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那个曾被政治化裹胁的少儿组织
赵凯
http://www.15yan.com/story/6sZOzjN4dGS/
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西北部的于特岛发生枪击案，其时，正是挪威工党青年团在岛上开办青年营活动。枪击造成了10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时舆论哗然。
枪击事件虽然吸睛，可是从历史上看，对于青少年组织的最大伤害，还是来源于战争。虽然人们将定期把青少年集中组织起来，加以进行必要的身体、心智和宗教训练的历史推至1907年（英国军官贝登堡与在英国南部多塞特郡勃朗海岛上建立的童子军）。但早在公元纪年以前，少年儿童作为军人，战死疆场的例子就史不绝书。其中既包括希腊城邦斯巴达残酷的青年武士选拔，也有战国时秦国将15岁儿童组成“小子军”征发到前线，参加了那场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随着世界各国纷纷进入了职业军人的时代，儿童军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仍然不时会出现儿童上战场的例子，比如1212年童子十字军东征（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只是传说）；二战末期，纳粹德国派遣少年充当炮灰防守柏林，日本神风敢死队中的少年殉道者等。这些例子无一不被作为野蛮、残酷和非人道的代名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文所关注的少年儿童组织，与以上的例子有些类似，他们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高度注重思想政治训练、军事化训练，在历史上也都参加过实战。而与那些短命的军事化少年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也就是本文的主题）一直留存到今天，并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少年儿童群众组织。
少年先锋队最早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将国内各种各样的儿童组织、团体等整合起来，于1922年5月的共青团全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各地普遍建立少先队中队的决议，这一天也成为了苏联少先队诞生的纪念日。在1922年10月俄罗斯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组建一个儿童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少年先锋队，后于1924年1月改名为苏联列宁少年先锋队。
苏联列宁少年先锋队队徽 苏联少先队向列宁像敬礼
与苏俄（苏联）少先队组织成立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同，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雏形孕育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从一出生就注定经历更多血与火的考验。1924年，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江西安源，我党在做工人工作的时候注意到，矿上有很多童工和成年工人的孩子，缺乏必要的教育，平时没人照管也不学好。于是就在当年5月成立了安源童子军，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教育。
王耀南将军，最早的安源童子军成员。
安源童子军（后改名“安源儿童团”）从成立之初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它是伴随着共产党组织的工人运动而生的，因此所受的教育也是革命教育。安源儿童团建在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小学内，大部分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采用的教材也是由路矿工会印发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书里的内容有：五一节的起源、劳动者的觉悟，列宁传略……除此之外，儿童团员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打掩护”。比如我党教员在夜校里面给工人上课，可不能被工头发现。怎么办呢？就安排儿童团员在街面上假装玩猫捉老鼠，实际上是在站岗放哨。工头一来，孩子们立刻打做一团，其中一个孩子就乘乱跑回夜校去报讯。这样一来，等工头到了夜校，工人们的学习内容早就换成了“1+1=2”了。还有在各种纪念活动中发传单、张贴标语、做宣传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
电影《安源儿童团》剧照
安源儿童团建立以后，在1924-1927年的三年间，中共在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唐山等城市很快都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组织，这些儿童组织无一例外地参与到直接的政治斗争去，比如1925年5月，为了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劳动童子团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大检阅，到会的童子团员有两万多人。
服装，作为身份识别的标志，在安源儿童团创立之初就已经设计好了。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安源儿童团员已经开始在胸前系上一根红带子，作为身份的标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武装暴动建设红军的同时，十分重视并广泛发展暴动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苏区初具规模。到1930年5月，根据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各报告的合计，全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达到了八十万以上，在不足三百万人的中央根据地，少先队就有三十万人。
1930年6月，青年共产国际致函中国共青团，指示要将少先队打造成一个群众军事化与武装工农的组织，在共青团的领导下，为中国的反帝和土地革命而斗争。在这样的指导意见下，苏区的少年儿童很快就被组织起来了。当时儿童团的工作主要有：做宣传、参加生产劳动、操练（到操场上练习打仗）和参加列宁学校接受一般性的文化教育和共产主义政治教育。而16岁以上的青少年则被编入少先队。根据1931年1月团中央局通过的《苏区少年先锋队工作决议》，少先队“工作上行动上都须绝对的执行革命纪律——队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在作战、演习、警备时，则完全服从军事纪律”，除了在苏区参加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维护地方治安，严控投机倒把和高利贷钱庄等之外，还积极参加武装作战，成为红军中的骨干。
