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逃离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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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逃离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吗？
原创 空间作者 二湘的七维空间 今天



题图来自网络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张爱玲、陈洁如、陈子美为什么都想方设法、义无反顾地远离大陆，选择出逃？因为她们感到极度恐惧。



  出逃的女人 ——纪念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文/三少爷的剑

逛商场，顺道去了趟西西弗书店。看到张爱玲的《对照记》，尽管以前看过，还是忍不住翻了翻。



不感兴趣的人说《对照记》是一本“死人照相薄”，这种说法未免刻薄，透着不屑，也透着漫不经心的小恶意。它是张爱玲去世前一年，利用老照片的保存和阐释，对生命中有所交集的故人最后的念想与回顾，也是对自己人生最后的回望和归结，更是对喜欢她作品的读者最后的私语和告别。


《对照记》书影

一个古稀老人翻看旧照相薄时，肯定也会在心里感叹时光的流逝，这种感叹化作照片背面的文字，变成对往日缅怀和祭奠的碎碎念，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不矫揉，不做作，简洁明快的风格，令人读之或莞尔，或沉思。



《对照记》出版44年之前的1950年7月，张爱玲受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会场几百人都穿着灰色中山装，唯有张爱玲穿了一件旗袍坐在后面角落里，显得格外扎眼。会议间隙，丁玲走到张爱玲身边，问她怎么这么大胆，并善意提醒她应与大家保持一致。张爱玲闻之错愕，却保持镇定，以微笑回应。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感到自己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她预感到一个可怕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一直猜测，剩下的会议内容，张爱玲一定没有听进去。当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激情澎湃地领会会议精神时，她平静的外表下，却深藏着复杂的情绪：尴尬、惶惑、迷茫，以及不寒而栗的恐惧。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然不太关心政治，却始终对政治保持着极为敏锐的嗅觉和洞察力。



图片来源网络

此后不久，张爱玲被安排跟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环境的转变和统一的安排，并没有让深入底层、深入生活的张爱玲感到释然和别开生面，她感到深深的苦恼。因为她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又因为“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曾经，在上海滩，她随心所欲的写作，因为自由，所以纯粹的文字闪耀着天才的光芒。现在被要求，被指导，被规定，被统一，她隐隐感到自己被控制，她书写不出违心的文字，也抒发不出虚伪的情感。这种现实与理想、自身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令她尴尬和苦恼。



她的家庭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她曾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往事……



都使她感到了将被清算的威胁，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但是环境逼人，人言可畏，欲加之罪和小报八卦让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于是萌生去意。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决定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张爱玲还曾写过去香港前在罗湖过境时的情形：“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能够想象她等待过关时的焦灼和漫长，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节外生枝，更恐惧的是假如突然关闭海关而走不了。放行后仍然快速奔向港区，直到脚下“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才停下步子松口气。



想起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1949年她选择留在上海，周恩来指示让她担任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蒋留在大陆的黄埔学生和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关押、处决。陈洁如感到惊恐万分，旋即给周写信，希望能去香港定居，便于对台统战工作。周恩来批准了她的请求。当陈洁如拿到赴港通行证时，连行李都不要，当即搭机赴港。那种急切和匆忙，折射出个人命运面对大江大海时的弱小和无能为力，无法对抗现实时，逃离反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图片陈洁如来源网络

陈洁如很幸运，她躲过了随后而来的十年浩劫，晚年生活悠闲，最终病故于香港。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出逃的女人陈子美。



张爱玲是在风暴来临之前及时抽身，全身而退；陈洁如是在风雨乍起之时慌忙离开，有惊无险；而陈子美却是在暴风骤雨中孤注一掷，九死一生，才重获新生和自由。



十年浩劫来势凶猛，进行地如火如荼，陈子美因为父亲的原因，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被关进牛棚、游街批斗，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



当一个人被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那种不顾一切以求解脱的渴望及本能，会驱使他铤而走险，与命运博弈。


