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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处境及主流文化隔离——基要主义的困境和原因
2018-04-12 孙毅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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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圣经》和一些神学书籍开始从网络上不再能轻易找到的时候，基督徒群体针对此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有激烈的，也有中立的，也有无所谓的。橡树无意对任何一种态度做出优劣的评论，但每个人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或许可以对照十字架观望一下自己的良心，此时，或许你能理解今天文章以及所涉书籍《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的心不冷不热，愿神击打我们的良心直至真正苏醒过来。
卡尔·亨利1913年1月23日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亲是一位浸信会的信徒，母亲则是天主教信徒；而他作为家里八个孩子的长子，青少年的时候，曾在圣公会接受了坚信礼，但不久就远离了教会。直到1933年6月10日，他20岁的时候，才相信自己经历了重生。
卡尔·亨利与他的代表作
1935年秋季，卡尔·亨利离开了他所从事的新闻领域，到惠顿学院去读神学，求学期间，他与葛培理（Billy Graham）、林德赛尔（Harold Lindsell）等人成为朋友，后来他们都成为新福音派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惠顿学院的学习，以及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帮助他确立了以圣经为中心的保守世界观，坚固了他日后与新福音派的关系。
[ 这里所说的“新福音派”，指20世纪50年代在北美从基要派中分离出来的、以葛培理及卡尔·亨利等这里提到的几位神学家为代表的福音派运动，以区别于16世纪马丁•路德和18世纪约翰•卫斯理影响下的传统福音派运动。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使用新福音派的称谓。并且在福音派还没有从基要派中分离出来之前，作者也没有区分这两个表述。同时，在中文翻译中，基要主义也译为基要派；福音主义也译为福音派。其实无论基要派还是福音派的译法，都不是指某种宗派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神学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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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必读的理由有三：
第一，叙述了现代神学错综复杂的故事，慎思明辨，充满洞见；
第二，以上帝的超越性和临在性这两个合乎圣经的辩证主题，诠释神学思潮的发展，十分有益；
第三，表明福音派的神学终于瓜熟蒂落。没有任何篇幅相当的书，能将此三样优点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皮诺克语）
1938年，卡尔·亨利毕业后，他又继续攻读惠顿学院的硕士学位，同时也在附近的北方浸信会神学院开始上选修课程。1941年，他同时获得惠顿学院及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学位。同年，他在芝加哥的洪堡（Humbolt）浸信会教会被按立为牧师。1942年，他在取得了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学位后，被邀请留校任教，不久他又被邀请来到加州的富勒（Fuller）神学院担任教职。就是在这个成立不久的富勒神学院，他写出了这本《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一书。
1956年，卡尔·亨利来到华盛顿，担任刚开始发行的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创刊编辑。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2年，直到1967年因与其他几位带领人对杂志的方向意见不同而离职。此后，卡尔·亨利主要从事研究和写作，也到一些福音派神学院中教课，直到2003年去世。
他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是1976至1983年间发行的巨著《神、启示、权威》。不过，使他出名并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是他1947年出版的这本《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一书。主要是因为这两种书，卡尔·亨利在1983年被公认为“福音派神学最主要的诠释者，理论先驱之一……且是此一领域中被公认的发言人。”[ Bob E. Patterson, Carl F. H. Henry, in Makers of the Modern Theological Mind, ed. Bob E. Patterson ( Waco，Tex.：Word, 1983), 9。转引自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介》，刘良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404页。]
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分裂
在卡尔·亨利出生前后及其成长的年代，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思想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神学思想分裂。先是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出现。因为受到近代研究圣经的新历史评鉴方法，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自由主义神学思想试图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诠释，将基督宗教理解为从超自然主义的神话叙事逐渐发展演化为对人类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强化，以此来化解基督教传统与启蒙运动中出现的理性主义二者间的冲突。
随后，为了捍卫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在1910－1915年间，一部题为《基本要道：见证真理》（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的系列丛书在美国出版。这套丛书主要是由64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的持保守立场的神学家联合创作的成果，其中包括90篇论文，涉及基督信仰的核心、自由神学、科学、金钱、现代哲学、无神论、进化论、社会主义、摩门教等领域，强调圣经字句的无谬误、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基督十架上的受难带来的代赎、基督身体的复活，以及耶稣所行神迹的历史实在性等“基要主义五原则”。
基要主义五原则
1910年美国长老会会议议决，把基督教基要信仰归纳成五点（称Doctrinal Deliverance of 1910或The Five Fundamentals）：
1、《圣经》无误谬性。(Inerrancy of the Bible)
2、耶稣基督乃由童贞女所生，并具有神性。(The virgin birth and deity of Jesus Christ)
3、“因信称义”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
4、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5、相信耶稣基督再来。(The bodily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
