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60年（一）∶神的带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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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抗战胜利後，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於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麽，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馀万（不包括300馀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馀的则隶属於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於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馀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馀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馀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於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後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馀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於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於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後，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於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一跃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袖。

当时，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在神学上，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组织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干事；在属灵榜样上，他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可以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他还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他的信仰有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用他的话来说∶“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认为，“宗教应当在人生的全部生活里表现出来”。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对他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而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是相契的。

吴耀宗的观点深得新政府的悦纳。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等5人被政府点名，作为基督教代表与会。这次政协会议产生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这5人深受政府青睐，但他们无力代表教会。为了集结基督教的实力派人物，会议之後，以吴耀宗等为主，邀请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徒对政局的态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访问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吴耀宗写就了《关於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并附上各地教会受扰案件百馀例。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为此，周恩来对他们发表讲话，强调，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麽，一切都无从谈起。

吴耀宗听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见》，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所谓的《三自宣言》。

《三自宣言》是一个涉及基督教的政治文件。吴耀宗很清楚这一点。这个文件也是新政府需要的。我们读其导言部分，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一点∶
@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後，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

吴耀宗在内心，还是希望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进行区分，所以在导言中，强调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後。这个区分对於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工具，那麽，这100馀万基督徒从现在起，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

政府接受了这种说法。毕竟，100馀万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周恩来指示∶“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为的是“便於团结群众”。

“三自会”正式成立

问题是，这个《三自宣言》能够被中国教会接受吗？吴耀宗邀请了40馀名大大小小的教会领袖，以个人身分作为发起人，向全国一千多位教会领袖徵求签名，目的是使《宣言》成为中国教会的立场。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宣言》全文，公布了第一批共1,527位基督徒的签名名单。这一天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红头文件，《关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推动签名运动。最为突出的方式，便是所谓“控诉运动”——控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教会进行文化侵略和政治渗透。

吴耀宗专门发表文章，引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批评，认为基督徒必须坚决反对亲西方的倾向，以此达到自我革新。因此，三自运动当时称为“三自革新运动”。

“控诉运动”打击了一批人，同时也激发了大批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1954年6月，签名人数达417,389（最後公布布的统计数字）。签名人数超过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而且大多数传道人也都签了名。

三自筹委会因此於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开会，共有232人代表62个教会和团体与会。会议主题仍然是反帝爱国，最後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这份通告放弃了“革新”的提法，改用“爱国”，认为这样有利於全国基督教教会的团结。於是，“三自运动”就取得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一名称。

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吴耀宗为全国三自会主席，并选举出139位委员。“三自会”从此正式成立。

来自教会的反对

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三自运动”有著某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教会内部并非没有不同声音。《三自宣言》发表後，基督教协进会首先表达不同意见。在1950年10月的第14届年会上，会务委员会主席缪秋笙认为，宗教是超政治的，教会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性运动。

会上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吴耀宗的《三自宣言》，走教会自己的三自道路。虽然最终没有人愿意出来草拟这份文件，但基督教协进会因此在後来的“控诉运动”中，被指控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办”。

王明道是另一股反对力量。鉴於王明道在日本占领期间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而且，他的教会是在没有西方支持下成立的，新政府对王明道抱有期望，希望他参加并推动“三自运动”。
然而，王明道无法认同吴耀宗的神学及其信仰表达，认为吴耀宗属於不信派，不肯与之同工。

“三自运动”初始，王明道采采取了沉默不合作的做法。随著“三自运动”的全面发展，王明道的沉默和不合作，变成了跟政府对抗。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他自己的《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在1955年《灵食季刊》夏季刊，他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政府无法忍受王明道的不合作态度，将他逮捕。

倪柝声的聚会所，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27年开始的聚会所运动，对於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来说，乃是一场中国教会脱离西方宣教士控制的独立运动。在他们心中，他们早就开始三自运动了。因此，当吴耀宗他们推动“三自革新运动”时，聚会所的领袖们没有什麽反应。
然而，倪柝声很快发现，这个由政府推动的三自运动是有政治背景的，因而不能完全不予配合。1951年4月，“控诉运动”期间，倪柝声给各聚会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会拥护“三自运动”。

1951年8月20日，倪柝声讲了一次道，题目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在这次讲道中，倪柝声做了一些自我检讨。大意是说，一直以来，他对西方列强也有排斥心态，但仍然认为有些西方宣教士是真心来传福音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但是，随著“控诉运动”的开展，他想到，那些西方宣教士可以是很好的福音使者，却同时视租界现象（治外法权、外国兵等）为理所当然，这种不顾当地居民情感的态度，便是帝国主义的。从这件事可以说明，“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件事。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他总结∶一个人可以信仰纯正，但在政治上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看到，倪柝声是从自己的真实感觉出发的。他的民族主义情结是真实的。而且，他也不想和新政府对抗。他只想在福音工场上多做事。他想区分基督信仰和政治立场，认为基督徒在反帝爱国的同时，仍然可以过正常的信仰生活。

比较吴耀宗之从社会福音出发、认为基督信仰应该服从於社会革新事业，我们看到，倪柝声与之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还有一件事，使倪柝声和聚会所无法融入当时的三自革新运动。聚会所本来就是一场摆脱西方宣教士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教会管理和神学观点上都缺乏西方色彩。当“控诉运动”在聚会所开展的时候，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发现，找不到控诉对象（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分子），整个运动冷冷清清，达不到预定的效果。

对於政府工作组来说，“控诉运动”目的是控制教会。没有运动，就无法改组，无法控制教会。

为了在聚会所开展“控诉运动”，政府工作组把矛头指向聚会所的一些保守教义和神学，如姐妹蒙头、属灵生活、广传福音等。为此，1951年底，倪柝声向政府投诉，三自革新委员会（政府工作组派出机构）借控诉运动之名，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即用现代派打击属灵派。然而，这个投诉反而导致倪柝声被捕（1952年4月10日）。

