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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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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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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写于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去世之日
一朵善意与童真之花

2016-07-05我要分享 4

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搭电视天线,准备晚上看球,阿巴斯问他,为什么刚刚失去众多亲人就要看球,年轻人说,世界杯四年才一次,而地震已经夺走他太多东西。
你是否相信,哪怕是最封闭的社会空间、最灰暗的政治气候、最恶劣的极权土壤,也能生出善意与童真之花?

我信。

1979年的伊朗,那场虽有诸多暗面,但始终试图拥抱现代文明的“白色革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之前的60年代和70年代,伊朗虽然仍未摆脱特务统治和腐败,但已是最富庶的亚洲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和社会福利远超其他阿拉伯国家,妇女解放程度也首屈一指。如果现在翻看当时的伊朗女性照片,你会发现她们衣着入时,女孩子们笑容满面地在课堂读书,女大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学习,女性们穿着短裙在街上购物,女明星的照片如今观之仍不过时……而在此之后,中产以上阶级被疯狂屠杀或被迫出逃,女性只能蒙上黑纱穿上长袍。这个国家突然逆向而驰,变得无比封闭,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当年的我甚至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国家会有好电影。持此观念者绝非我一人,当《樱桃的滋味》等伊朗电影流入碟市时,许多影迷发出了惊呼。我清晰记得,在自己的淘碟经历中,每次与阿巴斯相遇,都可算是惊喜——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尽管阿巴斯早已享有世界声誉,但在伊朗本土却长期遭遇打压,电影无法公开上映,伊朗影迷同样需要以淘碟和地下放映等途径来接触阿巴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是幸运的。1940年出生的他,尽管长期因不按学校规定修习课程而无法毕业,只能靠设计平面广告和拍摄广告短片谋生,但他毕竟在伊朗最开放的时代成长,并终于在1969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伊朗电影工业热潮交织在一起。

那年,他为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创建电影系,并于此后二十余年里在这里拍片。1970年完成首部短片《面包与小巷》,影评人认为:“从中我们已可洞见他日后集大成作品的艺术风格:纪录片式的框架,即兴式的表演,真实生活的节奏,和现实主义的主题。而这一切都被他舒缓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多年前酷爱彻夜煲碟,总喜欢把一些短片穿插其中作为调剂。这部只有10分钟的短片便是在这种境况下得见: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条法式面包回家,途中见到一只流浪小狗将他拦住,小男孩经过思考后,掰了一块面包给小狗吃,小狗陪着他一直走到家门口。影像虽平平无奇,但确实有着他日后的舒缓。

他的第一部长片(虽然仅有60分钟)也有隽永意味。那是1973年的《经历》(有人将1974年的《过客》视为他的首部长片,实则有误),一个14岁的男孩在摄影器材店做勤杂工,晚上住在店里。他对一个富人区小姑娘产生爱意,并终于在某日得到机会去她家中维修相机,但也正是这样,使得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望的爱。

相比日后那些备受追捧的片子,我对《经历》更为着迷。尽管题材老套,但那种成长中的青涩印记和卑微之爱,以日复一日甚至机械的平淡时光为背景,总能释放出比忧郁更让人有所触动的情怀。而这部片子里隐含着的阶级差异,并非是为几年后的血腥对立提供佐证,而是一种超越阶层乃至宗教的人性之问。只是,阿巴斯不会预见,几年之后,富人区的小姑娘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甚至连生命都无法自主,而摄影器材店里的小勤杂工也不会“翻身”,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一溃千里,战争如影随形。当一个国家选择逆时代而行时,没有谁会是受益者。

被误认为是首部长片的《过客》,也有迷人之处。它讲述一个不爱上学的问题儿童热爱足球,不惜偷家里的钱、骗其他小孩的零用钱,然后坐上夜班车前往德黑兰看足球比赛的故事。他历尽艰难抵达足球场,但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于是他四处闲逛,然后在一片树荫下躺倒,准备睡个小觉迎接比赛的到来。结果当他醒来,赶到球场时,现场只剩下零星垃圾,比赛已然结束。



资料图:《过客》海报
阿巴斯用了一个长镜头,于是,一个小黑点出现在空空的看台上,你可以想象小男孩的表情,并为他心疼。不过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最先联想的反倒是伊朗的富庶。此片拍摄于1974年,恰恰是德黑兰亚运会举办的年份。据说当时的中国运动员都被伊朗人吓到了,因为看台上的观众一激动就往场地里扔钞票、手表和首饰,富庶程度让当时还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人咋舌。

阿巴斯的另一个幸运或许在于,从1969年到1979年,他有十年时间可以自由创作,直抵这个国家的暗面。《经历》中的阶级差异固然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1977年的《报告》则揭露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腐败。在那之后,当伊朗经过革命成为政教合一国家后,腐败并非不存,但审查制度已让人不敢说、不能说。

但不幸并不意味着创作的枯竭,无论是阿巴斯还是整个伊朗电影都印证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窒息,使得阿巴斯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电影哲学中隽永的那一面。
1979年后的阿巴斯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是阿巴斯第一次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片子的质朴情怀和平淡叙事,恰恰与那个时代的欧洲电影有所契合。



