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已经签字放弃其自有土地所有权并加入集体农庄。他们不再拥有自主使用土地的正式权利。作为集体农庄成员，他们要仰仗集体农庄的领导给他们分配工作、支付薪水、提供粮食。他们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他们的家畜，将要依赖通常不敷使用的机械设备，这些机械设备属于新建的拖拉机站。拖拉机站的库房成为对农村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中心，那里从来不乏党委官员和秘密警察。
这种状况在苏联乌克兰地区比在苏联俄罗斯地区更为常见，毕竟在苏联俄罗斯地区，共同耕作制度已经是历史传统，而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农民更加害怕失去土地。他们整部历史就是与地主争夺土地的历史，他们似乎已经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取得最后胜利。但在革命之后几年里，1918年至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期间曾经征用农民的粮食。因此农民有充分的理由对苏联政权保持戒心。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妥协政策受到热烈欢迎，即使农民还是有理由观望疑虑，但似乎农民翻身的日子还是来了。但此时，1930年，农业集体化在他们看来如同“再版农奴制”，新的束缚又开始了，这次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附于富裕地主，而是依附于共产党。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害怕他们丧失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但他们同样害怕饥荒，实际上也害怕他们的灵魂不得永生。
就绝大多数地区而言，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农村社会仍然是个宗教社会。许多有朝气、有抱负的人，容易受到官方的共产主义无神论影响的人，早已离开农村前往各大城市，例如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尽管东正教会已经受到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压制，但农民仍然是基督教徒，并且经常把与集体农庄签订的契约理解为邪恶契约。有些农民相信魔鬼撒旦（Satan）会化身成人形，作为党员积极分子降临人间，他手握集体农庄清册，如同手握地狱之书，必将招致痛苦和天谴。新建的拖拉机站看上去就像焦热地狱（Gehenna）的前哨。有些生活在乌克兰的波兰农民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同样把农业集体化看成是世界末日一般的字眼。一位波兰人向儿子解释为何不肯加入集体农庄：“我不想把我的灵魂卖给魔鬼。”在了解到这种宗教虔诚之后，党员积极分子开始宣传所谓斯大林第一条训诫：集体农庄首先供养国家，然后供养民众。正如农民所熟知的《圣经》第一条训诫（First Commandment）是：“除我以外，你不得敬拜别神。”
在将富农流放到古拉格之后，乌克兰农村失去了他们的天然领导者。尽管失去了被流放的富农的领导，农民还是尽力拯救自己及其社区。他们尽力保留自己的小块份地，及其微不足道的自主权。他们尽力使其家人远离国家控制，此时他们在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里暴露无遗。他们卖掉或者杀掉自己的家畜，而不是交给集体农庄。身为父亲和丈夫的人会让女儿和妻子去与党员积极分子和警察斗争，因为他们相信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可能被流放。有时男人会化装成女人，以便有机会用锄头或者铲子袭击当地的党员。
尽管如此，农民缺少枪械，也缺乏组织。国家几乎垄断了火器和物资。农民的行动会被强大的秘密警察记录在案，警察可能并不理解农民的动机，但能够把握农民的动向。在1930年的乌克兰，格别乌记录了将近100万起单独的反抗个案。1930年3月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将近半数发生在苏联乌克兰地区。有些乌克兰农民用脚投票，向西逃亡，穿越边界到达邻近的波兰。也有整个村子追随他们的步伐，拿起教堂的旗帜或者十字架，有时甚至只是在棍子上缠一块黑布，就向西部边境进发。数以千计的人到达波兰，关于苏联饥荒的情况也就从波兰开始传播开来。
