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会两次输掉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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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什么会两次输掉世界大战
原创： 维舟 大家 今天
1918年11月11日，历经四年苦战的德国正式宣布投降。这对原本满心想要获胜的德国人是一大打击[1]，加上这场战争直到此时，都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士兵踏上德国领土，而且此前德国已在东线取得巨大胜利，这些都使得后来德国人在遭到《凡尔赛和约》苛刻对待时，愈加难以心服口服。
最终，二十年后，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德国又一次战败，这回它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终于受到盟军四大国的共同占领，分割为东西两个德国——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此有一句挖苦的话：“我很爱德国，爱到一个嫌不够两个才好的程度。”[2]
尽管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闪电战”在军事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攻势更为凌厉，但如果从大的国际格局上来看，相比起一战并无太大改变：它的海空军无法攻占英美本土，虽然深入俄国/苏联境土，却不能彻底占领（一战时还至少迫使俄国退出战争），唯一惊人的差别就是迅速击败了法国。这都意味着当时的国际力量格局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巨变，就算换一拨政治家、换一种打法，但最终结果仍然不会有太大差别。国家之间的实力均衡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因素，战略战术的方案可能会改变局部战况，但在旷日持久的大战中拼到最后还是取决于总体实力。
在1789-1990年之间的两百年里，法、德、俄三大国试图主宰欧洲大陆的企图都先后失败了，这一战略意图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英国（后来再加上美国）的反对，而其中任何一个欧陆强国最多击败一两个主要敌国（如拿破仑法国击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纳粹德国击败了法国，苏联则控制了德国的一部分），却不能制服大陆上剩余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说，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其实说到底是受制于欧洲长久以来的战略均势，无法集结起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同盟。
1915年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势力分布图，图里同盟国标示为红色，协约国为绿色，中立国为黄色
1915年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势力分布图，图里同盟国标示为红色，协约国为绿色，中立国为黄色
反德同盟的形成
简单地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敌人太多，而朋友（尤其是有用的朋友）太少。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大陆足可击败任何一个潜在对手，但却无力与所有大国为敌。它的盟友，无论是一战中的奥匈帝国[3]还是二战中的意大利、日本[4]，对德国赢得战争的帮助都不大[5]。
一战时，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就曾轻蔑地说，意大利如果是敌国，德军只须四个师就能对付它；如果是盟友，反倒要派出六个师才能协助它防守。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无法抵挡俄国，屡次需要德国出手，更不用说正是它将德国拖入了战争。二战中与日本结盟所得到的好处也极少（既得不到直接援助，也不愿辅助进攻苏联，只能有限牵制英美力量），坏处却极大——德国由此被拖入对美作战[6]。
从大国的格局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其实都面对着主要大国的反德同盟。在1861-1890年间曾主政长达近三十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只要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五个强权之间的脆弱平衡，设法加入一个三方同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他国结盟。”[7]
他所说的五强，指的是英、法、俄、德、奥，而他心目中的三方同盟，则是后三者的组合。这充分表明了俾斯麦精明的外交政策思路：首先，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永远要站在多数派这边；其次，尽量避免成为他国联合起来针对的目标。德国输掉世界大战，可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自身力量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忘记了俾斯麦的忠告。
如果对比俾斯麦在统一德国时的成功，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在1862-1871年间，当时的普鲁士在俾斯麦引领下打了三场干净利落的战争，成功主导了德国的统一，但这三场战争都有如下显著特点：
每次只针对一个敌国；
战前先孤立敌国，或尽量使之显得理亏；
目标极其明确而有限；
一旦开战便全力以赴，在可能引起战争扩大化之前便结束战争；
确保不会引起外国干涉。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1862年的普丹战争中，他算准了英俄只会进行虚弱无力的抗议[8]，对唯利是图的法国政府则许诺加以补偿，为免奥地利反对，俾斯麦甚至以德意志的名义，拉上奥地利一同对丹麦开战；1866年普奥战争中，俾斯麦顾忌到俄国而做出让步，并利用了英法俄三大国之间的矛盾，使它们不至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9]；1870年普法战争就更为谨慎了，他不仅事先设下圈套让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显得骄横可恨，而且充分利用了当时欧洲各国更担心法国独霸的心理[10]，确保英国和俄国不会支持法国，然后迅速击溃法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愿意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不惜与他人结盟，迎合曾经令他讨厌的想法”，身段极其灵活，都是为了能够避开干预，精准快速地打击对手。
