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zav8ffZxWXXSLoTXempWKA
百年前一个英国女人笔下那个叫“适之”的逻辑教授
谢福芸 挖历史 今天
在一次花园晚会上，我们大家再次相聚在一起。我父亲的另一位同事也在场，他在中国的名气很大，是一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大学教授。每次当他登上讲堂就关乎国家利益的话题做演说，数以千计的年轻中国学生就会赶到现场聆听；更有成千上万的人们会以其他方式洗耳恭听。讲座中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全国各地的报纸迅速转载。
他以一个革命者和理性主义哲学家而著称于世。在他眼里，流行数百年的任何一个观点或主张都是值得怀疑的。他的信条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如果大多数人都极度不认同某个观点或理论，他会觉得这个观点或理论反倒更有可能就是真理。因此，当这么一个人以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的名义偶尔发表他的见解时，学生们至少会很尊敬地先听听他怎么说。一些人可能会伤心地认为，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时代的束缚，但其他人则会略作迟疑地思考：难道人类的智慧在这代人中间才开始显现？今天的人们是否也可能从已故思想家的一星半点的智慧中受益呢？
教授三十多岁的年纪，皮肤白皙，身形消瘦。也许是出于即将人到中年的担心，他竭力抓住一切机会四处宣扬他最激进的观点。
“我们中的有些人成名太早了，”他曾这么惆怅地说。
如果完全凭借一个人的勤奋来确定他的声望，他恐怕早已为自己赢得世人的敬仰。他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成就斐然。作为少数既曾经接受美式训练同时中文造诣又非常深厚的中国学生，他带领一批运用现代批判手法的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老派评注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至少，大家是这样理解的。那些倡导用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来考证《圣经》各卷来源的人们对中世纪神学嗤之以鼻，另外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声称拉丁文圣经的译者圣杰罗姆对一些希伯来语单词的翻译是有错误的。和他们一样，从事考据学的现代中国人也从本国的历史学家及其经典作品中寻找大的漏洞，再用迥异于传统的丝线将它们重新织补。接下来，他们提出一个七世纪或十七世纪不那么知名的考据，因为这位历史学家没有接受这些传统的注释与解读，那么就证明：中国人的思想中一直有叛逆的成分。正如一些人谈到的那样，这种叛逆从未停止生长。他们无疑是对的：这种观点也很有趣，很有启发性。这种观点也像任何新的知识点一样非常受人欢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希腊学者的离散所导致的文艺复兴，远不如1911年中国清王朝的覆灭所引起的文艺复兴那么伟大。
这些年轻的探索真理的人们不满足于只给人们灌输中国的诸多思想家；他们还引用让·雅克·卢梭、赫伯特·斯宾塞和黑格尔。显然，这些人确实天资聪颖，我若企图与他们就世上的任何议题进行辩论，都会显出我是何等的无礼与傲慢。我应该做的只是虚心聆听。
“众所周知，”他们中的一位曾冷冷地看着我说，“女人没有逻辑思维能力。”
“女人，”另一位则宣称，“永远也搞不懂国际政治。”当时，我对他说，我认为他在有关对外交往方面（这些思想家喜欢谈论这一话题）的一些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很奇怪，为了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信念只会停留在纯科学和哲学思辨领域，而并非必然进入现实政治或真实生活。这样，妥协成为大家遵循的信条，并且更具有合理性。
“请一定把我介绍给教授，”宋太太在花园晚会上请求道，“我很希望见见他。”
我们走下草坪并且找到了他。他很高兴见到宋太太。这真是人类大脑奇怪的把戏，这位中国现代哲学家曾经断言，应该为女性创造机会去了解聪明的男人们正在谈论的内容。再说，宋太太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并且她的魅力很容易被人感受到：这一点恐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教授也见过她父亲。
我是否让大家形成了教授是个心胸狭窄、傲慢自大的学究这样的印象? 那就大错特错了。跟他见面是件开心的事。他的内心羞涩敏感。总之，见过他的人，即使在观点上与他有极大的分歧，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他的举止优雅温和。每个女人只要看一眼他的脸就会不免心动，很明显他习惯性地劳累过度。
我们初次相识是在火车上。窗外一片田园风光 ，果园里鲜花盛开，果树经过精心修剪，但是不很科学。地里一根杂草也没有，每一行每一列都排得笔直笔直的。一只布谷鸟叫了起来。
“你听！”他说。“你知道它在说什么吗？‘播种了，播种了！’有个传说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任凭自己的田地彻底荒芜下去。他死后得到的报应是变成一只布谷鸟，每年春天回来，呼唤其他农夫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这个故事太迷人了，”我说。