图片陈子美来源网络

1970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时，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老妪陈子美，用尽自己所有的积蓄和首饰，在广东珠江口，秘密请人将自己捆绑在一只汽油桶上，然后扔进茫茫大海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才冒死“泅海”终于成功偷渡到香港，之后辗转加拿大远走美国……很多人并不知道陈子美是谁，但她父亲陈独秀的大名却家喻户晓。



政治就是这样诡异和残酷，并不会因为你有个曾经声名显赫的父亲而同情你照顾你，更何况是个犯过“错误”的父亲。陈子美老人一定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才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这个相当危险的选择。万幸的是上天眷顾她，她的破釜沉舟，她的义无反顾，她的勇敢无畏都是艰难绝境激发催生的元素，而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的渴望，是她与生俱来的动力。所以，“不自由毋宁死”，所以，渴望自由，必须好好活着，所以，渴望活着，前提是自由。



对自由的认知，张爱玲亦是如此。她本能地反感左翼文学，对那种命题和制式地写作抱有排斥。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喻：“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五四”运动结束二十多年后，张爱玲对其能有如此与众不同的认识殊为难得。而对政治及运动的敏锐，却是她作为女作家非常令人拍案叫绝的一点。后来解释离开大陆的原因，张爱玲说：一个连衣服都要统一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学和艺术生存的。



所以，尚在大陆时，刚刚进入新时代，她不得不写无产阶级文学《十八春》的时候，小说光明的尾巴和温和的结局与她之前的苍凉风格有所不同，令读者感到陌生。很显然她在有意迎合新时代，这种迎合里掺杂着不情愿，也伴随着无奈。小说里世钧说：“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我总想政治这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合理想。”可慕瑾接着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政治疯狂起来，连至亲都会被出卖，六亲都可以不认，更遑论其他。初中时代读《十八春》，对这段对话不以为然，后来重温，深以为然。


图片由作者提供

那时候，张爱玲不过三十岁，当这种不可抗的时代因素压过来的时候，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但“惘惘的威胁”如影随形，让她感到恐惧。她未必没有想过妥协，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但她是张爱玲，是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张爱玲。所以聪明绝顶如她，预感到无法摆脱的灾难即将到来时，干脆一走了之。



张爱玲说：“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认为衣服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当她看到文代会上满座都是中山装后，她很是担心：“我害怕失去自己。”如果个性要被管理，思想要被改造，风格要被统一，活不出自我，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如果一个作家失去了个性，没有了独立的思想，失去了独特的风格，被要求写出来的文字还有什么生命力？



当她辗转香港，远走美国，后半生岁月里，不断创作的同时，也在反复修改自己的旧作。她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尽可能地减少自己作品的瑕疵。所以将《十八春》修改成《半生缘》，将“光明的尾巴”砍掉，结局重回苍凉格调，变成彻头彻尾的悲剧，重回她熟稔的悲剧美学。



修改后的《半生缘》弱化了政治色彩，因为时隔多年，旅居美国的张爱玲早已远离大陆的政治环境，没有了外界环境的制约和束缚，在自由的土地上，她可以随心所欲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对曾经那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大刀阔斧地砍掉，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张爱玲曾表示自己没有美国梦，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她试图远离政治，政治却不曾放过她。所以各种运动卷土而来时，她的书，她的名声，尽遭诋毁。万幸的是她及时脱身离开，如果不及时离开，疯狂“运动”的年代，势必难免折磨。



书被禁、名被污留待岁月隐忍，终有平反的一天。而身心一旦被折磨被摧残，纵然来日被平反，却是一生难以弥合的剧痛和创伤。她曾经的好友苏青和曾经喜爱的作家丁玲在大陆惨遭残害，即是佐证。她由旗袍而知其他，窥一斑而知全貌。心思敏锐，目光如炬，绝不媚俗，拂袖而去，不得不佩服她的清醒和远见。



多年以后，当中国开放，诸多张爱玲的拥趸及学人邀请她回访大陆，均被她婉拒。她未必不思念上海，未必不思念姑姑，她最好的作品都和上海有关，而最亲的人也是姑姑。但去国多年，上海早已不是当年的上海，而和姑姑的感情在她看来也不囿于见面这种世俗的形式。当年的经历令她思之心有余悸，晚年她未必不会对大陆政治仍然抱有警惕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她记忆中的上海已经远去，新的上海已然和她没有关系。