农民逃向波兰，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尴尬事件，也许还引发斯大林以及政治局的严重担忧。这意味着波兰当局在设法讨好波兰境内人数众多的乌克兰少数民族时，得以洞悉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和后果。波兰边防部队耐心地接待逃亡者，从中得知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和失败。有些农民乞求波兰政府入侵，以终止他们承受的痛苦。逃亡者危机同样为波兰提供了反苏宣传的主要武器。在约瑟夫·毕苏茨基统治时期，波兰从未制定过入侵苏联的战争计划，但的确准备过苏联沿着民族界线解体的应变计划，并且的确采取过某些步骤以促成这种解体。即使到乌克兰人逃离苏联乌克兰地区时，波兰也仍然沿着相反路径派出间谍，鼓动乌克兰人起而反叛。波兰宣传海报把斯大林形容为“饥饿沙皇”（Hunger Tsar），他在人民挨饥抵饿的时候仍然对外出口粮食。1930年3月，政治局委员担心“波兰政府可能插手干预”。
4
1933年初的苏联乌克兰地区，党员积极分子在收集谷物之后，都会留下一片死寂。农村地区也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声音比城市微弱得多、缓慢得多，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仍然发人深省、令人告慰。乌克兰正在沉默中死去。
农民已经杀掉自己的家畜（或者交给国家），他们已经杀掉自己的家禽，他们已经杀掉自己的猫狗。他们已经由于捕鸟而吓坏鸟儿。有些人逃跑了，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他们还跑得出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难逃一死，或者因为过分虚弱而无力呻吟。通过国家控制出版行业、限制外国记者行动，砍断外部世界对饥荒的关注；通过党的路线把饥荒等同于蓄意破坏，砍断外部世界的官方援助或者正式慰问；通过赤贫与不公，砍断与外部经济体系的联系；通过规章守则和警察封锁，砍断与国内其他地方的联系，人们孤独地死去，家庭孤独地死去，整条村庄孤独地死去。二十年后，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描述为缔造现代“原子化”社会的关键事件，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疏远。
饥荒并未导致叛乱，而是导致堕落、犯罪、冷漠、疯狂、瘫痪，最终导致死亡。农民忍受了长达几个月的难以形容的折磨，难以形容是因为饥荒的漫长和痛苦，难以形容也是因为人们太过虚弱、太过贫穷、太过无知，以至于无法记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但幸存者的确留下了记忆。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无论农民做什么，“结果都只是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是缓慢的、卑微的、无处不在的、习以为常的。比较体面地死于饥荒，几乎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彼得罗·韦尔迪（Petro Veldii）在预计自己死亡那天，拿出惊人的力气爬过自己的村庄。其他村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要把自己安放到墓地里。他不想陌生人把他的尸体拖到沟渠里。所以，他早就为自己挖好了墓穴，但当他到达墓地时，他的墓穴已经被其他人的尸体填满了。他为自己又挖了一个墓穴，躺下来，等待着。
只有极少数外来见证人能够留下这几个最恐怖月份的记录。记者加雷思·琼斯在自费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违反不得进入乌克兰的禁令，于1933年3月7日坐上前往哈尔科夫的火车。他在一个随意选定的小站里下车，背着一个装满食物的背包徒步穿越农村地区。他发现“饥荒的范围大得惊人”。无论走到何处，他都听到同样两句话：“人们都因为饥荒而水肿”，以及“我们都在等死”。他与饥饿的孩童睡在泥地上，从而得知真相。有一次，他与别人分享食物之后，一个小女孩高声说道：“我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以开心地死了。”
