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 有两种复兴，有两种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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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有两种复兴，有两种启蒙
原创 2017-04-29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十年前，刘军宁先生的文章，引发“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的大讨论。本文应《南方周末》的约稿而写。但因触及对宗教复兴的讨论，未获审查。十年后，让我们继续发问，中国需要一场宗教改革吗？
人性的张扬一直被意识形态化
刘军宁先生在学术上是我的启蒙者和恩师。但这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的讨论中，我站在比秋风更保守的一侧。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好像逐渐形成了时代的粗浅共识。但具体的分歧却一直难以得到深入讨论。十年前刘先生写作《保守主义》，知识界议论纷纷，好像他错把杭州当汴州。现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样。朱学勤先生很早之前，区别了英国与法国两种革命，但自由、民主、启蒙，契约这些观念，在英美和欧陆的不同走向之间，也一直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场坚定的辨析。
刘先生说，“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后半句在政治学和宪政转型的范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一切世俗的共同体中，在一切涉及强制性权力的场合，个体都必须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呼唤“个体为尊”，就是呼唤一种守望个人权利的、强权最小化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转变如此艰难，因此文化（文艺），就成了人捍卫和张扬个体尊严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人价值在中国的被发现，也是先从审美开始的，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艺中的人性张扬，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政治上的“个体为尊”越困难，审美上的“个体为尊”就越泛滥，也越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撒娇化。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这时，文艺的复兴就被过度的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崔卫平也举布罗茨基的例子，标榜这种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审美的价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伪宗教化。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任性的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们对人性的考量，变得既热情又单一。道德的价值不断被藐视，甚至被怨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景被抛弃。
为了反抗专制，人类几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几百年来，我们好像一直在启蒙，其实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当知识分子们呼唤“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式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青春少年的热情，其实仍然是一份降书。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这一呼唤却公开的宣称，个体之上没有人类，文化之上没有信仰。
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地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上去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新教改革与信仰复兴
秋风的文章澄清了对中世纪的一些误解。1163年，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此后激发了哥特式教堂的建筑热情。仅在法国，一百年间就有超过500座哥特式大教堂被建造。建筑师运用当时一切技法和材料，拼命增加教堂的高度，使教堂好像削尖了脑袋，一种把人带到上帝的荣耀面前的渴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就连雕像也尽量拉长，脖子、胳膊和腿，似乎都要直冲天国。同时大学开始兴起，人的理性与信仰的结合，那种对真理的纯全的热爱也一样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顶，是中世纪文化与信仰遗产的一个最形象的例子。它不是人类价值世界的投降书，而是一份真正的复兴宣言。
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世纪矫枉过正的傲慢与偏见，盲目的反宗教立场，使文艺复兴中有多少奔放的脑浆，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多少迸裂的血浆。当拜伦和雪莱在不道德的个人生活和无边的精神世界中唯我独尊，诗人式的独裁者在极权主义政治中与国家崇拜的合为一体，不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894年，康德这样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1830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义》中讴歌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血肉相连：“顷刻之间，理性、正义的观念树立了权威。从此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从太阳悬在天空、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以来，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亦即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这就是文艺复兴式的“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被拔高到宇宙的中心，人却希望国家是谦卑的。人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去膜拜，人却反抗对领袖和国家的膜拜。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完整的，从此再不愿意向着世界破碎自己，顺服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之下；人却要求政治国家向着自己破碎，接受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受启蒙运动以来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不是一直挣扎在这之间的矛盾境地吗？
