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西伊：属灵派与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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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教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大致有唯爱主义、武力抵抗派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三种声音。在整个讨论之中，神学自由派与社会福音派的投入最深，声音最强。甚至可以说，这场讨论基本上是由他们支配的。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裴士丹(Daniel Bays)所指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是独立的、保守的教会与传道人的出现。[1]保守派团体的壮大和如火如荼的奋兴布道运动使属灵派迅速崛起，成为教会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在“战争”与“和平”的社会伦理的讨论中，属灵派似乎始终默默无闻，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对世上战与和的大事毫不关心，对国难无动于衷。[2]属灵派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避世清修者。他们感受着世态的炎凉，必须本着信仰对人生和社会的经验做出反思和诠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包含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观，尽管这社会历史观也许相比较而言并不博大精深。随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民族危机的步步加重和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属灵派与他们的同胞们一道承担着国难家仇，自然要给予时局以较多的关注，并且要从信仰的立场做出回应。他们在“九·一八”之后针对时局所发表的言论既反映了属灵派传统的社会历史理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理念，以及与之俱来的对基督徒在世使命的理解。因此，属灵派在国难和抗日问题上的思考与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标本或窗口，使我能够较为清晰、集中和完整地看到他们社会和历史观的基本脉络。
一
在中国教会属灵派的思维中，加尔文主义对人的罪性与神的主权的强调向来影响甚大，本源自路德主义和再洗礼主义的教会与世界的对立论也产生过极关键的塑造作用。其结果便是属灵派一般对人类社会持有基本上负面的估计，认为此世为罪恶所充满，为魔鬼所辖制，总的趋势只能是越来越恶化，走向毁灭，只有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才可彻底改观。而在保守派人士看来，“九·一八”之后国际、国内日益动荡、混乱的局势恰好为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提供了佐证。当时保守派人士所发表的言论都普遍地表达了这一点。譬如，“九·一八”之后，有人从人类始祖犯罪说起，来证明今日乱局的必然：“自从撒旦混进世界的舞台，虚伪的罪恶，即布满了整个人心。亚当夏娃首先学会了偷窃，该隐遂着演成第一次流血的残剧。从那时起到现在，撒旦老是耍这把戏，他趁机作那罪恶的播种，即是日本这次的逞凶，和不负责的推诿，也无非是当年始祖们和该隐的俗套而已。”[3]而对世界丑恶、混乱状态的描述和定性则更为常见。下面这段话相当典型：
我们不要看错了，以为世界愈文明，罪恶愈减少，其实是世界愈文明，罪恶愈加增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不是耶稣为王的世界，乃是魔鬼操权的世界。所以现在之所谓世界文明，并不是真（精神的）的文明，乃是假（物质的）文明；在这所谓文明的幌子之下，是隐藏着许多狰狞的恶魔的。我们以前以为奸淫邪盗、杀人放火就算为逆天大罪，到了现在，炸弹毒气大量屠杀平民，却算为平常的事了。以前个人与个人之间，失了信义，还为众人所唾弃，现在国际之间，任意撕毁盟约，破坏协定，却不以为希奇了。
这种世界罪恶之愈演愈奇，愈演愈凶，乃是圣经所明示，也是我们基督徒所熟稔的；所以我们今日看见日本军阀，向我们这样无理的，残暴的侵略，乃是这世界必有的事。……在直的方面查历史，在横的方面观全球，何时何地，不有这种罪恶的残剧呢？[4]
倪柝声在1940年的一篇讲道中高度归纳了世上种种乱象的属灵意义。他认为：
今天的世界一塌糊涂，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有争战、饥荒，这些乃是撒但的作为。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国与国因敌对而争战；但在神看来，他们乃是联合一起的。……我们需要看见，战争乃是背后的撒但所管理的。真实地说，国与国打仗，不是一国把敌国打倒，乃是敌对的双方叫基督徒跌倒。[5]
这种看法清楚地反映了倪的二元化的世界观。
在这样一个颇令人悲观的世界上，属灵派在他们的末世论里找到了希望。马太福音24章4－14节给他们解读当前形势提供了最清晰的线索。带着对耶稣再来的企盼和圣经中预言的笃信，他们发现世界的乱像似乎在预示着末世的来临：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太24：6）……到了现在，这一切预言的事情都逐渐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的信心，确信他言语是不能废去的。
现在打仗的事情和风声，无时不涌进我们的耳鼓里，绕在我们的心坎中，而这一切的枪炮声，正像告诉我们，叫我们应当赶快地预备，等候，欢迎荣耀之主莅临。[6]
在属灵派的眼中，世界的状况无疑正在印证神给其所定的罪，世界的走向正在沿着圣经的预言展开。对于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来说，这种信念确实具有相当强烈的安慰和引导作用。