玛丽亚·沃文斯卡（Maria Łowińska）在同一个春季穿越苏联乌克兰地区，当时她陪伴丈夫四处兜售他的手工艺品。他们发现所有他们曾经熟知的村庄都空无一人。他们被漫无边际的死寂吓得不轻。如果他们听见公鸡打鸣，他们也会高兴莫名，以至于他们会为自己的反应感到意外。乌克兰音乐家约西普·帕纳先科（Yosyp Panasenko）曾经受中央当局派遣，与其乐队为饥饿的农民提供文化巡回演出。尽管国家已经拿走农民走后一丁点粮食，却还要荒诞不经地为垂死者净化心灵、振作精神。音乐家发现一处接一处村庄已经被完全废弃。他们最后总算找到几个人：两个死在床上的女孩，两条从炉子里伸出来的男人的腿，一个语无伦次地用手指甲扒着灰的老妇人。党委官员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晚上进入一处村庄以帮助收割。第二天，他发现市场上有17具尸体。这种场景在整个苏联乌克兰地区的村庄随处可见，1933年春季，人们以每天超过1万人的速度死亡。
有些乌克兰人选择不再抗拒集体农庄，他们相信这样起码可以避免被流放。然而，此时他们照样会因为集体农庄未完成任务而被流放。1933年2月至4月，苏联乌克兰地区大约有1.5万农民被流放。仅仅在苏联乌克兰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在定居于苏联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农民当中，就有大约6万人因为未能上交谷物定额而被流放。1933年，大约有超过14.2万苏联公民被送往古拉格，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要么面黄肌瘦，要么患上斑疹伤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来自苏联乌克兰地区。
在集中营里，他们千方百计寻找食物。由于古拉格本来就有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政策，因此这些本来已经因为饥饿而变得虚弱的人，其处境更是难上加难。当饥饿的囚犯由于进食野菜和垃圾而中毒时，集中营官员就会以消极怠工的罪名惩罚他们。1933年，集中营至少有67297人，特别居留地有241355人，死于饥饿或者由饥饿引起的疾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来自苏联乌克兰地区。此外还有数以千计无法确切统计的人，死于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的长途跋涉中。他们的尸体会被拖出火车当场掩埋，他们的名字和数字则从未留下记录。
那些饱受饥荒折磨的人，即使离开家乡，到达陌生环境，也总是难以幸存。1933年5月，一位国家官员记录道：“在旅途中，我经常见到这些被官方判罪的流放者像鬼魂一样骚扰沿路村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徒劳地搜寻一片面包。他们吃动物的腐肉，宰杀猫狗。沿路村民关门闭户。偶尔有人闯入别人家里，则总是跪在户主面前，声泪俱下地乞求得到一片面包。我见过有人死在乡间道路上，死在澡堂里，死在仓库里。我亲眼见过饥饿的情景，痛苦挣扎的人在路边缓慢爬行。警察会把他们扶起来，但他们几小时后就会死去。4月底，一名调查员和我路过一座仓库，发现一具尸体。我们叫来一名警察和一名医生以收殓死者，结果他们在仓库里又发现一具尸体。两人都死于饥饿，没有任何打斗迹象。”乌克兰农村地区已经把粮食输出到苏联其他地方，此时又把饥荒产生的饥民输出到古拉格。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出生的孩子置身于死亡环绕的世界，身边是无助的父母和敌意的当局。1933年出生的孩子，预期寿命是七年。即使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有些年幼孩子还是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汉娜·索波列夫斯卡（Hanna Sobolewska）在饥荒中失去父亲和五个兄弟姐妹，她还记得最小的弟弟约瑟夫（Józef）在痛苦中的希望。即使他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他还是没有放弃寻找生命的迹象。有一天，他仿佛能够看见田地里长出庄稼，又有一天，他相信自己找到蘑菇。“我们会活下去！”每天晚上，入睡之前，他总是这样自言自语。然后，一天早上，他醒来时说了一句：“都死了。”学校里的孩子最初还写信给有关当局，他们希望饥荒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例如，有一个小学班级给党委机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求求您帮帮我们，因为我们在挨饿。我们本来要去上学的，但我们太饿了，走不动了。”