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张爱玲、陈洁如、陈子美为什么都想方设法、义无反顾地远离大陆，选择出逃？因为她们感到极度恐惧。当社会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有口号上的梦幻和幸福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一个人可以不谈政治，但应该对其保持清醒独立的认识。



张爱玲有绝世超人的才华，也有异于常人的智慧，其人其文早已化为不可复制的传奇。有心人会在她的才华和智慧中受到启迪，来面对纷繁庞杂的滚滚俗尘。她的传奇还没有完，当然，也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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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百年诞辰：八卦、情史和假金句背后
原创 仇广宇 中国新闻周刊 今天


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

直至如今，她的金句还在被无数人引用

但她本人和她的作品的真实况味却一直被传奇和八卦遮蔽







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时的照片。图/FOTOE


本刊记者/仇广宇



2020年被很多书迷称为“爱玲爱玲”年，因为今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从60多年前在沦陷区“孤岛写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到远走香港、美国事业遇阻，再到港台、大陆的重新出版引发阅读热潮，最终客死他乡，张爱玲的一生可谓真正的“传奇”。



1984年，作家、学者止庵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敏锐地发现这部小说和当时国内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他和张爱玲的缘分从此建立起来。作为张爱玲研究专家、简体版《张爱玲全集》的主编，对张爱玲所有资料都烂熟于心的止庵，感叹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书和传记中，“正经八百”的也没有几本。他更愿意向读者谈论的是《色·戒》《小团圆》等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因为比起年轻时的华丽恣睢，张爱玲这些新的创作“平淡而近自然”，且有更加高远的追求。



在张爱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和止庵一起回望张爱玲的作品与经历，会发现，她作品中的现代性和个人主义立场似乎更贴近当代人的心理状态。这或许是她的作品长盛不衰，且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流传于后世的秘密。



以下是止庵自述。



“大概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走红了”



1984年，我在《收获》杂志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只是我，当时阿城、贾平凹等人也读到了。她的作品跟当时的其他中国人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应该说是跟谁都不一样。那时候，中国人写的东西都是阶级论，个人的事必须在阶级里面解决，她不是。她的语言也不一样，所写的事也不一样。我那时候起就开始找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流言》《传奇》内地能买到，别的买不到，就只能去香港买。



张爱玲一度在文学史上没人提及，最大的原因其实是“瞧不上”。为什么？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当时中国分成三块地方：沦陷区、解放区和国统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瞧不上沦陷区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在沦陷区写作是大逆不道的。1945年以后，她的名气就进入低潮了。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上海写的《十八春》《小艾》，都是在小报上登的，虽然出了单行本，也没有引起上海市民和文坛的关注。



张爱玲1952年离开内地去香港，在那里写了两本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就去了美国。这两本书在内地没有多大影响，但《秧歌》在海外非常成功，在《纽约时报》还上过畅销书榜。《赤地之恋》只在香港出了英文版，没有什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研究中，最早提到张爱玲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书叫《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其中有一段讲张爱玲，说她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个派系里的人，当时被认为是主流文坛以外的、比较“低级”的文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张爱玲最早发表小说是在《紫罗兰》上，这是一本鸳鸯蝴蝶派杂志；第二：她写小说都是个人的小事，不是写阶级之类的意识，不是左翼文学也不是正统文学；第三，她用的语言不是新文学语言，而是从中国传统小说沿袭的传统，并不是新文学的翻译腔。鸳鸯蝴蝶派是“不入文史”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发表后，张爱玲就不在这些地方发表作品了，后来她投稿的《杂志》《万象》《新天地》都是新文学刊物，但是还给定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界对她就没有重视。



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注：《中国现代小说史》用43页介绍张爱玲，篇幅超过鲁迅，初次为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最早是当论文发表。那个时候台湾的新锐作家都以张爱玲为宗师，比如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她就开始成为了名人。