在属灵派对当时形势的这种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千禧年主义的痕迹。特别是在王明道对当时社会与形势的看法中，前千禧年主义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在1936年春写成的题为“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的文章中，王明道明白无误地陈述了他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观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要一天比一天败坏，一天比一天邪恶，因此社会间的祸患痛苦也必定一天比一天加增，直等到这个世界恶到极点，便要有一场极大的灾祸临到。这场灾祸是神向恶人所施的刑罚，也是人类犯罪所结的苦果。这种道理与我们在世界上亲眼所看见的事实是完全相符合的。”[7]
倪柝声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一样鲜明。他曾在1936年比较了基督的两次来临，以此来解说基督徒对国家和社会问题应持的态度。他说：
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要是完成了对付罪的工作，拯救了人脱离罪，叫人得着新的生命。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来解决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更新一切的政治制度。……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对付社会问题。基督第一次来，只解决属灵问题，没有对付物质问题。但他不是不解决这些有关国家、社会、国际等等的问题。基督是要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8]
不言而喻，在属灵派的这种历史观看来，至少在现阶段，人类历史并无进步可言，战争与灾祸在现世也不可避免。这是对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社会理念针锋相对的挑战。在同一篇文章中，王明道便批评了所谓“物质文明逐渐进步”、“人类信仰与道德不断高尚”的说法，[9]又指责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实现和平的人说：
可惜现代多少人竟是这样昏聩无知！所行的路都是向着灾祸走去，心中却作着和平的梦，口中却唱着和平的歌。欺了自己，还要骗别人。于是造出什么“促进和平”、“建设天国”、“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等等的说法来。不信的人这样做并不足奇，最希奇的就是许多称为基督徒的，称为传道士的，也不顾事实，不信神的话，随着世人喊那虚伪的和平口号，麻醉自己，欺骗别人。他们喊着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迟早有一日正在世人作着和平之梦，唱着和平之歌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10]
这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唯爱主义者，把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说成是与历史趋势根本相悖的无法实现的梦想。
另一方面，王明道并不否认基督教的最终理想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事实上，他也非常想往《旧约·以赛亚书》2章所宣示的化剑为犁的理想状态，憧憬一个“全地的人都要归向神，敬畏神，遵行神的道。世上再没有战争、凶杀的事，军备完全撤除”的“大同的世界”、“黄金的时代”[11]。不过，他按照前千禧年主义的思路认定，这理想国只有当基督再来把众圣徒接去，人间经历大灾难之后才会在地上建立。而且这新天新地决不是人类所造，而是基督审判和打碎列国之后建立和治理的。[12]这又从两个方面否定了社会福音和唯爱主义的理论预设。其一，基督教理想中的公义、和平的社会不可能在当前社会的基础之上经由逐步改革而确立，而只能在现世毁灭之后，在未来出现；其二，这理想社会不是经由人的努力完成的。所以，王明道拒斥“黄金的时代是借着人的种种努力渐渐造成的”这一说法，指认这种人本主义色彩颇重的说法“与神在圣经中所显示的真理不合”，并且“今日教会中有一班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不信圣经中所记载神的这些宝贵的应许，同时却从圣经中抽出几段世界将要和平的话来，牵强附会地硬说那就是人用宗教道德科学所造成的天国。”[13]
倪柝声则把当下的整个世界描绘为一只“又大又破旧的船。……没有一处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他进一步发挥说：
我们相信，今天世界上一切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制度问题是完全不能解决的，唯一的方法是索性不要它，问题也就跟着完了。当主所造的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个旧天地旧世界，联带着一大堆旧问题，自然就都解决了。我们今天不去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只救个人。虽然我们救了个人，社会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的目的却不是来拯救这个世界。[14]
他又从他对基督来临的解说出发，主张在现阶段，“你我所注意的，也只能注意个人得救的问题，叫人属灵的问题。这些问题得着解决，才是神今天的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工作。”[15]历史的发展总在神的计划当中，信徒不必越俎代庖。“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神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而且也定了解决的步骤。对于这一切的事，神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你不要急，也不要忙，不要急急忙忙地出主意说，该怎么办怎么办。”[16]这等于批驳社会福音派既搞错了社会变革的时间，也搞错了变革的推动者是谁。无怪乎倪柝声明言，社会福音之类的进路是“不认识主工作的次序”，“此路不通”[17]。
