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幸存者》摘录——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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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长的文学史当中，没有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描绘出生命丰富的内涵。正如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所表达的：似乎没有什么逃得过他的眼睛，没有什么经过他的扫视而不被记录下来……每一根树梢，每一条羽毛都被他的磁石吸住。他注意到一个孩童的罩袍是蓝色或是红色，一匹马摇尾的形态，咳嗽的声音，一个男人企图将手插进被缝密了的口袋。而当他那一贯精确的眼睛汇报一声咳嗽或一个手部动作的时候，他那一贯精确的脑袋便反映出某些性格隐藏的特征，于是我们不但透过他们的喜好、政治观点和不朽的灵魂去认识他的人物，还能通过他们的喷嚏和打噎去认识他们。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安置在一个山顶上，手里拿着望远镜。一切都是那么出奇地明确和绝对地清晰。
一位托尔斯泰的传记作家提到，当他放下《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而回到“真实的生活”，就感觉到他是回到一个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逊色和不真实的世界。我有过完全相同的经验。我的世界因为这位跟我分隔半个地球和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的小说而活起来。当托尔斯泰描写春天，小花朵怎样从那块回暖的冻土吐出芽来时，他也同样投入地描写宗教狂喜经验的丰富感和重要性。这样做的时候，他教会了我怎样去超越自己。
现在回望成长时那南方基要主义的隔绝心态，我怀疑自己那时或许有点自恋的问题。（或许所有的青少年都是那样?）我是通过教会和家庭的封闭窗户去看世界，无法超越自己去理解（举例来说）一个阿拉巴马农村的小佃农或布朗斯的波兰移民，更不要说一个19世纪俄罗斯贵族或农民的观点。托尔斯泰将窗帘打开，呼唤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特别召唤我里面对贫苦人的悲悯心。在他写作的时代，俄罗斯有五千万农奴；占总人口差不多一半的人根本就过着奴隶的生活，被他们的主人所拥有。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就是祖先的产业，他还承继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农奴，其数目随着他在赌局的输赢而疯狂地上落。然而，跟其他的地主不同的是，他常跟他的农民来往并且认识他们。最后他觉悟到农民所过的生活比起他的贵族生活丰富和有趣得多：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其劳动方式变化无穷，其危险性跟这工作在海上还是地底下进行相关；他的移徙，令他可以跟他的雇主、管工、伙伴以及不同宗教、不同国籍的人的交往；他跟大自然与野兽间的争斗，跟家畜的连系，在森林、草原、田野、园林、果园的工作……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没有兴趣和没有宗教知觉的人来说似乎颇为单调——相对于那些细微的娱乐和我们生活中无关痛痒的琐事——那种既疏于劳动又不事生产，只管消费和破坏其他人替我们生产的生活。我们以为当时我们那个阶级的人所体验的感受是很重要且多变的；但事实上我们那个阶级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感受都可以概括为三样非常微不足道和简单的感觉——骄傲的感觉、性欲的感觉和生活苦闷的感觉。这三种感觉及其附带的衍生，就差不多构成了富有阶级艺术的唯一主题。——《艺术是什么？》（What Is Art?）