不久以后，上述情节根本不值一提。在八岁的尤里·李森科（Yurii Lysenko）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学校里，一个女孩在班上晕倒了，就像睡着了一样。大人们赶紧冲进来，但孩子们都知道她已经没救了，“然后她死了，然后人们把她埋在墓地里，就像人们昨天、前天、每天埋葬别人一样”。在另一所学校，在池塘边钓鱼时，男孩们把班上最虚弱的同学拉出来，他全家都已经死光了。他们会首先吃掉他吗？或者他能够避免其父母被食人者杀害的命运，最终幸存下来吗？没有人知道答案，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1933年的乌克兰孩子来说已经见惯不怪了。
人们已经很难再履行作为父母的责任。新婚夫妇同样备受折磨，有时在丈夫的痛苦默许下，妻子向地方党委领导人出卖色相以换取面粉。为人父母者，即使都在人世、并未失散、信仰虔诚，也几乎难以照顾孩子。有一天，一位居住在文尼察（Vynnitsia）的父亲刚刚埋葬完他的一个孩子，回来就发现另一个孩子也死了。有些父母爱子心切，为了保护他们，将他们锁在农舍里，以免受到四处流浪的食人者的袭击。有些父母为了挽救孩子而把孩子送走，希望别人能够救救他们的孩子。父母会把孩子送给远房亲戚或者陌生人，或者就把孩子留在火车站。绝望的父母会把孩子举到车窗旁边，他们不一定是在乞讨食物：他们通常是试图把孩子交给火车上的陌生人，火车上的陌生人往往来自城市，因此不至于饿死。父母把孩子送到城市去乞讨，结果也非常难以预料。有时孩子在路上就饿死了，有时则是到达目的地才饿死。孩子们经常会被城市警察逮捕，然后死在陌生城市的黑暗角落，并且与其他幼小孩子的尸体一起，被埋葬在集体墓穴。即使孩子们回到家里，也很少碰到好消息。彼得罗·萨维拉（Petro Savhira）曾经与兄弟到基辅去乞讨，回家却发现另外两个兄弟已经死了。
面对饥荒，有些家庭发生分裂，父母与孩子敌对，孩子彼此敌对。正如格别乌也不得不如此记录，在苏联乌克兰地区，“最孱弱的家庭成员会被家人杀掉，通常是孩子首先被杀，他们的肉会被吃掉。”无数父母杀掉并吃掉他们的孩子，但最终还是死于饥荒。一位母亲烹煮了自己的儿子，她自己吃，也给女儿吃。一个六岁的女孩被其他亲人救了下来，她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时，父亲正在磨刀，准备把她宰掉。当然也可能发生其他结果。有一家人杀死他们的儿媳妇，把她的头颅用来喂猪，把她的身体用来烘烤。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政治与饥荒同样摧毁了家庭，让年轻一代反对年老一代。共青团员也加入了征收食物的巡逻队。更加年幼的孩子加入少先队，他们将会成为“党在家庭里的耳目”。比较健康的孩子被指派去监视田地以防止盗窃。1933年夏季的苏联乌克兰地区，有50万未成年人和十几岁的年轻男孩女孩站在瞭望塔上监视成年人。所有孩子都被要求报告其父母的行踪。
生存既是肉体斗争，又是道德斗争。1933年6月，一位女医生写信给友人，当时她还不是食人者，“但我无法确定，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否已经变成食人者”。好人最早死去。拒绝盗窃、拒绝卖身的人死了。拒绝独享食物的人死了。拒绝吞食尸体的人死了。拒绝杀害同伴的人死了。拒绝食人的父母比孩子更早死去。1933年的乌克兰，到处都是孤儿，有时人们会收留这些孤儿。然而，没有食物，即使最为善良的陌生人也无法养育这些孩子。男孩女孩瘫倒在床单和毛毯上，吞食自己的排泄物，等待死亡。
在哈尔科夫地区一处村庄，有几位妇女尽力照顾儿童。其中一位妇女回忆道：她们组成“一个类似于孤儿院的机构”。她们的护理工作实在处境艰难：“孩子们的腹部都是肿胀的，身上覆盖着创口和疤痕，全身浮肿。我们在外面发现他们，把他们放在床单上，而他们则发出痛苦呻吟。有一天，孩子们突然安静下来，我们转过身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他们正在撕咬最小的孩子，小彼得。他们撕扯他的皮肉还撕咬他。彼得也是如此，他撕扯自己的皮肉还尽力撕咬自己。其他孩子则把嘴唇对准他的伤口吸他的血。我们把这个孩子从饥饿的嘴巴之间抱开，我们都哭了。”
食人现象是生活禁忌，也是文字禁忌，许多社区为了维护声誉，都极力防止别人记录这种铤而走险的生存方式。生活在苏联乌克兰地区以外的乌克兰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把食人现象视为巨大耻辱。然而，人们几乎都把1933年苏联乌克兰地区的食人现象归咎于苏联制度问题，没有人认为这是乌克兰民族问题。紧跟饥荒而来的是食人现象。当乌克兰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甚至颗粒无存时，唯一能够得到的肉类就是人肉。买卖人肉的地下市场开始兴起，人肉甚至可能已经流入官方经济。警察调查肉贩，而国家当局则严密监控肉类贸易。在哈尔科夫地区，一名共青团员向上级汇报，他能够完成肉类征收定额，但只能靠人肉来充数。在农村里，每当农舍的烟囱升起炊烟，就是一个可疑信号，因为这有可能是食人者正在煮食被杀害的人，或者家人正在烘烤其家庭成员。警察会跟踪这些炊烟的来路并实行抓捕。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至少有2505人因为食人而被判刑，尽管实际的个案数字肯定要庞大得多。
