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在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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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9 淳子 淳子咖啡
圣诞节，重回张爱玲的边城洛杉矶。从天空俯瞰，洛杉矶灯火璀璨，犹如无数六克拉的钻戒拼贴而成的水晶世界。张爱玲在这个城里，重回中文文坛，也用了无数杯美国咖啡，写出了短篇小说《色，戒》，小说里，经过三场虐心的床帏性交，一枚六克拉的钻戒把色情女
间谍送去了了刑场。最近，饰演剧中主要
角色的梁朝伟坦言了拍摄时的巨大压力。
以下的文字，是笔者这些年在加州
笔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词语事件
张爱玲也知道自己谋生条件之不足。
她写信给夏志清说：“我并不光是为了没有学位而心虚，不幸教书的不仅是书的事，还有对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几个博士衔也没用。”
张爱玲还说：“我找点小事做，城乡不计。”
姿态已经放得很低。
通过夏志清等朋友的一番运筹，1969年，张爱玲找到了一份虽然不一定适合她性情与兴趣但绝对是她可以胜任的工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的顶头上司是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
陈世骧是夏志清的旧识，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在1949年前就落户美国，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不多，又无博士学位，但人脉极广，很“吃得开”。
1950年代底，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美国作“交换学者”，期满后决定不回台湾。他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国，没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曾历尽艰辛。
陈世骧在中国研究中心为夏济安找到了避难所。他在中心的研究工作，就是以大陆报刊（或参考数据）中新出现的名词术语做基础，然后就此引申、解码。夏济安接了这份差事，为稻粱谋，结结实实地写了多篇“解码”文章。
1965年2月23日，夏济安在伯克利中风逝世后，庄信正博士补上了空缺。再后来，庄信正谋到新的职位后，提议了张爱玲。
陈世骧教授亲自给张爱玲发函，请她担任高级研究员。
张爱玲从波士顿回到阔别十年的旧金山。
再回旧金山，孤身一人，身边已经没有了赖雅。
此番，张爱玲接受的研究任务，是对“中共‘文革’术语”进行意义解析。
尽管在迈阿密和波士顿，张爱玲因为不懂人情世故，过得并不愉快，但到了旧金山，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惊鸿一瞥。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标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爱玲旧居卧室。
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请了几位晚辈学生陪同。那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去过陈世骧家两次后，张爱玲就不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在办公室，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笔纸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她的助手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自己会将一叠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
为了体恤她的习惯，陈少聪还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张爱玲到达之时，陈少聪便避开，去图书室或找人聊天，直到确定张爱玲已经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次，张爱玲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服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
事实上，她和她只隔着一扇挡板。
张爱玲坚定地保持着静默。
回忆起与张爱玲共事的一年多时间，陈少聪说，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产生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她在“中心”工作，一开始就不顺利。人际关系，处处碰壁。她负责找新名词，偏偏那两年情形特殊，就是没有新名词。张爱玲只好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最后附了两页名词。
