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林徽因的情感纠葛与泰戈尔访华

徐志摩、林徽因的情感纠葛与泰戈尔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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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林徽因的情感纠葛与泰戈尔访华｜旧闻
原创 2017-04-03 熊辉 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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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期间与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文｜熊辉


1921年10月，林徽因与父亲一道回国，告别了伦敦的阴霾和那段与徐志摩欲说还休的感情。徐志摩一年后尾随而归，目的之一便是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灵魂伴侣。但实际上，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还另有原因，那就是要协助梁启超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他回国后，在松坡图书馆和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处理英文事务，泰戈尔1924年访华事件，也是由徐志摩负责联络和组织的。


泰戈尔的中国行


作为东方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传开，便在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成为时尚。

1914年，胡适在美国接触到了泰戈尔。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尔。

真正有意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泰戈尔的是陈独秀。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郑振铎从192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12卷1号上发表了《杂译太戈尔诗》以后，便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大量发表了翻译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中的诗篇，并于1922年出版了《飞鸟集》的中译本。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忆文字，其没有出版的《泰戈尔诗选》汉英对照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诗的汉译诗集，比我们今天通认的泰诗汉译第一人郑振铎于1922年10月出版的《飞鸟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译诗集还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泰戈尔热”，当时有影响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从1920至1925期间，泰戈尔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或节译本。比如王独清和郑振铎都译了《新月集》，选译《新月集》的人更多。

陈独秀、刘半农、黄仲苏、郑振铎等人以及《小说月报》和《少年中国》杂志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诗，以及介绍泰戈尔的文章。

中国诗人和读者对泰戈尔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对泰氏访华充满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之行。

上海文艺界人士、中国各文学社团代表以及外国记者在码头排队迎接，热烈欢乐的气氛让泰戈尔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

泰戈尔随行有五人：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尔私人秘书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们常称的恩厚之。

泰戈尔在华日程安排充实有序，徐志摩充当翻译，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参加上海的各种活动外，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游了西湖和灵隐寺。

在北上的时候，路过南京和济南，泰戈尔停足演讲。据说在南京演讲时，东南大学图书馆挤满了3000多听众。

4月26日，泰戈尔一行到了北京，梁启超、蒋百里等讲学会主持者设宴欢迎。之后参加了京中各种欢迎仪式，4月30日到清华园，一边演讲，一边休息。期间，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访泰戈尔，和他探讨诗歌和东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人士为他准备了一场生日庆祝会，当然以新月社诸君为主。这场庆祝会由胡适作主持人。盛会上，中国人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

根据梁启超的意思，泰戈尔在会上获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当然是中国对古印度的称呼，“震旦”则是印度对古中国的称呼，意味着泰戈尔是中印文化的联系纽带。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诵泰氏的诗歌外，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而且为了让寿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尔（中）与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台上演戏的徐志摩，据说对林徽因的爱慕之心复发，借助演戏的掩护，与林徽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可惜姻缘天定，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后来，因为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攻击泰戈尔，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因此他后面的演讲就取消了。在西潮涌动的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尔的东方情思，显然与他们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离。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扬印度的农村建设计划，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尔离开太原，返回石家庄，然后南下武汉，从长江走水路到达上海。6月初，徐志摩和张歆海送泰戈尔去日本，其访华的历程到此结束。

泰戈尔访华，给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见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俩同为泰氏的翻译，而且共同演出泰戈尔的剧本，这让徐志摩陷入更为严重的单相思状态。泰戈尔在北平的时候，徐志摩特地请泰戈尔出面劝说林徽因，还是无果而终。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尔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来与泰氏道别。徐志摩在车窗里望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潮澎湃。

联想到林徽因下个月即将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学，从此与他天各一方，或许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万古不变地鼓动着波涛。徐志摩此时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车未启动前即刻给林徽因写信，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伤感过度，终止了他的书写。

20世纪70年代，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寻得，其中所写无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会分手：“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这段恋情，似乎从一开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约定，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承诺。

时过境迁，也许当时在心灵的碰撞中产生过热量的林徽因，回国后面对更为现实的生活，开始逐渐冷却，徐志摩已经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恋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轮船载着两个年轻的中国人驶向美国，逐渐接近他们的人生目标。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标却越来越远，他与林徽因的缘分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泰戈尔与徐志摩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尔左右，担任翻译工作，排演泰戈尔的戏剧，陪泰戈尔游山玩水，深得泰戈尔的喜爱。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索思玛”，徐志摩则直呼泰戈尔“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问了日本。

1925年，泰戈尔要去南美讲学，希望3月能在意大利与徐志摩相会，然后一起旅游欧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给徐志摩的交往构筑了平台。梁启超的弟子们是新月社聚餐会的常客，其中，王赓和陆小曼夫妇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动中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徐志摩和陆小曼逐渐产生了恋情。在那个时代，著名诗人爱上有夫之妇，而且双方都是社会名流，当事人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躲避风头正劲的流言，徐志摩选择了出游欧洲。此次出游，也有泰戈尔的邀请，他希望能在意大利见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经西伯利亚到欧洲。3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祭扫契诃夫、列宁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见到了张幼仪，见到了儿子彼得的骨灰，陪张幼仪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人的墓地；在罗马，祭扫雪莱、济慈的坟墓。

徐志摩自己说：“这次到来倒象是专做清明来的。”徐志摩怀着虔诚的态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从内心来说，是景仰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尔在徐志摩到达欧洲时先行离开，二人没有碰上面，虽属遗憾，但徐志摩毕竟借助泰戈尔的邀请避过了情感的旋涡。

1928年6月，徐志摩为躲避家庭的残缺现状，为躲避无法正视的婚姻，他决定再次出国。出国前，翁瑞午交给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画，希望他拿到国外变卖，攒钱满足陆小曼的生活开销。

这次出游，是徐志摩此生最后一次出国。也许心里隐隐觉得时日不多，他要将之前走过的地方，重新再温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经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照例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照例去了剑桥，照例拜访昔日的朋友，甚至绕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时候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尔。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尔去美国和日本讲学，顺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徐志摩夫妇为泰戈尔精心设计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尔和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返程的时候，徐志摩又把泰戈尔接到家中休养了几日。

泰戈尔来华之前，中国学界一片欢呼声。但等到泰戈尔抵华后，部分人却唱起了反对的调子，让泰氏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

闻一多曾批评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闻一多代表了当时冷静思考泰戈尔热的部分人的观点，但他对泰氏诗歌的批评似乎并不准确。

泰戈尔的诗歌采用孟加拉文写成，原诗具有节奏、韵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译成英文后原诗的形式艺术便遭受了部分折损，而五四前后人们又根据英译本翻译泰诗，受翻译自身的局限使英译本泰诗的形式艺术再次遭受了折损。

泰戈尔虽然主张创作自由诗和散文诗，但他本人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建构，认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畅的节奏表达找到通向人类心灵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细琢的自由体诗应该受到鄙视和嘲笑”。

不管当时人们对泰戈尔访华以及他的诗歌持怎样的看法，泰戈尔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它业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一份珍贵的外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