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
田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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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年由度恩书院、培雅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圣约翰书院，是近代以来外国差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它的产生与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早在1875 年，施约瑟便向美国圣公会布道部提出在华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建议。1877 年3 月，施约瑟撰文呼吁筹集10 万美金在华创办一所教会大学，他写道:“从教会的开始起，教育就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媒介⋯⋯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科甲出身’是中国所有通往出人头地之门的敲门砖。一所如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在中国将比在其他地方更可能产生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期望的结果⋯⋯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无疑将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1 ] ( P7) 施约瑟募捐10 万美金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愿望却得以实现。(1879 年) 4 月14 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这一天中外宾客200 余人聚集在上海西郊的梵王渡，出席了圣约翰书院的奠基礼。从1879 年圣约翰书院成立，至1952 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部收归国有的70 多年间，外国差会在我国本土前后共创办了近20 所大学。这些教会大学，一方面，确实如施约瑟主教所期望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教会大学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方式对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跨入21 世纪中国，正在以空前的规模推进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在这种大环境中，对在中国存在长达70 多年的教会大学进行全面评价不仅有了宽松的条件，也显得颇有现实意义。
一、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人才培养
教会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它的出现和发展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培养了一批宝贵的人才。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人才匮乏一直是历届政府和无数志士仁人所关注的大问题。就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而言，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的创办迟至1862 年，上距南京条约的签订已是20 个年头。教育现代化启动迟缓、步履维艰，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具有新的教育理念、新的知识结构和对现代教育有一定体验的人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0 世纪初，在废除科举制度、颁布《癸卯学制》的推动下出现的兴学热潮中，新式学堂获得迅猛发展。但是，据统计，在1909 的全国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教师队伍中，有42 %的人未进过新式学堂。一位学务官员在视学报告中写道:“前日观里仁仓小学，其中学生仅8 人。学务处颁发之书，虽已发给而不能用，所读者，不过仍《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西坛村之小学，在一破庙中，坛宇颓剥，芜秽不治，不过六十九之聋老翁，环守村童八九人而已。其余匆匆未能遍观，然观此二处，已可想见也。”[ 2 ] ( P273) 这只是一份有关小学办学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种状况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非常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缺乏合格的师资是长期制约新式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更遑论合格的各级各类学校管理人才和教育行政人员。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教会大学在1949 年前的70 多年间，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即1925 年以前和1925 年以后。这是因为，在1925 年以前，教会大学规模都较小、人数也有限，宗教气氛较浓厚。1900 年以前，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不到200 人，直到1926 年以后，入学总人数才经常超过3500 人。尽管如此，1925 年以前的教会大学毕业生仍有相当的比例从事教育工作
1925 年以后，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很难对教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全貌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先后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随着宗教课程的取消，这些学校培养教会工作人员或牧师的职能被大大削弱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案来说明这一问题。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的后起之秀，由于高水平的办学质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出身于商人、银行家、企业家等富有家庭。但是它的毕业生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于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的教育工作。据对1917 1936 年燕大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统计，有39 %的人从事教育工作，这个比例远远高出前期10 %的比例[6 ] ( P230) 。圣约翰大学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以前，它是教会大学中教学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校之一，但是，一直到1947 年才获准向中国政府立案，应该说，它又是教会大学中态度比较保守的一所学校。据校方统计，截至1929 年，圣约翰大学还健在的校友共780 名，他们的职业分布大致为:教育界200 名，商界200 名，政界100 名，医学界80 名，宗教事业27 名，实业界20 名，其他职业70 名，继续深造80 名(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约占26 % ———引者) 。