农人的普通生活跟像他那样的有钱人的放纵生活之间的分别逐渐侵蚀着托尔斯泰，使他写作的能力近于瘫痪。他的农工似乎明白生活和工作的意义，知道怎样去忍受苦难，并且了解死亡的位置——这一切对于他都是不可理解的谜团。他研究佛陀、叔本华和耶稣的哲理，为这些谜团寻找自己的答案，却找不到解脱。最后，他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他想得不正确，而是他生活得太糟糕。他只是依附在他的工人后面的寄生虫，根本谈不上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内心抑压着一种痛苦的感受，我只能描绘为对上帝的寻索，”他写道，“那是一种恐惧的感觉，孤苦无依，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并盼望从什么人得到帮助。”
事实上，那寻索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致托尔斯泰转离他的艺术使命，差不多专心致志地去解决有关意义的重要问题。让文学评论者和渴望读到更多伟大小说的读者感到沮丧的是，他将自己生命最巅峰的几年投身于宗教思想。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人生旅客，他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挣扎。他数以百页的笔记本里填满了他的属灵日记，建立了一套高度道德化的审美观（艺术是什么？），并著书阐述他的宗教信念。
托尔斯泰拥有独特的能力去描绘这个世界，他仿佛是第一个真正看见犁锄翻起坚硬的土块或听见冰块在冻结的河流裂开的人，他也仿佛是第一个真正认真地对待福音的人。他如实地理解耶稣直接的命令并尝试实践出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告诉那有钱的少年官。读过之后，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并开始处理他那
庞大的不动产。为了认同普通人，他穿起农民的衣服，制自己的鞋履，并开始在田里工作。跟他的小说不同，托尔斯泰的属灵著作挑起了各方面的争论。例如圣雄甘地就深受感动，并称托尔斯泰的《上帝的国在你们里面》（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为他非暴力、简朴和甘愿贫穷等指导性原则的灵感泉源。在托尔斯泰的年代，那些理想主义者、革命分子、苦行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鱼贯地走到他的屋子，要听他就公义和人性尊严所作的有力讲论。然而，一个甘地可能被托尔斯泰的崇高理想所感染，另一个读者却因着托尔斯泰痛苦地无法实践那些理想而产生抗拒。托尔斯泰在福音书里所读到的，像火焰般吸引着他；他的无法实践却至终毁灭了他。
托尔斯泰像所有基督徒一样，在某个程度上都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折磨，那也是我在青少年阶段感到的苦恼。他写到他的宗教信念，并尝试活出那信念，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就像阴魂般驱之不散。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评论托尔斯泰的十三册日记时说道：“托尔斯泰的艺术阳光甚少透进他持续不断的道德主义和自我轻蔑的修士牢房。”托尔斯泰关于诚实与改革的尝试导致了自己家庭无尽的问题。作为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有过不少的情妇，曾是妓院的常客，荒宴醉酒，有几次还染上性病。他忠实地将这一切的荒诞行径收录在日记中，在结婚前四天还坚持让他的未婚妻，一个十八岁的端庄女孩，阅读这些可怕的记录。她自此没有释怀。“当他吻我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我并不是他爱的第一个女人’。”桑妮亚•托尔斯泰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她可以饶恕他在军中的韵事，但他跟阿欣雅的恋情却不能，那个农家女仍然在托尔斯泰的物业中工作。每次她看见阿欣雅的儿子，都看见自己丈夫的特征。当他宣布要放弃自己的书籍版权时，她悲叹他将财富分给无关痛痒的人，而“自己的孩子和孙儿则吃黑面包就够了”。他对产业的漠不开心拖垮了家庭的收入；他对版权的放弃则剥夺了他子孙的权益。托尔斯泰认为是迈向圣洁的步骤，桑妮亚却视为愚妄和对家庭的侮辱。
当我读托尔斯泰的日记时，我看见自己偶尔跃向完美主义的过往片段。那些日记记录了很多托尔斯泰跟家庭之间的冲突，但更多是托尔斯泰的自我冲突。他希望达到完美的意愿使他设计出层出不穷的规则。他放弃了打猎、香烟、酒精和肉食。他决定要变卖或丢弃所有多余的东西——钢琴、家具、马车——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地方长官到乞丐都是一样。他草拟了建立情感意志的规则，也草拟了发展高尚情操和去除卑劣情绪的规则，并令意志降服于爱。