英国在普法战争爆发不久就宣布了中立，而开战仅40天拿破仑三世就被俘，英国就算想干涉也来不及了。
在1871年之后，正如17世纪法国取代西班牙一样，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的霸主（也是俄国以西单一政府之下人口最多的国家），这被普遍视为影响欧洲力量均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时的德国的确蒸蒸日上，自我感觉极好，正如Modris Eksteins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中所说的，“1871年的军事胜利之后，欧洲没有人——德国就更不必说——还会怀疑德国人是欧洲，很可能还是全世界最可畏的陆上军事力量。到了1914年，国内外都有一种共识，认为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1]
在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之后，德国国内对自身力量的膨胀使上上下下都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盲目自信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输掉世界大战之后都久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相比起来，后来成为他敌手的那些国家大多有着相当明确的思路。英国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一向与任何试图称霸欧陆的强国为敌，至少在它强大到足以威胁英国海上霸权地位之前出手介入。由于陆军实力远不如其它欧洲大国，英国只能依靠与他国结盟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早在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就曾是英国的“欧洲大陆之剑”[12]。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间在位）也曾在外交政策上亲英和亲俄之间摇摆不定，对此沙皇曾冷嘲热讽地说他每晚入睡时还是俄国的朋友，转天早上醒来又变成了英国的朋友。
普鲁士能长期维持和英国的良好关系，原因很简单：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主要提防的一直是法国。休谟便真诚地相信，法国的野心是17世纪末以来欧洲国家体系动乱的主要原因，而法国的野心之所以未能得逞，只是因为受制于一个广泛的欧洲国家同盟的存在，机警而勇敢的英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欧洲普遍自由的卫士和人类的恩主”[13]。
对英国来说，当时的普鲁士是“离岸平衡”理想的结盟对象：普鲁士没有战列舰、没有殖民地，更不可能像法国那样连续击败欧洲列强合力围剿五次。甚至普法战争中英国袖手旁观也合情合理：普鲁士赢了战争，打破欧陆平衡了吗？但如果是法国赢得战争，德意志诸邦还能有什么力量阻止法国一路平推到莫斯科？
但在1871年之后，崛起后的德国逐渐变成了英国的对手。这些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英国对德国力量的警惕，还因为德国对自己的力量越来越不加掩饰。俾斯麦还对德国的海外扩张相当消极[14]，而1890年后主政的威廉二世却再三声称德国也要有“太阳底下的地盘”，在海外和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并推进无畏级战舰的建造，这些毫无疑问都被英国视为威胁。
尽管如此，1913年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仍然认为，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然而德国并没有重视从商业、和平事业的角度维系好与英国的关系，只是在不断冲撞英国的同时又一厢情愿地抱有和英国结盟的矛盾愿望。
法国就更不用说了，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法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盟友，否则不可能在下一次冲突中战胜德国，与他国结盟是法国唯一的希望。直到1913年，法国小说家Octave Mirbeau还曾在私底下说：“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15]但法国当时对德国的相对弱小也给了它一个意外的好处：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视为可能称霸欧陆的一大威胁，因而英法关系迅速得以改善[16]。1913年1月当选法国总统的好战政客雷蒙·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他深知要捆住德国的手脚，必须有俄国，因而他坚决走亲俄路线，甚至比圣彼得堡还要亲塞尔维亚；1912年巴尔干危机中，奥匈帝国干预塞尔维亚时，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普恩加莱告诉俄国大使：“如果俄国开战，法国也会加入。”
按俾斯麦的设想，如果德国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在欧洲五强的格局中加入一个三方同盟。纯粹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如果德国无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法国几乎肯定会与它为敌，那么它的最佳选择是确保美国和俄国至少不与自己为敌。美国参战很晚，在一战之前欧洲老派政治家眼里也不重视，因而对战局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俄国。
但德国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也没能争取到俄国。
失去了俄国，输掉了战争
俄国虽然落后，在陆军可征调的总兵力多达650万人，战争潜力极大。1831年，尼古拉一世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俄国是个本身就强大可畏、吉祥幸运的国家；它永不会对邻国或欧洲构成威胁。然而，它的防御地位必须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对它的任何进攻都变得不可能。”[17]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国人谈判海军协定时，便对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的。”[18]一战中俄国虽然率先对德国屈服，但也让德国很伤元气，即便俄国保持中立，也能大大增强德国获胜的概率。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俄关系的破裂，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对20世纪的中东欧地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都有不少政治人物觉得相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是“天然盟友”[19]。1892年，欧洲最反动专制的俄国与革命的故乡法国竟然结成同盟，这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最不可能的事”，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对德国崛起的共同恐惧。