乌克兰人从不认为食人现象可以接受。即使在饥荒最为严重时，村民也会因为他们当中出现食人者而被激怒，食人者会被愤怒的村民殴打甚至烧死。绝大多数人并未屈服于食人的念头。任何成为孤儿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拒绝吃掉孩子而得以保全。即使是那些吃了人肉的人，其动机也是各有不同。有些食人者无疑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例如，巴齐利·格拉涅维奇（Bazylii Graniewicz）的兄弟科利亚（Kolya）就被食人者杀害。当食人者被军人逮捕时，在食人者家中发现了科利亚以及其他11名受害者的头颅。然而，食人现象有时是找不到受害者的罪恶。有些父母杀死并吃掉孩子。在这些案例中，孩子无疑是受害者。但也有其他父母要求孩子在父母死后吃掉父母的尸体。有个别乌克兰孩子不得不告诉兄弟姐妹：“妈妈说，如果她死了，我们就吃掉她。”这是先见之明，也是父母之爱。
国家最后几项功能之一是处理尸体。1933年1月，一名乌克兰学生写道，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安葬死者总是有所遗漏，因为有些人是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流浪的时候饿死在田间地头的。”在城市里，周而复始的麻烦任务是在每天早上把昨天晚上死去的农民搬走。在农村里，比较健康的农民组成收集和殓葬尸体的巡逻队。他们很少会有意愿和力气去挖很深的坟坑，因此死者的手脚常常会露出地面。收尸队是按照收尸数量收取酬劳的，因此也会导致某种胡作非为的现象。收尸队员会把虚弱的独居者跟死人混杂在一起，并且把他们活埋。收尸队员会在路上跟这些人说话，解释说反正他们迟早总是要死的，所以把他们埋了又有何不可？在有些个案里，这些受害者会设法从不很深的集体墓穴里爬出来。等到挖墓人病弱至死时，他们的尸体就晾在那里无人收殓了。一位农艺学家回忆道，那些尸体会“被狗狼吞虎咽地吃光，那些狗之前躲过被人吃掉的命运，现在都成了野狗。”
1933年秋季，整个苏联乌克兰地区的农村收割工作是由红军士兵、党员积极分子、工人和学生完成的。被迫劳作至死的饥饿农民，已于1933年春季种下庄稼，他们已经无法活到收割的时候了。来自苏联俄罗斯地区的定居者接管了房屋和村庄，他们首先要搬走昔日居民的尸体。腐烂的尸体经常在他们手上断成几截。有时这些新移民干脆返回老家，因为不管怎样清扫和粉刷，都无法完全除去房屋里的恶臭。然而，有时他们也会留下来。一位苏联官员对一位意大利外交官说道，乌克兰的“民族成份”已经发生改变。正如之前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发生的更加具有戏剧性的变化，苏联乌克兰地区的人口天平已经发生有利于俄罗斯人的倾斜。
5
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苏联以及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饥荒？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准确数字，因为没有完整记录得以保留下来。相关记录的确存在，并且能够证实饥荒的严重程度：例如，根据基辅州公共卫生当局统计，1933年4月，该州就有493644人陷入饥饿状态。地方当局害怕留下饥荒死亡记录，时过境迁之后什么记录都无从保留了。通常，国家权力与死亡人数有所关联的方面仅仅是收尸队，但他们并未留下系统记录。
1937年苏联人口普查发现，苏联人口比预期估计少了800万人：绝大多数是苏联乌克兰地区、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以及苏联俄罗斯地区的饥荒受害者，以及那些地区尚未出生的孩子。斯大林下令禁止发表人口普查结果，并且将负责人口普查任务的人口统计学家判处死刑。1933年，苏联官员在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估计数字是550万人死于饥饿。对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苏联来说，这个数字看上去是大致准确的，也许还略有低估，因为饥荒地区包括苏联乌克兰地区、苏联哈萨克斯坦地区以及苏联俄罗斯地区。