1953-1955年，各地聚会所教会陆续退出“三自运动”。於是，政府发现，聚会所抵抗政治渗透的力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的。1956年1月，政府逮捕聚会所主要同工。同年6月21日，政府宣判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这场运动虽然打击了聚会所教会，但也导致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未能收拢聚会所教会。“三自运动”最後自成一派，称为“三自教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倪柝声和聚会所成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的“绊脚石”。

我们看到，倪柝声带领的地方教会（聚会所）运动，目的就是要成立独立的中国教会，走中国人直接跟随耶稣的道路。因此，聚会所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教会内的三自运动。“三自教会”成立之後，聚会所教会转入家庭，坚持自己的传统。

三方力量的较劲

从此，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史上，出现了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的对立和较劲，出现了政府、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这三方力量之间的较劲。从现象上看，三自教会受到政府的控制和支持，成为中国基督教主流。家庭教会转入地下，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无论是三自教会成员，还是家庭教会成员（包括被捕入狱的传道人），虽然有不同政治立场，但都认为自己顺从了神的带领。当然也有立场不稳定者，比如，王明道入狱（1955年8月）不久，就写了检讨书，一年後（1956年9月）被释放出来。後因为内心失去平安，主动要求再度入狱。

中国教会向何处去？三自教会仍然公开聚会，人数在增长，越来越受制於政治需要。家庭教会仍然在传福音，活动受限制，越来越闭塞。这是令人困惑的状况。每一位寻找神的旨意的中国基督徒，都在祷告中呼喊∶神的带领在哪里？

作者来自中国，现为北美神学院教授。.

中国教会60年（二）∶走入死荫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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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著“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於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於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著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於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年之後，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於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後，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於落後、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於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於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後，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後，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克思主义学者，後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後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很清楚，无论是哪种立场，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消灭宗教！！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此辩论中的激进派理论，终於成为政府宗教政策决策的根据。

新中国的第2个10年，其政治趋向是要消灭基督教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感受到生存威胁。进一步说，不仅是宗教，所有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总之，政府统战工作的核心，是在全国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至於基督教，最好在中国永远消失。

艰难中苦寻出路

上帝为何什麽允许这种事发生？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认为∶神把他们分别为圣，拣选他们为得救的“小群”。他们的秘密聚会一直没有从未停止。许多老传道人回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在午夜或凌晨进行聚会。他们坚信，这个世界迟早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语永存。只要坚持聚会，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且在小范围内，政府似乎没有专门关注他们。在公开场合，他们也不再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社会视野中，他们消失了。

三自教会在60年代的头几年，场面上仍然相当热闹。他们可以公开聚会，公开举行一些宗教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必须配合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徵，是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无神论。

对於许多三自教会领袖来说，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目的，一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二是为了教会能够公开聚会、为神做见证。现在，他们必须配合政府消灭基督教的总方针，这样下去，他们如何能够为神作见证？於是，许多加入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反思。然而，他们找不到出路。

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神学泰斗贾玉铭，为了维持他所创办的上海灵修院，参加了三自教会。结果是，灵修院中的优秀神学人才，或被迫离开，或锒铛入狱。最终，贾玉铭非但没有保住上海灵修院，反而使自己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连祷告都感觉不到力量。正符合了当时政府宗教政策之目的。

这便是三自教会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一些县志或市志中读到相关的记载。根据《厦门市志》∶“1956年12月17日，召开厦门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正式代表173人，特邀代表23人。代表中有4个教派和23个基督教单位。1957年後，基督教界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活动渐不正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堂被‘砸’、被抄，教牧人员和教徒被‘批斗’，宗教活动基本停止。”

不同地区的县志和市志，在涉及基督教这段历史时，几乎用了相同的语言。从1954年到1966年，三自教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中淹没了。

家庭教会的秘密聚会，无法为神公开做见证；三自教会的公开聚会，也未能维持长久。中国教会在死荫幽谷中行走。三自运动催生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种存在形式，但是，时代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他们深思熟虑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从容回应的馀地。

很快，中国就进入一场浩劫，基督徒则经历了更严酷的政治生活。面对这场狂风暴雨，中国基督徒能够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走出这死荫幽谷吗？神要对中国基督徒说什麽呢？神要对中国人说什麽呢？（未完待续）

作者来自中国，现为北美神学院教授。.

中国教会60年（三）∶教会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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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文革和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於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後来终於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麽？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著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监狱呆了20馀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於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於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麽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於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後，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於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没有世外桃源。这是人和人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人人自危，甚至亲人之间也常常相互举报。1975期间，在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婚礼当晚，新郎向新娘传福音。第二天，新娘就举报了他。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新郎10年徒刑。这种举报亲人的事，当时屡见不鲜，乃是文革期间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因此，家庭教会的聚会必须更加秘密，更加不为人所知。不少教会，将聚会时间改为半夜或凌晨。聚会的地点，或者在荒野无人处，或者在布置得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单线的。除了在教会内，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免得有人告密。

对於政府来说，所有的家庭聚会，一旦发现，立即取缔；无论是家庭教会的领袖，还是信徒，都立即逮捕、判刑和劳改。地方政府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如同捉迷藏。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赞叹、流泪的事情，见证著上帝的带领。但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家庭教会就像见不得人的秘密组织，东藏西躲。没有公开的福音宣讲，没有基督徒身分的宣告。圣经不在桌面上，信仰深藏不露，聚会偷偷摸摸。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除了赞叹上帝在家庭教会中的作为，除了相信上帝在历史上的主权，还是禁不住要问∶这就是中国教会吗？难道上帝要在中国建立秘密组织？如此，耶稣的名何以彰显？