1931 年该校毕业生已增至864 名，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统计，这些毕业生的职业领域为:牧师27 名，宗教及社会事业工作8 名，教育界192 名，医学界124 名，法律界8 名，工程技术界21 名，政界47 名，工商界260 名，国内外继续深造40 名，其他职业和情况不明137 名(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约占22 % ———引者) [1 ] ( P236) 。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它们分别是教会大学发展前期和后期两所最有影响力的学校，两校毕业生的择业倾向，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更不要说包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在内的许多教会大学都设置了教育学院，专门培养从事教育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教学人员。这样，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广泛地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管理部门、从高等学校到中小学的学校管理队伍和教师队伍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自己先进的教育理念、新颖的知识结构、生动的教学方法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为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现代化的生力军。限于文章的篇幅，我们不可能对这些不同时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会大学毕业生进行详细的个案考察，下面列举的这些典型事例，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有4 位校长(周诒春、曹祥云、严鹤林、赵国材) 是圣约翰的毕业生，人们甚至戏称清华为圣约翰的“殖民地”[1 ] ( P242) 。在20 世纪20 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大学先后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这些校长绝大多数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如吴贻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 、王世静(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刘湛恩(毕业于东吴大学) 、韦卓民(毕业于文华大学) 、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 、张凌高(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 、陆志韦(毕业于东吴大学) 、林景润(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 等等。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这些大学的校长达20 多年，如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陈裕光之于金陵大学等，为这些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此外像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圣约翰大学) 、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圣约翰大学) 等均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孟宪承还曾在圣约翰大学工作过相当长时间。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08 年在家乡安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129徽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毕业后，于次年考入金陵大学的前身南京汇文书院预，1910 年汇文并为金陵大学，陶行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1914 年，陶行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首届毕业生中第一名的荣誉。当时主持江苏省教育行政的黄炎培亲自为其颁发毕业证书。1946 年陶行知不幸逝世，黄炎培在悼诗中特别提及此事:“秀绝金陵第一声(民二君以第一名毕业金大，编行金陵光，我方长江苏教育行政，被邀给凭) ，行知当日号知行。”[ 7 ] ( P377) 当然，像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他的成长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但是，金陵大学四年的学校生活对他一生的事业和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行知自称“， 因受包文博士(包文曾任金陵大学校长———引者) 的教诲，且深受詹克教授基督教的社会意义观点的影响，我于1913 年成为一个基督教徒”。陶行知去世后，已经作了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位昔日高足印象最深的即是其基督教精神:“在学生时代，坚信基督教。陶氏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 8 ] ( P355 356) 作为一位传教士教育家，司徒雷登的评价难免带有感情色彩，但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广泛接受的以近代人文科学为主的西方文化、初步确立的服务社会的方向、基本形成的道德风范和人生信仰，所有这些都在陶行知以后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①。
二、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公共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而教会大学也在其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据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近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先驱容闳的回忆:“1834 年，伦敦妇女会在远东提倡女学。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遂于是时莅澳，初设一塾，专授女生。未几复设附塾，兼收男生。”容闳本人是在学校开办的第二年即1835 年进入该校学习的，当时学生中仅有2 名男生。“予于学生中齿最稚，乃益邀夫人怜悯，入塾后即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盖特别优待也。”[ 9 ] ( P1 2) 这段回忆情真意切，就史实本身而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澳门早已被葡萄牙占领为殖民地，所以，人们提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第一所女学，古特拉富夫人往往被遗忘，而创办于1844年的宁波女塾遂获得了这一荣誉。宁波女塾的创办者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阿尔德赛，她于1842 年8 月来到宁波，1844 年在宁波办起了一所女校，1845 年该校有学生15 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阿尔德赛女士创办的宁波女塾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到1869 年，全国教会女学生增加到576 人，天主教会所办学校的女生尚未统计在内，大约不会低于这个数字[10 ] ( P224) 。这些女校大多分布在各通商口岸和沿海沿江城市。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女子教育恪守的信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学的动机同样是为了吸引会众、灌输教义、培养信徒。但是，在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中，除去《圣经》等宗教课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据宁波长老会1849 年的报告，在他们开办的女校中，其课程大要是:“凡女生均教以本国之文字，彼等不习中国经书，惟诵读含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及浅近之科学书籍而已，复以口头上之问答，俾彼等熟悉《圣经》中之故事。数学与地理亦为彼等课程中之一部分，而尚有两学生，则并习英语焉。彼等习于勤劳之习惯，并授以种种之工作，使于其将来所处之地位，能为有用之服务焉。”[11 ] ( P233) 可以看出，在灌输宗教教义之外，所开设的数学、地理、英语等课程突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教育以“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半个世纪以后的1898 年，经元善、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史称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其“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堂中设专门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于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经元善、梁启超等人创办经正女学的目的在于“大开民智，以冀中国自强”，与传教士开办女校的目的自然不同，但是，经正女学在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却从教会女校借鉴颇多。不仅如此，在学校筹办过程和运作过程中也得到教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不仅聘有女传教士担任教职，而且，著名传教士教育家林乐知的女儿林梅蕊还受聘担任该校西文总教习。教会女校的发展与整个教会学校的发展大致同步，但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要晚于一般教会大学。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初等女校向教会女子中学发展延伸，进入20 世纪，开始出现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纵观教会女子高等教育在20 世纪前50 年的发展，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单独设置的教会女子大学，二是男女同学的教会大学。单独设置的教会女子大学又可分为由教会女子中学发展而来和直接创办两种。前者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为代表，后者以金陵女子大学最有影响。