一份人口学逆向统计报告认为，苏联乌克兰地区大约有250万人死于饥荒。这份统计与有确切记录的死亡人数相当接近，确切记录大约是240万人。后一个数字当然是严重低估，因为许多死亡个案并未留下记录。另一份人口学统计报告是独立后的乌克兰当局于2010年出具的，这份报告提供了390万人的死亡人数。真实数字可能介乎于这两个统计数字之间，这也是绝大多数严肃学者的统计区间。看来在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死于饥荒以及与饥饿有关疾病的人数大约是33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对合理的。在这些死者当中，大约有300万乌克兰人，其余则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在苏联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死去的100万人中，可能至少有20万乌克兰人，因为饥荒严重袭击了乌克兰人聚居的地区。或许在哈萨克斯坦此前发生的饥荒中死去的130万人中，也有超过10万乌克兰人。总体而言，不少于330万人死于苏联乌克兰地区发生的饥荒以及与饥饿有关的疾病，在整个苏联，乌克兰人（就其民族属性而言）的死亡人数也大致相当。
拉法乌·莱姆金（Rafał Lemkin）是一位国际法律师，他后来发明“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术语，也把乌克兰事件称为“苏联种族灭绝的典型例证”。乌克兰农村社会的结构备受考验、拉扯和撕裂。乌克兰农民承受死亡和羞辱，并且流散到遍布苏联各地的集中营里。那些幸存的人也要经受负罪感和无助感的煎熬，有时还包括屈辱记忆和食人记忆的煎熬。数十万孤儿将会以苏联公民而不是乌克兰人的身份长大，起码他们已不可能在完整的乌克兰家庭、完整的乌克兰农村长大，本来可能造就他们的成长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自信。最杰出的乌克兰作家和最杰出的乌克兰政治活动家双双自杀，一人死于1933年5月，另一人死于1933年7月。苏联政权已经击败了那些谋求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自治权利的人，而且也击败了那些谋求自身和家庭自主权利的人。
当时置身于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员也见证了饥荒，但他们设法不把饥荒看成民族悲剧，而是看成人类进步的某个必经步骤。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相信挨饿的人是“人民公敌，他们宁愿去乞讨，也不去工作”。库斯勒在哈尔科夫的室友，身上兼有波兰、犹太、奥地利血统的物理学家亚历山大·魏斯贝格（Alexander Weissberg），知道已经有数百万农民死去。然而，他的信仰毫不动摇。库斯勒天真地向魏斯贝格抱怨，苏联出版物竟然绝口不提乌克兰人“食不果腹，然后像苍蝇一样死去”。他和魏斯贝格知道真相，其他与农村地区有所接触的人都知道真相。然而，如果他们动笔描述饥荒，他们的信仰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他们都相信，农村地区土崩瓦解，将会是实现人类普遍进步的可以接受的条件。乌克兰农民的死亡是迈向更高文明形式的代价。1933年，库斯勒离开苏联。魏斯贝格在火车站目送库斯勒离去，他在告别时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高举苏联的旗帜！”
然而，饥荒的结果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斯大林才会这样定义社会主义。在苏联乌克兰地区一处村庄，在为庆祝完成五年计划而建造的凯旋门周围，就躺着农民的尸体。迫害富农的苏联官员比他们迫害的人更加富有，城市党员也比农村居民生活得更好。农民无权获得定量供应卡，而党员精英却能够在特供商店选购食品。然而，如果他们吃得太过肥胖，他们也就不得不提防到处流浪的“香肠制造者”，尤其是夜间更要小心提防。在乌克兰城市，富有的妇人通常是高级官员的妻子，她们用自己多余的食物定量，向农民换取从农村教堂偷来的刺绣品和装饰品。就此而言，农业集体化也剥夺了乌克兰农村的身份认同，就像它摧毁乌克兰农民的道德和肉体那样。饥饿驱使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剥夺自己，洗劫自己的礼拜场地，然后再把自己推向死亡。