也许，我们至少可以说，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小小侧影。但是，中国教会哪去了？

何为教会的基石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1517年），涉及了教会根基的争论。根据罗马教廷的说法，教会是建立在教宗身上的。这个说法，是以《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为据——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意思是‘石头’，编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16∶18）

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早期教会在传承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所信的来自於使徒所传的。使徒传承就是圣灵的洗礼。在仪式上，使徒按手传承圣灵，称为按手礼。历代的每一位罗马主教（教宗），都在按手礼中，从使徒彼得那里承传圣灵。这个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圣灵，乃是教会的基石。历代罗马主教既然承传了这圣灵，他们因而就是教会的基石。也就是说，教宗的权威来自圣灵，不可动摇。反对教宗的权威，等於动摇教会基石。

然而，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这种解释。他认为，彼得是在信心中向耶稣忏悔，因而耶稣把教会建立在他身上。而且，圣灵并不是在按手礼中传递的，而是在人的信心上进驻并与之同在的。这就是说，耶稣是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而不是在彼得的心思意念或其他什麽因素上。只有信心，才是教会的基石。

这场争论，对新教的教会观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看到，文革期间，基督教消失於中国社会的公共视野，但是，教会还在！因为，基督信仰还在中国人的心中！换言之，只要还有中国人持守著基督信仰，中国教会的根基就还在，中国教会就不会倒塌，不会消失。而且，随著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中国人的基督信仰，愈发深入他们的生存，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柱，支配著他们的心思意念和判断选择。

於是，我们有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见证。这些见证在上帝的计划中，必将为人所知，散发能量，把上帝所拣选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这样的基督信仰，是在中国人的生存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是经历了考验的，因而是中国教会的真正基石。

在信心中的教会

在追踪中国教会的踪迹时，我们需要对“信心”一词有所界定。

路德谈过“信心”和“理解”的差异。他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麽，我们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路德鼓励信徒大胆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信心是连接我们和上帝的通道。上帝藉著我们的信心，祝福并带领我们，而我们在信心中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带领。当然，人是在理解─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这就是说，神的祝福必须转化为信徒的理解─判断─选择，然後才能进入信徒的生活。

在路德看来，只要在信心中，这些理解─判断─选择，尽管不同，但都得祝福。而我们也发现，正是在信心中，中国教会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一步一步地走出死荫幽谷。
对此，有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信仰生命历程，是很好的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吴耀宗。在三自运动，吴耀宗成为中国教会的领袖。对此，王明道公开声明不予承认，认为吴耀宗属於“现代派”（自由派），因而是不信派，无法与之同伍（这是他不加入三自教会的主要原因）。吴耀宗对於自己属於现代派这一点并没有加以否定，但认为那只是神学立场之争，他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三自教会在文革期间，无法举行任何宗教活动，他仍然相信教会一定还会复兴。有一次，吴耀宗对三自教会的几个核心人物说∶“教会里人愈来愈少了，可能还会少下去。只要有50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还是会复兴的。”（据罗冠宗回忆）

就历史进展而言，中国教会80年代的复兴之路完全超出了吴耀宗的所思所想，并没有依靠他心目中的那50位。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信心，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得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1964年3月11日）

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便是建立三自教会。因此，三自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乃是他心中最大的负担。吴耀宗（以及那些与之同工的三自教会领袖）的信心和负担，就是三自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後，恢复和发展的动力。

王明道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非常害怕，略被威胁就答应政府，出狱後为三自教会工作。但是，出狱之後，他发现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去实现这一诺言。於是他主动要求重新入狱。他1963年9月21日被判无期徒刑时，他发现自己被逼上绝望的境地∶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

从这个时刻起，他才真正地把自己交给上帝。正是这个信心，使他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中，能够心平气和，说心里想说的话，做该做的事，甚至和监狱的管理员和干部争论。

在狱中，王明道感觉到的压力是，政府要求他放弃信仰。政府要求王明道改变对三自的态度。但是，王明道认为，三自运动是由一批不信派发起并领导的，接受三自教会就是放弃信仰。

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让他的国学知识有了显露的机会，令监狱干部大大地吃惊和敬佩。1979年，王明道了解到，他的事已经成了中国的外交事件（因为德国和美国都报导了）。於是，他在争论时愈发有底气，他宣告∶“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政府要释放他时，他坚持讨个说法，拒绝出狱。最後，监狱管理员费尽心思把他骗出监狱。

王明道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持守了自己反对三自运动的立场。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伸冤。他已经不去想中国教会的问题了。对他来说，三自运动已经把中国教会给毁了。而家庭教会的存在，他毫不知情。因此，他所持守的，仅仅是他个人的信仰。然而，当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王明道的个人信仰，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动力。

倪柝声则不愿意和政府对抗，甚至愿意合作，并参加三自教会。但是，他向政府控告，三自工作组在“控诉运动”期间，把宗教问题政治化，破坏地方教会。他因此被捕。政府对待倪柝声，似乎没有像对待王明道那样有耐心。进监狱之後，倪柝声相当配合监狱管理，不久就被任命为小组长，带领小组成员学习各种政治文件。尽管如此，监狱管理阶层却从未放松对倪柝声的监管，甚至不允许他开口祷告。

1967年，倪柝声的15年刑期已满（从1952年被捕算起），却未能被释放（他一直盼望出狱）。1972年，倪柝声因心脏病逝世，却被监狱方面鉴定为自杀，根据就是他的枕头下发现如下留言∶“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倪柝声接受了政府强加给他的罪名，不加申辩，相信这是上帝的主权所允许的。无论他的生活境况如何，他都深信，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种完全的交托和绝对的顺服！
但神似乎遗弃了倪柝声。20年的监狱生活，除了折磨之外，倪柝声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看顾和怜惜。这种折磨的意义，似乎仅仅在於准备他的死。然而，倪柝声的信仰没有动摇。他深信这就是他的十字架道路。我们看到，当他走完这段路时，他就高高地举起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中国教会没有消失！中国教会因为这些中国人的信仰还在！中国教会就在他们的信心中！

作者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本文选自《举目》55期.

