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三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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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基督教堂
上海圣三一堂是中国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堂，[1]位于市中心的黄浦区江西路，俗称“红礼拜堂”。这座教堂是英国圣公会设立的侨民教堂，曾经是中华圣公会的总座堂，现在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两会的所在地。
地理环境
上海圣三一堂的所在地自租界时代迄今一直是上海的中心区域，在租界时代，圣三一堂的所在地属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中央捕房管辖区，今天则属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外滩街道。教堂东面（正面）面临的江西路、北面面临的九江路（俗名二马路）和南面面临的汉口路（俗名三马路），均是各种商业贸易机构和市政管理机构云集之处。汉口路对面，便是昔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而在该教堂的正前方，江西中路西侧，却拥有一处上海市中心区难得一见的一片宁静的花园绿地，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教堂也因而被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
历史
侨民教堂时期
上海圣三一堂从创始之日起，就是一座专门为英国侨民中的圣公会教徒服务的教堂。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规定向英国商人开放的5处港口之一。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英国领事和一批英国商人从广东来到这里，不久划定了租界。随着上海口岸贸易的繁荣，数年后在此居留的外国侨民数量迅速增加，其中以英国侨民占据主导地位，而英国侨民中国教（圣公会）信徒又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最初是在英国领事馆内举行礼拜。1847年，在上海居留的英国圣公会信徒在当时租界的西部建造了一座小型的简易教堂，建造教堂的基地系由英商电话公司老板贝尔捐献。教堂前的街道也因此称为教堂街（Church Street），直到1865年才改名为江西路（Kiangsi Road）。
这座小教堂质量欠佳，在1850、1851年间大修过一次。在这期间，该教堂接二连三地发生一系列不幸：第一任牧师路德溺水死亡，第二任牧师郝博逊从屋顶上翻落下来，1862年，这座小教堂又遭遇强台风的破坏而坍塌，无法继续使用，被迫拆除。[2]其后数年间，信徒们在原地搭建了一个临时建筑做礼拜。1866年5月24日，举行了盛大的新教堂奠基仪式，1869年建成。187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上海圣三一堂升格为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座堂。
上海圣三一堂是一座英国侨民教堂，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座面向华人信徒的圣保罗堂，后期位于闸北华界的严家阁路（芷江中路）。至于上海和江苏省其他的圣公会教堂，全部都是由美国圣公会所设立。虽然上海在传统上属于江苏省辖境，但是在1930年兰柏会议确认中国为一独立教省后，英国人不愿将上海圣三一堂划归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最初由美国圣公会开辟），而是将其交由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代管（最初由英国圣公会开辟）。
1937年，上海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淞沪会战，整个闸北区华界几乎完全被战火化为废墟，圣保罗堂也未能幸免，该堂的中国信徒多避居租界，开始在每主日下午借用圣三一堂进行礼拜。从这时起，上海圣三一堂开始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侨民教堂。同时，美国圣公会在虹口熙华德路（长治路）开办的同仁医院也为躲避战火，辗转迁入圣三一堂附设的英童公学（至1941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在华英美侨民被日军关押进集中营，上海圣三一堂，连同英童公学均为日军占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侨民才得以收回上海圣三一堂。