尽管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以及巴利切斯基把苏联乌克兰地区的镇压行动，解释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击，但苏联乌克兰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加盟共和国。饥荒袭击了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苏联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通常居住在集镇和城市，但那些生活在农村的犹太人就比任何人都更加容易受到伤害。1933年某一天，一名供职于党报《真理报》（Pravda）文字记者收到其犹太父亲的来信，而这份报纸是否认发生饥荒的。父亲写道：“我是想告诉你，你母亲死了。她在承受了几个月的痛苦之后死于饥荒。”她的遗愿是希望儿子能够为她祈祷并唱诗。这些书信揭示了，在革命之前成长起来的农民，与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孩子之间的代沟。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其他民族，20世纪20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代人，都比俄罗斯帝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更加乐于接受现行制度。
德国和波兰的外交官都向上级汇报，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德意志裔和波兰裔少数民族的痛苦和死亡。德国驻哈尔科夫领事说道：“几乎每次我冒险上街，我都能看到人们因为饥饿而晕倒。”波兰外交官面对着极度渴望获得签证的饥民排成的长长队伍。他们记录道：“经常会有这样的签证申请者，尽管他们是成年男子，但每当谈到妻子和孩子因为饥荒而死，或者因为饥饿而浮肿时，他们总是痛哭流涕。”正如这些外交官所知道的，有许多农民，不限于波兰后裔和德国后裔，希望一场外来入侵能够帮助他们解脱痛苦。1932年中以前，他们最大的希望来自波兰。过去五年，斯大林的宣传机器总是告诉他们波兰准备入侵和吞并乌克兰。当饥荒开始时，许多乌克兰农民希望这种宣传确有其事。一位波兰间谍报告说，他们寄希望于“波兰或者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于痛苦和压迫”。
1932年7月，波兰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从那时起，农民就只能寄希望于德国入侵。八年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将会有机会比较苏联与德国的统治。
尽管大面积饥荒和死亡的基本事实，有时会被欧美媒体所报道，但从未以毫无争议的清晰面目得以呈现。几乎没有人断言斯大林存心饿死乌克兰人，即使阿道夫·希特勒也只是把饥荒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甚至连声称发生饥荒都会引起争议。加雷思·琼斯以一系列新闻评论报道饥荒，但似乎他是绝无仅有地以英文发表实名报道的人。1933年夏季和秋季，当维也纳的红衣主教特奥多尔·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尽力呼吁人们为饥民提供食物援助时，苏联当局用肮脏的字句粗暴地予以回绝，声称苏联既没有红衣主教，也没有食人者。苏联当局这段声明只说对了一半。
尽管新闻记者了解的情况少于外交官，但绝大多数新闻记者也都知道有数百万人因为饥饿而死去。极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莫斯科通讯员沃尔特·杜兰德（Walter Duranty），极力暗中破坏琼斯的准确报道。1932年，杜兰德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把琼斯对饥荒的统计称为“哗众取宠的恐怖故事”。杜兰德声称“根本没有发生饥荒”，只不过是“由于营养不良引发疾病导致广泛死亡”，这番言论与苏联把委婉说法变成彻底谎言的惯常做法可谓交相呼应。把委婉说法变成彻底谎言，这是奥威尔所下的定义，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确实把1933年乌克兰饥荒，视为艺术家用光彩语言掩盖黑色真相的典型例证。杜兰德知道有数百万人已经被活活饿死。然而，他在其新闻报道中仍然坚持饥饿要服从于更为崇高的目的。杜兰德认为“你总不能在做煎蛋的同时不打破鸡蛋”。除了琼斯以外，以英文对饥荒进行严肃报道的记者就只有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他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提供化名文章。蒙格里奇写道，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罪恶之一，此事如此恐怖，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几乎无法相信此事曾经发生过”。