中国教会60年（四）：春风吹又生(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2012年第58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fab8c0101a717.html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着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着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

1978年12月1－11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学习并讨论了中央统战部的《关于当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宗教领域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很快地，国务院恢复了宗教事务局，落实宗教政策。

1979年2月1日，上海宗教局邀请宗教界人士参加茶话会。吴耀宗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主张基督徒参加现代化建设。

同年6月，上海三自会恢复活动，着手重开教堂，进行主日崇拜。全国各地的教堂建筑，也陆续地归还给教会。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短文《宗教和封建迷信》，认为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建制性的宗教”，和“封建迷信”不同，只要正确引导和管理，可以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这是一篇试探性的文章。同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宗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压制、打击，而是要团结信徒，进行正确引导和教育。

1980年10月，政府为了适应与海外基督教机构的联系，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由于政府认可的教会只有三自教会，所以，协会只有一个成员，那就是三自教会。这样一来，协会和三自会等于合为一家。从此，在中国教会史上有了“基督教两会”这一称谓。

进入80年代后，多年不见踪影的基督教，突然又出现在中国大陆，但像一个大病未愈的病人，举步维艰。虽然教堂已经归还，教会崇拜活动开始恢复，然而，教会领袖心有余悸，对政府的政治控制唯唯诺诺，甚至心甘情愿地配合政府的宣传，与政府忠实合作。

不过，作为教会领袖，必须配合政府的统战工作，尽快恢复教会活动。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教会崇拜活动需要牧师，各项事工需要人才，信徒属灵生活需要圣经、赞美诗，和各种属灵书籍。一切都奇缺！于是，开始恢复神学院，和印刷圣经、赞美诗，并筹备《天风》杂志复刊。

教堂开始了久违的教会生活，与久违了的敬拜赞美声！参加教会活动的信徒，主要是年迈老人。他们多年没有进过教会，没有领受圣餐，甚至没有祷告生活。不过，他们还记得自己拥有基督徒这个名分。这么多年的苦难，他们挺过来了。这不是容易的。因此，他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心。



三自和家庭教会



整个80年代，三自教会稳步恢复，迅速发展。注册信徒人数，在这个10年中，从70万增长到400万（不计家庭教会信徒）。

1979年，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和赵紫辰相继去世。丁光训成为三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

1980年10月，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南京召开。会前，丁光训为了和家庭教会和好，专门邀请家庭教会领袖座谈。在这种和好的精神驱动下，该次会议的决议中，加进了有关家庭教会的条文：承认家庭教会，不以之为非法，但家庭教会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1989年2月，丁光训在洛杉矶访问时，谈到要在1991年解散三自教会，并确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为最高机构，管理中国众教会。不过，这一想法并未实现。

80年代是中国社会解放思想的年代。其思想解放运动，似乎也引发了丁光训的反思。众人皆知，三自运动始于50年代，因紧跟着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消灭宗教政策，三自运动的领导人做了很多伤害教会和信徒的事。丁光训希望能够卸下这个历史包袱，并努力去做一些补偿。

1988年，丁光训和金陵神学院学生谈到：“50年代后期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左’的路线、恨的路线，在我国日益抬头……我追随过这条路线……我正在按我今天的认识，投身于反‘左’工作。现在，我在神学院，在教会，在社会上，都尽我的力，不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上帝悦纳我这一忏悔的表现。”

就丁光训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段话在相当程度上是真诚的。他积极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的宗教政策。在为三自教会说话的同时，也照顾到家庭教会的存在，甚至希望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能够和好、联合。

然而，三自教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颗棋子，也参与迫害了不愿参加三自教会的弟兄姐妹。随着在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中受迫害、入狱的家庭教会领袖陆续出狱，三自教会领袖在运动初期的丑恶作为，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于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80年代初出现的那一点点和好气氛，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双方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



不是幸运，是保守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中国社会的角落，基督教家庭教会以不被人注意的方式，迅猛地发展了。

70年代的中国，人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一个无意的动作，如没有在墙壁上挂好毛主席像，或毛主席的书在桌子上没有放整齐，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揪出来批斗，甚至入狱。一句不在意的话，如调侃某位领导，在他人举报下，也会成为“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从此终结政治生命。能够挺过这10年，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值得谢天谢地！当时能够继续秘密聚会的基督徒，屈指可数，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绝大部分基督徒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谨言慎行，免得在政治上说错话、做错事。没有人敢在大街上公然宣布：我是基督徒！只敢在心里暗暗地祷告。

在上帝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走过了死荫幽谷，持守了自己的信仰。他们明白，这不是幸运，这是来自上帝的保守，所以他们首先感谢的是主恩。80年代初期家庭教会聚会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就是这句话：“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就这一句话，几十年来的甜酸苦辣，都化作了“主恩的滋味”。仅仅凭着这句话，大家在一起聚会、分享，进而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



这是收割的季节



虽然，王明道、袁相枕、谢模善、林献羔等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出狱后有好几年，都在受监视的状态，无法在更广范围内，带领教会。但家庭教会在80年代的复兴和发展，几乎是无法追逐的！进如雨后春笋般，家庭教会在各地出现，人数急剧上升。林献羔回忆：“1979年9月，大马站恢复聚会，开始时每次只有4、5人。之后，便迅速增长。我们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 ；到1981年2月，已经是在3楼讲道，2楼以播音器播音了。后来虽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没有集会自由，而暂停大聚会半年，但却藉着这半年的时间，把破旧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实在是上帝巧妙的安排。至此，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会。”