实际上，如果德俄关系仍然不错，那么萨拉热窝的暗杀发生之后，很可能也不是引爆世界大战，而会在德俄奥三国之间悄悄协商解决。
如今很多人已不了解，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俄国与德意志地区（尤其是普鲁士）之间有着长期密切友好的联系，“普鲁士”（Prussia）一词的原意便是“临近俄国（Russia）之地”，而俄国上层贵族中的很多人也都有德意志血统，甚至“圣彼得堡”这个名字就是德语形式，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后俄国把首都名字也改回了更符合俄语习惯的“彼得格勒”。
1772-1795年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三度联手瓜分波兰，统治者上层可谓亲密无间；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这反动保守的三国组成的“神圣同盟”长期表现出意识形态上对革命进步力量的共同敌视。虽然这一同盟于1848年瓦解，但俾斯麦自1853年起就开始务实地考虑外交联合，并自此坚持将俄国作为普鲁士第一盟友的外交方针[20]。当波兰人于1863年起义时，俾斯麦迅速征调普鲁士军力协助俄国人镇压。也正因此，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时，俄国并未插手干涉——在近现代史上德国两次重新统一都离不开俄国的中立，而最终俄罗斯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21]。
在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作为一个保守派政治家，深知法国是世仇，而英国他也不亲近，因而一直力求重建这三大保守势力之间的同盟——即所谓“三皇政策”，并始终从根本上信任这种联盟关系，一再强调君主团结的原则，以便尽可能久地稳住这两个盟友。1873年秋，这三大帝国签署一个新协定，同意通过持续磋商“巩固当前欧洲的和平局面”，尤其“要在原则问题上表态一致的机制”。
德国统一的三大功臣 - 俾斯麦、罗恩、毛奇（老毛奇）
德国统一的三大功臣 - 俾斯麦、罗恩、毛奇（老毛奇）
俾斯麦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国的崛起在颠覆传统均势格局之后引起了其它国家的恐慌，因而他当时不断重申：我们“已经吃饱了”。他不仅在所有公开和外交途径中对德奥“合并”予以正式拒绝，还再三安抚俄国，德国绝无领土野心：“即便对波罗的海的人民再有同情心，也绝不可能在那儿为德国人谋取什么。”[22]他并不怎么担心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的结盟，认为这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俄法联盟才更让人“感到危险”[23]。
但从1875年起，德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从这时候起，英法俄联合对付德国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了[24]，在当时善于煽动的法国政客布朗热口中，首度提出了俄法联盟这个俾斯麦最大的噩梦。
漫画：俾斯麦孤立法国（图左下角女孩）的外交手腕
漫画：俾斯麦孤立法国（图左下角女孩）的外交手腕
等到布朗热失败、1877年法国建立了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后，俾斯麦对法国复仇的恐惧暂时消失了，甚至为了转移法国的不满而乐于支持它在海外殖民事业中获得好处。当然，他并不抱幻想，在其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基辛根口谕》（1877）中，俾斯麦提出，当时“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它们会通过各自之间的关系防止针对我们的联盟出现的可能”，因此，最重要的是保持英俄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的争端、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的矛盾，以及在埃及和地中海问题上离间英国和“与我们永久为敌的法国”。这些在当时是真切存在的矛盾，长驻伦敦的德国记者Max Schlesinger在1878年还分析英俄开战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这个复杂的外交游戏只有俾斯麦能玩得转，何况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关系正变得愈加复杂。自1870年代开始，德国的崛起深深影响了俄国的国家利益。当时德国工业快速发展，打击了俄国原本就弱小的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产业，1877年俄国于是上调关税作为自保；这本来对德国影响不大，但在东部容克地主为主的农业利益集团压力下，1879年德国开始采取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制度，这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经济，因为粮食出口占当时俄国出口总量的九成多[25]，这笔收入本可为俄国发展自己的工业提供资金。雪上加霜的是，德奥两国缔结同盟，这项针对俄国的密约曾遭到德皇威廉一世的强烈反对，但俾斯麦的说法是“俄国依然随时能够再次加入，成为现有两个德意志国家同盟中的第三方”，德奥同盟只是“第一幕戏”。的确，三皇同盟于1881年重建，但却没能成功打消俄国的顾虑，因为德国明显对它的利益越来越不重视。
俾斯麦当政时还是极其注重对俄国关系的，他留下的忠告就是“永远不要断绝与圣彼得堡的关系”[26]；尤其是极力避免向俄国开战，他清楚地意识到，俄国是“打不垮”的，并且“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战”不会带来真正的赢家，只会“带来一场全面的灾祸”。
1887年，当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提议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时，俾斯麦有一个绝妙的回答：他不想“因为怕死就去自杀”[27]。他拒绝与俄国为敌，1888年还清楚地对驻维也纳大使所说：“最辉煌的胜利也没有用：俄罗斯民族的帝国不可摧毁，它的强大来自气候、沙漠和节俭，来自只需守卫一侧边界的优势，它被打败后仍将是我们的死敌，渴望着复仇，就像今天在西方的法国。”