以这套丛书为纲领，1919年在北美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基要派协会，该协会力图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核心。1920年代，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人士之间发生了激烈论战，最终基要主义人士在1930年代之后被迫退出多个政治文化领域，一度退居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
此种情况正如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评论的：“到20世纪30年代，情况已经令人痛苦地表明，自内而行的改革已无法阻止现代主义在北方各主要宗派中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基要派开始把同美国主要宗派的分离当作一种信条。虽然大多数那些在20年代支持基要主义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宗派内，但许多浸信会的神定时代论者和一些极具影响的长老会信徒正在呼吁分离。”[ 乔治·马斯登，《变革基要派：富勒神学院与新福音派》，大急流城：厄尔德曼出版社，1987年，7页。转引自阿利斯特·麦格拉斯，《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董江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9页。]
美国长老会分裂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长老会所发生的分裂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
美国长老会中自由主义与基要主义之间的裂痕，在一场公开的争论中被显明出来。1922年5月21日，一位浸信会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被邀请到位于纽约市区的第一长老会教会讲道，他那天所讲的题目是“基要派会赢吗？”。他认为，多数人因为受到现代科学影响，已经不能接受基督为童贞女所生、基督的代赎，以及他的再来等教义；所以，只有宽容才能够让教会中持不同神学观点的人们相互接纳，共同维护教会的合一。他的这篇讲章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因此引起了费城拱门街长老教会保守派牧师科拉伦斯·爱德华·麦卡尼（Clarence Edward Macartney）的回应。
麦卡尼的讲章“不信仰会赢吗？”同样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他在其中表明，自由主义正在教会内推行世俗化，如果不引起注意的话，就会导致一个没有崇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上帝、只有理论与原则的基督教。在这种争论的氛围下，“宽容和妥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长老会信徒必须被迫作出决定，他们到底是——使用那些主角或领导者的范畴就是——‘不信仰的自由派’还是‘反动的基要派’”。[ 参见阿利斯特·麦格拉斯，《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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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托·冈萨雷斯，美籍古巴裔基督教历史学家、神学家。先后在波多黎各福音神学院、美国埃默里大学康德勒神学院任教。现为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还有《基督教思想史》、《路加所讲的故事》等。（阅读：一个复杂故事的完与未完 | 附冈萨雷斯经典书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23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任教的约翰·格雷沙姆·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出版了他的《基督教与自由主义》（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虽然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基要主义分子，但他的这本书的出版，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基要主义的代言人。在他所在的日益转向自由主义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他所持的这一神学立场影响了他在教职上的晋升。
1926年，长老会总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普林斯顿神学院两派教授之间的神学立场分歧，并试图督促其相互间达成和解。这个委员会于次年提交的报告认为，神学院中有个别教授只关注教会中某派的利益，而并没有以神学院整体的利益为重，建议改组神学院。这个报告于1929年最终被长老会总会接受，导致包括梅钦在内的四名教员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而在费城创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跟随他们一同离开的学生中，有卡尔·麦金泰尔（Carl McIntire）和哈洛德·J. 奥肯加（Harold J. Ockenga），这两位学生后来都成为对新福音派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1933年，由于对“长老会差会委员会”默认一份自由主义文件及其宣教路线感到不满，梅钦及其跟随者推动组建了“长老会差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Board for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s）。在双方分歧无法调和的情况下，1936年，他们遭到长老会总会的问责与惩戒。梅钦与跟随他的一些牧师从长老会分离出来，成立了后来的“正统长老教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整个这个分离过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基要派与受到自由派影响的主流派别的分离。
基要派内部一分为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基要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北美发生了一场基督教奋兴运动。据统计，单就在基督教青年军建立的第一年里，就发起了将近900场大型集会，总计约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些全国性的集会。[ 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56页。]
正是在这种奋兴运动的背景下，惠顿学院的年轻毕业生葛培理作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位专职布道者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随后的几年里，在基要派的阵营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青年布道家及神学家，如卡尔·亨利和查尔斯·富勒等，他们后来构成了基要派中持所谓积极或者包容主义观点的群体。
1947年，当卡尔·亨利出版他的《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一书时，五年前成立的“美国福音派协会”此时已经拥有30个教派，代表130万名成员，在保守的基要派中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虽然他在书中依然将自己看作是基要派，但本书已经显明在二战后的北美基要派中，逐渐表现出一种内部的分裂。
基要派中持消极立场的宗派群体，更加注重将自己与这个败坏的社会及其他有问题的宗派分离开来，并对后者持激烈批评的态度；而持积极立场的群体，则更愿意联络更多的教会及组织，并对自身分离主义的倾向持质疑态度。