中华圣公会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英国侨民起初并未撤出上海，圣三一堂仍然维持着英国侨民教堂的特色。
1953年，圣三一堂的英国业主被通知已经欠下了高额房地产税，于是将圣三一堂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圣三一堂赠予全国三自筹委会；全国三自筹委会又将该堂移交给同一教派背景的中华圣公会。中华圣公会总议会接收圣三一堂后，进行了一次修缮，许多捐款来自于曾在该堂礼拜的圣保罗堂的信徒。在1955年教堂修缮工程完工后，举行感恩、祝圣礼拜，圣三一堂成为中华圣公会的总座堂，由主教院主席直接掌管。[3]
联合礼拜时期
1958年，在献堂献庙的高潮中，黄浦区原有的8座基督教堂和5处布道所中，天安堂、第一浸会堂等被献给政府，慕尔堂（改名沐恩堂）、圣彼得堂、圣三一堂和浦东福音堂4座教堂被保留下来，作为黄浦区基督教举行联合礼拜的场所。这一时期，附近其他教派的教堂，如山东路天安堂（属于中华基督教会，原由伦敦会开辟）的信徒，也被并入圣三一堂，同时，圣三一堂仍继续沿用圣公会礼仪。
被占用时期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声势浩大的破四旧高潮中，所有宗教活动均被禁止，圣三一堂连同上海所有的宗教机构一同作为“四旧”被关闭，附近江西中路原培成初级中学一些红卫兵受指使纵容，侵占了圣三一堂。神职人员被勒令接受批斗，然后被遣送到工厂、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教堂左侧的钟楼最具宗教特色的哥特式建筑物，那尊尖塔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被红卫兵用一辆载重四吨的卡车牵覆毁坏。几天后即有幕后机构派出成年人士神秘进驻，接管了教堂图书档案楼及全部神职人员的办公生活区域，实施系列查抄并悉数没收。此后几个月里，那些十四、五岁的红卫兵占据大堂礼拜区域，大肆破坏了教堂内的宗教设施，那座国内稀有珍贵的古管风琴也同时被损坏。教堂祭坛前不远处有个通地室的暗门。地下有几路通道，深不可测。主地室内存放着几十座基督徒的骨灰盒，有些非常精致。当时，安息已一百多年的灵魂也同遭“红色恐怖”亵渎。近40年间，这座古老的教堂一直被黄浦区人民政府占用，作为办公和举行会议（也放映电影）之用。1979年，沐恩堂恢复礼拜以后，原圣三一堂信徒在那里做礼拜。
归还
2005年6月6日，圣三一堂被归还给基督教机构，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从圆明园路169号迁入圣三一堂北侧的4层附属办公楼（九江路219号），两会负责人季剑虹、曹圣洁迁入办公。教堂计划在修复后重新开放。[4]
建筑
第二座圣三一堂的设计师是远在英国的著名建筑师乔治·史浩特爵士（Sir George Scott，1811年－1878年），他以设计哥特复兴式建筑而著称，代表作有伦敦艾伯特纪念塔和格拉斯哥大学。（他的孙子吉利士·斯科特爵士（Giles Scott）更为著名，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圣公会教堂--利物浦大教堂）
由于史浩特最初的设计过于华丽，超过了上海英侨的经济承受能力，于是不得不转请当时上海唯一具有英国皇家建筑学会（RIBA）会员身份的设计师凯德纳（Killiam Kindner）修改了建筑图稿。这样，新教堂才得以在1869年建成，共耗银7万两。即便如此，圣三一堂仍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基督教堂。
史浩特为圣三一堂设计的外观大体上属于哥特复兴式，设计了许多带有哥特风格的元素，如遍布教堂各处的尖券，只是在入口门廊处却采用了半圆券。整座教堂的室内外均采用清水红砖墙面，因而圣三一堂又俗称为“红礼拜堂”。教堂内外两侧皆为尖券排柱长廊；不过并未采用哥特式教堂中常见的束柱，而是采用显著柱帽的单根矮柱，柱帽上面顶住连续尖券拱廊。圣三一堂的建筑平面符合教堂规范，为拉丁十字式，长约47米，宽约18米，堂身高19 米。后部的至圣所符合圣公会规范，为古安立甘式半穹顶结构。
圣三一堂堂内为大理石地面，设有圣坛、讲台、洗礼池（在东北角），均装饰有精美浮雕。座席为靠背穿藤的长椅，椅背钉着捐献者姓氏的铭牌。