只是他始终无法达到遵守规则所必要的自律。他最后留下了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仍继续住在那里，而他的素餐则由戴白手套的仆人侍候。不止一次地，托尔斯泰公开地发誓节欲（耶稣不是曾经嘉许过吗?）并要求分房而睡。那个许诺他亦守不了多久，桑妮亚曾十六次怀孕的消息被公诸于世，更是叫他感到惭愧。他在日记里写到妻子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阻挠了他的属灵实践。屈服于自己的性需求后，他通常会加上一句“就像犯了罪那么讨厌”之类的评语。桑妮亚在他有生之年都在继续读他的日记，并常常地感到痛苦。
有时托尔斯泰也进行大规模的善举。饥荒侵袭他那地区的时候，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组织救援工作，设立临时医院，照顾穷乏有需要的人。跟文学疏远了一段长时间后，他在七十一岁写了最后一部小说《复活）（Resurrection），以支持杜科波尔教派（Dukhobors）——一个为数一万二千人而被沙皇逼害的重洗派组织——捐出所有收入资助他们移民加拿大。托尔斯泰直接从登山宝训所引申的非暴力哲学，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在生之年，承继这理想的包括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然而从任何角度来看，托尔斯泰对圣洁的追求始终是差强人意。简单来说，他无法实践他所宣讲的。他的妻子说得好（虽然明显带有偏见）：他没有太多真诚的温情；他的恩慈并不是发自他的内心，而只不过出于他的原则。他的传记说到他如何帮助佣工提水，但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从来没有让妻子休息，也从来没有——在这整整三十二年来——给他的孩子一杯水喝或在他的床边花五分钟，让我有机会从我那堆工作中稍事休息。——摘自桑妮亚的日记
“他的爱在哪里？”她在一次激烈的吵架后质问。“他的不反抗?他的基督教信仰？”他从来没有向那些她付出大部分时间的孩子表达过爱意。这位曾宣称热爱人类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爱任何个别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家庭成员。
托尔斯泰向完美的热切迈步并没有导致任何和平或宁静的迹象。直到他离世的一刻，那些日记和书信仍然不断循环地回到失败的可悲主题，暴露了福音的理想与他生命的矛盾之间的鸿沟。他诚实得无法自欺，难以平复那控诉他的良心。有些人说他是个伪君子，但一个伪君子是假装成为某人，而托尔斯泰却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的不足。
托尔斯泰是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他因严词谴责当时的俄国东正教会而被逐出教会，在2001年，俄国东正教会否决托尔斯泰玄孙的要求，拒绝复审托尔斯泰的著作，并不重新考虑驱逐他出教会的决定。他自我改进的计划全都泡了汤。有好几次他要收起物业里的麻绳并拿走他的枪以抵抗自杀的诱惑。到最后，托尔斯泰离开了他的名誉、家庭、产业和身份，像个流浪汉般死在一个乡间的火车站，被好奇的乡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所包围。一幅桑妮亚焦急地从一个肮脏的窗子望进去搜寻她丈夫的照片被留存下来，他的门生担心她的出现会令他不悦而不让她进去。
从这些失败来看，我还能够从托尔斯泰的生平学到些什么?我读过很多他的宗教著作，每一次都深深感受到他对上帝绝对完全的敬畏。托尔斯泰提醒我们，与那些认为福音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人说得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平的问题、金钱的问题、种族的问题、骄傲与野心等个人的问题——福音简直就是在加重我们的负担。当今时代，我们很容易将福音跟满足、成功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美国梦”混淆。