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茫茫人彷徨————解放前夕南渡学人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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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9 王昊
解放战争的三年乃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历史阶段，而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1948年与1949年之交的那段时日更成为影响他们命运的关键时期。1981年，叶圣陶在整理自己1949年1月至3月间的日记时写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香港成为当时的中转站，遇到的熟人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949年2月底，叶圣陶与其他二十几位民主人士在中共香港局工作人员的协助和护送下乘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3月1日晚饭后，众人举行联欢活动，叶氏乘兴以“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作谜示于同行诸人，并称要以《庄子》内一篇名作为谜底，结果被宋云彬一语道破，乃“知北游”，即“知识分子北上”。后来有人将此番文化人的北上之举称为“光明行”，指出“它既是文化人憧憬无限和激情满怀的光明行，因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远方召唤着他们；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新的跋涉”[2]。也正是在这个新旧之交的历史时期，与这些北上知识分子的行程路线相反，亦有部分知识分子仓皇南下，他们或避居港台，或远走海外。如此多的文化人“北上”和“南下”，恰好构成了战时中国一道特有的文化景观。
对于北上与南下的两类文化人而言，北上路途虽然曲折，却是有惊无险；搭乘飞机南下尽管便捷，但却让人惊心动魄。竺可桢在1948年12月9日中有一段日记记载：“昨报载中航机飞台湾，和重庆飞沪的统出了事，死伤四十四人之多。吁，可哀也。”[3]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北游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已陆续出版，为后人了解当时文化人的行踪和心理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有关南渡知识分子的忆念文字好像比较零散，与当时北游诸人的“惬意”心情和旅途的从容相比，南渡者大都行迹匆匆，颇为狼狈，他们似乎也无心专注于每日的文字记录，留下的文字基本属于后来的回忆。不过，不少文化人在南渡前夕的一些活动倒也展露出其人其时的些许心迹。现在回望那段历史，究竟是那些因素促成了当年文化人在历史关头做出了或去或留的抉择？已有研究者发现，“那一大时代的人们并不是在单方面作用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甄别时事而做出历史性选择，毋宁说是多种合力作用造成的客观情势使得整个社会的心态在发生转变”。[4]1948年5月，《观察》杂志对于时人普遍“左倾”的心态有过一番详细的描绘，认定人们心目中这种无声的变化正在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加速。然而对知识群体，尤其是身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言，促成他们趋向新政权的因素十分复杂，固然“有像冯至那样的作家在歧路彷徨中作出向左转的‘决断’，但也有像萧乾这样的‘1949年我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决定是在疑惧重重下做出的’。后种大约是当时对共产党知之不多的知识群体更为典型的态度”。[5]后人的这番论述虽是针对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但相对于离开大陆者来说，他们选择离开的因素也是十分的复杂，其中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前者。南渡者个人对国共两党的主观愿望、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对时代/社会的判断和心态变化等等，对于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均属极为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转型时代中处于“左翼”与“右翼”阵营之外的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考察他们对于社会及其走向采取的态度是了解当时个人与时代/社会、群体与时代/社会的重要方面。对于后人来讲，即便是一时难以完全清楚地分析出当时他们的内心所感与所想，但还是能够通过考察他们或多或少的文字及当年的行踪轨迹而察觉出历史的信息。
何廉校长的五十个日夜