1968年，皇冠在台湾第一次出版《张爱玲全集》（第一套）。当时皇冠出版社总编辑平鑫涛同时在一个文艺副刊当编辑，喜欢文艺，他认识张爱玲的好友宋淇。1966年宋淇给他推荐了几个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大陆的杂志最早介绍张爱玲是在1981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了《张爱玲传奇》，再后来，是1984年上海《收获》杂志刊登了《倾城之恋》。1986、1987年左右，《传奇》和《流言》在大陆出版了，当时还是没授权的盗版。这时候张爱玲在台湾出的书已经非常“红”了——大概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走红了。此后，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支流就合流了。



20世纪90年代大陆曾经出过张爱玲文集，第一个得到授权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这一版是正版，是张爱玲还在世时亲自授权给自己姑父的。但是她姑父岁数大了，版权弄得很乱，后来就收回了。1991年，台湾皇冠又出了第二套张爱玲全集，一共15本，加了《对照记》。



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她的作品名气更大了，但在大陆出的很多书还是盗版，大概在十年前，张爱玲作品的版权授权给了北京的新经典文化，一直到现在。



“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我可以谈一下张爱玲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秧歌》到《怨女》这一时期，另一个是从《色·戒》开始，包括《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这5篇小说是一个时期写的，是她真正的后期创作。这些小说，比她写《传奇》的时候水准要高，无论从写法上还是意识上看都是如此。她这一时期有一个基本追求：“平淡而近自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就有这种追求，早年那些华丽的文字她自己已经看不上了，涉及人物也不像过去那么处理了。《金锁记》里曹七巧这样的人物她不喜欢了，所以后来才会把《金锁记》改成《怨女》。



《秧歌》在美国出版后是有影响力的，有23种译本是了不起的事，现在的书都不见得有这么多语种的译本。这件事让张爱玲认为自己能够用英文创作小说，所以去了美国。但是到美国之后，她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怨女》的前身《粉泪》（Pink Tears），出版《秧歌》的出版社退稿了。从此以后，张爱玲在美国，在1955年到1967年这12年里，只发表过一个英语短篇《五四遗事》。



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不被接受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出版商有“东方想象”。他们觉得东方人是很特殊的人，和美国人不一样。当时一些日本作家二战后写的一部分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写法特别讨西方人喜欢，包括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当然，这些书价值不低，可是写这些都是为了翻译出去。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很多是来自于赛珍珠、林语堂的作品，觉得中国人是一群憨厚、老实、质朴的东方人。但张爱玲写的都是些奸诈之徒，他们受不了这件事。所以张爱玲曾经给夏志清写信说：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但是张爱玲碰壁了。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唐纳德·金（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看过《怨女》，很不满意，说这人物怎么都这么丑陋？“东方想象”不是真的，张爱玲不想满足他们，想破坏，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谷崎润一郎等人和张爱玲其实都没有错，只不过她这样做在美国会不太顺利。所以《怨女》在美国非常失败，最后在英国出版了。在英美出版是用同一种语言，英国出版基本上拿不到钱，也没人发行，就是一个象征性出版。



还有一个原因更复杂。当时美国出版界和读者认为中国1949年发生的变化是坏的，是从好变坏。可是你张爱玲把前面的中国写得很坏。有一个编辑给她写信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是这样的话，发生变化就是必然的了，共产党来了就是对的。他们接受不了这逻辑，没法解决。



“她很多作品就一个短文，能拍几十集么？”



张爱玲作品被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不断改编，《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评价比较好，但我觉得，其实这几部电影改编得也都不太好。





话剧《红玫瑰白玫瑰》。图/新华



《半生缘》电影比较中规中矩，但它没有把小说的意思拍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没办法改成电影。另外选角也有些问题。所以这部电影只是比较起来稍稍好一点。不过，电影是不是庸俗化文学这事，我觉得不重要。《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很多人也是透过看电影了解的。这些只是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且电影再怎样也还是电影，最失败的还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之类的电视剧，简直是胡编。张爱玲的八卦流言还能勾起读者一点点兴趣，无关大雅，电影可能是导演没有拍好，但电视剧就是一个“坏东西”：她很多作品就一个短文，拍一集都嫌多，能拍几十集么？