1932年1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革军委给军区和各作战区域关于赤卫军少先队的训令》,指出国民党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现在正逐渐转移其进攻重心到江西来;号召中央苏区近百万的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这“决生死战”的紧急关头“起绝大的作用”,“更要加紧所负起的军事和政治责任，来配合红军作战，要将白军数十万的枪支夺取过来武装自己”。据统计，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有数以万计的少先队员参加了战斗。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苏区红军伤亡惨重，兵员严重短缺。1933年6月，在江西、福建、湘赣、粤赣等省和边区的少先队队长联席会议上，朱德亲临大会讲话，号召团和少先队干部、团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参军。8月5日，“少共国际师”宣告成立，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由年仅17岁的肖华任政委。全师辖3个团，共1万余人，平均年龄在18岁左右，更有年仅14、15岁的小战士，个头还没有枪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少共国际师奉命赴广昌地区防御，在拿口、莲花山、团村等战斗中，连战连捷，又在大脑寨、驿前、石城保卫战中打败敌军，时称“浴血闽赣锐无敌”。
国际少共师
不过，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国际师也跟随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在湘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的战斗中，国际少共师曾发挥重要作用、力挽狂澜，但部队减员严重，从原来的8000多人剩下2700人，被迫取消了番号。
电视剧《国际少共师》剧照，不过历史上的少共师年龄比剧照里面表现的要大很多。
在之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组织根据革命任务的不同，活跃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在宣传、生产、革命斗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小英雄——13岁的王二小同学华丽丽地登场了，他把鬼子带进埋伏圈，又被鬼子残忍杀害的故事成为后世少先队思想教育的榜样性事件。
王二小同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我国的少年儿童组织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和平年代，原本思想政治教育为“里”，军事训练为“表”的战时模式显得不合时宜起来，但是，在少年儿童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教育理念认为，既然教育从来都是为了阶级利益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无产阶级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任务就是要“使整个少年儿童一代从小就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小就听党的话，紧紧跟着党，继承革命传统，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于是，一种新的、以发动少年儿童参加“为中心任务服务”的群众化运动的模式迅速兴起。”比如建国初期，少年儿童被组织起来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斗地主、捉特务，为抗美援朝搞捐赠，慰问军烈属等等。53年，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少先队也提出了：“大人有大人的五年计划，我们小孩子也有小五年计划，我们也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口号，少先队员收集废钢铁、捡粮食、节省零用钱捐拖拉机，除四害、植树造林等等，开展了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少年儿童“群众运动”。
最早进行“小五年计划”的江苏宜兴城南小学（现宜兴市实验小学）孩子们将田间的稻谷收集起来交给公家
同时，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年代，少年儿童自然也被灌输“集体至上”的观念，因此也就冒出了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差点冻死自己的“英雄事迹”。
真实的小姐妹与宣传画中的形象
由于少年儿童团体与政治风向过于紧密的结合，在文革中，自然而然地也卷进了这场政治风潮。当时少先队被批“犯修正主义错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名称也被改成了“红小兵”，留下了历史的污点。顺便一提，这批孩子也成了当今活跃在神州大地上广场舞中的主力军。
红小兵宣传画
改革开放以后直至今天，我们慢慢发现，少先队组织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是不忘继续强调向少年儿童“灌输”（2010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用词）某些政治内容，但工作重心已经转变为以少年儿童自身的全面发展上去了。发动少先队参加“服务中心工作”，既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让人民群众远离政治运动的趋向，也不符合高度资本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的要求。于是，要求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主要是考试分数向上）”就成了全社会对这一代孩子最标准的期待。
翻开现在的各种少先队教材，依然告诉孩子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世界第一面红旗就是巴黎公社时期竖立在街垒上的，十四岁的巴黎公社小战士恩斯特·杜南为了保护红旗头部中弹而亡，是第一个载入史册的共产主义小英雄；依然告诉孩子们“时刻准备着”的呼号来源于列宁1902年向党员发出的号召，如今则是少先队员向党表决心，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依然告诉孩子们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音犹在耳，而从者寥寥。
空泛的理论和让如今孩子无法理解的“英雄榜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前些年一部很火的被禁短片《红领巾》里面所呈现的“红领巾特权”已经慢慢被消解，五道杠大队长成为一时网络冷嘲热讽的话题，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某问答网站“我不想让孩子加入少先队，该怎么办？”的疑问，以及身边朋友“大夏天还戴个红领巾简直不人道”的抱怨。“红领巾啊，是我们中国孩子的胎记”（友人语），现在这个胎记已经慢慢变淡。崔健在《红旗下的蛋》里唱到：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也许，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少先队政治性的最终消失会是它“光荣而漫长”历史的必然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