两个群体的分裂最终发生于1957年。当时，为了在纽约成功举办大型布道会，葛培理的团队接受了当地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援助。而持消极立场的宗派群体被这种试图要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行为所激怒，于是最终的分裂在所难免。[ 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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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有关美国基要派和福音派历史概览的著作，是从乔治·马斯登于20世纪80年代间为了理解这两个运动的晚近崛起所作的一系列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考察了传统中格外显著而富争议的两个论题：科学观与政治观。无论哪个论题，马斯登都将其分析集中于那些努力将这两个相关的运动组织成全国性联盟的自封的福音派或基要主义者。
分裂的结果就是，持积极立场的这个群体被人们称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以区别于16世纪马丁·路德和18世纪约翰·卫斯理影响下的传统福音派。他们既承袭了基要主义神学坚持基督信仰核心的立场，同时又在社会关怀和理性诉求上有更为开放的眼光。而持消极立场的基要主义派别则逐渐被看成是反智的、不宽容的、分离主义的代名词。
在本书中，卡尔·亨利提到，有一次他曾对超过一百位的基要派牧师问到：“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过去六个月的讲道中，用较长的篇幅谈论并谴责侵略战争、种族仇恨和不宽容、私酒买卖、劳工剥削等等罪行——不只是偶尔提到或举例，而是直接抨击这些弊端，并提出你认为可行的方案？”他说当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回应。[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一章。]
亨利用这个事例来表达存在于基要主义教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与社会及文化议题分离。或许对于基要派牧师来说，社会及其文化本身就是败坏的，教会只要把拯救灵魂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至于上面所举出的那些其余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教会应该关心的事情。
基要主义的分离主义倾向
在卡尔·亨利看来，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正是基要主义所陷入的困境，即越来越明确地将自己与所在的社会处境及其文化隔离开来，主动将自己从社会主流文化中边缘化。按照他在本书中的分析，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主要有两个表现。
首先，基要主义派别所传讲的福音失去了其本有的社会适切性。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自由主义的社会方案中缺少救赎性，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没有找到福音对于当今社会的适切性与关联点。
基要主义在坚持其所传讲之福音正统性五原则的同时，却难以将福音与社会议题关联起来。“基要派圈子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在启示与救赎方面坚持正统的认信，福音派基督教却越来越无法阐明福音的社会意义。”[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二章。]其结果就是，“在重大社会议题方面，现代基要主义对现今世界的挑战却几乎荡然无存。”[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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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基要主义所陷入的主要困境：正在失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难以对社会所存在的不公不义现象形成挑战。
其次，基要主义派别失去了关注社会议题的热情。由于自身没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议题，基要派只能将注意力转向批判及抵制自由派对于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案所存在的错谬上。因此，给基要主义派别（当时亨利将其与福音派等同）带来的困境就是，“福音派人士只能被局限在两者之间做出不自在的选择——或者抨击当代的社会改革家，为公认的罪恶寻找解决办法，或者与那些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认同的人同行。”[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二章。]
大多数基要派人士选择了前者，即在针对自由主义的抵制与不合作中，从社会议题中抽离出来，以便与他们无法认同的人分道扬镳。不过，也有少数基要派人士一方面强调其所持有的基本信仰立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议题方面与他们在神学立场上无法认同的人相认同，从而不自觉地陷入到内在的矛盾之中。
如果从亨利的角度来看，他所在其中的基要主义已经深陷于上述的困境中，那么在他看来，造成其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在作者看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困境并非只在现代出现。使徒时期以后，教会就逐渐失去对社会的热情。虽然宗教改革曾试图恢复使徒时期的传统，但路德在其宗教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倾尽全力反对中世纪靠行为称义的观念，但是，他却没能令人满意地发掘出福音信息中的道德含义。”[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第三章。]
路德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处境下，将突出爱的个人伦理与强调公义的社会伦理做了区分。而这种区分经过启蒙运动以后，更多地将在道德层面上实践爱的宗教活动局限于个人生活领域，而将在政治或法律层面上实现公平与公义的议题归给社会公共领域——正如同时期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所表达的——从而使社会公共议题完全与救赎议题脱离了关系。
其次，如果抛开启蒙思想的影响，单就教会内部来说，其实也存在着两种教会－社会观。在历史上，宗教改革所形成的基督新教出现了两种有张力的教会－社会之关系的图景，即主流改革派（又称宪制化宗教改革，the magisterial Reformation）与极端改革派（以重洗派为主）的教会－社会观。
这两种教会－社会观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比较强调教会与社会的关联方面，而后者则比较强调教会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区别。后者源自重洗派的社会观，比较强调与异质的社会文化的分离，而将救赎仅与个人灵魂的得救关联起来。这种倾向，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的社会福音派兴起以后，作为与其区别所表现的一种反弹，在基要主义派别中更加得到强化。也就是说，今天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社会观，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宗教改革时期两种社会观在今天的放大。
（摘自《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导言，上海三联书店，201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