刘先生说西方近代文明主要来自文艺复兴的激发，这话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确。因为近代的启蒙与复兴，通常被称为三“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都同样面对一个足够糟糕的罗马教会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压迫。它们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也带来了两种启蒙和复兴的道路。但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关切其中的一种。新教改革的意义，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学，怎样以信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迄今为止还是被知识界高度忽视。近30年来，我们的理解水平几乎停留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讲出了清教徒的信仰与市场体制的关系，但他对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的理解流于粗浅，甚至怀有怨恨。在他那里，已开始将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截然分开，这种分离使韦伯痛苦，并因此强调个人价值决断的重要性。在这种价值决断里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时他摒弃价值立场的“学术信仰化”的宗教学进路，也暗合了知识界将信仰看为知识客体的自由派立场。而在无神论的背景下，我们对加尔文这位影响人类历史的巨人的理解，也几乎仅仅受到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左右。
这两本书都很薄，加起来不到300页，却影响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的理解模式，就是高举文艺复兴，贬低宗教改革；高举理性，贬低信仰；高举诗人，贬低牧师。但在最近一百多年的人类精神史上，说“个人不是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约翰·邓恩是一位牧师；说“我有一个梦想，所有人同席而坐，亲如手足，自由响彻每一个地方”的金博士是一位牧师；忏悔自己“他们先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的马丁·尼莫拉是一位牧师；力阻法西斯的狂轮，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朋霍费尔也是一位牧师；说“爱，直到受伤”的德兰嬷嬷是一位修女，在非洲谦卑屈膝，行医50余年的学者史怀哲，则是一位神学家和平信徒。他们和一切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活出了他们所说的话。在20世纪人类的政治罪孽和人性堕落面前，筑起那道最坚固的人类价值的守望线的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而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新教改革。
德国的悲剧之一，就是启蒙运动胜过了宗教改革。所以霍克海姆和阿尔多诺说，“启蒙就是集权主义”。反之，在新教传统胜过启蒙传统的地方，如英国、荷兰、北欧和后来的美国，也许那里的作家都不够浪漫，但那里的政治家也都不够专制。无论是法治传统，还是自由宪政，主要不是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中心如意大利、法国和普鲁士产生的，主要是从新教改革的几个中心产生的。一是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西敏寺），这里诞生出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也诞生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一是荷兰，近代的联邦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清教徒的中心，“多特会议”奠定了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一是苏格兰，新教史上最伟大的长老会传统，和人类近代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都在这里，这一切使苏格兰启蒙运动一直立足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的保守之上，不像欧陆那样，立足于青春叛逆式的反宗教、反道德的人性张扬的废墟。
人在万物中的位置
秋风论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陆启蒙运动的迥异。需要补充的是，在欧陆的启蒙运动内部，同样也有两种启蒙与复兴的差异。军宁先生引用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来支持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体至尊。这恰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帕斯卡尔是当时天主教内倾向新教立场的法国冉森派的主要发言人。不久前我在巴黎特别参观了他隐修其间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废墟。他的《思想录》中，有一句更著名的话，“没有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是启蒙时代的两位巨人，看起来他们都高举人的思想与理性，但他们恰恰代表了两种启蒙、两种复兴的迥异。
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当年奥古斯丁挣扎于个人生命的深渊，最终从希腊哲学向着基督信仰归正，找到了人类智慧的真正归属，就是在恩典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和生命。但中世纪后，天主教会的神学倾向，开始过多的依靠自然神学来解释上帝，高举人类理性或普遍启示。从阿奎那开始，教会开始向着希腊文化掉头，而笛卡尔则开创了一个向着希腊狂奔而去的异教化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上帝”变成一个抽象的、唯理主义的和泛道德化的概念，变成一个彻底希腊化的、柏拉图式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完整的“天父的世界”，从笛卡尔开始断裂了。从此信仰与理性、价值与事实的断裂的二元主义世界观，拆毁了基督信仰。从笛卡尔到康德，启蒙运动一路走上“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一点点剥去，上帝的特殊启示被一点点轻视。所以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一开始都立足于基督信仰，最终却演变成反宗教的浪漫主义狂飙。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天地之间，人的绝对存在从此依据人自身而确立。因人的自负，恩典被取消了。就如加尔文所说，人怎样轻看自己的罪，也就怎样轻看了十字架。于是那一位“T AM WHO I AM”的、自我启示的和道成肉身的上帝，就被拉下了宝座。尽管笛卡尔仍自称为天主教徒，但他的“我思故我在”，对欧洲而言，犹如亚当吃下了第二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帕斯卡尔恰恰针锋相对，反对这种自给自足的傲慢。冉森派的主要神学立场，就是回归奥古斯丁的传统，唯独仰望神的恩典。帕斯卡尔说，“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为指导，唯独基督徒受到约束，要在他之外去寻求耶稣基督留下的救赎之道”。于是他在那个目中无神的时代，说出这句既温暖又令人伤感的话，人的尊严的确在乎他的思想，但“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这个著名的比喻来自圣经《以赛亚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帕斯卡尔看来，没有对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真理的敬畏和顺服，就没有尊严可言，也就无所谓道德。没有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救恩，一根芦苇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此他说，唯有基督信仰才能带来这种人的尊严和地位的确据，“因为上帝不肯在其他的宗教中显出这样的标志（十字架）来”。
文艺复兴式的反抗，太过藐视一切超乎理性之上的神圣价值，把每个人的意志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接下来把国家的意志摆在国家的宝座上，就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梦魇。而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却以更谦卑的态度，来认识人在万物中的位置。新教改革同样以最尖锐的立场，反抗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对思想的禁锢，但它的回答是，让我们摆脱那个辖制性的教会体制，回到起初的信、望、爱，回到最初的平安喜乐和敬虔的生活吧，让每个人在个体生命中与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相遇吧。西方近代以来文化复兴的真正源头就在这里。既不是以君王、国家或政党这样的“想象的乌托邦”为本位，但也不以虚假的个人主义的至尊至大为源头。
