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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渡口|“家国记忆”征文作品18
原创 2015-05-11 钟惠坡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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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母亲陈巧鸳女士）
一
太阳还没有露脸，开往广州的小汽轮就已经伴着悠扬的汽笛声渐渐消失在东江的雾霭中。渡轮开走了，送别的人归去了，光膀子的车夫苦力和吆喝叫卖的小贩都散尽了，人声鼎沸的河源码头，一霎间水静蛾飞。就像一个怡然自乐的桃源小村，晨雾躬耕后的农夫又躺回竹床来了个回笼觉，一切又重归于安宁。这是1950年春天一个清晨。
一层轻梦般的薄雾罩着码头，四周静静的，静的连一个少女的饮泣都显得那么清晰。在那棵依旧婆娑的百年老柳树下，呆立着一个清纯美丽的花季少女。她梳着两根扎着蝴蝶结的粗粗长长的辫子，一身淡蓝的学生服，肩背琴囊，手提藤箱，懊丧地依在树杆，不断用手帕止着眼泪，无限失望地望着她要追赶的小汽船消失在茫茫的烟水里。
这大概是我母亲少女时代最凄美动人的侧影了。
我外公是民国政府东江航务局的一名官员，外婆是当地一所著名学校的校长，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优异的家境使母亲自幼就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的熏陶。这天她正要乘搭这班轮船到广州报考艺术学院。做父母的特别重视这个宝贝女儿的远行，把这次远行看成像宗教仪式一般庄严。外公他一早就穿好长衫马褂，带上礼帽，甚至备了藤椅，准备坐在码头目送着爱女的汽船远去。一向冷静的外婆也已经流了整整一晚的泪了，因为爱女长到16岁了，还从没离过自己身边。他们连夜备好了四辆人力车，准备和几个至亲，要亲自送她到码头。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做女儿的拒绝了父母的送别。说自己长大了，独立了，就应当让她像简爱那样生活，说路途并不远，坚持要一个人走。但外公外婆哪里肯依？亲友也觉不解，纷纷过来劝说，苦口婆心的，好说歹说的，等到大人妥协，她飞似的赶到码头时，船已经驶离了岸边。
这是一个教母亲遗憾的渡口。我很小就听母亲这样说：“如果那天早上赶上那趟船，今天你母亲就可能是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或者是一名话剧演员，甚至是一名画家了”。
由于母亲这个故事，河源这个清晨的古渡在我心中永远带着一层淡淡的雾霭，时常隐现一层岁月的神秘，有点像母亲所喜欢的丰子恺的画作，画面简单明快，但不能细致推敲，不然你就会发现画中人被画缺了些什么。为什么她不让父母送行，坚持独自一人走到码头？为什么会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致每每提起都若有所思？是否远去的汽轮不仅载走她一腔梦想，更还有一段天真无邪的少女情缘？遗憾是什么？只有母亲才懂。
三天之后，母亲无奈地转到惠州考取了师范学校，她就这样开始了教师的职业生涯。
二
1952年，母亲才18岁，是惠州石圳中心小学一名教师。她利用暑假参加了郊区土改工作队。两个月来，她白天和农民丈量田地，晚上在油灯前抄写土地证，繁重的工作使她瘦了整整一圈。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把她当成了政府的化身，她走到哪里，都有乡人一路亲切的呼唤，这使母亲心中对新社会充满了憧憬，对新生活充满了激情。
图1：母亲陈巧鸳女士12岁时和父母亲的合照。
一个黄昏，母亲来到东江一个渡口。她任务完成了，准备赶回惠州城里开课。母亲曾经带着诗意地回忆道，这是一个有着古道韵味的渡头。上渡的断桥由粗木搭成，长长地伸出江中，人站其上，面对江畔延绵无际的平沙芳草，芦花影中，子规声里，立尽黄昏，第一次感觉到在清平的世道身处江湖时心境的辽远，自己得意得犹如活在被悬挂在天水之间的一幅巨大的画中。
渡口很是冷清，等了半天还是那十几个渡人。蓦然间，她发现人群中有个硬朗英俊的身影，这人的目光时不时向她偷偷袭来，但每当被她的目光碰上，这束目光就慌忙地收敛到手里的书本中。这就是我的父亲年轻时的身影，他当时25岁，在淡水一个村里搞土改运动。
他俩其实半年前就认识，只是还没说过话。父亲那时正在母亲的学校当整风单元队长。母亲说，我父亲当时刚从大鹏半岛最偏避的东冲乡乡长的位子上调进惠州城里，身上明显地混杂着乡下人的野性和东纵人的侠气，既有乡人的自卑又充满新政者的倨傲。他嫌自己原来的名字土气，擅自改名为“钟声”，时常声如洪钟在校园训斥别人，特别爱整蛊长得像徐志摩这样的帅哥，所以有点不得人心。但母亲对他有好感，喜欢他英俊外表和勇敢的个性。而且，出身官僚家庭的母亲常常在频繁的政审中麻烦不已，但到了“钟队长”手里他大笔一挥就过关了。还有一点是他十分尊重资深的老师，和他红脸的都是同代人。我当然不敢问父亲，他打击的是不是都是他潜在的爱情对手，是不是源于天生对知识小生的妒忌？
