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秦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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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俗称“北约联盟”）的语文试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争议主要集中在三道题上：一是用“北大、清华、高考、状元”4个词编一段150个字的笑话；二是以“北京雾锁车迷路”为上联对下联；三是将《刘三姐·世上哪有树缠藤（藤与树）》的一段歌词“山中只见藤缠树，世间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扩充为一个500字的故事。这些在以往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编笑话、对对联、讲故事”的试题在网络上迅速蹿红，被网友“吐槽”为“神题”、“怪题”、“偏题”。
乍看之下，这些试题的确很“雷人”，难怪有考生看到之后连“掀桌子的心都有了”。但如果把它们和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些题目远不是看上去那样“无厘头”，而是蕴涵了命题者深湛的学术造诣、宏远的学术追求以及他们力求通过高校招生考试的“指挥棒”来扭转中学语文教育误区的顽强努力。
中学语文教育的弊端已经引起了许多有识者的忧虑。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大一统、标准化的高考招生录取模式下，正常的中学教育正在被日复一日的以做题、讲题为主要内容的重复性训练所替代。语文作为高考的主科之一，自然难逃厄运。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魅力，讲究整体性和意境，是最难进行标准化考试的领域。同样一句话，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阅读之后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怎么会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呢？这一点和英语完全不同。英语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标准化考试，语文要进行标准化考试就很难。但大规模的高考又必须要求实行标准化考试，因此，原本生趣盎然、意境优美的文字就被人为地割裂成一道道僵化的题目，一条条生硬的定理、一个个标准答案，鲜血淋漓，令人目不忍视，完全扼杀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其次，由于训练紧紧围绕高考进行，凡是高考考的就训练，凡是高考不考的看都不看——因为会浪费原本就很紧张的训练时间。其结果，现在中学生的阅读量少的可怜。除了语文教材上的几篇文章，其他的一概不看。我曾在一所著名中学——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有几十个——调查有多少文科生读过《红楼梦》，举手的没有几个。唯一有一个据说完整读完的学生，我问她《红楼梦》的总纲是什么，她却张口结舌。任何语言的学习都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即使分数再高，又怎么可能做到对语言文字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呢？第三、上述两种作用力——标准化训练导致僵化、缺乏阅读量导致视野狭窄——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使中学语文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引导提升功能越来越弱化。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学生明辨是非，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做人的底线在哪里。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正确的认知。道德教育在中学阶段应当无所不在，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语文教学。通过阅读讨论伟大的文学作品，学生可以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智者对话，净化自己的心灵，养成自己的人文情怀。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种方式的效果要比枯燥的道德说教有用得多。但遗憾的是，中学语文教育正在和这条正确道路离得越来越远。大规模重复性训练的结果，只能制造一大批没有灵魂只会做题的“考试机器”，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都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我经常看到一些成绩很高但目光呆滞的学生——他们的眼睛没有灵气——我很怀疑这是因为他们很少阅读那些震撼人类心灵的伟大文学作品的缘故。
明了了上述弊端，你就会发现，那些所谓“天雷滚滚”的“神题”，其实在纠正这些弊端，引导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语文学习和阅读习惯上具有多么大的正能量！命题者希望，既然中学以考试为中心，那就改变命题的内容，通过高校招生考试“指挥棒”的作用，诱导中学和学生回归中学语文教育的本质。
首先，它使语文在考试中恢复了自身的本来鲜活面目。语言是活生生的，人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不是一个个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攻克的堡垒和阵地。说笑话、讲故事、听歌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内容。开开玩笑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讲讲故事能使你和孩子的感情更亲密，唱唱歌能让你的心情即使在雾霾天里也会变得明快起来。一个不会说笑话、讲故事、唱歌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人，很难和别人沟通，更谈不上成为某一个行业的领导者——这些正是北大人才选拔的标准。我们一直在强调保护好孩子的天性。孩子的天性是什么？不就是这些能够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温情的东西吗？从人才选拔的角度看，这类题目也不是所谓的“偏题”、“怪题”。什么是“偏题”、“怪题”？如果题目是“请问苏东坡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才是真正的“偏题”、“怪题”——因为谁也答不上来。对对联是对考生汉语词汇量、词语熟练程度、词语组织与搭配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评，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笑话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提炼，考察的是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和才智思辨能力，同时看你有没有挑战北大、清华权威的机智和勇气。