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剩女，一百年前的他们却在谈论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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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
导读
在20世纪初，独身作为个性完全释放的一种小众选择，或者部分激进人士所鼓吹的意识，是被国族自强和妇女解放时潮所孵化出来，而后汇入自由恋爱、家庭改革，甚至废除婚制的风云激荡中。
一
“她此时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么了。名誉吗？成功吗？学术和事业吗？不错， 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他们在生命之中，另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或者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他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
很晚才读到陈衡哲这篇小说《洛绮丝的问题》。那还是在读胡适生平材料生出兴趣来，她作为“绯闻女友”出场，被考证和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看上去云山雾罩的关系。
在此之前，亦只是在现代文学史课上惊鸿一瞥。她那些稚拙可爱的诗歌、文字，从未得着一个年轻人的欢心。再后来晓得她还是一位专攻欧洲史的历史学家，顿时有了十二分的兴致。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南京高师）
《洛绮丝的问题》发表于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这篇小说的主旨，乃是探讨女性在事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困境。小说里，哲学系研究生洛绮丝和男主人公瓦德、一位哲学系教授相恋三年后宣告订婚，旋即，洛绮丝担忧婚后养儿育女，妨碍到她的学问事业，便提出毁约。而瓦德出于爱洛绮丝，亦答应解除他们的婚约。几个月后，瓦德与一位中学体操教员结婚，内心对洛绮丝却念念难忘。
这篇小说如今读起来仍然极为有趣，作者描摹女主人公的心理，细致而真实，譬如洛绮丝到了老年，“忽然在孤寂中感到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体验到了一种人生的缺憾。她梦到自己已结婚生子，成为妻子和母亲，和瓦德组成了和谐欢乐的家庭”，这种午夜梦回平添惆怅的伤感，真有一种传统诗文的动人之处。
对此，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曾有一段描述：“至于《洛》，我相信不是洛绮丝个人的问题，乃是现今时代一切有教育女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外国已经发见多久了，可是在我国尚不见有人提及。但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来的，总是要解决的。”这真是极有远见的看法！
事实上，在陈衡哲及后来的时代，多数不婚女性皆为了事业或学问而独身。她能如此之早地意识到女性的两难，并以文学化的手法加以呈现，足见她真有文学家的敏锐感觉。
二
由于女性追求个人事业而选择独身，确实是在20世纪方才出现的问题。独身主义和自由婚姻一道从西方传入中国。1918年，胡适在女高师的演讲中，描述了美国独身女性的状况：
美国不嫁的女子， 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并没有什么不便，也不致损失什么权利。 他一样的享受财产权，一样的在社会上往来，一样的替社会尽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头“老处女”（old maidens），也不用虑着死后无人祭祀！ （《新青年》1918.9）
胡适从美国女性身上看到的是自立之精神，“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因此认同她们的不婚。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剧照，讲述了萨特和波伏娃契约婚姻的复杂，与内文无直接关联。
胡适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想必与挚友陈衡哲和韦莲司有关。在美国留学期间，陈衡哲一直抱持独身主义。直到1919年，在任鸿隽的长期攻势下，她放弃了独身主义。
而她被任鸿隽打动，亦源于任对她独立个性的相契和扶持。他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个天才女子。”
《洛绮丝的问题》里瓦德同意解除婚姻，和洛绮丝之间曾有一段对话：
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这和任鸿隽的表白恰是一脉相承。任鸿隽说这个问题（即女性的困境）“总是要解决的”，却是大大的难题，总不能寄望于瓦德式的牺牲和任鸿隽式的骑士精神。
1927年，《新女性》杂志推出了一个有趣的征文活动，根据“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作为题目征稿。
编辑提出了三种可能：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功究学问，改造社会？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方法？