是母亲大方地走上前去打招呼，父亲才从书本里抬起酱红的脸膛，故作惊讶地说了几句属于废话的话，母亲被他笨拙的表演笑坏了。他怀中的书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话题自然就从保尔和冬妮娅谈起来，慢慢地父亲解除了矜持，眼睛又渐露勇敢野气的光芒。两个多小时的等候和乘渡，使他们成了朋友，恋爱不久就开始了。
父母两人都留有很多那个年岁的时髦照片，我曾望着这些照片尽力复原他们这段故事。我想他俩这次相遇，与保尔和冬妮娅在林中钓鱼相遇时的心境大致无异。母亲高挑白晳，脸若银盘，杏目朗朗，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穿着一套苏式的女干部服，本已漂亮异常，加上她与生俱来的气质，肯定让我刚进城的父亲感到自卑的要死。父亲虽然21岁就当了乡长，平时神气活现，但要想娶这样的城中美少女，当时只是做做梦而已。如果不是母亲当时大方主动，他大概像保尔一样，静静地躲在一角，偷偷寻机地望一望我母亲，郁闷地捧着那本越来越重的书直到下船。
母亲是丹青好手，她曾经回忆着画过一幅画，画中是她秀丽的背影，面对着江面很大的丹阳，她衣衫、长辫、挎包和身边的芦苇在迎风招展，天地间罩着一片橙色，她身边有一个人影，大概就是我父亲。这画我七、八岁时还看见挂在父母狭小的房间里，直到文革时她才将它烧掉了。这是母亲人生中浪漫的渡口。没有这次相遇，大概就没有她和父亲的一世情缘，当然也没有后来生活对她的磨难。
三
1957年“反右”之前，父亲是惠阳文化馆馆长兼广播站站长，属于掌控那个年代当地“第一传媒”的人。父亲个性直率，不布心机，竟然激情地响应“大鸣大放”运动，向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提了大堆意见。这部长是地区专员的老婆，所以鸣放风头一过，反右开始，父亲就被划为第一批“右派分子”，勒令回归原籍大鹏半岛务农。
图2：父母亲1955年结婚时与作者祖母萧东娇女士的合照。
当时我一家四口（父母、我、大妹惠娟）住在城中风景最美的惠州西湖畔的百花洲，生活优裕，乐也融融。发生这种灾难性的变故，父亲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也担心她跟着他受苦，就在被审查期间写了封信给母亲提出离婚。母亲立刻找到父亲，用坚定的目光望着他说：“我们不是为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一起落过泪吗？假如你像伊瓦谢夫被流放西伯利亚，我就像唐狄那样抛弃富贵随你同行。无论你为官为民，就算你做苦力做农民，在天涯海角流浪，我们都一定要在一起过。你放宽心，我和孩子们在家收拾好，等着和你一起回老家。”父亲听后痛哭失声。
母亲是个典型的布尔乔亚，身边有一伙生活优雅的闺中密友。这些人一听说母亲几乎不作多想就决定跟有戴罪之身的丈夫回到穷乡僻壤的原籍，都前来劝说她“冷静考虑”，实际是鼓动她离婚。当时这场政治风暴将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领导在大会上鼓励家属和“右派分子”配偶划清界限，很多家庭都因而支离破碎。那时我老家大鹏半岛，没有电灯电话，连公路都不通，生活条件十分落后，母亲从小养尊处优，所以她的密友确实担心她到了那里会挺不过来。但母亲拒绝她们的劝阻。
父亲为了让母亲少受些苦，将所有高档家具都小心打包装运，甚至把留声机、小提琴、风琴、画具、咖啡壶都带上，满满两马车，从惠州城驱车60里到澳头渔港，雇了一艘帆船驶向大鹏老家。
上船一刻，母亲的闺中密友也赶到了，她们泪水涟涟地把我母亲拉到一旁，说：“身后面是惠州城，你如果留下来，我们就是永远的姐妹，大家一定会照顾好你。你丈夫孩子，也可能因为你今天的决定有机会再回来。而前面是茫茫大海，大鹏虽然和惠州属一个大亚湾，但你这一去，大家就咫尺天涯，可能永难相见哪！”母亲说：“我和丈夫结婚时约定，这一生，无论荣辱，甘苦与共，只要我能和他和孩子在一起，就算眼前的狂涛骇浪把我家这艘船掀翻，我都认了。”她挣脱他们的手登上了船。母亲就这样和这座她深爱的城市，和她这伙形影不离的密友，在渔港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我小时候不懂得珍惜母亲从惠州带回的旧物，曾经拿她的英国咖啡壶来养小鱼，把她最爱听的黑胶唱片弄的变形失真，甚至把我外婆送给她的小提琴不小心摔裂了……，每逢这时，母亲指责我，自己也一边流泪。我长大后才理解，这些东西是她曾经拥有幸福、一种浪漫生活方式的象征。虽然她那时偏居山乡，但一定还在梦想有朝一日重回百花洲，像过去一样对着一泫西湖山水悠闲地享受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长存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才会知道，我母亲那年在澳头渔港登上那艘帆船时，内心原来是那么的艰难！
