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难民：平民、导演与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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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难民：平民、导演与王后
茉莉：不管她们之前在祖国的地位多么悬殊，政治立场多么对立，来到欧洲后，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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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7年8月15日 06:00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二）
我在瑞典认识的几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头巾不穿黑罩袍、聪明能干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语中心”的教师同事，最初我参加工作时，她曾热情关照我这个“菜鸟”，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触这类高素质的伊朗知识女性，会让人怀想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回忆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那个时期的伊朗女人可够现代够开放的。
当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将要革到妇女的身体与服饰上来时，这类“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后，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还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产党人与自由派。历史的反讽在于，不管她们之前在祖国的地位多么悬殊，政治立场多么对立，来到欧洲后，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为女儿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国电影《不能没有我的女儿》（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日常生活与妇女的处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贝蒂的美国女人，她与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莫迪思念家乡亲人，便说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谐温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风暴，贝蒂必须接受伊朗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还要承受丈夫凶暴的拳头。为了不让女儿留在伊朗遭受性别歧视，贝蒂千方百计带着孩子逃亡，翻山越岭历经艰险，母女俩终于回到了美国。
在瑞典看这部电影时，我听到有来自中东的朋友批评，说此片是从一个美国女人的视角看伊朗社会，存有偏见，不够真实。毫无疑问，电影和现实生活会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认识一个叫法蒂玛的伊朗女人，她逃难的原因与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为了女儿的自由。
法蒂玛告诉我，她的丈夫在伊朗开诊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过得挺好。但她的两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有点叛逆。女孩们外出时衣着不够宽松，展示了身体曲线，还将头发散下来，结果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抓捕，被指违反了伊斯兰教规。
两个女儿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惩罚，做母亲的便不顾一切地拉着孩子逃出来。可是，法蒂玛的丈夫要留在德黑兰的诊所行医。这样，法蒂玛只好与丈夫长期分居。当她向我诉说这一切时，我看到她脸上掩不住的落寞与无奈。
逃亡的伊朗共产党人成为著名导演
与这类只求女儿平安成长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样是辗转逃出伊朗的纳希德•佩尔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本文题图）却志向远大。纳希德在获得自由后奋斗多年，成为瑞典最富盛名的纪录片导演，在国际上屡获殊荣。但是，这位难民出身的女导演心中藏着深沉的痛苦，事业上的成就并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医生。
在逃来瑞典之前，年轻的纳希德曾是伊朗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伊朗共产党人曾联合霍梅尼的宗教势力，终结了前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这在当时，似乎是纳希德这样穷人家孩子必然的选择。因为巴列维国王虽然在经济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严重的分化，贫富悬殊，而且，国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识分子。
1982年的一天，正好是纳希德刚一岁的女儿过生日。突然她哥哥敲门冲进来，告知说，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已经逮捕他们的两个弟弟和父亲。纳希德立刻丢下满桌办生日宴会的食物，抱着孩子和丈夫仓惶逃命。
当一家三口在伊朗境内各地躲藏之时，有消息传来，纳希德17岁的弟弟罗斯坦已被执行绞刑。纳希德知道，霍梅尼政权真正要抓的是他们夫妇俩，因为他们曾帮助霍梅尼推翻国王巴列维的统治。这是“黑色革命”对伊朗共产党人的一个极大的反讽：宗教势力在伊斯兰革命后掌权，他们首先清洗自己过去的同盟军，伊朗共产党组织被取缔，很多共产党员被以叛逆罪逮捕。
从波斯湾乘走私者的快艇偷渡到迪拜，纳希德一家在那里非法居留了两年。1984年，他们用伪造的护照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的厕所里销毁了假护照。然后，飞机降落在白雪覆盖的斯德哥尔摩机场。他们得救了。
与流亡的伊朗王后怀着共同梦想
用瑞典文做纪录片，成果累累获奖无数，纳希德的作品大都涉及伊朗社会文化。最初，她有很长时间回避政治，因为她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弟弟之死令她始终被内疚感折磨。
流亡多年后，纳希德回伊朗探亲，看到祖国在伊斯兰革命后情况更为糟糕，她不得不用摄影机纪录这一切，希望能增加国际社会对伊朗局势的理解。这之后，镜头成了她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段，成为一个社会抗议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完成影片《面纱背后的卖淫》之后，她被禁止再返伊朗。
在纳希德制作的纪录片中，我最欣赏的是《王后与我》。这部获意大利大奖的影片令人惊奇的是：导演与她拍摄的对象，在祖国伊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前王后与曾推翻王室的前共产党人。二十年漫长苦涩的流亡岁月，让两个同样深怀痛苦的女人克服了心理障碍，一起回忆失去的家园，坦诚地探讨伊朗当代历史的纠结。
作为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在流亡中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比一般难民少。1979年1月，当她与丈夫巴列维国王落难时，他们被昔日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人拒之门外，只有埃及总统萨达特愿意接纳他们一家。之后，丈夫病故，女儿自杀。
今天，曾母仪天下二十年的伊朗前王后已定居法国，虽然年迈仍然高贵优雅，她有时会捧着一抔来自伊朗的泥土哭泣。前共产党人纳希德已经理解了前王室，并和前王后怀着同样的梦想，期待一个自由开放的伊朗。
也许她们最终都只能客死异乡，像飘零远处的叶子不再落在家乡的树下。但是，身为导演的纳希德顽强地面对国家与家庭的悲剧，把自己的伊朗文化之根拔出来，移植在北欧的土壤里，结出了奇异美丽的花朵与果实。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人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