托尔斯泰看到，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远超于一个邻里和睦的美丽家园。他拥有过财富、才智、教育和国际声誉：“我可以对自己说：‘好得很，你比起果戈理或普希金或莎士比亚或莫里哀，或世界上所有的作家更著名——但那又怎样？’我完全找不到答案。”托尔斯泰绝对严肃地对待耶稣的问题：“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单纯为了遵行耶稣的命令而愿意释放自己的奴仆，并放弃自己的所有，这样的人不能轻易抹杀。其他的俄罗斯贵族就像买卖牲畜般进行奴隶交易，恶意地殴打那些不顺从的奴隶——这是在一个自认是基督纯净教会的家乡的国家里发生。托尔斯泰自愿地释放他的奴仆。倘若其他人在公平问题上以托尔斯泰为榜样，1917年的革命或许就不必发生。
要是托尔斯泰能够实践他所有的理想——要是我能够实践它们，那该有多好!虽然托尔斯泰为自己订立了很多规则，但他从来没有陷入肤浅的律法主义中。他的书名“上帝的国在你们里面”显示很清楚，他致力的是将理想的道德律吸纳到自己里面。
托尔斯泰说，宗教的系统倾向于促进外在的规条：犹太教是这样，佛教、印度教都是这样。但耶稣引入了一个不同的取向，拒绝去定义一套外在的规条，以免他的跟随者可以用一种自义的态度去遵循。在一个关键的段落中，托尔斯泰指出了基督的取向跟其他宗教的分别：
遵循外在宗教教训的测试，乃在于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他们的颁令（守安息日、行割礼、十一奉献）。这样的符合确实是可能的。遵循基督教训的测试，却是在于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完美。我们无法看见自己靠近这完美的程度；我们能够看见的就只是自己偏离的程度。一个认同外在律法的人，就像一个站在灯柱光中的人一样。他的周围都是光，但他却不能再走远。一个认同基督教训的人，就像一个人用一根长棒（或不太长的棒）在自己前面提灯：光在他的前面，永远在照亮新的地方，永远鼓励他走远一点。
纵然在个别的段落偶有智慧之光，托尔斯泰的宗教著作总的来说似乎飘忽不定，除了“他偏差的幅度”之外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当他审视他自己的内在努力，他所看到的全都叫他感到厌恶：道德软弱、虚伪、缺乏信心。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很少人会读他的属灵默想。作为一位辅导者，他叫人感到沮丧多于看到希望。倘若托尔斯泰连自己也帮不上，我们又怎能期望他能够帮助其他人?
对于这样的批评，托尔斯泰的答复是不要以我的不能达到去评价上帝的神圣理想，不要以我们这些背负他名的不完美的人去评价基督。他作品中特别有一段，节录自一封个人信件，表明他在晚年如何回应这样的批评。这可以说是他属灵旅程的一个结论，是他对全心相信的真理的清晰肯定，也同时是他对从未完全兑现的恩典的强烈诉求：
“你又如何，尼古拉耶维奇，你讲得非常好，但你能实践你所讲的吗？”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是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问的人通常都带着胜利的语气，仿佛那是堵住我的口的方法。“你宣讲，但你的生活又如何？”而我回答我并没有宣讲，并且我也不会宣讲，虽然我极其希望这样做。我只能通过我的行动去宣讲，而我的行动是卑劣的……我又答道我是有罪的、是卑鄙的，而我的无能实践是值得被鄙视的。同时，不是为了自圆其说，而纯粹为了要解释我所缺乏的言行一致，我说：“看看我现在的生活，然后看看我以前的生活，你就会看见我尝试去实践。我的确没有达到千分之一，而我也以之为耻，但我没有达到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而是因为我不能够。教我怎样逃脱那围绕着我的试探网罗，帮我以致我能够达到；即使是没有帮助，我仍愿意和希望达到。“攻击我吧，我自己亦这样做，但要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就是我向任何提问的人所指出的那条路。倘若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其上，那条路是不是就因为我左摇右摆而变得没那么正确呢？倘若它不是正路，那么指示我另一条路；但倘若我犹豫而走失了路，你一定要帮助我，你一定要引导我返回正轨，正如我预备好支持你。不要误导我，不要因为我迷失而高兴，不要兴高采烈地大叫：‘看看他！他说他要回家，但正爬这一个泥淖！’不要，不要幸灾乐祸，而是给我你的援手和支持。”