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当时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取决于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或某几个决策者的偏好，尽管威廉一世、俾斯麦都亲俄，而一战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德国也不无好感，但这仍然不能阻止两国走向敌对，因为更为抽象的国家利益、政治趋势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国际关系。
1905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左）会面
1905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左）会面
在德国国内，在战前的那些岁月里，俄国几乎是不分政治左右翼都厌恶的对象：社会主义者认为俄国是最专制黑暗的国度，因而在战争爆发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份关于国会战争拨款问题的声明中说，这事关保卫祖国、反对俄国专制制度，是“保障我国的文化与独立”的问题[28]；而在政治的右翼，保守主义的东部容克地主同样蔑视俄国的落后，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惜以俄国为代价向东扩张。至于自由派，虽然有别于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但又以另一种方式漠视俄国，他们大多抱有浓厚的亲英倾向，主张与英国结盟，而把法国和俄国看作是德国“天生的敌人”[29]。这种对俄国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敌意甚至出现在官方媒体中。1883年柏林市场发行俄国债券时，《柏林日报》刊文呼吁德国人不要把钱投给一个试图对德国发动“毁灭战争”的政府。俾斯麦警告外交部，官方媒体不应使用这样的语言，但这仍然未能阻止德国人对俄国的敌意。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德国越来越发现，不可能同时保持与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友谊。这两个帝国当时都在激烈争夺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遗产，为争夺东南欧不断发生矛盾冲突。奥匈帝国试图吞并南部斯拉夫各国，而俄罗斯却因为同属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信仰的缘故，一直坚定支持塞尔维亚和黑山。
俾斯麦就曾抱怨，他站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中间，“就好比是站在两条咬人的恶狗中间，只要将他们的颈圈松开，双方定会撕咬成一团”[30]。俾斯麦试图实行积极、公正的政策，既安抚又强迫俄国，恩威并用，以保持对立双方的信任；然而，且不论在俄国看来德国常偏向同属德意志的奥地利一边，德国的这种姿态本身就让俄国怨恨：因为1871年之前的普鲁士本是俄国的小弟，如今居然以高人一等的调停人自居。
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对德国的怨恨与日俱增，《莫斯科时报》的编辑卡特科夫充分利用这种情绪，不断宣扬俄国不需要谨慎政策，而应“腾出手来”，摆脱德国的束缚[31]。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时，维持两国友好的最后一根支柱倒下，双方日益走向对立。
漫画：Dropping the Pilot（领航员下船），意指俾斯麦隐退
漫画：Dropping the Pilot（领航员下船），意指俾斯麦隐退
第二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说：“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摧毁。”[32]
再过一年，俄国与法国正式结盟，俾斯麦曾经最大的噩梦由此形成，这已经注定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
走向自我孤立的大国
事后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德国在战前就已逐渐陷入自我孤立。它唯一还算可靠的盟友是文化上有亲缘关系、力量上是欧洲五强中最弱的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在一战中除了抵挡意大利进攻之外，谈不上对德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却把德国拖入了世界大战——事实上，如果不是有德国撑腰，奥匈帝国政府在处理塞尔维亚和萨拉热窝事件上也不会那么毫不妥协。
早在1912年巴尔干危机中，德皇就亲自向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诺，如果俄国进行军队动员，德国将不会坐视不管。萨拉热窝事件后，一开始德奥两国希望能把冲突控制在局部层面，正是在德国的空头承诺下，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苛刻的最后通牒。德皇威廉二世错误地判断了俄国插手支持塞尔维亚的决心，并一厢情愿地坚持“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只是奥地利的事，与俄国毫无关系”，但等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俄国要进行战争总动员时，已经来不及约束奥地利的行为了。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起事件成为一战导火索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起事件成为一战导火索
与俄国关系的恶化决定了德国的败局。德俄关系是俾斯麦所有外交政策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部分，无法驾驭对俄关系直接威胁到俾斯麦的整个外交体系[33]。如果能与俄国结盟，安定后方，即便与英法竞争，德国也未必落败；然而德国的统一本身损害了俄国利益，之后两国在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均出现了矛盾，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崛起之后未能顾及到俄国的利益，以至于局面终于逐渐失控。到一战前夕，两国在各方面的隔阂加深，恐怕就算俾斯麦在世也无法构建起德俄同盟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想见：如果是俾斯麦，他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轻启战端。