一则记载：山西省侯马的“耶稣家庭”，于1979年就开始恢复聚会，吸引了100余人参加。1982年，传道人高老先生出狱，带领这个教会。1988年，高老先生去世，前来送行的基督徒达千人以上，送葬队伍十分壮观。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之后，基督教似乎消失了。然而，当我们进入80年代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在中国教会复兴上的奇妙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冲击了所有宗教，传统的佛教和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首当其冲。这场运动给基督教福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扫清了障碍。当政府给教会松绑时，基督教内部没有人会想到，原来庄稼已经熟了！

这是收割的季节！

（ 未完待续）



作者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中國教會60年（五）：雜草叢生
http://behold.oc.org/?p=14220

謝文郁

（繼《舉目》58期，p.44）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是宗派，還是異端？

           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提出“唯獨聖經”的口號，並反對權威解釋，提倡聖經解釋的平等權。

            在新教運動中，雖然大家都堅持“唯獨聖經”，但是，具體到某些經文的理解，意見可能完全對立。比如，在聖餐、嬰兒洗、浸禮儀式等等問題上，新教領袖們的看法迥然相異。雖經協商，仍然無法調和。

           這些不同的看法，導致了不同宗派的問世。在一系列的宗派鬥爭中，新教領袖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只要認信“唯獨聖經”的宣告，對非根本性問題的不同理解非但不會破壞聖經權威，反而可以藉著彼此交流，加深對上帝話語的認識，更加全面地彰顯上帝的榮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史上，新教諸宗派都努力派遣傳教士進入中國。中國教會伊始即有宗派之爭。上個世紀30年代，倪柝聲發起了所謂的“地方教會”運動（即聚會所運動），欲帶領中國教會走出西方宗派之爭。然而，倪柝聲的地方教會不久也自成一派。

            華人教會領袖對大一統的教會情有獨鍾，且往往在大一統情結中，堅持自己的聖經解釋，拒斥、甚至打擊其他不同的理解，獨用自己的解釋來一統天下。

           趙天恩在評論90年代的中國家庭教會時指出：“由於大部分教會負責人的教育程度較低，本身的見識和思考力有限，且普遍在釋經方面的訓練不足，很多時候只執著個人的領受，結果因聖經解釋上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派別。據說在河南便至少有10派，在雲南也有6派。各走極端，彼此批評。定對方為異端、邪靈的，比比皆是。”（《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頁475）

           90年代的中國教會，宗派林立。除了西方傳統宗派繼續在中國宣教（主要派遣華人基督徒為宣教士）外，還有很多土生土長的門派。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教會語言、管理方式、崇拜儀式等等。

            比如，北美的召會（李常受領導的教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在敬拜、教義和神學上，追隨李常受。他們的教會被稱為“呼喊派”，發展速度很快。1995年11月，政府把它定性為邪教（同時被定為邪教的還有十幾個新教“宗派”）。

           在李常受神學思想的影響下，“呼喊派”成員可以盡情發揮他們的“亮光”。於是，這個宗派進一步又分裂出了許多派別。其中，最顯著的是1993年間出現的“真神教會”（別名有“全能神教”、“東方閃電”、“女基督”等）。這個宗派不久被中國政府定性為“邪教”，並從1998年開始成為政府的專門打擊對象（其負責人趙維山因此於2000年逃到美國並設立美國總部）。

            “全能神教”的神學論點，令新教主流教會難以接受，比如，耶穌再來是“偷偷摸摸”的；耶穌第二次降臨，是以女身在中國降臨；恩典時代已過，現在是國度時代，等等。海內外的華人主流教會幾乎一致認為：“全能神教”是異端﹗

           面對這些形形色色、不斷湧現的教派，如何辨別它們是新宗派，還是異端？如何抵制那些異端？這是擺在中國教會面前的重大課題。

三自教會的迷惘

           丁光訓在80年代，協助政府恢復教會政策時，努力使三自教會和家庭教言歸於好，有意識地考慮雙方的意見和利益。他希望做中國教會的公認領袖，而不僅僅是三自教會的。

           在1989年期間，他在洛杉磯訪問時，甚至公開呼籲取消三自教會，確立基督教協會為中國教會的唯一最高協調機構，吸納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為協會的成員，共同發展中國教會。

           然而，這一年的政治事件之後，丁主教感受到了政府的維穩壓力，格外謹言慎行。1993年，他再度應邀訪問美國洛杉磯的富勒神學院。這一次，和他之前訪問洛杉磯不同，洛杉磯的華人教會在趙君影和趙天恩兩位牧師的鼓動下，抵制他的訪問。在他的演講現場，一些華人神學生公開抗議。

           這個事件後，丁主教感受到了他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隔閡。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為家庭教會代言。

          進一步，他還發現，他也無法為三自教會代言。

           三自教會在80年代漸漸恢復了元氣。該交回的教堂，基本都交回了。教會開始擁有牧師和傳道人。信徒、慕道友人數快速增長。一片復興的景象﹗

           然而，三自教會到底秉承了什麼傳統呢？三自教會是一種混合型教會，各個教堂的教義、神學、儀式、管理等等，都承傳了傳教士（屬於各宗派）留下的傳統。在50年代的三自運動中，三自教會還來不及消化、融合這些傳統，就無法抗拒地捲入了動蕩的政治漩渦中。進入90年代後，三自教會的元氣開始恢復了。很快地，他們發現，那傳統還在藕斷絲連中。