二
属灵派的这种社会历史观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对神执掌和支配历史的权威的确信。因此，从民族的命运与遭遇背后都可以察觉神的意志。本着旧约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关系的历史，许多属灵派人士总结出，并且笃信这样一条规律：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顺服神、行公义的时候，她就会蒙神的看顾；当她背离神、行不义的时候，她就会品尝神的愤怒。循着这样的逻辑，他们常常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迭遭患难，归根到底是因为国人信仰和道德上的败坏，而招致了神的惩罚。正如王明道所言：“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今日的遭遇就是全国人民悖逆不认识耶和华，任意妄为，硬心犯罪，所招来的。……既悖逆了神，一切其他的罪恶便如江河决口，洪水横流了。……在这种景况中，我们还能希望国家民族的前途有光明与和平吗？”[18]而部分中国基督徒不能保持圣洁，甚至与国人同流合污，就更应该自省，承担责任。难怪有人质问：“神的愤怒，临到世界和中国，是否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脱离旧人的原因？以色列人何时远离神，何时便有国难临到，那么我们岂不当猛醒吗！”[19]
自然地，在属灵派人士看来，中国扭转国运的关键所在既不是整军经武，也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彻底悔改，归向上帝。这神学上的根据便是“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只要你能悔改，他的义怒，马上就可以收回。”[20]所以，尽管中国已病入膏肓，危若累卵，“我们如果全国一心，悔罪改过，向上帝求恩，难道上帝就不听我们的呼吁？这是一定听的，不过要我们肯悔改祈求啊！”[21]王明道也曾非常坚决地宣布：“如果我们希望全国祸患减少，如果我们希望享受和平，只有群众痛心悔改离弃罪恶诚心归向神。若不走这一条路，其他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中国悲惨的命运决不是借着其他的方法可以挽回的。”[22]
悔改归主不但上可以挽神意，而且下可以促成天国的早日来临。在属灵派的神学思想中，一切的社会问题总会被归结为个人灵魂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沦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并非社会福音派所倡导的社会道德与文化改造，而是福音的传播与灵魂的拯救。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中，这种经典的思路依然左右着属灵派对时局的意见，促使他们发出这一类的言论：
制裁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宣传福音。因为宣传福音，有极切实雄厚的制裁罪恶势力：1、可以叫人知道罪悔改；2、可以叫人崇善好义；3、可以叫人敬神爱人；4、可以团结善义的力量；5、可以制裁残暴的行为；6、可以促成天国的实现。照这些效能看来，可见无论是促成国家的兴盛；增进善义的能力，抵抗暴力的侵略，制裁罪恶的凶横；为自己计，为国家计，为世界计，为子孙计，都是有密切关系的。[23]
倪柝声曾借着这个时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属灵派的传统立场。在他看来，“因为神今天要我们基督徒所作的工作，就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就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24]这样，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是非常明确的。然而，世上种种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有罪。因为人坏了，人与神为仇为敌”[25]。“有好些主义都很好，但是由坏人来作，就没有一个好主义能实行出来。”[26]故此，个人的得救还是会产生间接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倪柝声说：
当一个人得救之后，他自然对于社会是有益处的，他自然对于社会国家一切的问题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只作一件直接的工作，就是去救人，其结果自然就影响到国家社会，不过那个结果完全是间接的。我们所注意的是属灵的问题，但是物质问题自然会受到影响。我们注意的是个人，但是社会自然就受到我们的影响。[27]
换句话说，社会的改造决非基督徒努力的方向，但良好的社会影响又是基督徒品格的必然而自然的流露。倪柝声沿着同样的思路来理解信徒“光”与“盐”的角色。他反对有人依此断定“我们该出来，把这个世界造成一个光明的世界，造成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而宣称：
我们是光，不是去焚烧赌具，惩罚坏人，改革社会，或是作类似的事情；乃是说，那里的人本来不知道这些事是坏的，但是因为有基督徒进去，人就觉得出来这些事是不对的，因为光把一切显明出来。……盐的作用就是叫东西死而不臭不烂。……我们乃是世上的盐，只叫那些死的制度不再臭再烂，而不是去改革他们。[28]
在风云变幻，世事动荡的日子里，倪柝声一再地告诫信徒们，“我们今天就是好好地作个基督徒，不必想去改变政体，改良社会。我们一切的盼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他一来，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29]同时，信徒们必须警醒，撒但在操纵战争等手段对上帝的子民们展开攻击。“在这些日子，我们没有功夫去玩乐，我们要专一地祷告。……求神管理一切的局面，叫神的儿女不至于跌倒，并叫福音依旧能够广传。”[30]