张爱玲的书卖得好，无可厚非。图书出版是个商业行为。有一句话我想说：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是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是愚不可及。谈到消费一个作家，一般指的是图书出版以外的、商业化的事。皇冠出版社对张爱玲是敬若神明的态度，他们是比较老派的出版社，怕她商业化，没有做周边产品。真正消费是指出了文创，把一个作家当产业了，比如在欧洲有J·K·罗琳、托尔金等。而国内恐怕还都没达到这个程度，谈不上消费她。而研究张爱玲的书里，正经八百（有实际内容）的书没有几本。好多作家借着张爱玲出了一堆传记，这些书也算有一点点“消费”吧？但也真的挣不了这么多钱。



张爱玲的“假金句”很多，有人经常给我转发这种网文。这类网文作者今天想出一个句子，认为他自己说的话肯定没人听，明天就能把它们说成是张爱玲说的。这不就有传播了？也是满足了他们创造的欲望。演员马思纯前一阵子用错了张爱玲的金句，歌手罗中旭到张爱玲故居前拍视频，也引用错了句子。这些人挺有意思。他们只上网，不读书。没办法，网络就是给这些人预备的。



“她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已故学者给人写的序，谈女性立场，他认为，张爱玲从丁玲作品所提倡的女性立场里后退到传统立场里了。所谓女性立场，从小的方面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立场，从大的方面说涉及女性命运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改变。丁玲所强调的是，女性解放跟男性解放一样，得通过你所在的阶级的位置改变才能得以改变。



按那位学者的说法，那就是只有一条路，只要不在这条路上的，都是退到“之前”去。可要承认，还有另外一条路，甚至到现在为止，另外一条路（个人主义立场）成为大家主要的一条路了。



张爱玲确实不关心女性群体的解放问题，她认为这件事是个谎言，认为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解放。丁玲在《莎菲女士日记》里还说的是自己的事，后来的小说都变成描写参加土改，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的方式了。但张爱玲并不是站在这条路里。她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没有人能帮你，甚至亲人都不能。个人的问题的解决在于你自己，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去找你的立足之地，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可能找不到立足之地，那么我会对你表示同情。



举个例子，人们在北京可能面临租房、交通、升职、成家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得自己解决吗？所以张爱玲这条路，现在就更能被大家所认同。



归结起来，张爱玲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大部分人无法解决。



（实习生朱恩民对本文亦有贡献。）

@芥末开门2020
张爱玲的出走

今天满眼都是张爱玲。
凑热闹聊几句。
过去除了张迷，大众对张骂和揶揄的多，因为没有福寿双全子孙满堂嘛，没有获得中国式的成功。
今年怎么一改口风，几乎是清一色夸起来，夸她跑得快。
张爱玲向来不关心政治，自称不看报，看报只看影讯，明星花边新闻，以及在各种启事、讣告中给小说角色找恰当的名字。
她对时局判断准确，完全是因为洞悉人性，而且是通过窄窗洞悉人性：家庭、男女关系。
凡是超出人性的口号、漂亮话，张爱玲都本能的选择不信。

上中学的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此处指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张当下就想：我日子还过得去，完全是因为碰巧投胎在官二代家。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碰巧生为捡煤核的街童，国家又能为我做什么？

后来又说：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普遍宗教，我不信教。

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对此，张爱玲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怎么可能把手里的权力主动交出去？
一个年轻女孩子根据什么做出判断呢？
张说：看我爸和我后妈就知道了。家的统治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国。

胡兰成兴致勃勃的讲汪伪政权的政治理想，张意兴索然，觉得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过去文人士大夫理想中的桃花源又包装了一遍，陈旧且不现实。
胡的腔调，估计跟张家亲戚，各路遗老遗少差不多，张从小听她爹背古书，耳熟能详，这套东西忽悠不了她。