            “缸瓦市堂事變”是一個典型案例。北京的缸瓦市教堂，是英國倫敦會宣教士於1863年建立的，於50年代三自運動時併入三自教會。1986年，楊毓東被任命為該堂牧師。1994年12月4日，北京市宗教局和北京市三自教會強行解除楊毓東的牧師職位，理由是楊牧師在許多教會事務上不聽從上級指示。

           解職之後，楊牧師始終沒有脫離三自教會。他所代表的，便是三自教會內的保守傳統。臨終前，楊牧師說了如下的話：“有許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與三自合作），這是正常的，因為我不可能向眾人逐一解釋。我想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22年的壓制並沒有使我放棄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事也沒有將我變成披著羊皮的狼。現在我仍然是個愛主的信徒，我願服事我的主，直到祂接我走的那一刻。”（引自劉鳳鋼的《楊毓東牧師》一文）

           保守的傳統和外在的政治，這是兩股對立的力量。三自教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張力中，艱難地生存。對於某些基督徒來說，最簡單的解決之道，是除去政治壓力，讓教會自行發展。即，脫離三自教會，建立獨立教會──缸瓦市教堂事件之後，即有不少傳道人和信徒自行組織獨立的家庭教會。然而，對於三自教會的大多數傳道人和信徒來說，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他們寧願在這個張力中持守傳統。楊毓東牧師便是代表。

           丁光訓也感受到了這種張力。他希望通過改變三自教會中的保守傳統，來消解張力。於是，他向西方的自由派神學傾斜，並在公開場合中批評信徒的保守神學觀念，提出“因愛稱義”，來淡化“因信稱義”，等等。在他看來，自由派神學能使教會更適應政治壓力。

          1998年，《丁光訓文集》出版。儘管三自教會領導階層努力宣傳文集，但是，中國教會（包括三自和家庭）反應冷淡。可見，丁光訓雖為三自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思想和作為，只是代表三自教會的一股力量。

          我們可以問：究竟丁光訓代表了三自？還是楊毓東代表了三自？又由誰來評判？

迎接新的千禧年？

           中國教會跌跌撞撞，又走完了一個10年（90年代）。這個10年，教會雖仍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這個壓力已經比以往輕了。

           當外在壓力減輕時，教會如何生存？如何做事？我們看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麥子和稗子齊齊生長，混雜生長。那些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卻排斥和自己的神學、教義、組織不同的基督徒。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這是宗教改革帶來的問題。當年，馬丁•路德提出了“唯獨聖經”這個響亮的口號，衝擊了羅馬天主教的權威。而今，權威已逝，卻有基督徒僅僅憑著自己的讀經亮光和體會，宣稱自己真理在握，抨擊對方為異端。在這種情況下，真假基督徒的辨認，成了嚴重的問題。

           聖經解釋權是平等的。任何基督徒，當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時，他在閱讀聖經時領受的，一定來自上帝的啟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當他的理解與其他人不同時，他應該成為判斷者，還是傾聽者？

           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亮光和理解當作是真理的全部，從而拒絕不同的意見。這時，他其實是破壞了平等解釋權。中國教會需要一個平台，信徒之間藉此能夠平等對話、彼此接納、共同提高。願上帝親自搭建這樣的平台﹗

            90年代，中國教會進入了雜草叢生的時代。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行走在上帝的計劃中？

（未完待續）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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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六十年（六）：主旋律谁来定？（谢文郁）




进入21世纪，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已经以千万计了。这么多人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说的、想的、做的都一样吗？——1998年，“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问世；参与者给中国教会发展定调的情怀跃然纸上。同一年，《丁光训文集》出版；在推动中国神学建设的名义下，丁光训主教也希望为中国教会发展定调。可以看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在争定调权。在杂草丛生中，很多人都希望为中国教会种一棵大树，为中国教会发展谱写主旋律。虽然上述两个努力不久就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但是，中国教会发展主旋律谁来定这个问题却一直鼓动人心。



新兴城市教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教会遍地开花，按照赵天恩牧师的统计，人数已经达到几千万。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目。从50年代的不足百万到90年代的数以千万，中间还有文化大革命对教会的摧残，这个增长速度令人惊奇不已！然而，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民工潮：沿海城市因为出口加工工厂需要大量劳力，农村人口纷纷涌向了沿海城市。河南、安徽一带是农村教会发展最快的地方。同时，它们也是两个人口大省。才几年的时间，人们很快就发现，农村没人了。他们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工。

几千万的基督徒哪去了？过去几年来，本人有意识地接触到一些城市农民工；有不少自称是“信主”的。但是，深入交谈下来，我发现，他们对圣经、教义、教会生活知之甚少，但是对治病赶鬼的故事津津乐道。我很快就感受到，这是一批在各种见证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原来在乡下的时候，他们没有固定聚会，对教会生活也缺乏明确意识；来到城市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分散到不同工厂，他们就脱离了教会生活。90年代的农村教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本人这些年来也有意识地和一些当年号称几十万几百万信徒的团队教会领袖交往交流。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注意到了民工潮给教会带来的冲击，所以他们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城市民工。至于他们在牧养的信徒人数，他们告诉我，大都是几十人几百人而已。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出现了一种新兴城市教会，迅速发展壮大。严格来说，80年代落实宗教政策之后，城市家庭教会就开始恢复存在，也有一定的发展。不过，在理性主义思潮的主导下，城市人似乎比乡下人更加坚定地拒斥宗教。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突然发现，城市里出现了一种新教会，其迅猛发展趋势延续至今。这些教会没有固定传统，其中的领袖也大多是第一代基督徒。跟踪他们的足迹，大概有这几种情况：有些不满意三自教会管束的信徒，离开三自而自立教会。有些则是由海归组成；他们在海外皈信基督，回国后无法融入三自官方教会和传统家庭教会，因而自立教会。有些则是在外籍英语教师的影响下，为了学习英语而组成圣经阅读小组；他们皈信基督后，也发现无法找到合适教会，从而自立教会。此外还有一些外来人口，他们原本就是基督徒，来到一个城市后需要教会生活而自立教会。这些教会被称为新兴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特定传统，对教义没有特别爱好，组织架构不稳定，神学观念比较混杂。



