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国家机密的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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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6 张铁志 大家
摘要ID：ipress
国家权力的无孔不入是当代政治最核心的问题，尤其国家的安全和情治单位，经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颠覆渗透之名，压制公民权利，扩张自己的权力。
在斯诺登揭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民众的举动之前，在维基解密揭开各种国家秘密之前，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桩美国平民窃取国家文件、揭露FBI情报不法监控人民的行动。
1971年三月八日夜晚，八个公民潜入美国宾州一个城市梅蒂亚(Media) FBI分部窃取了所有档案；他们将档案公之于世，提醒了美国民众国家权力的阴暗，但更戏剧性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逮捕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直到去年，一本关于他们的书《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和一部纪录片《1971》问世，世人才见到八人中的五人公开身份出来讲述这段历史。
这八人自称“公民调查FBI委员会”(The Citizen’s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FBI)他们其实是普通人，包括三名学者、两名社工、一名研究生、两个大学没念完的年轻人，其中有一对是有三个小孩的夫妇。
（Bonnie 和 John Raines，窃取FBI档案的“公民调查FBI委员会”成员。）
他们的行动目的是要找到证据证明“美国政府透过FBI监控人民，压制宪法赋予他们表达异议的权利”。而他们选择的夜晚，全美都在看拳王阿里参赛的重量级拳击大赛，包括FBI办公室的守卫。
结果，他们比预期的更成功，虽然他们被历史遗忘了。
那是美国的疯狂年代。冷战时代开启后，情报机构和政治保守派执迷于要找出左翼的颠覆分子，制造了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六零年代美国开启风起云涌的抗命时代，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挑战着主导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面对如此激荡的社会，FBI却恰恰被一个最极端的人掌握：胡佛（J. Edgar Hoover）。在他将近四十年的主导时期，他把FBI当作自己的禁胬（在这八人偷出的文件中包括FBI干员该如何帮胡佛庆生的详细指示），其权力如日中天，没有任何人、任何方法可以控制FBI：国会没有正式的监督权（他们从未举行过任何一场听证会监督FBI），原本应该是FBI上司的司法部长也惧怕胡佛，甚至每任总统都畏惧他。
直到“公民调查FBI委员会”的偷窃行动，FBI的丑事才首次曝光于公众之前。他们取得的文件证明了FBI对美国民众有各种监控行为，并有一个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名单。尤其是有一个称为"COINTELPRO"(全名为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行动，这个计划从1956年就开始，目的不只在于监视各种他们认为颠覆的公民组织，包括反战团体、黑人民权团体、妇女解放组织等等，更包括渗透、分化和打击措施。最恶劣的行径如有一封由FBI写给金恩博士的信，以他婚外情的秘密来胁迫他自杀。左翼大师乔姆斯基形容COINTELPRO是 “联邦政府最恶劣的、最有系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虽然他们偷窃的文件涉及Cointelpro行动，但要到几年后，当更多FBI资料被揭露后，这个行动的细节才更为人知。）
八人小组把窃取的文件送给三个主要媒体，胡佛知悉此事后，要求报社退回这些文件。这是美国新闻媒体首次必须面对该如何处理非法取得的政府文件的难题。结果，只有华盛顿邮报独家刊出（当年撰稿记者就是四十多年后撰写此书的作者Betty Medsger)，原先不愿意刊登的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在事后也跟进报道。
胡佛方面发动了FBI史上少见的大规模行动，派出两百名干员在宾州地区调查。这八人之所以没被逮捕的理由是，他们大都是一般公民，而和其他的反战组织没有关系，且行动结束后，他们彻底解散，从此不再见面，几乎也不再联络。他们也想过，如果被逮捕，他们会在法庭上呈现这些文件，证明为何偷窃是必要之恶。
不过，这个新闻渐渐被遗忘，因为不久之后有更大的新闻──五角大厦文件案和水门案，且因为这八人始终没被抓到，故事难以继续下去。胡佛本人也于1972年过世。
1975年，参议院终于成立一个十一人的调查委员会，对FBI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调查，访谈了八百人，进行了数十场公开听证会 ──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国会对于情报单位的调查。他们的报告揭露了更多FBI的违法行动：“有太多民众被太多政府机构所监控，有太多信息被他们掌控。”且在最终报告发表之后，国会正式成立了对情治机构监督的委员会，而在1976年三月，FBI也正式将“梅蒂亚窃案”（Media Burglary）结案。
国家权力的无孔不入是当代政治最核心的问题，尤其国家的安全和情治单位，经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颠覆渗透之名，压制公民权利，扩张自己的权力。
负责结案的FBI探员Neil Welch在回顾该事件时说：“FBI的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制衡力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一个体系必须要提供其他方法，人们才不用诉诸如此极端的手段。必须要有其他的开放管道。否则民众就必须采取这种犯罪行为来揭示政府的错误。”
另一个FBI探员在1975年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我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内，质疑过：我们采取的行动真的是合法的吗？真的是道德的吗？我们唯一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作法是否有效，是否会带来我们所要的。”
回首这个案子，这些反战分子之所以采取这种激进行动，主要是多年来的各种示威抗议，甚至当反战已经是整个世代的反抗运动，但对于阻止越战似乎都没有效果，让他们充满了无力的悲愤感──他们就是在1970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国轰炸柬埔寨之后，开始筹划行动。
在他们之外，另外一群也对和平示威感到绝望与不耐的左翼分子则成立一个组织“气象人” 主张暴力革命，要“把战争带回美国”，让美国土地上也感受战争的苦痛。他们在公共场所放置炸弹（但不伤害人），并在1970年转身为“地下气象人”，开始流亡生活。只是，他们几年后就被逮捕了（但因为FBI的调查不合法，所以大都被释放）。
另一方面，对于胡佛和FBI的无法无天，从总统到平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他。其中一个参与者说，“当你和运动圈以外的人说FBI干的事，没有人会相信。只有一个方法说服公众这是真的：就是拿出他们手写的东西”。或者说，当体制的权力制衡已经彻底失效，这是公民必须站出来，作为最后的防线。
另一人说，“在某些时刻，我们必须打破法律，必须从事深思熟虑的公民不服从的行动，来维持一个正义和合理的国家。我深以此为荣。这虽然不是我可以放在履历上的经历，但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事”。
他们的行动确实提醒了改变了国家安全体制，提醒了民众政府控制人民的界线，也促进了制度改革。当时的FBI发言人Michael P. Kortan就说，“那个时期发生的许多事，包括‘梅蒂亚窃案’，导致FBI改变看待和处理国内威胁的方式，改革情报搜集的政策，并由司法部设立了调查指引”。
但即使有了部分改革，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又让安全机构大肆膨胀，尤其在网络时代，他们有更多工具监控人民，逐渐长成巨大的怪兽。直到斯诺登的揭秘，人们才赫然发现这个权力体制不可见人的阴暗面。
这也是这些当年窃取机密者为何愿意在四十多年站出来的理由：
“我们的政府再一次对美国民众采取大规模的监控，并且对国会说谎。我们希望藉由我们站出来，可以刺激这个社会去思考与辩论这些一个健全的民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