我读到托尔斯泰的宗教著作，就感到悲伤。对人内心的透视能力不但使他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也使他成为一个受尽折磨的基督徒。就像一条要产卵的三文鱼，它整生奋勇地逆流而上，最后因心力耗尽而崩溃下来。孩提时代，他曾经相信一支刻着字的魔法“绿杖”能够摧毁人心内的一切邪恶，并为他们带来美善。他没有找到那支绿杖，没有真正跟堕落的人性（包括他自己）达成协议。他以为自己的意志足以躯走恶魔，但它却叫他失望。在他那最后的小说《复活》中，他的一个角色觉悟到“很明显，那唯一确实将人类从他们沉溺的可怕错误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此不配去惩罚或改造别人”。
不过我亦为托尔斯泰感到庆欣，因为他对真实信仰锲而不舍的追寻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最初接触到他的小说时，我正承受着“教会虐待”的后遗症。我所长大的那些教会有太多的欺诈，至少那是我年少气盛时的看法。每当我留意到福音的理想和跟从者的瑕疵之间的裂缝，我就痛苦地想放弃那些绝对不可达到的理想。然后我发现了托尔斯泰。对于我来说，他是第一个达成那最困难任务的作家：使美善看起来跟邪恶同样那么可信和具说服力。我在他的小说、寓言和短篇故事中找到道德力量的泉源。
很多现代小说除了堕落之外就很少再发掘别的题材。饮于堕落之泉的托尔斯泰却不断地向上攀爬，朝向一个我们能够并应该达至的远象，朝向一个他一直渴想而从未实现的爱的规律。他那没有结果的努力叫我相信，我虽不能完全实现真理，却并不能否定真理本身的价值，而是指出我需要不断将自己投放在上帝的恩典中。一个意念毋须为着宣认相信它的人负责。跟托尔斯泰一样，我知道向批评的人说，“……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托尔斯泰感谢他放荡的过去，让他知道其他的道路更加远离真理。
“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便不是一个孤儿。”跟托尔斯泰同时代的那位最具才华的高尔基（Maxim Gorky）说。他提升了整个国家的视野，他的著作到今天仍然向世界传递着那个信息。几年前，我一位教授文学的朋友收到一个从前学生绝望的求助呼喊，她当时正在泰国一个破旧的难民营工作。她每天都访问从柬埔寨和越南逃出来的人，聆听那些人性残暴和邪恶的故事。她说她再也无法相信人性的美善，甚至无法相信上帝，并问他可不可以寄几本或许可以复苏她信仰的书给她?我的朋友选了五本，第一本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那最后的小说描写一个曾被虐待的前妓女那坚定、不能熄灭的爱，以及那曾虐待她的男人的罪疚感，或许这正好代表了托尔斯泰对恩典的最贴近理解。
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之一《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以两段记述主要角色列文的属灵醒觉作结。列文说：“理性所无法达至的知识，开放地及毫无疑问地向我个人、我的内心启示，而我顽固地尝试用文字和理性去表达那知识。”当我读列文的最后发言时，我不能不看见托尔斯泰在它们背后所作的投射，当中包括他的渴望和未曾实现的梦想：
这新的感受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改变我、叫我变得快乐和突然间开导我——就像我对儿子的感受一样。两者都没有惊奇。不过无论它是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那感受已经透过痛苦不动声色地进入我的灵魂，并牢固地稳靠于其中。我仍然会向我的马车夫伊凡动气，仍然会争论并且不适当地表达我的想法；在我灵魂的至圣所，我与其他人，甚至是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一道堵墙，我仍然会因着自己的恐惧怪罪她并为之而后悔；我仍然会无法以理性去理解为什么我会祷告，而我仍会继续祷告——但我的生命，我整个的生命，独立于任何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中的每一刻，再不是毫无意义而是有无可比拟的美善意义，并且我是有能力去投资的。
那个信念，就是同时承认无可比拟的美善和顽固的不完美性，我是能够诚实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