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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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摄政时期（1810-1820年,威尔士亲王乔治摄政时期——译者注）中，简·奥斯丁魅力无穷，因将人们引入新颖别致的生活中，而大受追捧。典雅的居所、优雅的舞蹈、得体的仆人还有驾着马车的时尚青年在她笔下熠熠生辉，让她备受推崇。但她自己的人生追求却截然不同。她是个有着满腔抱负、却又不苟言笑的卫道士。她还深刻的认识到人性中的缺点，有强烈的意图让人们更加亲切友善、更为明辨是非、更加尊严端庄、对他人需要更加敏锐，同时也要减少人性中的自私自利。
生于1775年，简·奥斯丁在汉普郡（英格兰东南部的郡——译者注）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她的父亲是那儿的英国国教教区长。他们的社会地位挺高但却并不富有。奥斯丁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21岁时就著有一本小说，但却惨遭出版商退回。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英国与拿破仑间的战火中度过的。她的两个哥哥都成了海军将领，而她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在一张极小的八角桌上完成的。她是个极好的舞者，也喜欢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她衣着利落、身姿端庄、性格活泼，尽管屡受诱惑，却一生未婚。大部分时光里，她都与姐姐卡珊德拉快乐地住在乡下的几间小房子里。
小说是她在对人性改造的斗争中所选择的利器。她共著有六部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曼斯菲尔德庄园》（Sense and Sensibility）、《爱玛》（Emma）、《劝导》（Persuasion）。
她想教给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事情是：
一、让你的伴侣促进你改善自身
在《傲慢与偏见》中，一开始，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本内特两人互相心生厌恶，而却又慢慢发现两人早已坠入爱河，凑成了众多浪漫情侣中的一对。男的一表人才、家财万贯、出身名门；女的貌美如花、聪明伶俐、活泼开朗。但实际上，他们为什么又是对方的真命天子呢？
简·奥斯丁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不怎么多加思考是有原因的：因为情侣是可以互相完善、改善的。达西先生初到此地时，因为出身优越、身负家财而处处倍感优越。而伊丽莎白却在一个关键时刻当面指责了他的自大傲慢。这听起来刺耳不已，但过后达西承认这就是他所需要的。
“你骂我的话，哪一句不是活该？”…“我心里实在过 意不去。几个月以来，一想起我当时说的那些话，表现出的那种行为， 那种态度，那种表情， 我就觉得说不出地难过。你骂我的话，确实骂得好，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给了我一顿教训，开头我当然受不了，可是我实在受益非浅。你羞辱得我好有道理。”
伊丽莎白将这种爱情观视为相互促进。他们两人天造地设又是因为：
这个结合对双方都有好处：女方从容活泼，可以把男方陶治得心境柔和，作风优雅；男方精明通达，阅历颇深，也一定会使女方得到莫大的裨益。
这一训诫听起来十分奇怪。我们仍然认为爱情就是去喜欢那个人和他的性格，并且全盘接受。奥斯丁却认为，我们的真命天子不能仅是那个让我们感觉放松、舒适的人，而是要能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成长成熟的人，他也要更加诚实、友善。反之，我们也要能为他们带来同样的帮助。
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和伊丽莎白互相促进对方的进步和完善，作者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小说因为他们的良好进步而奖励了这对恋人。这就是为什么《傲慢与偏见》的文章结果如此巧妙啊。这不仅仅是作者独特的构思，还讲述了一个基本的真理：婚姻取决于双方的成熟与否和是否能相互促进。
二、我们要评判他人，但须加谨慎。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开篇中，安静羞怯的芬妮·普莱斯（Fanny Price）奔赴她稍有资产的几个表兄弟——伯特伦一家人（Bertrams）在乡下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大房子居住。博特莱姆斯一家人聪明、时髦、自信且身负巨资。就地位而言，他们皆是社会名流，而芬妮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表姐茱莉亚因芬妮分不清欧洲各国在哪而看不起她）。但简·奥斯丁以截然不同的视角评判他人。
简·奥斯丁换下了人们评判他人的“普通镜头”，因为这种镜头会放大财富和权力的作用，转而换上了能放大性格品质的“道德镜头”。她并不关注谁的衣服最漂亮，谁的座驾最好，亦或是谁的仆人最多，她转而审视谁自视甚高、自私自利、残忍无度，又是谁诚实正直、谦虚恭顺、尊严端庄。
通过这一镜头，趾高气扬的人也能变得渺小无比，遭人遗忘的小人物也能变得伟岸。在小说的世界里，美德的传扬无关于物质财富：家财万贯、风度翩翩的人（例如身处统治阶级的人们）也不一定都是好人，而穷困潦倒、辍学在家的人也不都是坏人。美德可能存在于又丑又瘸的小孩中，也可能流淌在贫困不堪的搬运工之中，还有可能在钟楼怪人中体现，也有希望出现在那个不知道简单地理常识的女孩身上。芬妮当然没有优美的衣裙，也没有万贯身家，还不会说法语，但是小说的结尾中，她才是最为高贵的那个，家里的其他人空有头衔和成就，却陷入了道德的漩涡。