这篇报告，陈世骧给了“中心”专代改英文的杰克（Jack Service）和一位女经济学家看，此外还有英文教授南森（Nathan）。他们看了，都说看不懂。张爱玲拿回去通篇改写后，陈教授仍说看不懂。
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描述了她和陈世骧的争执。
这就是著名的“词语事件”。
洛杉矶寓所，遗嘱
1992年2月，张爱玲去文具店买授权书时，顺便买了遗嘱表格。14日，张爱玲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比华利山立了一份遗嘱，在法定公证人与其他三位证人面前宣誓完成，一切依照当地法律。遗嘱很简单，只有三点事项：
“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1992年2月25日，她写信给遗嘱受益人宋淇夫妇：
“如果我的钱有剩，那么，(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作纪念。”
无论处在何种境况之中，她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承诺。
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人生本来的色泽终要一点一点显现、落定。
抬头间，没有四季的洛杉矶，一声叹息，已然到了1995年。
7月，张爱玲放弃了再次搬家的计划。
单是日光浴，每天便耗去了十三小时。
过分的照射，引起灼伤，生发新的伤口，她日日与新鲜的淌血的伤口相伴。
她太累了。
独居，不再是欢愉，而是没有期限的囚禁。
这个最后的居所，张爱玲把自己形容成老鼠洞里的人，不见光。
她决定撒手。
她说，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1995年9月8日，中午12点多，林式同倚在沙发上，正在读着昨晚没有读完的报纸，电话响了。
听筒那里，自报家门是张爱玲的公寓经理，一位很漂亮的伊朗女子，林式同见过他。
她道：“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不可能！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林式同本能道。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语气急促。
林式同突然记起遗书的事，对着电话喊：“我有遗书！”
“好！”她道。电话挂断了。
短暂的情绪休克。
几分钟后，林式同从惶惑中惊醒。
十多年来与张爱玲的交往，张爱玲各个时期的形象，张爱玲电话里的北方话，一帧一帧，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播放着。
电话又响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局要证实林式同与张爱玲的熟悉程度。
二十分钟就是一个世纪。
林式同拨通了张爱玲公寓的电话。
警察告知林式同，带着遗嘱即刻过去。
下午3点，林式同到达张爱玲的住所。
验明正身后，警察允许他进入张爱玲的房间。
走到底，紫色的门，张爱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扇门。
时间瞬间凝固：日光灯还亮着，张爱玲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头发很短，如一个男孩，手脚自然平放，神态安详，身下垫着的是一张蓝色的毯子，那是她喜欢的颜色，也是她母亲喜欢的颜色。靠窗一叠纸盒，这便是张爱玲的写字桌了。
地上放着电视机，电视是她生活的背景。
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彻夜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便是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地上堆着许多纸袋，里面放着衣服和杂物。
逼仄的浴室没有毛巾，到处是纸巾，拖鞋和餐具，一律是一次性的材质，一个贵族女性，对物欲的淡漠，彻底到如此境界，亦是令人无语。
据法医检验，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对自己的死是有准备的。
她躺下之前，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包，放在门边最易被发现的厨房吧台上。
所有战争片里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无须等待了。
可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
安然了。可以躺下了。
生不知来，死不知去。
渐次地，这光在瞳孔里形成了一条光束，她向前跑去，在更深的地方，她听见了声音，在一条弧线形的小道上，她闻到了初夏栀子花的味道，清新圣洁的味道，占据了她的心灵。一个陡坡，她一脚踏空，扑倒在地，膝盖和手臂，殷殷血迹，她不能动弹，不能继续，她呼救，可是声带是喑哑的。
她来到一片空地上，一张巨大的床，白色的床单如天上的云朵。
他说：“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了。”
鱼在她的体内摆动着。
她略一呻吟，拽住他的肩道：“希望它永远打下去。”
她并不觉得良心上的内疚，为的是可以和他在一起。
她整个的黄金时代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她是黑暗中的一朵莲花。