二十二篇征文中，多数人认为可以并行不悖，比如有人即以罗兰夫人和居里夫人为例，提出良妻贤母的责任和研究学问，改造社会也不难。
有人建议重新看待家庭事业，也是一种社会事业，不止间接帮助丈夫，也能为社会培养有为青年。
也有人认为女性为此苦闷，是自身不够努力、过于彷徨所致，他反问，男性一样需要工作和照顾家庭，但何以男性较少为此苦闷？
不过，另外一位征文作者陈学昭，反而釜底抽薪，诘问道：一般人劝勉女性作贤妻良母，何独不教训这群奴性男子做贤夫良父？
但于独身主义，征文作者们大都认为委身学问或社会是特例，不可以成为一般女性效仿的范例，“所有的女性都行独身主义，恐怕世界将要起两手动物灭亡的恐慌了”。
三
在二十世纪以前，女性独身属于极少数个案。出于人口考虑或者防止所谓旷夫怨女，各朝代都鼓励婚姻，甚至不婚者的父母会因此获罪。但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女性解放运动进入国人视野，女性独身却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1917年1月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则报道，内容堪称惊悚。该月2日，在广东番禺县冈山乡，一所“娘子屋”的12名女性集体服毒自杀。据报道称，这些女子，因为父母逼婚，万般无奈，只能以死明志。
娘子屋，也叫“姑婆屋”，是广东地区的一种旧习俗，那些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女性，和有同样志愿的女伴同居，依靠绣花织麻作为生计。
早在1908年，胡汉民即分析过广东此种风俗，源于“粤俗男女之辨最严，可为各省之冠，而顺德等处，家庭之压制尤甚”，于是，那些勇敢的女性们就选择抱团不婚，甚至不惜集团自杀，“乃真野蛮恶风所生之反动力也”。
姑婆屋里的自梳女
《自梳》电影剧照，与内文无直接关联。
在《大公报》的报道里，为这起悲剧事件加了一个背景，说“女子近来多持不嫁主义”，虽不甚严谨，大体也是历史事实。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皆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这两点提出来，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者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一个先决条件。
女性意识的启蒙，随着国族意识点燃，尔后经历了戊戌和辛亥的助燃，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鉴湖女侠秋瑾此言，正是女性刺破无知之幕之后，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独身、结婚、离婚、夫死两嫁，或不嫁，可以绝对自由。”这是1919年6月号《新青年》上的呐喊。1922年，作家周建人作《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从来社会上存活不住的，一生只有从母家走到夫家一条路的女子，今日居然能够高叫独身，觉悟旧家庭的压迫，在社会上独起立来，这不能不说是思想、社会的进步。和一切奋斗能力的进步；实在是女子有点觉悟，在社会上已经有一部分地位的表现”。在他看来，当女性喊出独身的呼喊之际，俨然便是对旧家庭压迫建制的反抗。
可以说，在20世纪初，独身作为个性完全释放的一种小众选择，或者部分激进人士所鼓吹的意识，是被国族自强和妇女解放时潮所孵化出来，而后汇入自由恋爱、家庭改革，甚至废除婚制的风云激荡中。
1917年3月2日，北京《晨钟报》报道了一则新闻。江阴一个女子学校的八名女学生创立了一个“立志不嫁社”，并且拟定了四章程。一、目的。以立志不嫁终身自主为目的。二、义务。凡会员均有劝人立志不嫁之义务，且有保守本会不使泄露秘密机关之责任。三、入会。凡欲入本会者宜先申明其理由并当众立誓。四、出会。既入本会当不参预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子往来，经察觉后立除其名。
这个仿若秘密会社的小组织，如何被校方得知，新闻报道没有提及。“立志不嫁会”成立不到二十天，就被校长召集训话，勒令解散。校长的理由有私有公。她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为人伦天职，如果信守不嫁主义，不只蔑视自身，沦丧人权，也是极不爱国的行为。
此后，在上海亦有女教员发起“不婚俱乐部”，招募20岁至40岁之间的女性作为会员，每年需交六元会费，并在入会志愿书申明，若违背不婚嫁的入会誓言，还要交罚款六百元等。
而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更在1922年出了一期专号“女子独身问题的研究”，周建人的文章《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便是其中一篇，他力主如果出于自我意志选择独身，别人都不可以加以非难或劝告。作者瑟庐亦以为唯有生活程度提高、精神文明进步，方会出现独身这种现象。（瑟庐：《文明与独身》）另一位作家认为独身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会带来四种不好的影响：一、易使人限于悲观；二、减少人生乐趣；三、性的道德废弛；四、社会因之退化。（孔襄我：《独身的我见》）
此外，《京报》亦曾在1925年出了一期专号，探讨女性独身问题。一位叫李剑俦的作者对独身颇不以为然，以为是盲目崇拜西方所致，独身者“随意的临时行乐，全无正式婚姻的行迹，只有彼此淫乱的行为”。
现代人对这一类的攻击大可以哂笑之。不过若穿越到1943年，读当时的一份杂志，可能仍会感觉备受冒犯。北平出版的《妇女杂志》有一专栏，名为“老处女变态生活谈”。
一位叫宾璋的作者危言耸听：“子宫内有女神。因为禁欲而起腐败，有使全身显出中毒症状。”（《性与老处女》）另一位作者宁华则指称现代女子大学成了老处女的制造厂。