1948 年6月，正在美国进行工作访问的何廉突然接到张伯苓的快电，请其火速回国担任国立南开大学的校长。急召何廉归国，缘于张伯苓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间的人事纠纷，其中的原委和许多曲折已有人详细论及，此处不再细表。8月底，何廉回到上海，旋赴南京与张伯苓及国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等面商学校相关事宜，又经过半个多月的勾留，于9月18日飞抵天津。尽管何廉是在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正式就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一职的，实际上在抵达天津后，他便开始履行校长职务了。不过，此时的何校长已非当年的何博士，似乎没有了年轻时的勃勃雄心和风发的意气。归国伊始，何廉便被许多棘手而紧迫的校务纠缠，加之陷于张、朱等人关于南开校长的人事纠葛之中，疲惫感不时袭来，从而缺少了一份从容和信心。
实际上，自抗战结束以后，何廉对南开的情感已发生了微妙变化。1946年6月，何廉结束了十年的宦游，“原则上想回南开工作，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这样做是很困难的”。[6]当时他所考虑的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一来，复员后的南开大学无论是校园建筑、设施，抑或是图书、仪器等物，基本上损失殆尽。最重要的是大学基金“由于通货膨胀和没有管理经验也完全光了；大多数主要的教员也都分散了”，“张伯苓校长本人也是很大年纪了。我们这些长时期与他合作的人不得不对南开的未来强烈地担心”。[7]二来，对于学者何廉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进一步拓展现代学术。但对复员回津的南开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他便发现南开国立以后，“作为一个单独的学府实际上还没有活动起来”，同时认定南开要恢复到战前水平，还须要几年时间。另外，何廉认为当时的天津，无论是从城市地位，还是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看，也已不再是开展现代经济研究的理想所在了。此后的一段时期，何廉便常驻上海，并将研究工作的重心南移至沪宁等地。
及至1948年，时在美国的何廉之所以接受张伯苓之请回国，多半原因乃是私人间的情谊所致。当时，“有许多很要好的美国朋友劝我不要回去，他们认为中国局势很严重，我回去是错误的”，“我对于放弃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工作一年的机会也感到很遗憾，但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同南开大学和校长的感情很深，深深感到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回去”。[8]虽然，当时何廉归国的决心极为坚定，但从后来的情形推测，对于南开校长一职，他本人并未作长久留任的打算。一方面，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已不容许他在大学教育上施展“拳脚”了，况且那时的他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营中国经济研究所与《世纪评论》之上；另一方面，何氏早有再度赴美研修之意。1947～1948年的美国之行，显然对于何廉后来决意去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教育文化界优越的科研环境和繁荣的学术局面，对何氏产了极大的诱惑。1947年下半年，何廉利用在美工作之余，先后访问了新英格兰、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华盛顿、芝加哥、密执安、威斯康星、伯克利和帕罗阿托等处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正是此次访问，“使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经济学研究上是多么落后，我的经济学知识是多么陈旧了”，“我感到应该在美国再学习一些年”。[9]有意思的是，计划时常会因偶然因素而改变。正欲在美一求发展的何廉，不得不于1948年8月回到中国。若从回国之日算起，到再度去国，何廉只在大陆停留了仅仅四个月，其中代理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的时间也不过两个月，如果从这年10月17日正式就职算起，则不满五十天。在这短短的五十天内，何廉究竟有何作为？惟有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他于南开校政校务很难有所作为。不过，“无作为”不等于“不作为”，“难有作为”也并非是说何校长的治校的能力不足，而确实是归因于当年南开大学的“无米”窘况。