“是的，”他回答，“就像我们中国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游荡的声音’。而对我们来说，这种声音却是给出了具体的建议。这就是咱们之间的区别。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神秘主义和精神灵性，这可真是无稽之谈。至于印度人，他们在精神层面甚至还不如我们。”
“哦，不是吧！”我提出异议，认为他只是和其他中国人一样，通过言语上礼貌性的谦虚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感受。“你们有祖先崇拜啊。一个如此坚信死亡并非人类生命终点的民族，一定已经远离唯物论了。”
可是他完全不接受我的观点。
“你很清楚，”他答道，“连我们的鬼都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要喝，还要花钱。如果活着时是富人的话，他们还要有汽车和佣人，当然这些都是纸做的，要烧了送给他们在那个世界去用。我们的祖先也同样粗俗：如果他们的墓地方向不对，或者下葬时间不对，或者葬礼仪式不够恰当，他们就会时常回到人间，出没于子孙后代居住的房子里来捣乱。在死人这件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精神灵性可言。”
我当时正在为一份英文报纸撰写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文章，于是我问他能否引用他的观点？
“当然可以，”他说：“这些观点我在不同的书里讲了不下二十遍——显然你还没有读过。不过你最好能够好好地写一篇与我的访谈。”
那会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肯定地对他说。我喜欢这个提议。
“很好，”他吩咐道：“问我问题吧。我接受过无数次中国和美国报纸的访谈。”后来，他在欧洲也接受过访谈。
“关于中国的唯物主义？”我问道，心里没什么把握，“我想你忘记了中国的基督徒。你知道，在1900年，上万名基督徒宁死也不放弃信仰。这很难说是唯物，你说是吧？ ”
“宗教，”他摆出他的观点，“是人民的鸦片。有人这么说过，我在此确信无疑地重复这一观点。吸食毒品的人什么莽撞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所有宗教都建立在虚构的神话之上。看看《创世纪》就知道了！”
“我看过，我还仔细读过！”我回敬他道。随即我开始讲起这个故事，为我要阐述的主题暖场。“我还听过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看过拉斐尔的“椅子上的麦当娜”, 也很喜欢其他有关神的不同阐释。感谢上帝，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我从小就被浸染在《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故事里，它们的光芒从此再不能从我的眼睛里抹去。当然，有些人手指现实世界的美景，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创世纪只是一个寓言。很快他们就会发现——那些诚挚的灵魂——圣徒和天使们并没有像波提切利（Botticelli）所描绘的那样在伯利恒的茅草棚下互相拥抱。”
神圣的圣约翰把魔鬼绑上铁链，扔进无底的万丈深渊，想想这个画面，我敢说，很少有别的东西能让我更加感到满足。这真的是想象力的最高境界，完全可以用作国际联盟内庭的装饰壁画。更让人欢欣鼓舞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中楣装饰带：在昏暗而幽默的创世纪，一丝微弱的光出现了：光逐渐变亮并穿过倔强的以色列——跟他或者我一样地倔强——直到照耀在世间每一个人身上。这道光最后会洒落在新耶路撒冷堡垒中那座镶有珠宝永远屹立不倒的高塔上。这时，我问他，既然是由我们来确保把耶和华的殿堂修建得无比庄严华丽，除了以他自己认为公平的方式把自己的柱子加入这个殿堂之外，他还希望邀请哪些哲学家、诗人、音乐家或艺术家加入这个行列呢？我提醒他，这座不朽之城共有十二扇门，他已经通过提问者圣托马斯之门进入了这座城，这也是一扇很好的门——常常需要其弟子作出牺牲！当时我的中国朋友中有半数人认为，唯一的进城之门是民族主义者西蒙之门——他虽是最差的使徒之一，但经过这扇牺牲之门的人也有珍珠般珍贵的品格。
他看着我，听着我说，并催我继续说下去。这是这位异常专注的哲学家最糟糕的一点。正当你期望他掏出形而上学的短剑把你屠杀，然后在你的尸体上擦净带血的刀刃时，他的眼睛里却发出一道温和亲切的光，说出一些比任何推理都更能让人消除敌意的话。
“神秘主义者，”他用一种超然的语气跟我说，让人觉得在他惊人的容易把人激怒的执拗之下竟然还深深地藏着一丝温和与谦卑，“神秘主义者有时会让我觉得也许可能存在着某种上帝。”
如今，在神学或在任何其他方面被人贴上标签都是非常考验人的。不过倒是一种挺好的回报，毕竟，通往美的道路看来并未对他关闭。
不过，他继续说道，上帝存在的概率太小了，在他看来，出于实际的考虑，根本不值得考量。
“我是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他断言道，“我不会迎合虚幻的东西。我不会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会说我确信上帝不存在。世上只有物质的生命，没有什么精神的世界。”