对某些属灵派人士来说，宣传福音的社会影响会比倪柝声的看法更为直接，甚至当下即大有助于解决中日争端，实现和平， “因为日本人若得了这永生的应许，便强如得了东三省。中国人若都信了真道，全国也就一定和平起来。这一种和平的真谛，是超过一切的号召的。”[31]而那些思想上受前千禧年主义影响者，常常把战争看作末世的征兆，强调宣传福音是和平之君再来的先决条件，因此强化了传福音、救灵魂的紧迫性。诚如有论者所言“在基督尚未复临之前，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证，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福音必须普遍，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国才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而我们要盼望天国早日降临，实现在地，那就应当赶紧把这福音传开。”[32]世界的邪恶、悔改的必要与传福音的急迫均是中国教会内保守—基要派神学传统的重要主题，也是他们眼目中基督徒在世的唯一真正使命。“九·一八”和抗战的爆发不但没有迫使保守派弱化或放弃这些主题和使命，反而更新和强化了对它们的笃信，因为它们又成了解释民族危机的钥匙和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使保守—基要派与社会福音—唯爱派之间在神学和社会观上的认识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前者对后者在在依赖世俗的运动和人类的努力而非神的大能十分不满，批评之声时有所闻。下面这段话颇能表达保守派的立场：
国联的能力不能使世界和平，非战的公约不能停止世界的恶潮，这都是虚伪的欺诈品。要找真正的和平，唯有到天国来到时，假若我们愿天国来到，除了宣传福音别无他法，除了主的名以外，没有名能借着设立和平天国的。新神学派的谬说，正是撒旦作工的诡计，利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叫人类离却上帝，依靠自己的结果，只有失败，连永生也没有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福音的宣传者，他们的言论离开圣经，他们是一群撒旦的走狗。[33]
毫不奇怪，“九·一八”之后，属灵派在工作实践上人仍然不改初衷，大致坚持以宣传福音、灵性复兴为教会工作的重心。抗战前一年，王明道曾这样鼓励基督徒们说：“现在我们既已明白神在世界上的计划，便当照着神的旨意向前进行，靠着主的大能大力，追求作完全的人；远离一切罪恶和神所憎恶的事；忠心去作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本分；善用机会为主作见证，引领他人同来接受神的救恩，在神的光明中行走，预备迎接那荣耀的日子来到。”[34]这段话颇能代表当时属灵派对基督徒在世上的任务的理解。在当时属灵派讨论时局的文章之中，“宣传福音”、“努力布道”[35]、“救灵运动”常作为救亡的主要对策被提出来，所谓“救国救世的、制裁罪恶的要图，乃是宣扬福音。这宣扬福音的重责，已经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在这国难期中，是更要为这事努力的了。”[36]属灵派所关注的任务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追求圣洁与传扬福音。它们乃是属灵派一向为之奋斗的目标，与当下的动荡局势的确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只不过适应抗日的需要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必要性。
三
不过，如果说“宣传福音”即可以概括这一时期属灵派对国难的全部反应，那也是不正确的。的确，“宣传福音”可说是他们言论中最常见、最有支配性的一个主题。但除此之外，有些属灵派人士还是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应对策略。这些主张的多样性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士中较为常见。或出于较少前千禧年色彩的社会历史观，或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他们主张基督徒在侧重“精神上”的事务和“救灵运动”的同时，应该兼顾“肉体上”的事物和“救国运动”[37]，甚至提出：“单讲‘救国’的，固属是错了方针，但单讲‘救灵’的，也未见得十分高妙，时至今日，道德斫伤，国家危亡，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只能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在灵性方面,与空中的恶魔争战,消弭他那‘残民以逞’的毒心，在肉体方面，与那万恶的倭奴争战，打破他那‘大陆政策’的迷梦。”[38]有的人还拓宽了“宣传福音”的含义，主张：“所谓宣扬福音，它的方式，不只是用口讲，也可以用钱传，用力做；在行为上，在工作上，尤其是在这国难的前方后方，种种服役上，都是我们宣扬福音的机会。”[39]这样的观点无疑体现了对社会生活和抗日运动一种更为积极和参与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对保守—基要派传统立场的突破。
本着这种较为积极入世的态度，一部分保守派人士也曾对武装斗争的正当性问题进行过思考。他们珍视耶稣言行中所彰显出来的博爱与和平精神，说：“我们十二分相信世界的国家，都是上帝子民的集团。神并不愿他的孩子自相攻打。”[40]他们也反对那种盲目的、侵略的民族主义。[41]同时，他们一般承认中华民族自卫的权利，对唯爱主义所倡导的非暴力不抵抗持批评的态度。有的人从圣经中找出根据为武力抵抗辩护说：“我们站在肉体的立场，自然有持戈御寇的责任，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来推扩到现在的中国。强邻无端的欺负，我们为自卫而战，也是绝对在神方面可蒙原谅的。先知尼希米的自卫政策，和大卫王的努力杀敌；这都是在圣经上的前辙，那丧国辱民的事，只有不长进的西底加，和认贼作父的老希律，才干得出来。”[42]有的人从神创论的角度来论证人的自卫权利：“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原知道人的爪、牙、角、毒不及禽兽，所以特赐人以自己的灵气，叫人能分辨是非、善恶，自己想出办法制止外来的压迫，保障自己的安宁。”所以，唯爱主义的错处在于：“如果我们看见外面的压迫来了，不加抵抗，反倒引颈受刑，美其名曰：‘我是酷爱和平，采无抵抗主义。’唉！这样的人，岂不是羞辱上帝吗？”[43]也有人对唯爱主义的实质有较深刻的认识，指出所谓“无抵抗”的内容“是要以爱心挽回恶者的，并不是如东北将校的退让”[44]。但是，总体来说，保守派人士是站在武力抗日一边的，而且他们为此采取的辩解进路与自由派内的主战派颇为接近。