教会与社会

新兴城市教会吸引并容纳了大量思想活跃、知识面广、社会地位高的信徒，有大学教授、律师、高级职员等等。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比较关注社会问题，喜欢发表公开议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教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做了几件备受国际媒体瞩目的事件。

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一个文件：《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3月1日起施行）。这个文件基本上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文件。北京守望教会很快就决定回应这个文件。北京守望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城市教会。其教会成员的主要组成为大学教授、律师、高级白领、大学生等。他们公开而高调聚会，利用他们的法律知识保护教会。2006 年5月11日，他们根据上述文件，正式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登记注册申请。三个月后，政府以某种理由正式拒绝他们的申请。守望教会进一步申诉，并把申请书提交给更高一级政府机构。随后，政府在聚会场所问题上开始限制守望教会，要求他们回到家庭聚会。为了争取主日敬拜的权利，他们于2009年11月1日在海淀公园举行户外敬拜。同年12月22日，他们筹集资金购置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 平米的写字楼。然而，在政府干涉下，他们无法拿到钥匙而进入他们购置的空间。为此，2011年4月10日，他们决定在中关村中钢大厦前广场平台举行户外敬拜，表达对政府这种做法的不满。当日，政府强行制止这个活动。从此，守望教会在政府的压制下不得不改变教会管理方式,无法像以前那样举行正常的主日敬拜。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新兴城市教会的一些领袖发起了“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推动家庭教会积极参与到汶川地震救灾中。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的新兴城市教会积极响应并参与其中，在整个救灾工作中十分显眼，令社会瞩目。

2010年10月16-25日，洛桑福音大会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以新兴城市教会领袖为主导的20人洛桑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小组，向包括官方三自教会和传统家庭教会领袖发出邀请，自筹经费，组织中国教会代表团前往南非开普敦参加这次盛会。这个活动受到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的最高领导人的抵制和阻拦。9月至10月，政府对200名与会代表进行劝阻并强行扣押执意前往的代表。

新兴城市教会领袖在这些事件中的主导性作用，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以为中国教会要做大事了。但是，他们能够主导中国教会的发展方向吗？守望事件和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发展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笔者和一些来自新兴城市教会、传统家庭教会、以及三自教会的传道人和一般信徒，就这些问题进行过不少讨论。尽管大家对新兴城市教会在这些事件上主导性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正面和反面都有，但是，笔者发现，大家更多关心的是教会自身的建造问题。我们应该想到，当我们教会卷入政治或参与社会活动时，这样做能够给教会的生存和成长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呢？这样做是否能够荣耀基督的名？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为基督做见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尽管个人领受不同，各自的参与也不一致，但是，只要是在信心中领受，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呢！

教会生活是要在圣经、教义、神学、传统等方面带领信徒和神建立亲密关系，让信徒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祝福。就其实质而言，教会是信徒的属灵环境，是信徒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的地方，是培养信徒信心的场所，是信徒彼此扶持彼此爱护的去处。信徒可以凭着自己在祷告中的领受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实际上，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是密切，我们就越能在这个世界为神作见证，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就越深远。



神学热潮

1807年马礼遜来华传教后，新教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建立教会，并向中国信徒教导西方神学。不过，中国信徒在神学教育上一直都像吃夹生饭，消化不良。上个世纪30-40年代，倪柝声在英国兄弟会的神学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相当中国化的神学。我门称之为属灵神学。这套神学对中国信徒有亲切感，因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倪柝声是在反对神学的名义下提出自己的神学思想的，并在阐述他的神学时反复强调神学误人。他在谈论他的《属灵人》时，指出：“系统化神的真理的危险在于人能够不靠圣灵帮助，自己理解真理。”于是，在神学研究和教育上，中国教会一方面继续吃西方神学夹生饭，另一方面则在一种神学框架中反对神学讨论和教育。

在90年代教会发展的杂草丛生状况让很多教会领袖忧心不已。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教会领袖认识到，神学教育是教会生存发展的重要一环。突然间，神学一词身价大涨；神学研究和讨论成为时髦。几年内，数不清的神学院或神学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同时，海外华人教会的神学家似乎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纷纷进入中国教会教导神学。在这场神学热中，最为突出的是改革宗神学的强势出场。

1996年，印尼华人唐崇荣牧师的布道团在北美创办了一所暑假学院，称为“归正学院”。唐牧师每年暑期来北美授课，并在各处布道，激动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在唐牧师的信息中，一个响亮的词便是“归正神学”。唐牧师从他所理解的“归正神学”出发，批评华人教会现有的神学思想，显示出基督教信仰中的强大的理性力量。唐牧师的讲座和布道被制作成录音带和光盘，同时转变为文字而出版成书。接着，这些录音和书籍大量传入中国大陆，很快就风靡各地教会，在基督徒中造就了大批“唐迷”。这些唐迷响应唐牧师号召，积极宣传鼓动中国教会接受改革宗神学。

新兴城市教会的领袖们有很多自称为“唐迷”。他们在“归正神学”的逻辑话语方式中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理性需求，并在“归正神学”的公义观中感受到了自己的社会诉求的底气。他们用“归正神学”统一会众的思想和说法；有的甚至把“归正神学”当作教会的教义，作为基督徒得救的标志。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看到，“归正神学”家对其他神学思想的强势攻击。