我父亲这时碰巧经过，并且听到了这些话。他把手放到教授肩上，俯视着坐在那里的他。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对哲学与书本的研究学习，教授是那么真诚，那么苍白，几乎要发出光亮，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变成了实现体内蕴藏的精神意愿的工具。看着他，人们不禁会分不清物质与精神各自的边界。
“亲爱的同事，”我父亲亲切地说，“凡见到你的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是唯物的。你本人就与你的理论相矛盾。”
教授大笑起来，并未感到不悦。这不符合逻辑。可是生命并不遵循逻辑学原理，而是遵循生物学原理。生命中总有不可预见的东西，生命可以成长。谁都不知道，在生命下一个拐角会遇见什么，国家的命运接下来会怎样。即使是用最科学的方式栽培的玫瑰，在它盛开之前，又有谁能够精准地画出它将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么跟他争论道。
“女人的推理！”他嘲笑道，“不过关于宗教，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再和教堂之类的迷信打交道了。我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我希望永远都不会再踏入教堂。”
有人告诉我们，他对宗教的这种怨恨源于一个他曾经的西方基督徒朋友，后来证明这个人是个伪君子，这种怨恨就让他把自己装进一个硬壳里，不再去触碰宗教。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一个年轻人对朋友以及对朋友相信的造物主产生怀疑。但是，这位教授可以变得相当的公正。他在英格兰时，报纸上正在辩论传教差会的价值。其中一方宣称，差会要为中国所有的问题承担责任。而我们这位教授竟拿起笔为差会进行了辩护！作为无神论者，他没法在教义方面为他们辩护；但作为爱国者，他宣布，差会为中国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团体。
“不过，谢天谢地，”他激动地冲我喊道，“我敢说，我从未受过差会的教化，我不欠任何教会、任何宗教哪怕一分钱，也从未接受过任何教会、任何宗教哪怕一个小时的教育！”
他告诉我，他父亲在乡村做官，还算有些家底。
“我母亲，”他接着说，因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必须说出全部的真相，尤其是那些让他不太愉快的东西，“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女孩。我母亲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他的身体不太强壮与这段婚姻有直接的关系。但这段婚姻显然造就了极其杰出的头脑，并且教授也并非弱不禁风，否则他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工作，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与一位从未见过面的乡下女孩订了婚。当他从美国学成归来荣归故里时，他维持了家中长辈以他的名义订下的婚约。他不想毁坏与国家体制及家族承诺维系在一起的荣誉。他心地纯洁，操行严谨。学问是他真正的伴侣。黛利拉的伎俩对他毫无用处。与她一起待上五分钟就会把他烦死，尽管她来时
“像一艘
驶向爪哇或加德尔岛的航船，
威武庄严，
满载着她的勇气和滑轮配件。”
他最喜爱的外国文学，他说，是悲观主义者的“作品”。他特别提到托马斯·哈代和乔治·萧伯纳。“他们看到了生命中最糟糕的一面，”他说，“如果他们能找到任何乐观的理由，那就一定要有根据。我属于同一学派。然而，我却被媒体当作无可救药的乐观派。”
教授最喜爱的作家和思想家是赫胥黎。他还真地给我引述了赫胥黎在维多利亚时期就科学与宗教问题的争议写给格莱斯顿的话。
“可是，教授，”我争论道，“你不会认为，1870或1880年前后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政治家仅仅通过互致几封信，就把某个确切说来属于形而上学或神学问题永久性地解决了吧？我恳求你读一些更近代一些的作者写的书。”
他马上承认了自己的不足，这再次证明他的内在品质。
“我想我在宗教理论方面是落后于时代的，”他说，“这些东西引不起我足够的兴趣。我心意已决。我没什么时间来读现代英语作者的书。不过没什么能动摇我对赫胥黎的信念。他和达尔文的思想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接着他顿了一下，笑了笑。
“如果这是媒体访谈，”他插话道，“那会是很糟糕的一个！我对你这次访谈的想法不太看好。有谁会愿意了解我关于《创世纪》、唯物主义的看法呢？”
“我个人认为，你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我回答。
“你应该问问我写了多少书，书里都写了些什么，”他提醒我说。
这真是一份让人瞠目结舌的书单：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书；关于中国古典书籍考据方法及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文章；关于政治学的论文。其中有的是中文，有的是英文。尽管他的英文作品谈论的是最深奥的主题，但其文字却极其流畅，一个字都不用改。当我按教授认可的采访风格最终写出了一篇关于他的著作及其本人的稿子，英语报纸的编辑把我的稿子往边上一推。“这根本不可能，”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作品。”这不禁让我怀疑，我的这个访谈方案也许真地不如教授的方案更加有效。