基辛格曾说过，“俾斯麦的悲剧在于，他留下的伟大遗产无法被吸收。”
在他身后，仍有一些德国外交官坚决支持俾斯麦亲俄的传统外交政策，如二战前最后一任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1875-1944）自1934年任职之后一直在两国间努力调停。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他准确地预见到这是国家将遭大劫的先兆（他从未怀疑德国终将一败涂地），自此更加疏离他本来就厌恶的纳粹体制。但像他这样老派的外交官已甚为少见，在1890年之后德国上下都野心膨胀，原本那种谨慎、注重均衡的信念已逐渐消退，由于对自身的实力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的德国也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力量和重要性。
在把俾斯麦解职之后，当政的德皇威廉二世醉心于展现德国的力量，屡次不加掩饰地不满现有的国际秩序。1913年，威廉皇储出版一本爱国高调的书籍，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认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
如果不是德国咄咄逼人地表现出改变现状的欲望，英法俄三国也不可能主动联合进攻德国，甚至都未必会因为共同恐惧而结盟。在当时的狂躁之下，德国政治家忘记了韬光养晦，不去试图安抚国外情有可原的疑虑，反倒让它们证实了自己对德国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德国这种自我孤立的另一个侧面是：它太以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中心，以至于很难体会别国的感受。德国缺乏同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很难在平等基础上与他国进行协作，因而往往只有支配的仆从国，那就很难有一个强国和它结盟，因为德国所寻求的支配企图本身就违背大国的根本利益；如果德国要在这一基础上一意孤行，那就只能找到意识形态上的合作者。
到二战期间，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走向了极端偏执的地步，因为纳粹德国实际上对抗任何非日耳曼种族的国家[34]。尽管希特勒在莱茵兰、奥地利、苏台德等问题上也展现出俾斯麦在统一战争时那种精准手术式的老到权术，但他还是无法找到实质性的同盟，最终陷入和一战相似的困境。
这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战术：把自己封闭在缺乏外部同盟和志愿者的状态下，固执地与所有人为敌。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事变时对十一国宣战简直疯狂，那么，此时的德国其实也差不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不久，德国热门作家奥托·恩斯特在民族主义报纸《日报》上发表的一首诗，提及德国已经同七个国家开战：“啊，我的德意志，你想必极为强大，/极为健壮，/所以才会没有人胆敢独自向你挑战，/而必须另外再找六个帮手。”
这也真不知是赞许还是挖苦，但有一点很明确：德国人后来为自己这种自我孤立吃够了苦头。太过一意孤行的结果，只能是激起更多人反对自己。不论是一战前，还是在纳粹德国时期，德国的统治哲学往往都是起反作用的。
当然，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德俄两败俱伤，中东欧的小国才迎来了自己的机会，但对德国自身来说，这个历史教训就太深刻了。现代世界是一个各国力量组成的脆弱平衡，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时更是需要小心不要招致太多的反对，否则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最重要的，是兼顾各方利益，开放机会，绝对不要自我孤立。
在这方面，不得不说，英国是最好的典范。自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从未在大陆上单独进行战斗，而总是结盟；虽然英国掌控世界海权，建成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帝国，但数百年里从来没有一个“反英同盟”。同样的，在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也从未出现一个“反美同盟”。这固然也是因为英美都孤悬海外，很难遭到外部的联合进攻，但也因它们较少强行改变现行秩序。
对当今的世界而言，战争当然早就不再是解决之道，但世界政治的真谛不会改变：在“国际社会”这个社交圈内，只有顾及他国感受、实现共赢，才是真正符合本国利益的最好选择。
注：
[1]当时双方都筋疲力尽，确实也有人赌德国会赢。如列宁就认为获胜的可能是德国，因此直至1918年9月，俄国还忠实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规定，向德国支付了五期分期赔款中的前两期，包括93吨黄金。参见Sean McMeekin《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p.425
[2]转引自Tony Judt《事实改变之后》p.53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都想拉拢中立国家（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加入自己阵营，而争取支持的筹码都是领土承诺和战后自由。不过这些小国的向背对当时的战略大格局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4]日本虽然在1936年便与德国、意大利一起结为同盟，却一直不愿与德、意两国走得太近，直到希特勒在西线连战连捷，才终止观望。尽管如此，日本在战争期间既未应德国强烈要求对苏开战，也未能给予德国实质性的帮助。相反，美国为苏联提供了10%的坦克、12%的战斗机以及数目庞大的粮食和技术援助，盟军的协同作战也有效得多。见《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p.354
[5]德国在二战中的诸多盟国虽然与纳粹政府达成口头结盟，但其忠诚度值得怀疑。历史学家István Deák在其《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一书中认为，二战中德国的同盟体系模糊混乱，德国的盟国远非纳粹的傀儡，独立性很强，而且这些盟友还彼此敌对，这些都削弱了它们对德国的有效协助。见该书中译本p.80-81
[6]珍珠港事变后，希特勒抢先对美宣战，这被普遍视为他在二战中最愚蠢的决策失误之一。如果德国避免对美开战，或至少延迟开战，对自己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此前美国并无理由对德宣战，像日本与苏联虽然在战时分属敌对阵营，但却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约定彼此互不侵犯，直至1945年夏苏联结束对德作战后才宣布废除条约，正式对日宣战。