圣三一堂的玻璃窗的设计与众不同，既非全部采用白玻璃，也没有全部采用彩色玻璃，而是花白相间，不成规则。通常的一种解释是：这座教堂自建成以后，每隔一两年，便换上几扇彩色玻璃。每一次玻璃的更换，都是为了纪念某一位死去的英国教徒。[5]
在地处长江三角洲冲击地带，地质松软的上海建造大型工程，首先要解决避免建筑沉降的问题，因此在建造圣三一堂期间，曾在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上打下了八千多根木桩。
在被占用后40年里，教堂及附属建筑除了受大肆破坏，占用者又随意进行圈除和低劣搭建。礼拜堂主堂前大片空地本为教堂属地，现用以公共绿地，也不悖基督教宗旨。但又为某些用意，却间隔了一排不伦不类的屏蔽房子，严重破坏了原有宗教气氛格调。无论作为优秀建筑的保护，或者宗教财产的归还，尚疑很多路要走。
钟楼
本来，圣三一堂的设计体现了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1893年，在圣三一堂的左侧（也就是东南方），又增建了一座高耸的钟楼，这座钟楼大大增强了这座教堂的哥特式意味。钟楼为四方形平面，尖椎形屋顶，四角有4个小尖顶。钟楼内安置了八音大钟，能按着圣诗的音韵敲打。在1930年代十层以上高层建筑在上海出现以前，圣三一堂的钟楼曾经长期是上海的制高点和最醒目的地标，尤其是对于乘坐轮船进出上海的乘客。这座钟楼已毁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高潮中，现已经基本修复。
附属建筑
圣三一堂北侧临九江路建造了4层办公楼，建筑面积逾4千平方米。
设施
1908年，圣三一堂开始改用电灯照明。
1918年，圣三一堂内安装了从英国运来的远东第一架电鼓风管风琴（当时也是远东最大的一台）。
在1920年代以前，圣三一堂、新天安堂等英国侨民的教堂是上海极少的几个设施上乘的教堂之一。因为当时的上海面向华人的教会还属于初创时期，在财力上尚无法与富裕的侨民教会相比。直到1920年代后，面向华人的慕尔堂和以美国侨民为主的上海国际礼拜堂建成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1855年，圣三一堂里安装了上海第一台管风琴，由一位斯金纳先生作了租界上的第一次音乐演奏；1857年8月15日，位于南市的天主教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主教座堂内安装了上海第二架管风琴，由徐家汇的耶稣会神父演奏。当时，比较两个教堂的管风琴的音色优劣，成为上海外侨津津乐道的话题。[6]
财务
与当年华人教堂的经费很多来自于海外捐助的情形不同，上海圣三一堂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上海当地，其中又包括两大来源：房地产租金；教徒以及社会的捐助。以上两项占年收入的90%左右。[7] 圣三一堂的房地产租金来自河南路166号以及上海药房；社会捐助主要来自教徒和汇丰银行、汇丰旅馆业有限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一些外资公司。圣三一堂采取收支公开的财务管理方式，根据详细的帐簿、凭证、收据编制资产负债平衡表以及各种基金收支平衡表，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报告堂内的财务帐目以及捐助者的名额。
管理
圣三一堂由捐助金额达15两以上者组成“认捐者团体”，对教堂的财务进行监督，从中推选享有选举权的教会理事和教区委员。
社会活动
圣三一堂在社会活动方面甚为活跃，不仅开办学校，经常举行各种社会公共性质的救济募捐活动、娱乐联谊活动、体育健身活动、演讲会以及各类讲座，以增强信徒的团契精神与凝聚力。
资料
圣三一堂留下了许多历史照片。此外，还有清末画家吴友如的绘画作品《红礼拜堂》，以及一首词《调寄菩萨蛮》：“红墙隐隐云中见，琉璃作栋金为殿，生伯断人肠，鲸钟历乱撞。风吹花片片，绣院盈芳甸，礼拜是今朝，纷然各见招。”
其他
1935年年底，电影明星胡蝶和潘有声夫妇在圣三一堂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婚礼。
保护
1989年，圣三一堂被上海市政府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近代优秀建筑。
参考文献
^ 姚民权：《圣三一堂补记》
^ 田文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圣三一堂略史
^ 田文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圣三一堂略史
^ 圣三一堂教堂修缮和钟楼修复工程公开招标信息
^ 《上海基督教史》
^ 十里洋场的开端
^ 上海圣三一堂常年收入概况表（1926、1931两个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