平心而论，即使是对苏联乌克兰地区最感兴趣的人们，即苏联境外的乌克兰人，也需要好几个月才得以理解饥荒的严重程度。大约有5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邻国波兰，他们的政治领袖致力于吸引国际社会对饥荒的关注。然而，即使是他们，也要到1933年5月，才能明白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在整个夏季和秋季，在波兰的乌克兰语报纸上，关于饥荒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乌克兰政治家组织游行和抗议。乌克兰女权主义组织的领袖设法呼吁全世界妇女联合抵制苏联产品。人们甚至多次尝试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发出呼吁。
这些努力最终徒劳无功。国际市场的法则确保来自苏联乌克兰地区的谷物会被别人食用。罗斯福首先要考虑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人的处境，迫切希望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33年秋季，来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的电报送达罗斯福手中，此时他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个人倡议刚刚开花结果。1933年11月，美国终于在外交上承认苏联。
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在夏季发起的抗争，其主要结果就是引起苏联灵巧熟练的反宣传。1933年8月27日，法国政客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抵达基辅，此行是受到苏联官方邀请。作为激进党（Radical Party）领袖，赫里欧曾经三次担任法国总理，最近一次是在1932年。他是个出名的美食家，也是个胖子，人们把他的身材比喻为怀上双胞胎的孕妇。在苏联接待赫里欧的过程中，他被故意与德国和波兰的外交官隔离开来，以免这些外交官说出关于饥荒的不当言辞，败坏赫里欧的兴致。
赫里欧到访前一天，基辅封闭城门，基辅市民被下令清扫装点市容。商店橱窗全年空空如也，此时忽然摆满食物。这些食物是用来展示的，而不是用来出售的，仅仅是为了让一位外国友人一饱眼福。警察穿上崭新的制服，并且驱散嗷嗷待哺的民众。每个生活或者工作在赫里欧预计途经路线上的人，都要参与彩排，知道他们应该站在什么地方和穿上什么衣服。赫里欧被车队送到基辅最宽阔的赫列夏季克大街。大街上车水马龙，附近几个城市的汽车都被党员积极分子开过来，以营造喧嚣繁荣的表象。一位走在大街上的妇女小声抱怨道：“或者这位资本家会告诉全世界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她注定失望。与她的期望正好相反，赫里欧对苏联如此完美地把“社会主义精神”与“乌克兰民族特色”结合在一起表示赞叹。
1933年8月30日，赫里欧参观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儿童之家（Feliks Dzierżyński Children's Commune），这是一间以苏联秘密警察创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此期间，哈尔科夫地区的孩子仍然在不断饿死。赫里欧看到的孩子，都是在最健康的孩子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穿着的衣服甚至可能是当天早上借来的。当然，这种场景并非完全虚构，苏联的确为乌克兰孩子修建学校，以便消除文盲。1933年底还活着的孩子，长大之后通常会成为能读会写的成年人。这正是赫里欧想要看到的。这位法国人完全不带讽刺地问道，孩子们中午吃什么？这是一个偶然提出的问题，但却关乎苏联的形象。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日后会在两部小说中反复提到这个场景。格罗斯曼回忆道，孩子们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并且给出合适的答案。赫里欧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继续前往莫斯科的旅程，他会在莫斯科的宫殿里享用鱼子酱。
启程回国后，赫里欧告诉法国人，苏联乌克兰地区的集体农庄是秩序井然的花园。苏联官方党报《真理报》愉快报道了赫里欧的评价。故事至此圆满结束。或者，也许，这个故事讲的不是苏联。
本文节选翻译自《血色大地》（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in） 第一章“苏联大饥荒”（The Soviet Famines）,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