他已经出版了一百万字的中文作品——一百万的象形文字啊。这是怎样惊人的勤奋啊！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流派的代表，他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被收入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图书馆。
他甚至还写诗。听到这个，我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你热爱自然？”我开心的问。
“也不尽然，”他耸耸肩，给我泼了瓢冷水。
后来我发现，他的诗写的是人，关于女人的微笑、人力车夫的艰辛。
我在北京见到了他的夫人，一位身材矮小、面容和善的家庭妇女。她可能觉得自己这位杰出的丈夫是一个麻烦。例如，中国社会对英雄的要求很苛刻，教授会在同一天晚上收到六份晚宴邀请，而拒绝任何一个都会被视作无礼甚至侮辱之举！
“同理，我的一位名人朋友受邀担任十二所大学的校长，他也只好同意。但最近他发了通告，称再不接受此类邀请，无论是否会得罪人。仅仅在上海就有四十所所谓的大学，这中间肯定有不合格的，朋友发誓他不会参与支持它们。这是一个老传统，你一旦给某个大学者写过信，从此你就可以自称为他的弟子。”教授这样解释道。
“可你不能一个晚上吃六顿饭啊！你的胃怎么能受得了啊！”我好心地说道。
“当然不能，”他回答，“每家的晚宴我只夹上一筷子，然后就赶到下一场。邀请我的目的主要是和人交谈，我会呆在那儿跟人聊一会儿。但即使这样，对人的胃也不是太好。我夫人说我一定长了个牛胃，我也真地这么觉得。 ”
“他的生活真是一团糟，”她这么对我说，我对此完全相信，“每天走马灯似地应酬完，回到家他已经是精疲力尽，因为每个邀请方都希望他给他们发表讲话，而且是有意思的讲话。到家以后，他还会熬夜写文章，一直到凌晨三点。他说，这是唯一一段不会有电话打扰的时间。”
“到英格兰之后，”他圣明地说，“我要去大英博物馆呆着，在那里没有人会来打扰。”
他告诉我，结婚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的新娘，家里不奉行任何宗教的教义，不搞任何的宗教仪式，即使是新年祭祖也不行。他们有三个儿子。他认为孩子有权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应受到任何宗教教条的片面影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向他们灌输某种宗教的偏见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出那样的选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必须替我的太太说句话，她一直遵守我制定的这条规矩，”他补充道，“我还想说，当她毫无怨言地同意我定的这条规矩时，我着实有些惊讶。”
“也许她知道，最重要的不在于仪式或形式，”我选择回避这个话题。
他希望他的孩子都能成为“先进的思想家”，不久就可以反过来教他。（父母们常常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句话）他的担心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思想上他就会变成一个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对于男人来说，那将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
“设想一下，如果‘红色革命’席卷中国？”我提出，“你可能会成为革命的牺牲品。”
“那就让它发生吧，”他心平气和地回应，“如果这能推动国家的进步，我心甘情愿。”他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极度夸大了。这是在中国南方一些省份出现红色恐怖之前的事。对于头脑冷静的西方人来说，这样的说法不经过事实的考验是无法判别真伪的。
即使如此，他确实有着骑士的风范。当极端分子执掌了中国的国家权力，在经过逻辑推理发现他们的许多想法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后，我们这位弱不禁风、劳累过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与他们开展了面对面的抗争。他告诉他们，即使因此被害，他也不会加入他们的政治阵营。因此，当时他在该阵营的年轻人当中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
他受欢迎是应该的，因为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名声，都投入到了对大众进行白话文教育的运动当中。中国人文盲率之高困扰着他。他很清楚，一个人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也就只能成为一个中等水平的中文学者。我的朋友励诚把他年幼的儿子们常年关在私塾里，跟着一位老先生学习中国经典。当然，他们也会跑出来玩球，这让祖父辈的人异常惊讶。但是，他们都把一年里最好的时光用在中文的写字、阅读和文学上，花在其他科目上的时间就很少了。他们五岁就开始私塾的学习。