资料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海报
它的剧情似曾相识,很容易让我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一个小学生穆罕德总是没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老师说如果继续如此,就让他退学。可是就在当晚,他的作业本被同桌阿穆德误带回了自己家。为避免穆罕德被退学,阿穆德决定去归还作业本。他几经波折仍未如愿,于是他替穆罕德做了作业,以另一种方式避免其被开除。

在这个类似探险的简单故事里,有孩子的坚持,也有大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剥夺孩子思考权利的霸道。这是最常见的成长片基调。但阿巴斯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让孩子的坚持与信仰在蜿蜒道路上闪闪发光。那夕阳下的青翠山岭、曲折的坡道,以及近乎静默的长镜头,都是一个孩子的背景。

你可以在这部片子寻找自己的童年痕迹,比如阿穆德的爷爷会回忆自己的父亲如何管教自己,“一个星期给一次零用钱,每四天却要挨一次打……拿零用钱的事也许会忘记,挨打的事一定忘不了”。然后便分享这样的“教育心得”:可以忘记每周给孩子零花钱,但每四天一定要找个理由把孩子教训一顿。其他的大人们则忙于工作,甚至为此不择手段。

阿巴斯以两个门匠为意象,记录着工业化与传统的种种矛盾。一个是唯一肯帮助阿穆德的老门匠,不甘心精美木门被铁门代替;另一个是霸道的年轻门匠,热衷制作铁门,并粗暴地撕掉阿穆德手中作业本的一页用来记价。前者温情但落寞,后者冷漠。

所以,阿穆德到底在寻找什么?穿着蓝色裤子加红色背心的他,在小路间穿行,在孤零零的树下张望,世界突然变得很大,而他要只身面对。可是,大人呢?他们除了提各种要求之外,只会回答“我不知道”。

阿穆德寻找的是自己,也是阿巴斯心目中那个应有的伊朗。当他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时,不明就里的老师表扬了他和蒙在鼓里的穆罕德。而老门匠所送的那朵夹在作业本里的小花,有着纯洁朴素之美,一如回不去的旧时光。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与《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并称为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有意思的是,《橄榄树下的情人》恰恰可以和前文提到的《经历》相观照。

《橄榄树下的情人》的剧情依然简单,讲述地震过后,一个摄制组深入山村拍摄影片,并启用非职业演员,也就是村民。饰演男主角的侯赛因出身贫寒,但一直暗恋家境富裕、饰演女主角的塔赫莉。地震摧毁了塔赫莉的家,使得她变得一无所有,借着拍戏的机会,侯赛因开始追求塔赫莉。

这种男贫女富的爱情故事,在《经历》中是戛然而止、黯然神伤,但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则带有喜剧意味。影片最后,仍然是阿巴斯惯用的长镜头,大片橄榄树林边是两个小点般的人影,分分合合,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做什么,结局如何。但伴随着欢快旋律,你就是会一厢情愿地相信:他成功了。就像每个人曾经的初恋那般,从心有所感到惴惴不安,从窃喜到放怀,从患得患失到热泪盈眶。

这部片子中的质朴情怀,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别无二致。尽管主角由童年变为成年,但阿巴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视角。多年前对阶级差异的感叹,在他所捍卫的传统面前似乎不再那么有力。

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点也在这一地区,阿巴斯驱车前往灾区寻找《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并记录途中所见,拍成三部曲中的另一部《生活在继续》。遗憾的是,在片子中,他们并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就在片子开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那个“之”字形山坡再现。人们在灾难中损失惨重,但仍能冷静面对。阿巴斯继续着自己的寻找主题,但他找的并非只是小演员,还有他念念不忘的传统精神。在另一个版本中,这部片子被译作“生生长流”,取生生不息之意。换言之,与过往的片子一样,阿巴斯最终找到的往往不是他最初想找的,但从这场寻找的开始,一切已经注定。

资料图:《生生长流》海报


这部片子总能让我想起《过客》,因为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过客》里的孩子独自前往德黑兰看球,《生活在继续》里的孩子念念不忘的是199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搭电视天线,准备晚上看球,阿巴斯问他,为什么刚刚失去众多亲人就要看球,年轻人说,世界杯四年才一次,而地震已经夺走他太多东西。所谓“生活在继续”,就是这个意思吧?

曾有人批判这部片子,认为它回避了地震的残酷,从头到尾见不到一具尸体。但阿巴斯所做的从来都不是控诉,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寻找永远基于他所理解的伊朗传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不离开伊朗吧。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阿巴斯获得了金棕榈奖,但因为他亲吻了颁奖嘉宾的脸,在伊朗国内遭封杀,因为1979年后的伊朗,早已禁止男性在公共场合亲吻妻子以外的女人。他的创作也始终受限,他的巨大声名甚至都是负累,被伊朗政府视为敌人的阴谋,他的电影被视为抹黑伊朗的坏电影。但阿巴斯并未选择离开,他说,自己最好的电影都是在伊朗拍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在最贫瘠的土壤上,种出那朵善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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