四
母亲1934年出生在广西梧州鸳鸯江畔，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七，相传每逢这天牛郎织女都会在鹊桥相会，所以这天又叫“七巧日”。外公外婆为她起名“巧鸳”，以祝福她一生能有一段忠贞不渝的情缘。这祝福使她虽然得到我父亲的真爱，但是否冥冥中也预示了母亲的命运——一生都与凄迷的水、苍茫的渡有关？河源码头、东江渡头、澳头渔港，对于母亲来说，都是一个个命运的渡口，她就是一个无悔的渡人。这有母亲遗憾的渡口，有母亲浪漫的渡口，有母亲伤感的渡口。这有母亲对命运的错过，有母亲对命运的偶遇，有母亲对命运的义无返顾……
父亲曾对我们兄妹说过，我一家人都与船有缘。我爷爷是个海员，在世界三大洲漂泊了大半辈子。奶奶自小随父母坐轮船到上海生活，长大后又从海上回到故乡和我爷爷结婚的。大伯父钟原大伯母赖枫随东纵大部队北撤，坐美国军舰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烟台，后又参加渡海战役解放海南。我两个弟弟的事业都和游艇有关。我是一个业余帆船队的船长，人生最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和驾驶帆船远航……。父亲说：“你们母亲更是如此，人生重要转折都决定于她登船的刹那间。这一瞬，既决定了她自己的命运，也决定我的命运和你们的命运。所以佛说，十年修来共船渡，百年修来共枕眠，我和你母亲经受了二十年的政治磨难仍然这样紧紧地牵着手，并把你们抚育长大教育成才，那就说，我们这缘，又何止百年修来的呢？”
新千年第一天的清晨，父母亲天没亮就叫醒我，要我带他们到海边迎接新世纪第一天的日出。我们立刻驱车到大亚湾的浪骑游艇会。我和父亲挽着母亲的手，悠悠地穿过会所，走过椰林小径，踏上码头，越过长长的浮桥，登上我家的游艇。我把父母亲安坐在船头的甲板，然后登上顶层驾驶舱，小心地开动着，向着大海日出的方向缓缓地驶去。
2001年元旦的朝阳水淋淋在海上升了起来，又大又圆，通红通红的，世界瞬时一片橙色。我在驾驶舱望着在船头的母亲和父亲的背影，自然想起母亲在文革中烧毁的那幅画。这画原作于1964年，这年父亲刚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有心人还在积极为他平反。那时的母亲寄满希望，所以她才将人生最浪漫的故事提笔画下来，怀着美好的心愿，期待着我父亲复职，期待着全家再度安家于阔别七年的惠州城。可不久就文革了，我家多次被抄，父亲进了牛栏，母亲也曾被批斗，1947年英勇牺牲的二伯父被诬为“叛徒”，远在国务院部委工作的伯父伯母都成“走资派”被赶至湖北干校，在佛山任公安局长的叔叔被关进牢里，连母亲的精神支柱、在大鹏深孚众望的我祖父祖母都受到连累……，一时全家如坠地狱。她这时烧掉这幅画，是因为她觉得希望已经完全幻灭，无谓再对着它暗自神伤。幸亏母亲是有福的，她的福气和全中国人的福气一样，因为有一个太阳一般的邓公，使她美好生活再次梦想成真。
母亲在澳头渔港登船时才24岁，正是风华正茂时，而今早已铅华洗尽，鹤发满盈。这43年间，母亲既平凡，也非凡。她仅仅是大鹏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但她为师之道得到人们深深的爱戴，年年模范，60年代初曾当过专区的劳模；她是一名好儿媳，我祖父祖母生前逢人就夸奖她，父辈亲友因此十分感激她，整个大鹏都知道她的孝名；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五个孩子培养成正直、善良、争气的人。
海面平静，朝霞柔和，游艇徐徐地划开水面。母亲靠在船舷，背对红霞，由我父亲为她照相。她今天打扮端庄，一袭深红的大衣，脖子飘扬着彩色的丝巾，落落大方地设计着年轻的POSE，灿烂的笑容像一朵花一样开放着，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我想起母亲曾不无遗憾地说过，她自回大鹏这几十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渡口”故事了。这时我突然强烈感到，今天我们登船的码头，不就是母亲命运中又一个渡口吗？和那些教她或遗憾、或浪漫、或伤感的渡口相异的是，这个渡口是一个幸福的渡口。母亲今天再不需要身不由己地登上命运的渡船驶向苍茫，她登上的是她自己的船——一艘洁白的、42英尺的游艇。她就是船长，和四十多年前在澳头渔港同渡的家人，同在风云变幻的大亚湾上，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朝着布满绚丽朝霞的海平线，自由地把着生活的航向从容地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