幸运的是，西方的信仰和道德传统在新教改革之后得到了保守和更新，并为这个因“非道德化”的人性张扬而带来的欲望的世代，一直苦苦的守望着。人的真正复兴要回答三个问题，人与真理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万物的关系。自由主义也好，文艺复兴也罢，缺乏对这三个问题的完整回答。文艺复兴是对人与真理的关系的彻底颠覆，自由主义是颠覆之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群己权界”式的修补。只有新教的世界观给出了一种完整的回答，即加尔文主义或叫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第二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基督特定的救赎，第四是圣灵有效的呼召，第五是信仰者永蒙保守，经过世界的苦难，“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五大要点的中心，就是承认人的罪性，并在个人生命和人类历史中敬畏上帝的主权，顺服在爱与公义之下。新教徒相信人性中深藏着以自我为宇宙中心的倾向，真正的恶不是具体的罪行，而是对真理的冒充。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原罪，或政治学上所说的“幽黯意识”。从中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欧陆理性主义所宣称的个体为尊，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导致腐败”的人性预设恰恰是矛盾的。新教徒也相信上帝创造和护理这个世界，这世上有苦难，但这世上也有真理。真理就是至高的善和牺牲的爱。真理本身保证了万事的结局一定是以善胜恶，而不是“为恶所胜”。真理要没有这个本事，真理就不叫真理了。人的全部尊严和价值，就建立在这样牢不可破的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上，这才是帕斯卡尔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相信真理是一项恩典，靠着这恩典人就可以站立，就可以宣称“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在新教徒看来，复兴不是创新，而是恢复。人因着十字架上的代赎，恢复了人与真理的和平，从而能够恢复人与人的平等。人因着对人之上的价值的敬畏，从而领受了在万物中昂首站立，“修理看守”的使命。这就是人在万物中的位置。偏低一点，人就变得比万物更卑贱，但偏高一点，人就变成了自己的偶像。
人的尊严和价值，永远不可能凭着各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而得到真正的复兴。人要是找不到敬虔的理由，人就找不回真正的尊严。崔卫平的文章，把文艺复兴的呼唤与反对“拜物教”勾连起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人若坚持认为“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就仍然活在“拜物教”当中，不拜物质，就拜精神，拜的都是自己。你仍然无法摆脱价值相对主义的噩梦，我的欲望和你一样光芒万丈，你无法解释你的精神欲念的正当性，就比别人的物质欲念更高尚、更值得拥有。
复兴还是归正，启示还是启蒙
有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建立在对信仰和道德的传承之上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种是反宗教的、先在审美上砸烂一切旧世界、后在政治上砸烂一切旧世界的启蒙运动。一种以人的谦卑和对神圣价值的敬畏为出发点，一种以对人的意志的偶像崇拜为出发点。也有过两种人文主义，一种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以荷兰的伊拉斯谟为代表，他整理出版希腊文的新约，反对经院哲学对人的捆绑，主张恢复个人与上帝的活泼的生命关系。对后来的马丁·路德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每个人都活得像自己的上帝，因此到最后“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也有过两种社会契约论，一种是“圣约”下的契约，是以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为前提的人间秩序。一种是商业合同的延续，仅仅把民主视为多元利益的妥协，这种契约论或宪法观本身就默许了背约的正当性。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因为对世俗政治及其哲学背景的绝望，像顾准那样“从彻底的理想主义到彻底的经验主义”。一种是超验主义的，相信“天赋人权”的背后有终极的神圣价值，那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来源。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文化保守主义，一是保守本土价值的保守主义，一是保守人类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用刘军宁先生的话说，就是更新文化，“让普世价值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中庸之道，也是我所理解的他呼唤文艺复兴的本初意义。但“文艺复兴”一词，却不足以涵盖他的基本诉求。
不错，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夭折的文艺复兴，高举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结果，是高举出某一些人。仅有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带来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三个“R”，一个都不能少。没有宗教信仰与道德根基的复兴，没有一种敬畏神圣价值和宇宙秩序的法治精神的复兴（而不是立法崇拜和立法复兴），个体与人性的张扬，只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可怕的词。没有敬畏感的多元主义，任何一元都可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今天，肉体与眼目的欲望充斥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整个社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个体尊严的启蒙，尚不能在政体上得到回应，就继续无限高举人的价值，而看不到神圣性在一切事物上开始撤离之后所产生的恶果。以“经济”一词为例，这个词最初源于“圣经”中的希腊文，意思是一个按着善的价值进行管理的团契，也就是神的家。英文的“经济”一词最初出现于修道院的团契生活中。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彼此相爱。而“启蒙”几百年后，今天的“经济”变成了只和价钱有关，和价值无关。法律的权利话语也是如此，无限上升为我们认识人与人关系的最强势的话语。当我们在一家餐馆坐下来，我们就立刻坐实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我们的思维方式被这种关系彻底洗脑，人与人最初的爱的关系，开始被一个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彻底阉割。
今天，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我们眼前，一种是继续以人为本的老路，一种是向着神圣的价值归正，谦卑的领受启示，而不是傲慢的自我启蒙。重新找回对生命、道德和秩序的敬畏。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实证主义，使我们无法看清人在一部宪法中的位置，也无法看清人在一场婚姻中的价值。人无法和永恒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人就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当一个只能活70岁的人山盟海盟，说我永远爱你，就像一座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法律说它的所有权永远都是你的。这两个“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哄我们到死？人的尊严和人的复兴，必须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文艺复兴是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关系，而不是砍断这种关系。否则就世界而言，我们被釜底抽薪；就我们而言，世界也被釜底抽薪。
2007-1-23于成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