“我对此感到后悔，”他们的父亲说，“可是我知道，这是他们成为好的中文学者的唯一方式。除了从小在经典中接受熏陶，别无他法。”
但是，农民、生意人、小摊贩怎么可能采用这样的教育方式呢？他们没有这个能力。那他们就应该绝望地当一辈子文盲吗?
有一次，教授非常大度地向那些他几乎认定是敌人的人承认，用“通俗语言”写成的《圣经》在中国的传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教会了很多不识字的中国人认字，这与当初在英国的情况一样。正如《圣经》最早的译者们曾经遭到学者们的鄙视一样，教授也同样遭受了这种狭隘的偏见。教授绝不是卑鄙小人。他发起了简化字运动，而他自己本是一位文言文高手。他参与了白话文体系的创建，为崭新的可读性更强的新文学的开创以及贫困人口的教育奠定了基础。文言文学者们纷纷嘲笑他这样做是对纯学问的背叛。他们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教授公然抨击旧时代的学问，称大多数内容毫无裨益。他要把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基础的四书归入大学的学习内容，像我们现在学习希腊语或拉丁文那样去学。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孔子与孟子的经典将成为学识渊博者的业余爱好及谈资，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食粮。简而言之，在中国，要像西方大致发生的那样，用科学取代经典。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将用通俗的白话文来进行教授，而不再使用文言文。用文言文书写的难度之大如同我们写古希腊语，文言文的理解难度如同我们读十四世纪的英语长诗《农夫皮尔斯》。
孔子、老子、孟子或墨子将被中国的新文化所取代，让出舞台退居二线，如果外国人对此表示遗憾，这些新文化的领袖们将会如此回应：“过去，你们嘲笑我们被死人所控制，这是你们的原话。现在，我们把紧紧抓住我们的恐怖魔爪从肩上卸去，你们这些外国人又一门心思地开始赞扬我们过去那些腐朽的道德。现在，我们建议把那些传奇人物只当做有趣的文学古董来学，你们却为他们悲叹感伤。你们觉得自己这么做符合逻辑吗？合乎情理吗？如果你们也被公元前五世纪的哲学束缚住手脚，尽管那是一段非常奇妙的历史时期，你们又会作何感想？”
“这样也许不合逻辑，可是符合人性，”你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遇见一艘航船，船上既无船长也无船舵，船员们对笔试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再报以热情。
教授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意思是“你何去何从？”——汝欲何往？这很奇怪，但很有意义。
被介绍给教授认识之后，宋太太和我在草坪上散步，她询问我对教授以及我所遇见的其他知识界人物的真实看法。她无情地用一堆问题对我轮番轰炸。我给她讲述了在火车上对教授的采访。在讲到刻薄之处时，她听了捧腹大笑，还拍手称快。她告诉我她理解我对教授的喜爱，因为所有中国人都喜爱他。我最后评论道，这样的男人永远长不大。听到这儿，她抱住我的胳膊大叫：
“你说的对！他非常聪明，非常真诚——哦，还有，那么的幼稚！”
作为女人，我们突然感觉自己很老，用母性的眼光去看待整个现实主义流派、逻辑学家、形而上学论者、现代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们。我们当然不会让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知道我们的这种想法：在他们看来这会是对他们最糟糕的侮辱。
“你弟弟小的时候如果你让他走夜路，他会不会用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你很清楚，他其实很害怕？”
“是的，当然啦，”她点头说道，“那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思想家的样子：勇敢地在黑暗中前行的孩子们，边走边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上天保佑他们这种纯真！在他们夜行的路上，前面不远处一直有一盏温暖的灯光在照耀！”
关于教授的故事本来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目睹了中国的分崩离析。一开始，他抱着热切的希冀迎接剧变的萌芽！他密切关注每个变化，每个预示一切正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都会让他欣喜若狂。然而，作为一个勇敢的思想家和问诘者，当他不得不与他曾经的好友、他的仰慕者和同事分道扬镳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
最近，因为他所深爱的国家，他陷入了一种谦卑到绝望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当一个中国人舍弃尊严、自尊或“面子”，脱掉用来抵御外部批评以保护自己的盔甲时，他是用极其谦卑的态度去丢弃这一切的。例如，当他意识到，对外国人而言，哪怕是无关紧要的日常言语也应遵循实话实说的原则，而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时，他会怀着极端痛恨自己的心情宣告，“我撒了谎！”哪怕他犯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过失。
