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记高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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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去日本考察美术馆，趁便在东京与徐富造先生聚会，他说不巧，高仓在北海道拍戏，这次见不成了。转眼年底，高仓健走了，我即与富造兄通话。他说其实年初高仓即已住院，老头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头，医生劝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诉我。这时他哭起来：“丹青啊，以后我带你去看他，他在家乡福冈的一棵大树下选好了坟墓。”
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父亲侨居东京，“文革”后即办他过去，教他开餐馆。今富造兄位于港区的餐馆已是日本皇室成员光顾的名店。他去东京时，《追捕》尚未在大陆公映，他在父亲餐馆的屏风后，时时窥看这位常来就餐的演员。其时高仓正当盛年，独身，没有儿女，以他在日本的大名，出行交友，诸多不便，日后却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在自家楼面，富造特意腾出第四层权做高仓时来走动的“家”，高仓的六十岁生日，便在那里度过，富造给我看照片，只见高仓含笑站着，富造夫妇与三位儿女均擅演奏，各人操一乐器，为他庆生。
张艺谋请高仓出演《千里走单骑》时，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国，左右不离富造。2007年，高仓闻知艺谋在弄奥运会开幕式，特意去传统作坊定制了一对刀剑，装木盒里，远道送来北京给艺谋壮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后来这木盒就搁在办公室，直到开幕式小组散伙——那天我在办公室正听艺谋瞎聊，门开了，俩老男人怯生生站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谁曾忽然撞见三十多年前见过的银幕明星吗？我完全没认出，而是，缓缓想起他来。他见老了，浓眉倒挂着，已见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俩停留的半小时内，高仓始终害羞而恭谨地站着，因了语言隔阂，没人与他说话。木盒开启时，众人凑过去看，他移步退后，正站我左侧，我试以英语问候，他即应答，于是交谈片刻。告辞时，大家在走道里拥着他轮流合影，我就走开，不料高仓忙完，越过人群，轻拉我的手腕，过去合影。
翌日继续开会。午间，富造兄拨来电话，开腔便是沪语，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说插队落户的往事，居然记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画，又说老头子昨夜回了宾馆感慨道：这样地来一趟，为什么只有那个黑衣人说了那句话？我问哪句，他说是“what a story!”(怎样的故事啊)。那不过是英语的场面应酬，听高仓专程送剑，我便随口一说，老人当真了。
艺谋会用人，十月，他递我几枚高仓的影剧照片，说是老头儿生日，画个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后还念叨你。我一愣，也就涂抹了，交给他。不久富造来电话，说是高仓一定要我去东京时再见。也巧，女儿正有翌年去东京谋职的计划，他即要了孩子的电话。来年女儿落户东京，旋即告知，老头子和富造很客气地招待她：“哎呀，以后再不去了！好正式啊！” 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郑重，我也害怕。富造却是开心极了，一叠声说：“你放心好了，高仓说，以后就做你女儿的保镖。”我心下叫苦：看来高仓是个孤单的老人。
四月间陪了母亲到东京看女儿，便在富造的那个四层与高仓又见面了。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那个长长的下午，我能记得的片刻是逗他谈电影，他说，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员，是美国的罗伯特·德尼罗。我说达斯汀·霍夫曼、艾尔·帕西诺，都厉害呀，老头子正了脸色，把嗓音弄粗了，连连说：“喔……no one! no one can be like him!”那一瞬，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员，却忽然像极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诚到发倔的模样，眉心拧巴起来。我们一部部数落德尼罗的电影，却没有贝托鲁奇的《1900年》。我说，德尼罗在那部片子里年轻得一塌糊涂。高仓的眉心又拧巴起来，渐渐对自己生气的样子：“耶……？”他拖长声音说：“我怎么不知道？”旋即起身给助手电话，自然，换了日语，富造立即解释：他要手下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后得知，日本电影商不愿进口三小时以上的电影。
傍午，母亲倦了，被富造兄引进内室的沙发歇息。当我们张罗靠枕毛毯之际，高仓一直欠身注意着，似乎想来相帮而止于礼。那次女儿籍故不肯来，黄昏我们告辞离去。一家人夜饭后才回宾馆，跑堂叫住我，说有人找。谁呢，返身出去，是高仓站在街沿他的车旁：我立即想起他曾顺口问我住在哪个宾馆，看来早已想好单独再来。“你的母亲，可好？”他变得像在电影里似的，一脸的情况，仿佛事态很严重。我说，很好。这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我很难忘记那一刻：他忽然变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眼神分明是说：“哥们儿，您要是不收……”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
小时候，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换取友谊。高仓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时，自知不敬。那年他致送艺谋宝剑，显然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我尚能侍奉老母，以致非要摘下錶来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可怜高仓不知道我毫不懂錶，已近四十年没有戴錶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他私人版的劳力士錶，錶背刻着“高仓健2007”，我竟糊涂到未经查看。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 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灰黑色羽绒衣，一件深棕色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贴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地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孓然一身。
算来我与高仓的面见，总共不到六七小时。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早经织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前者播映后，“文革”几代始得窥见什么是现代的亚洲，沪上的风衣与大墨镜，抢购一空；后者真正动人，1990年代末重看，仍是奋然落泪。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往后我想看看高仓的其他角色：流氓、黑帮、情种……近日第六频道最近接连播放了《追捕》与《远山的呼唤》，两部电影都见老了。高仓的新作，也是他的绝响，是成于2012年的《致亲爱的你》，前些天特意看，平淡质朴，演来不见半点做作，我看着，历历如见我所认识的那位高仓。此片摄制的上一年，日本地震，我曾去电话问安，老人语音苍苍：我好的，我好的，你呢？
现在高仓死了，我才想到去了解他，也由此而念及电影与民族的关系。欧美电影不论，中国人对苏联和印度的电影与明星，固有所欢，但日本的故事、日本的容颜，有那么一种滋味，似乎在电影里更得中国的人心。什么缘故呢，我说不圆，所谓同文同种，并非恰切的说法，我们迄今难以摆脱的怨仇，总归来自日本，或许，惟其如此，在历史的阴影中，中日相好的一面，如幽微的光亮，明灭其间。多少民国的大人物有着一位日本妻子，或是情人，又多少日本的女子嫁与中国人，从一而终，但我们很少会去想想这些故事的深处。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高仓生涯的最后一位腻友，也是中国人，高仓暮年的故事，在富造先生那里。那天通话，六十三岁的富造哭泣始终。我真有点不愿相信临终的高仓仍然记得我，如我一直愿意相信高仓对这两面之交的家伙出以真心，只因寂寞——富造兄哽咽着说，末一次见高仓，老头子说：转告丹青，他是个画家，还是尽量不要谈论政治。
2014年11月26日写在北京
2014 年11月27日刊于《南方周末》有删节
此篇为丹青先生授权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