到津履职之前，作为南开当局与国府教育部间相互妥协而推定的校长人选，何廉竟然扮演起协调张伯苓与教育部长朱家骅间矛盾的调停角色。人事斡旋之余，他努力寻找“回家”和“南开人”的感觉，尽其所能开展活动，为南开多方筹措重建资金。如何解决南开的经费，如何筹措资金以弥补教育部预算之不足？何廉虽想尽各种办法，却依然是束手无策。斯时，教育部拨给南开1948～1949年度的预算数额竟然不及1936～1937年南开预算的20％，区区数目根本无法满足南开修复校园设施的基本需求。而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也再难给予南开额外的补助，尽管何廉不断利用私人关系多方疏通，并积极商洽于任鸿隽、朱家骅、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等人，但这些企求补助的努力，“最后除一个空头诺言以外，一无所得”。9月18日，何廉只好带着一丝幽怨飞离上海，赴津代行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之职。10月17 日，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师生参加了何廉校长的正式就职典礼，在略具喜庆气氛的典礼上，何廉还是颇具信心地阐释了自己对于大学教育的目的见解：
“一、使青年人对处事和治学方法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个人事业前途，以及整个人生观能有独立公正的思考、判断与抉择能力；二、不必使学生都成‘通才’，但应具广泛的知识；不必使学生都成‘专家’，但应具基本的治学方法；三、不必使学生成为‘完人’，但应具高度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消极的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积极的要做到急公好义，勇于负责。这三点，也是南开校训的‘公’和‘能’主旨所在。
要实现这种理想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安静的读书环境，第二是相当的经济，以充实设备，我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承认现在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但我们可以加强师生的合作，以弥补物质的缺陷。”[10]
虽然话讲得如此清晰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的何校长却明显地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无奈，国共战事的逼迫和国民政府的回天无力已经不再给何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五十天内，困居天津危城的何廉校长只能对学校行政事务做些日常性的处理，多年后他不无沮丧地承认，“我对促进南开的学术工作方面无法做些什么”。不过，后来略让何廉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在其任内开始实施的重建南开校园计划并未因战争而受到太大影响。即使在其离职之后，曾对何廉允诺提供建筑材料和资金的工业社团还是兑现了援助诺言，南开大学图书馆首先得以修复。另外，在离校前夕，何廉仍有两件工作处理得颇被南开人称道，一件是为学校解决了燃煤问题，他向密友、开滦煤矿管理处总经理王崇植乞求帮助，最后得到了唐山矿500吨煤的捐助，化解了南开冬季供暖用煤短缺的燃眉之急；另一件是，11月初，何廉通过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关系，为学校解决了食品储备的短缺问题。对南开大学而言，何廉的这些努力为稳定战时学校师生的情绪起到了很为关键的作用；对何校长来说，这倒也实现了他就职时所作出的“加强师生的合作，以弥补物质的缺陷”的承诺。将近11月底的时候，眼见平津战事一触即发，何廉觉得必须尽快离开天津，当他将这一想法就商于心腹同事后，得到了一致的建议——“离津赴沪”。当时因为平津间的火车已无法准点运行，在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石的帮助下，何廉飞平，后于12月1日从北平乘机南下。行前，何廉约爱徒杨敬年相谈，面对在两个月前被自己由英国力邀归来的得意门生，何氏语声幽咽，最后道出一句“敬年，你还年轻”，嘱其好自为之。杨老后来回忆，何廉去后不久，他便得知何氏在天津建业银行经理蔡宝儒处为其留下了一些金子，希望杨敬年或南下，或去国。但那时的杨敬年已经“决定在天津迎接解放”，并认定“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11]
当何廉飞抵上海时，在机场竟与在此候机飞渝的张伯苓不期而遇，二人相见寡言，一时之间可谓百感交集。其时，何廉向张伯苓简要地介绍了南开情形，而张只是“点头不语”，在最后道别时，张伯苓终于低声留下一句“一定不要再回天津去了”。上海一别成为何、张二人的诀别。尽管离开上海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月，但当何廉再度回到沪上的家中时却发现，本来办得还算顺利的中国经济研究所和《世纪评论》杂志也“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滞沪期间，诸多友朋，如张纯明、方显廷、宋侠、冯华德等人不断来往于何廉寓所。他们都催促何廉到美国去，同时也都感到如果他留下不走，必将面临严重的困境。1948年12月底，何廉一家离开遍地烽烟的大陆，由上海到达香港，1949年1月初，一家人再由香港辗转赴美，其间也颇多周折。何氏曾自称与朋友们话别时甚是“惨惨戚戚”，而赴美的旅行也是“郁郁不欢”。何廉去后，他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也大都星散，后来方显廷、吴大业等人被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即后来演变为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聘任而远走海外，其他人则或留大陆或遁台湾，不过这些均是后话了。