在基督徒参与抗战的具体措施方面，保守派与自由派人士之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举其大者，即有为国祈求得胜与和平，[45]“捐输救济”[46]，乃至亲身参战。[47]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九·一八”之后，属灵派没有、也不可能超然于国难家仇之外而无动于衷。时代的旋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只是促使他们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且针对形势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与建议。他们也没有完全置身于当时中国基督教就“战争”与“和平”、“唯爱”与“武力”所展开的大讨论之外，而是以这场讨论中的另类与少数派的面目出现。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要么把暴力看作是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必要的邪恶，要么鼓吹民族自卫的正义性，所以，他们绝不是唯爱主义的同道。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唯爱主义的挑战比自由主义主战派更为深刻，更为全面。从上帝的意志，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再到基督徒的责任，属灵派对唯爱派的批判可说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属灵派与唯爱主义的自由派批评者或怀疑者们在基本的神学框架和社会历史观上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分歧。在属灵派看来，自由派对人类能力和社会进步的乐观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九·一八”之后国难家仇和世上乱局刺激属灵派理清、突显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其结果是进一步拉开了与中国教会内其他神学流派之间的距离。
平心而论，中国教会属灵派传统对灵与肉、圣与俗、福音与世界之区分的执着，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历史观使得从属于这个传统的信徒个人和教会一向专注于堕落世界中福音信息的广传与人们灵魂的拯救，而没有如自由派那样系统、长期和主动地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追踪、观察和思考当时中国和国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以便使基督信仰更加贴近现实，发挥社会与文化改造的功能。在保守派的思想体系中，社会和文化问题从未占有其在自由派思想体系中那样显赫的地位，他们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多采取漠视或回避的态度。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保守派的绝大部分教会领袖和神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即使陈崇桂等极少数较有社会关怀的保守派领袖人物，也没有在社会与文化观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48]这种格局在“九·一八”之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过，属灵派没有长期、深入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观，也并不是说他们对世事变化没有回应。我认为，属灵派与自由派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教会和信徒使命的理解不同，广传福音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就出现了。因此，在“九·一八”之后的处境下，自由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参与爱国救亡运动，而属灵派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乱局的属灵意义和信徒如何保守和促进灵命上面。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属灵派所最为关注的从来就不是为全民族设计一套救亡的方案，他们对时局的某些解读和对全社会的某些呼吁其实也是以传福音为落脚点。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属灵派的思考和立场排除了民族抵抗和自卫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华人教会在反省自身属灵传统的基础之上，明显增强了社会文化参与意识。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温当年属灵派的所思所言，而惋惜、甚至批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过度抽离和冷漠，乃至检讨他们对后来华人教会社会与文化承担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当时对国难家仇的感受是极为深切和沉重的，他们处理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的回应也是尽力的。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当中不乏值得我们珍视与深思的内容。反思过去，继往开来，我们是否可以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证明启蒙运动造成的历史进化观其实有很大问题，而早期属灵派所阐述的社会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洞见呢？这些洞见所天然具备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是否有助于教会发出先知的声音？以这些的洞见为出发点，结合教会悠久的传统和中外神学界日后的丰富思想成果，是否可以提出当代中国教会福音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呢？对教会而言，早期属灵派的思想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教会的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是否有助于教会在来自左、右政治势力的拉扯和诱惑之下，始终忠于自己的使命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回顾历史，我们将受益良多。