对于左派思想，张早就听过，也觉得不可能。她说，如果教育、医疗之类领域能实现公有化，各取所需，那当然好，但是，假如为了所谓理想、高远目标而交出自由，“势必久假而不归”，也就是要不回来了。

后来的发展尽在张的预测之中。

解放后张被叫去开文艺界的座谈会。张一向奇装异服，不管别人的眼光，更不管别人的评价。此时却敏感的找出一件最朴素的蓝布旗袍，套上一件白毛衣，到了会场一看，除她以外，所有人都穿中山装。尽管缩在最后一排，她依然是全场最触目的一个。

为了写小说里的场景，张参加了个旅游团去杭州西湖。行程中安排了一顿特色“螃蟹面”，张一向喜欢宽汤窄面，于是只喝干了面汤，面条原封不动的剩下。马上有人为之侧目，而张立即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目光的审视意味。

张也曾去看过解放后的工艺展览，看到各种宣传式的作品，包括用彩线绣成的巨幅肖像，在张看来，像个腮部下垂的老太太。

其实在尘埃尚未落定之前，张就已经开始谋划出走，宅在家里把作品翻译成英文，盲目的往外投稿，希望能赤手空拳的打出一条路，走得更踏实。
可惜，她的作品，太不符合洋人想象中的东方风情。
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到后来她申请回母校香港大学继续深造，才得以离开，毕竟她是当年的著名学霸，得过“老师从来没有给过”的高分。
当年张已经30出头，靠写作为生，早已无心上学，尽管前途茫茫，还是毅然决定走了再说。
她觉得这种魄力是受母亲影响，那个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称自己就像海员的孩子，遇到问题就想出到海上。

张是个天生的个人主义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带反权威功能。

她曾说很喜欢自己四岁时的照片，喜欢自己那时“怀疑一切”的眼神。

很小时家里请了老先生教古文，按着她对孔夫子像下跪磕头，她马上在心里起了反感：为什么要给画上的老头子磕头？

后来，在那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里，张马上发觉自己的怀疑和叛逆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和大环境冲突太甚，到了无法呼吸的程度，不走不行。

至于那些能走不走的，回来的，不是历史偶然，或者误判形势，而是发自内心的向往集体主义，相信大一统，崇拜强大的权力，迷醉于宏大叙事和秀肌肉式的审美。

走或留，说到底是价值观的不同。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没什么可委屈的。

张看人，极其透彻，且从来平视，没有仰视，这让她看得更真切。
惟一崇拜过的人是母亲，然而也并不盲目。
童年时母亲讲自己怎么怕被张的外婆骂，只有几岁的张马上反感：为什么要这样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后来，黄逸梵和张爱玲母女二人被迫共同生活，张十几岁就看穿了母亲的局限性，惟一的偶像破裂，从此眼光更加犀利。

战时，张的上海亲戚们常常议论，内地风气好，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健康向上。她发现他们只管口嗨，却并不到内地去生活。这是大人的口是心非。

父亲和后母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教训张爱玲，包括暴打、禁闭，张从来不信他们的教育，看穿他们不过是不想为她花钱，加上对张母的嫉恨。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张几乎都可以敏锐的捕捉到其中暗含的真实意图，那些小动作、那些漂亮话背后的潜意识，逃不过张氏雷达的扫描解析。

这种“特异功能”反应在张的作品中，就是各种微妙准确的人性刻画。
张最擅长写反高潮。
就是人挣扎着生存、挣扎着向上爬时，暴露出来的无力、可笑、可悲和癫狂。
张的作品尖锐，但不刻薄。
因为她可以理解。
“

是人都脏”，她说。
当时国人的生活脏乱差，但张乐于在脏乱差之中发现有趣有生命力的东西，并且为之欣喜不已。
脏，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也是艺术化的审美方式。
王朔也说过：幺蛾子都是垃圾堆里飞出来的，光滑洁净的铝坑一无所有，只有空虚。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虱子。
她的作品，几乎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这个基调。