[7]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04
[8]参见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73。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首次冒险，虽然英国人同情丹麦这个小国，但俾斯麦的速战速决使他得以很快平息事态。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包腊说：“每艘邮轮的到来都让我们充满期待。我们期待听到英国站在丹麦人一边，向普奥宣战。大家都觉得，英国政府胆小怯懦，连匹夫都不如，这实在有失颜面。”见《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p.148。希特勒后来的闪电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俾斯麦这一战略模式的效仿，即认定英法不会为小国出头，不过他在进攻波兰时失算了。
[9]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150-152，又参见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83-85
[10]当时欧洲各国普遍担心的是法国称霸，在普法战争前夕甚至普遍认为普鲁士将会战败，186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抱怨说：“即便不是装腔作势，法国人的焦虑也没有真正的历史基础，依据的只是疯狂而虚幻的预言。但如果我们预测遥远的未来，只怕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说德意志有侵略企图吧?”转引自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178
[11]Modris Eksteins《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p.108
[12]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80
[13]伊斯特凡·洪特《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霍伟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p.317-318
[14]德国殖民主义无疑带有反英元素，因此彼得·萨布罗夫就致信俾斯麦说：“我们祝贺贵国的新殖民政策取得成功。”——因为它具有反英性质。参见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568
[15]Charles Emmerson《1913：一战前的世界》
[16]不过，英法关系仍然是有矛盾的，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即表明两国利益上的不一致。1902年《英日同盟协定》同样意味着英国为日本在远东挑战俄国开绿灯，这一条约还威慑当时与沙俄亲密的法国，阻止它介入可能爆发的日俄战争。
[17]帕特雷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时殷弘等译，p.345
[18]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49
[19]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52
[20]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85
[21]Barbara Jelavich《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也有评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和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也同样存在共性。在这两次统一过程中，都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强国对其表示友好。此外，两次统一时的东部欧洲大国——俄国都在忙着处理其他事务，尤其是本国国内的事务。两大重要的欧洲大国——1871年的法国和奥地利，1990年的法国和英国——尽管它们在起初都更倾向于反对德国统一，但也并没有能力予以阻止，反而对此做出了一些让步。”见该书p.320
[22]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255
[23]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257
[24]Christoph Nonn《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p.259-260
[25]德国是俄国最重要的市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俄国一半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出口则有三分之一去往德国。见《1913：一战前的世界》p.130。关于德国关税计划对俄国地主精英的威胁，也参见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484
[26]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26
[27]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p.108
[28]Modris Eksteins《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中译本p.129
[29]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481
[30]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281
[31]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603
[32]Barbara Jelavich《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3]Fritz Stein《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p.602
[34]《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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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德国为何输掉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