[1] 参看氏著：“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t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by Daniel H. Bay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07-316。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基督教界语境中，属灵派、保守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基本上是通用的，因此本文也没有做出区别。
[2] 倪柝声于1936年在天津的一篇讲道中提到：“有的朋友问我说，对于基督耶稣，我是相信了，靠着他的救赎，我的罪得着了赦免，我得救了，可是对于国家的事，对于社会的问题，甚至对于国际间的纠纷，我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我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对这一切的问题不闻不问呢？还是应当积极地投身在其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六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 1997年，247页）
[3] 姜树蔼：“国难声中基督徒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真光》第31卷第1号（1932年1月），44页。
[4] 编者：“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应整理的世界观念”（《真光》第36卷第11号，1937年11月， 2页）。约一年之后，《真光》杂志在对待国难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接近中间派的立场，故该杂志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放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讨论。
[5] 氏著，“世界争战与教会的关系”，载《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五册，81－82页。
[6] 张庭瑞：“战乱时期中基督徒不可少的责任”，《真光》第37卷第2号（1938年2月），5－6页。
[7] 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灵食季刊》第37册（1936年春），23页。
[8] 氏著：“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六册，248、250页。
[9] 参看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 24－25页。
[10] 同上， 26页。
[11] 同上， 21－22页。
[12] 同上， 30－31页。
[13] 同上，32－34页。
[14] 氏著，“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254－255页。
[15] 同上，251页。
[16] 同上，250页。
[17] 同上，258页。
[18] 氏著：“为什么我们接连遭遇这样多的祸患呢?” 《灵食季刊》第86册，1948年夏，4页。
[19] 姜树蔼，48页。
[20] 王兰荪：“救灵运动与救国运动”，《真光》第31卷第5号（1932年5月），44页。
[21] 同上，45页。
[22] 氏著：“为什么我们接连遭遇这样多的祸患呢?” 5页。
[23] 编者：“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应整理的世界观念”，3页。
[24] 氏著：“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251页。
[25] 同上，250—251页。
[26] 同上，258页。
[27] 同上，252页。
[28] 同上，253－254页。
[29] 同上，263页。
[30] 氏著，“世界争战与教会的关系”，84页。
[31] 姜树蔼，45页。
[32] 张庭瑞，6页。
[33] 姜树蔼，46页。
[34] 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 34页。
[35] 张庭瑞，5页。
[36] 编者：“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应整理的世界观念”，3页。
[37] 参看姜树蔼，49页；王兰荪，39页。
[38] 王兰荪，41、46页。
[39] 编者：“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应整理的世界观念”，3页。
[40] 姜树蔼，44页。
[41] 参看陈崇桂：“主耶稣怎样爱国”，《布道杂志》第4卷第6期（1931年11－12月），6页。
[42] 姜树蔼，44页。
[43] 王兰荪，42页。
[44] 姜树蔼，45页。
[45] 参看张庭瑞，5页；姜树蔼，44页。
[46] 张庭瑞，6－7页。
[47] 姜树蔼，44页。
[48] 关于陈崇桂的社会关怀，可参看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实践》，建道神学院，2001年，第四章。邢福增指出：“严格而言，陈崇桂没有真正从基要主义传统中，建构出一套社会关怀的理论，其社会关怀的最大特色，主要是心态上的突破而不是内容上的创新。”（166－167页）
作者为哥顿康维尔神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