音乐袅袅地飘来，托着她，一个松树林子里，美丽的如同白雪公主的城堡。有几个孩子在碧蓝的天空下，都是她的。
他出现了，微笑着拉她去小木屋。
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
她笑着说：“现在的海枯石烂也很快。”
出现了其他的女人，都穿着古希腊的衣服，四个，五个，都是她之前和之后的女人，她加入了这个队伍，她始终没能理解他的某种本质的东西。
大约，是她故意不想看见。
越走越远，简直是荒芜起来，却是停不下来，终于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在唤她，珍珠般的声音，那是她的母亲。
张爱玲去世后，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遗愿。
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故事脆弱而短暂，张爱玲走了。
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
我是“盗墓者”，挖掘着她的寂寞。
凄凉平凡，精彩虚无。
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海上花列传》
一到洛杉矶，即刻联系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研究员浦丽琳女士。
约定第二天上午去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特别收藏馆。
一进门，但见六个箱子，放在推车上，已经贴上“淳子预约”粉红色的标签。
六个箱子，张爱玲美国四十年的文学过往。
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特别收藏部的六个盒子，收藏了张爱玲的全部手稿。
坐在图书馆的橡木桌前，一卷一卷地打开张爱玲的文字世界，所有的信件和中文作品，全都是手迹，信封地址也全然手写；电脑的时代，浩浩荡荡而又绵密的钢笔字，如同宫女经年累月做着的绣品。她的字迹恭谨老实，一丝不苟。
打开这些文件，便是寻到了张爱玲美国四十年的行迹，发表的没有发表的，写完的或者搁浅的。
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
她的人生，亦如此。
因为此前有学者在翻阅资料时，将复印的资料私自出版发表，所以，特别收藏馆实行了十分严密的版权保护措施，只能净身进馆，纸和笔也由馆内统一提供。
一个人。
如老僧入定。
偶尔也有其他访者进来，只是一晃，就不见了。
手稿放在牛皮纸袋里面，是张爱玲在邮局买的，上面遗留着张爱玲的指纹和气息。这种气息屡屡使我落泪——我闻到了张爱玲生命的味道。
一页一页翻将过去。
文字是化石，是生物，我在文字间行走的时候，亦是听见了她的声音，是的，是她的声音，那种害怕被别人误解的声音。所以她写作，她是真的不会说话。语言在本质上是苍白的，无法表达出存在的感觉。
时间的尘埃在阳光中飞舞。
我陷落在张爱玲用文字编织的河流里，哗哗哗，听见水声，
绵绵无尽。我坐在这儿，重整着一位逝者的作品，虔诚、兴奋。
下午3点多，终于看到《海上花列传》的手稿。抚摸着张爱玲文字的纸，有灼伤的感觉——
那是张爱玲的欲望，是她的体温。她希望最好的文字被世人知道。
我忽然变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即使可以用某种方式说出来，也无法表达我此刻复杂的感受。
一直传说，《海上花列传》英文翻译稿在搬家过程中丢失了。十八年的心血！张爱玲为此还报警。
我现在手里的这份手稿，是失而复得，还是张爱玲误以为丢失了，其实一直都在某个箱子里躲着？
洛杉矶的鸟，在校园里鸣叫，一声声，大军压境的感觉。
为了回答我的疑问，浦丽琳女士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学校图书馆。
一张小圆桌，两杯咖啡，伴着加州的阳光，伴着浦女士青衣一般的嗓音，我们如小兵过了楚河汉界，长驱直入。
大约九年前，学者张错以该校图书馆名义，从香港宋淇夫人邝文美处募到张爱玲的资料、文稿。
文稿从香港到达美国加州洛杉矶，朋友闻讯，纷纷趋前猎奇，有的随意翻检几行字，满足了好奇心也就走了；也有有心人，盘桓良久，影印抄录，一阵忙乱。待到移交时，已呈杂乱状。
面对前来接收这批资料的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柯兰谷博士(Dr.Kenneth Klein)和浦丽琳，张错抽出复印的相片、中文手稿影印本、书籍、英文稿《少帅》(The Young Marshal)等，逐项解说交代。最后，他指着盒底，透明纸包着的英文打字稿道：“这是张爱玲没能出版的英文稿，她本来是想用英文写作来谋生，但失败了，无法进入英语文坛。”
据说，存宋淇夫妇处的张爱玲稿件，中文稿件已先被台湾皇冠出版社的人挑走，剩下的就是这些英文打字稿了。
为了向捐赠人邝文美交代，张错要求图书馆尽快开出清单，并举办一个主题展览。
面对零落无绪的两箱资料，柯兰谷和浦丽琳立即启动了专业程序。
柯兰谷从事英文资料搜寻，浦丽琳则从事中文资料搜寻，查看一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尤其是与张爱玲有深交的夏志清和宋淇写的文章。
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
张爱玲去世前不久，曾动念搬到Las Vegas
居住。此番从洛杉矶飞Las Vegas，拍下
了张爱玲的洛杉矶，拍下了远山下的Las Vegas，倚在机窗口，我戏谑道：“张奶
奶，请允许我替你先行！如若安好
，我通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