在他看来，学校教育让女学生像男性一样去追求名誉和地位，以此为人生最大幸福，因此禁欲，忽略了感官上合理的快乐。（《老处女何其多》）作者李可来则在《老处女的故事》一文中，讲述自己女友的姑妈37岁，独居楼上，极少与外界接触，自卑，脾气暴躁，而且多疑，最后却发现她和17岁男仆同居。
这个很值得怀疑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对独身女性的刻板印象。《妇女杂志》这个专栏的编者，“希望生活于这种不入正规的变态生活的妇女们，能振作起来”，呼吁她们应该去抓住身边的机会。
四
检点民国媒介对“独身”问题的关注，似乎女性“独身”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实则远非如此。据1928年至1933年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调查，在当时乡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7.7岁，而且不论南北，30岁以后绝少不婚者。
事实上，所谓“不婚运动”大都集中在城市，被极少数知识女性所奉行。而这种不婚或独身，亦极脆弱。知识女性的独身，往往是在婚姻与事业的冲突中产生。以杨步伟为例，当她放弃独身与赵元任结合，很快便也放弃了医学专长。
1920年，陈衡哲回国，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成为第一个大学女教授。彼时，北大首开女禁，开始招收女生，亦可男女同校之先河。尔后，她以三十岁“高龄”与任鸿隽完婚。在她的年轻时代，她曾拒绝缠足，反抗包办婚姻，力争作为女子求学的权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她亦频频撰文，思考作为女性的生命意义、生存价值。
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陈衡哲上台演讲，当晚，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莎菲即陈衡哲笔名。）然而，怀孕和学生的怠惰令她难以继续，向校方辞职待产。难怪胡适会担忧：“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在日记里，他把怀孕生育视作“天然的一种缺陷”。
事实上，生产在当时仍是极为危险之事，照顾、教育小孩自然会影响学问，难怪当时会有女性持此激烈态度，“雌雄相交，子孙繁殖这些事，是下等动物所共能，并不是人的特色”，“我们做‘人’，终不是专为生殖而生的；生殖终不是人生的目的事件”。她们进而将独身提升到绝高之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有的本以得称‘万物之灵’者，就是在能‘独身’。”（李宗武《独身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1921.8）
陈衡哲自己则努力地顾全家庭和事业。在她的观念里，“凡是靠了体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绩的工作，都可称为职业”，“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衡哲散文集·妇女与职业》）
从1921年至1925年，陈衡哲生育两女，同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西洋史》，还有《文艺复兴小史》《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等论著，文学作品《洛绮丝的问题》亦写于此间。
她的大女儿多年后回忆，早餐到午饭间母亲待在书房里，她一直敲门，要妈妈出来陪自己玩，结果母亲大发脾气，自己吓得哇哇大哭，从此牢牢记住：母亲在书房的时候绝不能去找她。可见，服务家庭的同时发展个人事业，并非易事。
陈衡哲与任鸿隽
陈衡哲屡次放弃掉一些教职机会，中年之后著作鲜少。婚姻和事业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她曾说：
母职是一件神圣的事业，而同时，它也是一件最专制的事业。你尽可以雇人代你抚育和教养你的子女，但你的心是仍旧不能自由的……世界上岂有自己有子女而不能教，反能去教育他人的子女的？
主张废除婚制的人说，只要家庭存在的一天，无论男女，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要儿女仍由母亲生育，则母亲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小说结尾，洛绮丝终于心有所悟，“安于山者，便得不到水的和乐同安闲, 安于水的，便须失却山的巍峨同秀峻。”家庭和事业不可得兼，这也许会是女性永久的怅惘。
洛绮丝的创作者陈衡哲，早年支持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故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虽有夸大之嫌，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然而，在她的学术盛年，陈衡哲渐渐湮没于历史风烟之中。直面女性困境的小说《洛绮丝的问题》，亦成为胡适情感世界索隐派们的材料。比如夏志清言之凿凿：“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
胡适
身为历史学家，却以文学史的边角料留名，恐非这位女性解放先驱之所愿。而她对一个现代女性的期许——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在一个世纪之后，仍不可以说已经达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