教会大学不仅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而且也最早在大学里实行男女同学。人们一般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于1920 年招收女生是首开大学女禁，这只能说是就国人自办的大学而言。其实，教会大学在20 世纪初即已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最早实行男女同学的大学是岭南大学。1905 年该校创办伊始，即有少数女子入校学习，她们有的是教职员的孩子，有的是开明家庭的子女。1915 年曾一度分办女校，但不到一年又正式实行男女同学。1925 年该校有女生29 人。至1925 年前后，沪江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雅礼大学、燕京大学等都已实行了男女同校。
概括来说，教会大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冲击了女子教育的传统观念，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国人自办的女子教育机构，较之教会女校晚了半个多世纪。1898 年创办的经正女学虽然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陈腐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标榜“大开民智、以冀中国自强”;但是，当时更多的是强调通过培养“贤妻良母”来实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目的，而较少从培养职业女性的角度立论。事实上，关于女子教育是培养“贤妻良母”还是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职业女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不仅在教育界、而且也在社会上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在这方面，无论是教会女子大学抑或是教会大学的女毕业生，以她们广泛的就业途径和在职业中的出色表现，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观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培养“贤妻良母”再到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职业女性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1919 年4 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上距1905 年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已经晚了14 个年头。在整个20 世纪前半期，除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还有1929 年成立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和1940 年在重庆创办的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3 所仅有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全部属于师范性质，专业面窄，就业途径单一，而且，历史均较短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1 年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只12 年) ，其教学科研条件、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办学水平、学校声誉以及毕业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均无法与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金陵女子大学相抗衡。至于大学中的男女同校问题，如前所述，教会大学也是走在国立、省立大学的前面。1920 年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女生;而1921 年，岭南大学已经有了男女同校后的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女毕业生。因此，从促进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和具体的办学实践两个层面考察，都应该说教会大学不仅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第二，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师资和管理人才。据统计，在20 世纪上半期，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人数总计约6000 人[13 ] ( P175) ，这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毫无疑问，教会大学、包括教育会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中有一批人终生从事宗教工作，献身教会事业，实践着教会大学的办学初衷。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始终保持浓厚的宗教色彩，至1926 年，该校一共毕业38 名学生，全部信奉基督教，其中有24 人在教会学校中任教，9 名入研究院继续深造。学校也常常以毕业生人数虽少，却能在华南各教区发挥重要作用而自豪[3 ] ( P125) 。但是，更多的教会大学的女毕业生们广泛地分布在教育、科技、医药、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为社会辛勤工作，成绩显著。由于缺乏教会大学女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综合统计资料，我们无法进行全面的分析，但下面的一些个案也许有助于说明上述观点。金陵女子大学是20 世纪前期国内最负盛名的女子大学，由于它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得到各差会比较充足的经费资助，办学水平高，吸引了来自17 个省和南洋地区的学生。1947 年，金陵女子大学对建校32 年来的毕业生情况作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毕业学生共29 届，本科生计732 人，其中已去世者29 人，在世者703 人。这703 人的就业情况是:服务于教育界者242 (其中大学校长1 人，大学教授、行政人员60 人，中学校长或主任29 人，中学教员152 人) ，从事社会服务事业者89 人，公务员66 人，医生护士33 人，写作及编辑8 人，升学与研究68 人，家庭服务142 人，宗教工作11 人，其他及不详44 人[ 13 ] ( P204) 。上述材料说明，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中约有35 %的人从事教育工作，而真正从事宗教工作的仅占1. 5 %。由于种种因，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主要是在女子学校工作。对于起步晚、发展缓慢的中国女子教育事业而言，这些人数虽然不多但却主要在高等学校和中学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毕业生，就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整个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去向而言，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情况应该说是特例。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20 世纪30 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中有39 %的学生从事教育工作，圣约翰大学是22 %。当然，在燕大的学生中还包括男生，在30 年代，圣约翰大学还未实行男女同校。但是，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应该说是肯定的。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毕业生，也有许多人是到女子学校去工作，他们也是推动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力量。