根据歌词写故事本来就是对假大空作文与模式化、套路话作文的纠偏。遗憾的是，我们的学生在目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环境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会讲故事，甚至不会说笑话，更不要说对对联了，只会按照老师和培训机构总结出来的所谓“规律”去填八股文字。他们的心灵慢慢变得干涩和苍白，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在像磨盘磨面一样被一点一点榨干。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凭借分数考上了北大也是废才，甚至是废柴，不会用笔写汉字，写出的论文错字连篇，语句不通，不会写报告，不会写总结，甚至不会说话而只会考试；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只能是空话、套话、模式话，就是不会说“人话”——这难道不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改变文风、“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吗？
其次，语言文字只是表象，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什么是文化？尽管无数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达成一个公认的共识。一般而言，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总和。中国人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不仅仅在于掌握运用一门语言——作为母语，中国人生来就会——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延续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的精神传统，进而认识和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这远比具体的所谓语言知识点丰富得多，重要得多，也更有价值。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教育和保护。美国的小学生尽管学习具体的技术性知识很少，但他们的英语和历史课本却很厚。学生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尽管他们的历史只有区区二百多年。德国的男人晚上很少出去应酬，下班回到家里，就是给孩子读读童话，和孩子一起听听音乐。这和中国当下的情形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多少中国男人能够下班就回家和孩子一起读唐诗呢？一个不了解本民族文化——因而也不可能热爱——的人，怎么可能指望把他（她）们培养成建设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呢？即使从个人发展角度而言，教育也应当帮助他（她）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毕竟，这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赖以生存的根——无根之痛是最大的痛。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正在使学生距离本民族的精华越来越远。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的氛围下，学生知道《哈里·波特》，却不知道《刘三姐》；能流利地背诵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却对不上一副简单的对联；能熟练地弹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却听不懂壮族的山歌——那些也是同样优美的旋律啊。 一个只会背诵外国经典却对本民族的文化瑰宝视而不见的人在灵魂上是悲哀和耻辱的，同样，一个只会教给学生背诵外国经典却对本民族的文化瑰宝视而不见的教育是悲哀耻辱的教育。
第三，就文学本身而言，它远不是被高高供在神坛上的供品。文学是生活之学，内涵极其丰富。任何流传千古的伟大文学作品，一定是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它就在我们的手边。除了这些作品之外，民间文学、民俗学也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看上去不那么登大雅之堂，不那么风花雪月，甚至土得掉渣，简单得像大白话，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是极为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为什么我们教给学生的一定要是阳春白雪呢？为什么笑话、故事这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不能进入课堂、考试和学生的视野呢？教育应当是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框框去限制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教导学生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世界只能有一种选择——人的潜力是无穷的，谁会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或不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教育的真谛，应当是顺应学生的天性，发展他们的个性，保护他们创造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成为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老祖宗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思想的精髓。《论语》中记载：子路问孔子：“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你有父亲兄长在，怎么能听到这些道理就去实行呢？”冉有也来问：“听到什么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应该听到什么就去实行。”公西华听了之后很困惑：“子路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有父兄在；冉有问是否闻而后行，先生说应该闻而即行。我弄不明白，想请教先生一下。”孔子就告诉他：“冉有为人懦弱，所以要激励他的勇气；子路武勇过人，所以我让他谦退。”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教育思想我们平时说得太多，却很少在实践中实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才选拔，科举制被誉为“抡才大典”。高校招生考试是极其严肃的事情，虽然是自主选拔录取，命题者也肩负着重大责任，不可能随意出些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去为难学生。表面看起来是“雷题”、“神题”，其实背后大有深意，切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