令人略感不解的是，凭借与国民党上层的密切关系，以及当年从政的背景，何廉本可以选择赴台谋得更佳出路，他却毅然决定先赴美国，但抵美后又有所犹豫，这其中所显露出的个人意图似乎并不太明朗。正像何廉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言，到美初期曾为寻找工作而感苦恼，有一段时期也颇为矛盾，一方面“从未想象要在美国度过我的余生”，“仍然希望以后有机会立刻回国”；有时却又想到“另一方面，也有很大可能，我或许得延长留美期”。不过，何廉的这种矛盾心态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当得到大陆易手的消息后，他便感到“至少几年以内没有可能回到中国去了”。[12]1949年秋，何廉作为客座教授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生涯。
其实稍微对何廉的经历、教育背景和政治见解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理解他放弃大陆的选择，不过多少又会对他弃台赴美的举动产生困惑。其实，在主持南开校政的短暂五十天中，何氏已开始反复思考国民党为何会失败的种种原因了，加之对于国民党政权由来已久的不满和失望情绪，直接影响了他在赴台、赴美问题上的选择。作为学者，何廉曾在回忆录中一再声称早年的宦海生涯是在耽误时间，“完全是白白浪费”，对于学术研究甚为不利，这段经历也颇为不值得。但是，人们从其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却又能体察到他欲一展作为而不得其志的复杂心态。事实上，学者何廉一直不乏用世之心，早年的从政经历虽不理想，但报国之志始终未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着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政府，开启了学者的从政之风，他们曾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进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不仅游说得国民党领袖人物与民主主义一度亲合，也曾对执政的国民党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发挥过推动作用。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无疑干扰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国民党逐渐倡行的极权主义给了自由知识分子沉重一击。国民党所推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实际上严重阻断了中国民主宪政的进路。何廉曾对中国实行宪政抱有极大幻想，亦曾积极投入宪政运动，但在政府之内饱受党派势力的排挤与倾轧，最终被迫弃官。“南渡”前夕，何廉对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观察，使他发现了这个“政权向个人独裁发展的倾向”，同时，认识到孔祥熙、宋子文在财政金融界“互相勾结，不断扩张‘官僚资本主义’”，以及“针对有影响的知识界人士的思想管制的加紧”，已经导致了知识群体、民众与该政权的离心离德。可以说，何廉选择赴美，表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同时对于逃台的国民党还流露出一种深深的疑惧，这种情感一方面来自对国民党内日渐盛行的个人崇拜风气的警觉和厌恶，一方面缘自对国民党可能会提高和改善执政能力幻想的破灭，“这个政权看来并不准备去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社会和经济计划”。[13]
在美工作生活了17年后，1966年7月，当何廉为自己的回忆录撰写后记时，很悠然地写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这几年，是我深感满意的几年。我与东亚学院以及经济系的同事们的关系是十分亲切的，我跟学生们共享教学之乐，我在那里生活的既安静、平顺，又很有意义和获益匪浅。” [14]去国之前那短暂的困顿和忧郁与17年来生活的安逸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对何廉个人而言似乎微不足道，不过人们若将他的这一段经历与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比较，或许就会得到有意思的发现了。
离平学人的惶迫
1948年12月初，当何廉搭乘最后一班民航由平飞沪后不久，平津与外界的交通基本上就断绝了。可是，北平城内仍旧有大批学人还未来得及南下，对于此，远在南方的傅斯年等人大为焦急，不断催促国民党政府设法“抢运”学人南来。同时，国民党教育当局也连续发函和致电北平各校负责人，要求他们动员学人南下，并允诺政府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比较可笑的是，就在此前几个月里，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讲演，声称要“苦撑待变”，坚信国民党政府能够渡过难关，北平、华北战局能够起死回生，并表示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决不离开北平云云。