最近，教授放下一切骄傲，用英文在一本书里发表了一些观点。这些话一定让他心里淌血，也一定会让他无数的同胞惊愕万分。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他的说法，而是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的国家已经破败到如此地步。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即我们中国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比我们好上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贫穷得可怕，我们的百姓苦难深重；任何文明的民族应当为此感到惊诧。”
当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渊薮，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连外国人都觉得他的描述过于阴暗悲观了。然而——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我想起了一个我都不忍心告诉宋太太的故事。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已为人妻。她一直在听一位外国女性的课，然后突然就不再来了。这位外国女性知道她很快就要当妈妈了，也注意到她身体不太好，脸色缺乏光泽，就有些替她担心。她向另一位女性打听她的下落和近况。
“哦，她现在挺好的。她很快就会回来上课了，”她们含糊其辞地对她说。
虽然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但她也没再说什么。不久她从那些女性闲聊时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了那位女性的下落，心里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显然她在生孩子的过程中似乎要挺不过去了。她突发惊厥，然后一切问题就都来了。家里人开始商议。一想到可能要给她准备棺材，他们就感到惊慌。他们非常穷，买不起棺材，而中国也没有《济贫法》。其次，如果她死了，还要花钱再买一个妻子。所以他们叫来一个老妇人，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女孩，女孩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婴儿生下来就死了，这家人省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棺材钱。
这就是不幸、贫穷和苦难的例子：但这并不是罪恶。另一个事实是，有许多儿媳吞食鸦片暴死在婆婆家。另一方面，我也认识一些女孩和她们的婆婆相处融洽。
教授继续指控他的人民：
“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
“让我们，”最后他说，“不要再用一些自欺欺人的空话来欺骗自己，说什么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我们该看看日本的近代史，用羞愧和悔恨把我们的自满和自欺永远埋葬。”
“然后，当我们真心地、彻底地忏悔后，让我们带着宗教般的虔敬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学习。”
写出这些文字的教授确实勇气可嘉。充满清教徒精神的这位思想家像崇拜上帝一般对真理顶礼膜拜，这样的他不会误入歧途很远；他得到的启示会帮助他们这一代人，而他们也最好听取他的建议。如果确实有一个神灵需要牺牲和服务的话，那一定是真理之神。从长远来看，真理之神也会给予公正的回报。
宋太太和我再也不会笑话——即使是带着母性地笑话——一个走夜路时瞪大双眼、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的小孩子了。这是施洗约翰的召唤，尽管他没有身披兽皮、身居荒野。他的召唤是以赫胥黎的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就是达尔文的进化法则。
在随后那段充满动荡和喧嚣的日子里，这位伟大的灵魂经过权衡与思考，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是更加永恒的力量——这真是这个灵魂所作出的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本文摘自《中国淑女》《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中第二部。
作者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观察普通人民的生活，比如人力车夫、逛商城的中国老农夫妇、家里的保姆；
也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比如博士自制药品、清朝遗老遗少打麻将、国外留学后无法融入旧式家庭的人。
更有许多名人如胡适、丁文江、赵尔巽等名人的另一面。
书里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但更多是烟火气，一种生活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