简·奥斯丁并不是社会地位的敌人，她只是想看到人们都有相应的地位而已，而在她的小说结尾中也的确如此。芬妮脱颖而出，即将成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但她自私自利、脑中空空的表姐茱莉亚却蒙受羞辱。
三、谨慎视金钱
简·奥斯丁对于金钱直言不讳。她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人们的财富地位：《傲慢与偏见》中她解释说宾利先生每年进账4000英镑（很显然这是一笔大数目）；而达西的收入却多达两倍之多。她没有为深入描述人们的财产与否而感到失礼，正相反，她认为金钱对于高等文学来讲，是个显眼的、再合适不过的话题了。
她着眼于人们在金钱上犯的两大错误。其一便是过于看重金钱的作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茱莉亚·伯特伦与拉什沃思先生（简·奥斯丁所有小说中最有钱的人）结了婚，但他们的生活却悲惨无比，最终各奔东西。然而，简·奥斯丁深信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而结婚就是犯了个大错。《理智与情感》的一段中，看起来爱莲娜·达什伍德和爱德华·费华士这对璧人就没什么好结果：“他们俩都从未想过一年350英镑（稍稍低于中产阶级水平）够不够支撑他们生活舒适。”
爱莲娜认为“财富和幸福有很着大的关系”。尽管说到财富，她并不是说大富大贵，只是能以维持生活的小康水平就足已。没有适当经济基础的婚姻，愚蠢之极。
简·奥斯丁正朝着那种飘渺不定但却至关重要的人生态度而去。从某种程度上讲金钱极其重要，但它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追求或唾弃金钱。当然，说起来容易，但我们的做法却千差万别。
四、别那么势利
《爱玛》中，女主角——爱玛将村里的漂亮姑娘哈利特·史密斯（Harriet Smith）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哈利特是个亲切、谦虚而又低调的年轻姑娘。但是爱玛却认为哈利特还能做的更好，爱玛希望哈利特能和聪明的牧师组成令人羡慕的一对情侣。哈利特被爱玛的大加赞扬弄得轻飘飘，从而以对方配不上为由，拒绝了与农夫门当户对的亲事，但实际上农夫心地善良，也小有资产但却从不张扬。其结果是牧师觉得艾玛的点子糟糕透顶，而哈利特也伤心无比。
这个情节在小说里令人颇为哭笑不得，但潜在意义却极其郑重：爱玛不经意间透露出了她冷酷无情的势利眼。她没有投身于正确的阶级等级。简·奥斯丁并不认为势利的良药是人人平等，相反，在她眼中，人人平等却又是极不公平的，真正的良药应是关注出色的品质。人品上，农夫要比牧师好得多，但社交传统和礼仪让人们很容易就忽视了这点。
很少有人故意用势利眼看人，而简·奥斯丁也很小心的让爱玛染上这一恶习，但在许多方面来讲，这一恶习又颇具魅力。最终，爱玛改掉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她承认了自身的错误，感到愧疚，学到了人生中宝贵的一课。换句话说，简·奥斯丁未曾嘲讽势力是那些糟糕、可鄙的人的行为。相反，她以怜悯见势力，就像某些虽生活富足，但却活在空虚之中的人们那样，他们需要指引、引导、改造，但大部分人就是得不到帮助。
但是奥斯丁不只是简单地用传教士的那种直率来证明她的社会阶级观，她运用一位伟大作家所具有的技巧和幽默，引入我们对这种观念的怜悯，整合我们对反面典型的憎恶。她在小说环境中展现给我们为什么她的优先意识那么重要，而并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她的小说让读者忍俊不禁，引人入胜，让我们只想快快吃完晚饭，赶紧读上小说。（正如一位早期的奥斯丁评论家也是都柏林主教的理查德·惠特曼在名为《1882季刊评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奥斯丁小姐作为一位明显的天主教作家居功至伟：她在好品味和实用性方面的优秀因并不冒失的宗教信仰而得以突出，但她也许会蔑视那些称她作品为‘大说教’的最为吹毛求疵的评论家。”）看完其中一本，我们就会被带入到奥斯丁的视角，看看她是如何像教我们的那样回应他人的：认识贪婪、傲慢与自大，但并不陷落。关注自身和他人的美好品质。
快四十岁时，简·奥斯丁住在汉普郡乔顿乡下的一间宜居且井井有条的房子里，那几年里她的写作效率高得出奇。她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而她也开始因此挣到些稿费（尽管她从未公开发表作品，一生都未出名）。1816年时，她刚40岁了，身体却每况愈下。第二年她就去世了，葬于温彻斯特大教堂。
众所周知，简·奥斯丁谦虚地将其作品称为“一块两寸宽的象牙，而我在这块象牙上用一支细细的画笔轻描慢绘，事倍功半。”但她的小说却浸入了满满的雄心。她的作品是一种自己的尝试，通过对这些她称为“村庄里三四家人”的研究来评判人生，并因此改造人生。那些惊心动魄、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别的地方才有，而不幸的是，我们错过了——这就是她通常的设想。
奥斯丁本可以大写说教文章，但她却选择了小说。可悲的是，我们拒绝按照奥斯丁的想法来拜读她的作品。小说的道德意图在当今世界中早已不见，但这却是一本小说所能做得最好的一点了。阅读时产生的那种满足感是因为她想要改造世界，变成我们极其感兴趣的样子。作为一名作家，简·奥斯丁备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隐秘的、不为人所熟知的品质。
来源：哲学家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