但随着平津战势的急转直下，解放军渐已逼近北平南苑机场，直接威胁南下交通。12月中旬，在连续接到南京方面发来的催促电报后，胡适于惶急之下抛却大批书籍、信稿和相关资料仓促起行，同时不无愁苦地写下给北大教授郑天挺、汤用彤等人的便笺，说“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15]12月15日一到南京，胡适随即会晤了朱家骅、傅斯年、陈雪屏等人，然后急迫地与众人商讨起空运北平学人事宜。17日，胡适出席了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北大校庆纪念会，讲话时已是泣不成声，“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16]会场气氛亦是一片凄凉。与胡适仓皇南行时的情形略有不同，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南渡”就显得颇为“从容不迫”。当时，尚在北平的各学界领袖为防止胡适南下时的混乱情形再度发生，一致推举梅贻琦负责组织学人南下事宜。其实，在胡适离平时，梅贻琦本来亦可结伴而行，然事有不预，梅贻琦自动放弃了这次机会。令一些焦急而渴望迅速离平的学人大惑不解的是，“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福堂）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直到12月21日，梅贻琦等人终于等到南下的机会，“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17]不过，表面的平静，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沉痛。就在抵达南京后不久，于清华同学会上，梅贻琦面对在场的清华校友，语多自责：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
其实，在新旧交替之际，国共双方均使出了浑身解数来争取知识分子，而知识人在去留问题上表现出的种种意向似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旧政权对他们的态度。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内中指斥胡适、傅斯年、钱穆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这已明确地表明了人民中国对胡适等人的政治态度，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颇遭恶评和批判。对于梅贻琦，中共方面的态度似乎比较温和。后来有清华人追述，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周恩来“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的校长、教务长们谈话：‘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而且承认‘梅先生没有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官方对梅师的看法，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予梅师这个教育家的尊重”。[18]虽然新生政权对胡、梅二人的看法大为相异，但是胡、梅两位校长却同样选择了南下，其中的滋味颇耐咀嚼。可是，与胡、梅二人决计离平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北平各校大部分学人还是选择了留下来迎接解放。尽管在南京的傅斯年、陈雪屏等人想尽百般办法联络交通，并不断来函、来电，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行的方便，殷盼北平学人南来，但响应者寥寥，前后南下者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敦福堂、赵梅伯、钱思亮、袁同礼、张其如、英千里、袁敦礼、毛子水等人。12月16日，傅斯年在致郑天挺的信中称：“凡北大郑秘书长、或清华梅校长、或师大袁校长出证之搭客（教授及眷属）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同时，他还致函平津路局石树德局长，将拟定的教授名单及眷属数量见示，请其联络“剿总”协助。对于教授们可能出现的观望态度，傅斯年多次提醒，飞机虽然会源源而来，但“千万勿犹豫，犹豫即失去机会”，只要有意走者，便可“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19]然而，最令傅斯年等人大失所望的是，就连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大维之弟、妹，也是傅斯年的姻亲——俞大绂、俞大缜——虽同在被“抢救”之列，但他们却选择留在北平等候“新生”。不管兄长俞大维如何“大卖力气，每日调度”，最终一家人团聚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就在国民党军政双方动用一切手段动员、催促北平学界中的知识分子南下之时，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学人只能“冒名顶替”他人名额，搭乘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联合疏散公司员工眷属的飞机南下。此人便是与梅兰芳亦师亦友的戏剧研究家齐如山。