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考古悲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308af0100geva.html
作家岳南
过往的岁月中，考古曾经是英雄的事业，也曾是寂寞的事业。大多数的考古工作者，很难有辉煌的人生经历.
所以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他们而言，具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这种情感，可以造就很多奇迹，然而在某些时候，却会特别的造成遗憾。比如对皇陵的挖掘。
我们国家，有着很为悠久的大一统历史，而且历来具有厚葬的传统。埋藏于地下的财富，一向都是传奇的好材料。与这个历史同样悠久的，盗墓一直都很兴盛，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或者是军阀集团行为。秦始皇陵建好没几年，项羽就派三十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末了还放了一把火，地面建筑烧得精光，后来一个放羊的又不小心让羊进了盗洞，这下好，去找羊的时候，连底下也烧了一遍。汉朝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曹操就曾经下令盗墓以充军资。五代烽烟，朝不知夕，军阀林立，更多的古墓遭了秧。晚唐离乱，皇陵都招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死人，就保不住自己的尸体。
总算到元代以后，乱世的时间间隔，不再那么长。但是皇陵的运气，仍不大好。元代以蒙古、色目人为高等民族，藏传佛教地位很高，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喇嘛担任江南地区的宗教总管，无恶不作，瞄上了宋代皇陵。蒙古人在江南很受了些挫折，对这个喇嘛的所为，遂不管不问，听任他把宋陵挖了个遍。唯有元朝的皇帝聪明，死后都不建巨垒高坟，秘密的埋在某处，然后用骑兵踏平，用另一拨军队，干掉这拨知情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埋在哪。
朱元璋出身草莽，性情虽然暴戾，但是还有些纯朴的农民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明朝对前人的古墓，大都保护得比较好。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三十年不上朝，把国家搞得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没有，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必定乃金人之后，金代帝陵，原在房山，一向保护得不错，他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要断人家龙脉，于是派明军去掘坟烧墓，大火几日不灭。不料龙脉未断，后来清军还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十三陵，总算清朝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还没有把明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做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葺。
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却不咋的，民国后，慈禧尸骨未寒，孙传芳就挖了这老佛爷的坟，顺带着把乾隆的也干掉了。
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样对待它们，这是一个问题。
《风雪定陵》，讲的就是十三陵中规模第二的定陵发掘的故事。这不是一幕喜剧，而是一本令人心痛的状纸。
定陵的发掘，始于1956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书周总理，要求发掘明陵。吴晗是有名的明史专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他写的《海瑞罢官》，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牺牲。据说，解放以前，他试图去挽留他的老师胡适留在大陆，不欢而散。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可惜，走错了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认为吴晗原可以做一个一流的学者，不幸却从了政，终于被当作了枪杆子使。
吴晗有一种学者的热情，他在清华的青年时代，就想去发掘明陵。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可是，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
轰轰烈烈的定陵考古发掘开始了。一切还尚算顺利，两年时间，很多考古学家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找到了地宫隧道，打开了金刚墙，进了玄宫大门，瞅见了万历的棺惇和无数珍宝。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稀世珍宝，比如独一无二的明代皇家织锦，没有条件去脱水保存，木俑也没有条件存放在超低温的冷冻室里。更大的伤害是，反右运动开始了，这些考古学家，大部分都被下放。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放了半年，大多数的布料和木料，在地宫里经历几百年的恒温恒湿条件，艳丽如初，现在就处在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都糟践了。定陵博物馆甚至让外行来掌权，把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都给扔到野外，最后让农民劈了当家具（比当柴火好一点）。
尔后又是文革，革命小将扫荡定陵，取出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怪事。定陵考古，自打开地宫那一日起，三十年都没有出一份发掘报告。一个香港的学者，这样来信催问：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祖宗留下的基业，将会毁于你们之手……
怪谁？不能怪那些考古学家，他们的悲惨经历，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未曾经受的。
只能怪那些当权者，他们为了某种虚荣和业绩，不顾考古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现实条件，没有条件也要霸王硬上弓，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劫难。他们，应该钉在耻辱柱上。
比如吴晗。原来一直把他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读过很多书后，才理解了胡适的那句话，他的确走错了路。当他把学者的热情与政治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以后，理想就悄悄变色了。尽管他自己最后沦为了牺牲品，然而，确实在定陵考古这件事上，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他促成了一个悲剧的诞生。如果说他不曾料到政治风云的转变，对于定陵，他还只是一个过失，那么，在1965年，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陵的一些劫难，还仍然要求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发掘其它明陵，这就明知而故犯了。这就是可耻。
幸运的是，周恩来以这样一句话回答了他：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总理的眼光，无疑比他更远大。这句话里面，我听到了谴责的意味。自从定陵考古以后，各地纷纷要求发掘当地的陵墓，都被夏鼐和周总理否决了。这是考古学的大幸。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的不幸。那些重大的考古成就背后，都有令后人切齿的遗憾。比如随州的曾候乙墓，出土的编钟和青铜器具，都是国宝。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年随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铜器具，还有无数根粗壮的战国木料，它们在事后，就露天的堆在那里，听凭它腐烂。什么是考古？考古不是盗墓，只要金银玉器字画，哪管它里面的墓葬结构和其它不值钱的东西。往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又比如马王堆汉墓，要是晚上几十年发掘，则我们今天所收获的东西，绝非三十年前可以相比。
余秋雨被人批得很臭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我很赞同，有这一句话，余秋雨在文坛上，就具有一个高高的位置。他说，敦煌的藏经洞，被斯坦因用手段搜刮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是的，这的确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恒温的仓库里，找到那些珍品。可是，那些没有被弄走的，它们今天在哪里呢？有些人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饿得前胸贴后背，到了最后，资本主义给他一泡屎，他也当是宝塔蛋糕。这他娘的不是犯贱嘛。宋庆龄参观了定陵，博物馆的人对她说，这是中国人民的遗产。宋女士回答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它更属于全人类。
别那么随便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条件不合适的时候，少做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情，免得为后人耻笑怒骂。
为定陵一哭。这是《风雪定陵》一书的目的所在。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