三、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从19 世纪60 年代拉开帷幕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实际上交织着两大历史过程。一是适应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需要的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过程;二是反映近代工业生产要求的新教育的萌发、壮大和逐渐取代旧教育的过程。如前所述，传教士创办教会大学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而是为了通过举办高等教育，培养一批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又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领袖人才，并进而实现从个体人格的基督化到整个社会的基督化。换言之，教会大学并不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是西方传教士的需要，是他们试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把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体制、管理、课程、内容等移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当然更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他们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又在办学中融入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请而至地出现在中国本土上的一所所教会大学，便是中西教育交流的一个个具体化的载体。
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教会大学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传统封建教育培养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国家严格控制各级官学的管理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涵养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为千古不变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种冲击。这一点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在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而对于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会大学所强调的宗教教育、它的试图使中国基督化的办学目标，与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职的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中都有不准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明确规定;教会大学为培养宗教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所采取的种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无形的举措，始终未被认同。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被视为西方教育的移植体，对于一切有志于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而言，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导向和借鉴的意义。在教会大学存在的70 多年间，不同的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概括地说，早期更多的是办学体制和教学内容方面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与教会大学所提供的“参照系”有着密切的关系。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和成长，与一批传教士教育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像南洋公学之聘请福开森、天津中西学堂之聘请丁家立、山西大学堂之聘请李提摩太、京师大学堂之聘请丁韪良、山东高等学堂之聘请赫士、浙江求是书院之聘请王令赓等等，都是借重于他们在教会大学的经验，期望这些具有创办教会大学阅历的传教士们的经验、学识有助于正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说，这样一个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颁发给这些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创建活动的传教士们的各种勋章、褒奖，正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肯定。教会大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正值中国教育在发展模式上突破“以日为师”的单一价值取向、寻求从更大的范围吸取各国教育之长的转换时期。教会大学鲜明的欧美色彩、特别是美国特色，为这种模式转换提供了范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事情总是有利有弊，20 世纪20 年代以后中国教育受到美国教育的全面影响，几乎成了一边倒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教会大学也难辞其咎。但是，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取向的重新选择转换，无论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考察，还是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考察，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20 世纪20 年代后期至30 年代前期的近10 年时间，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后的教会大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竞争中促进发展，在融合中相互借鉴，教会大学注重质量、严格管理、联系社会、强调应用、扬长避短、形成特色的办学思路和办学实践，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和积累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教会大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其中的原因既有战争的因素，又有国际、国内大的政治背景的制约，也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进入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教会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环境下中外教育交流的产物，它们的优势、长处以及特色，经过70 多年的过滤，有的已经被逐渐吸收消化，有的则被证实难以得到认同，其示范、导向作用渐致淡化。当然，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最后消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它们的某些影响将长期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讲，教会大学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随着我国自办高等教育的后来居上和中西文化交流中介的日益多元化，教会大学不仅丧失了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度曾有过的垄断地位，而且难以左右中国现代教育的取向，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开拓者到追随者，从主角到配角的角色变化。”[1 ] ( P302) 通过上面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就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包含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即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这里主要是指高等教育) 而言，尽管教会大学留下的是一条抛物线式的轨迹，但在1949 年前的70多年间，从总体上说，它们与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相左而是基本一致，并且以多种方式为推进这个过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教会大学从中国大陆消亡已经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条件、也应该对其功过是非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这既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为了我们的今天和明天。
── 原载 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