张的出身，可以算是所谓上流社会，但她从来不以此为傲，而是像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细作，细细描写遗老遗少、小姐太太们袍上的虱子。为此不受亲戚待见。
一个亲戚曾骂张爱玲，怎么不宣传宣传家里的好事，净挑尴尬事写？
可见张如果不走，会多么不合时宜。

张说她曾经喜欢过萧伯纳，但后来嫌他浅薄。但承认拜萧伯纳所赐，自己脑子里没有“圣牛”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一切都可以怀疑，可以讽刺，可以观察，可以否定。

张说有些事她暂时想不明白，宁愿先放在那里，而不是接受一个未来的既有判断。

这么一个人，要塞给她一个权威太难了。
张从小上教会学校，要听神父讲经，要做礼拜。
神父是洋人，一个学了一嘴苏州话，一个是地道的山东方言，张每次听布道，都“笑得眼泪直往肚子里流”。
天堂吸引不了张爱玲。
她觉得上了天堂还要听布道听永恒的福音太过无聊，在学校里听了这么多年还不够？
至于中国的地狱，张爱玲童年时就已经看透了，这像个山寨恐怖版的游乐园，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进行，也没什么想象力。
她的理想，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投胎，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杂乱无章、不尽如人意的生活，这里面有她的趣味在，当然，最好某一次投胎，她能成为一个年轻貌美有钱的人，虽然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因为太完美了，不会是真的。

这样一个作家，根系扎在土地最深层，恋恋红尘，百般趣味，竟然被解读成消极？！
大概在某些人眼里，描摹人性本来的样子不配叫积极，只有按照某种“正确”的意图塑造人物，宣传“正能量”，才叫积极吧？

至于张胡恋，基本相当于张爱玲空降艹粉。
胡是张的仰慕者，监狱里看到张的作品，惊为天人，又觉得爱玲这两个字过于女性化，也许是男性笔名，他决定出狱后就去拜访张，不管张是男是女，都一定要“把能发生的关系全都发生”！
张圈子很小，没谈过恋爱，突然有这么个铁粉送上门，而且那么崇拜她，颜值也不错尤其眼睛和侧脸，而且还是个文人，有共同语言，于是就纳了胡。

至于婚姻，张可有可无，她的爱情观，是不必有结果，不必到哪里去。

胡的文章非常做作，张喜欢他的时候说他学鲁迅学的非常像。不爱他之后看出他的文章有一种腔调，她不喜欢。
这方面张爱玲和顾城有点儿像，就是眼低手高，自己是一流天才，但看别人作品也不刻薄，虽然远不如自己，但还是多看可取之处。

至于胡的政治立场，在张看来只是个故事背景。
和人生趣味、儿女情长比起来，政治太短暂，太乏味了。

到美国之后，张与一美国编剧结合，此人是个左翼，仍然不合时宜。

张似乎从来不在乎时代大潮，常常逆潮流而动。
在民国穿清朝的大袍子。
在胜利游行那天逆着人流去探望战败隐匿的胡兰成。
那天她在公交车上遇到柯灵，柯灵用膝盖夹住她的腿调戏她，意思是“汉奸之妻人人可戏”。
她从他腿上尝到了老虎凳的气息。

在更大的胜利的人潮之中，张爱玲选择离开。
在广东与香港之间的界限，她和其他出走者拎着行李，在烈日下久久的等待。

这边穿着不合身军装的北方小战士看不过去，气愤愤的招呼他们：到这边来站着，这边有树荫。

出走者们一边客气的微笑，一边集体向另一边移动，生怕被拦回去。

张爱玲说，小时候母亲和姑姑从海外回来，给她讲国外的样子。
加拿大的路，路上没几个人，路两边的梧桐，整齐的房子。
她想，这样寂寞，怕是要发疯。

没想到她后来漂泊到了北美。倒是没有发疯，但是作品里华丽褪尽，剩下枝桠枯瘦的姿势。

作为一个人，张爱玲用出走维护了人身自由和创作自由。
作为一个艺术家，张爱玲是一颗被连根拔起的树。

#张爱玲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