不过，神学只不过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解方式。严格来说，它不是信仰，不是教义。对于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来说，在这种或那种神学中进行思维，采取何种神学并不会影响他的救恩。他的救恩在于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在于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在于他接受教会传承下来的教义。然而，他是在信心中阅读并理解神的话语，在信心中理解并明白教会教义和传统信经的含义的。“归正神学”在中国的兴起对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当然具有深远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站立在教会传统中。

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和教会的传统教义融入在自己的生活中。它必须和信徒的生活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然而，中国基督徒要消化归正神学，使之成为信仰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自教会

进入90年代后，三自教会一直在一种尴尬状态中生存和发展。一方面，政府对三自教会在各方面，包括教会管理、神学教育、国际交往等等，实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教会和国内家庭教会领袖认为三自教会是政府下属组织，不是基督教教会，甚至极端地认为三自教会是魔鬼的工具，除了批评和攻击，拒绝与之来往。或者可以问：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三自教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知道，80年代末，丁光训曾经呼吁取消三自教会，让众教会都独立地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中登记注册。这个想法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三自教会的组织形式，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它的最高组织机构是“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总部设在上海。各省设“省两会”。“全国两会”和“省两会”都属于政府部门。两会的领导人名义上由教牧人员和长老共同担任。长老名义上是从教友中选举出来的。任何教友只需在神学院挂名学习一年，便具备被选资格。长老的神学教育水平和教会事奉程度参差不一。一旦进入“两会”的领导阶层，他们必须面对上级领导和下属教堂，因而对教会的作用也就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教牧人员（牧师和传道人）至少需要4年的神学训练，再加上数年的牧会经验，才能按立。三自教会的住堂牧师一般不轮换。有些牧师终身在一个教堂事奉。90年代以来，恢复神学院教育后的最早几批毕业生，陆续进驻各教堂并先后按立为牧师。他们是带着信仰进入神学院学习的。也许，刚刚复办的神学院缺老师、缺资料，并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但是，长期的牧会实践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学到很多功课。他们对教会的实际需求有第一手的把握。为了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和“两会”的领导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关系。比如，有些地方的“两会”要求审查牧师的讲道讲稿；限制教会的人数增长；监督牧师的涉外交流；等等。但是，即使牧师不作为，教会人数增长还是无法阻挡；即使教会领袖冷淡，还是有不少海外教会人士主动来访。又如，管理教会需要义工（同工）。这些义工需要培训。现成的神学院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各教堂只好自己创办各种培训中心。等等。这种张力至今仍存。充分理解这种张力，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三自教会。



松绑还是收紧？

2008年10月，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一通关于家庭教会话题脱敏的讲话，认为家庭教会存在是一个事实，希望政府予以重视。这个讲话被编辑为书面报告，并呈送给政府最高决策机关。2009年春，多个政府情报部门在全国范围内专门对家庭教会进行调查。2009年底，政府在听取了一些专家的意见之后，采取如下决策：推动家庭教会在三自教会框架中公开注册，以便管理家庭教会。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守望教会要求独立登记注册的举动就和政府决策背道而驰了。政府的这个决策对家庭教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它也受到大部分家庭教会的韧性抵制。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继续施压守望教会外，政府并没有进一步强力落实这个决策。几年下来，确实有一些家庭教会在三自教会框架中注册；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运作。浙江温州教会在这方面比较突出。总的来说，政府希望家庭教会在三自教会名下注册，而家庭教不愿意这样做。自此，家庭教会（新兴的和传统的）的合法化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政府；反过来，它也困扰着家庭教会。可以预见，在家庭教会的登记注册问题上，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困扰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这个决策也给三自教会管理带来困境。在原来的管理模式中，“两会”在政府压力下对教堂的信徒人数增长和属下的神学院建设进行限制性管理。如果要让家庭教会在三自框架中注册，那么，教会人数的大量增长就不可避免。信徒人数增加就要求更多的教牧人员，从而必须大大发展神学院和培训机构。换句话说，继续限制三自教会的发展不符合政府的高层决策。于是，特别是三自教会的教牧人员，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可以放手传福音，可以大大增加信徒人数。束缚好像解除了。笔者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和各方都有密切关系，对三自教会最近几年来因为松绑而呈现出的发展势头有深刻印象。

神关上了门，但打开了窗户！



基督才是定调者！

耶稣在受难前告诉门徒，他要先行一步：“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豫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豫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约翰福音》14：2-3）

耶稣在世时，门徒紧紧跟随，同吃同住，无忧无虑。然而，耶稣要离开他们。于是，门徒突然发现，如何跟随耶稣成了他们生存中的首要问题，令他们困惑不已。门徒相信耶稣仍然和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存关怀，生存中有不同的感动，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在判断选择上并不一致，甚至彼此冲突。

我们知道，早期教会领袖们深信教会合一，因而推动大公教会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等等。然而，教会在理解、判断、选择上从未消除内部的不一致和冲突。当罗马天主教最后走向“教皇无误论”时，教会的合一就成了某些人（如教皇或主教会议）的意见专断了。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强调我们在信心中从神那里领受祝福，认为，虽然我们各人的领受不同，但是，只要是在信心中，那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于是，新教教会出现大量宗派。不同宗派在很多事情上主张不一，彼此争论不休。然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拥有共同信经。因此，我们中间的不一和冲突非但不是消极因素，反而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受祝福的途径。这是在各宗派的传统持守中，神的荣耀得以在不同领域大大彰显。

中国教会的未来，我相信，也是在这种宗派传统持守中荣耀神的。当然，她的主旋律只能由神自己来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