当齐如山决意要弃平南行时，曾有不少人士表示不解，认为齐氏向来与政治无干，又不隶属党派，就是共产党来了，也会毫无干系。直到1954年，齐如山在撰写回忆录时才解释了自己一意“南渡”的缘由。他藉谈论苏联共产党之机表达了对中共的看法，当时他觉得对于共产党“要分开来谈，对于真正的共产党的学说，没什么不赞成的，但对于苏联现在的共产党，则极端反对”，尤其对于苏共内部发生过的残酷斗争颇有前车已覆之惧。由于齐如山认定自己的一些言论恐难见容于新政权，同时就个人性格而论，声称自己“个性很强”，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对于信仰与观念问题始终抱有“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意志，是不容易强同”之类的看法，所以表示因自己的观念不会改变，故只有一走。[20]
12月19日，当七旬有余的齐如山只身登上南下的飞机时，北平的情势已经十分危急。齐氏一行人从凌晨五点半登车，经过北平城内外重重关卡的盘询检查，“时已过午”，才赶到南苑机场。在机场上，跃入齐如山眼中的只有一片慌乱、惶迫的景象。当一枚炮弹在人群百步外炸响后，“所有的客人都慌了神，而驾驶员更害怕，所有推动器都转动了。连行李的卡车也不敢等候装飞机了，都赶紧加快开回北京城内。所有的行李，装了不到百分之一二，乘客更乱，纷纷登机”。而当人们涌向飞机舷梯的时候，又因为舷梯狭窄，登机时需要双手握住两侧栏杆，以至很多人只得将随身物品，甚至连手笼也全部遗弃。等到齐如山登机时，“飞机就前行了，真是危险万分”，及至坐稳往下回望时，机场已是遍地狼藉，“最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两个小孩留在地上，斯时飞机已离地，而送客之所有车辆，都已逃回，这两个小孩是无人照管了，真是伤心惨目，然而无计可施”。[21]不过，不多时这种凄惨的景象便被人们抛到了脑后，毕竟登机者已经算是逃离了危城。齐如山一行由北平飞青岛，再由青飞沪，一路上还算平稳。到上海后，因有了梅兰芳等亲友照拂，齐先生总算能暂时安定下来。
在沪期间，齐如山与梅兰芳每日均有往还，二人所谈涉及两方面，一是梅谈论在沪拍摄电影之事；二是讨论梅兰芳是否有必要离沪“南渡”。在一次与朋友相聚的宴饮上，人们再次劝说齐氏留在上海，而齐如山则认为上海的情形已与北平无异。其间，又有上海朋友不无得意地对齐如山夸口，“无论什么样的人来了，上海人都有办法，所以这次大家相信也一定有办法”，“大家要凑一千五百万美金，交与共产党，请使上海独立，当时那一群人的情形都仿佛兴高采烈”，而座中只有齐如山一语未发。[22]当晚回寓后，齐、梅二人再次深谈，齐如山对众人所言表示了不以为然，以“就是什么人也收拾不了上海人，惟独共产党可以收拾上海人”一语见告梅兰芳。对所谓花钱买独立的说法，他更将之斥为天方夜谭。在沪期间，梅兰芳也曾多次劝说齐如山留下共同发展，不过齐氏认为自己因受儒家伦理规范影响甚深，故坚定地表示在“要紧的地方，我是不愿迁就的”。对于梅兰芳是否去留，齐如山“知道他的环境不能离开上海，所以未十分劝他”。不过，行前他还是给梅分析了留下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并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从“想做事而被人利用；感恩而被人利用；可以做事而被人利用；不愿做事而被人利用；图虚名而被人利用”等五方面阐释了自己所怀有的疑惧，供梅作为参考。大约在上海停留了一周左右，齐如山便动身南渡，往台湾去了。[23]
钱穆周围
回溯至1948年的春天，虽然国民党政权尚保有大半江山，但人民战争胜利的号角声已是隐约可闻了，就在这个中国诸多知识人开始考虑自身去就问题的时候，钱穆先生却束装“北上”，赴任江南大学教职。说到此次钱氏回乡任教的缘起，其实十分偶然与有趣。1947年夏，钱穆在途经上海时偶遇“熟友”，被盛邀至其家小住，期间饱尝家乡美味、风土饮膳。友人告以“老年必倍喜乡食，此或肠胃习惯宜然。君今病胃，正宜乡食，较之离乡旅食自不同”。钱穆也深以为然，“余之胃病当以居乡为得。适无锡有创办江南大学之议，屡来相邀，余遂决意离昆明返无锡”。[24] 江南大学为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所创办，校舍建于无锡西门外风景优美的太湖之滨的山坡上，实乃一处人文佳境，甚是满足了钱穆治学求静的要求。回到江南后，钱氏颇能乱中取静，趁着课务轻闲，胃病初愈，竟然“时时徜徉湖光山色，或晨出晚归，或半日在外。即暂获闲隙，亦常徘徊田塍鱼塘之间。尽抛书册，惟求亲接自然，俯仰逍遥以自遣”。[25]已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钱穆苦学不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氏甚喜游山玩水、健身怡情，尤其重视自己的养生之道，生命意识之中流露出强烈的“延寿情结”。他“毕生最经常的运动方式，便是郊外游走和山间跋涉。由于胃疾，他的饮食清淡而节制，致令同有此病的陈寅恪引其为同道”。[26] 除此之外，研究者更是注意到，钱穆一生虽以书本和山水为伴，却并非为一“孤独冷漠之人”，“事实上，钱穆在人际交往方面亦多可圈可点之处”。[27]确实，钱氏晚年所著《师友杂忆》亦称生平诸位师友乃其生命中之重要部分。而在新旧交替之际，出现在钱穆周围的各色师友以及他们之间的往还情形，实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转型社会中人们思想变化的注脚。
1948～1949 年间，钱穆由湖光胜境的家乡无锡迁至广州，再赴香港，每至一地总会有不少师友出现在其周围。师友相见，所谈内容依然不外学问与人事，不过，在如此动荡的岁月里，人们的话题又多涉及到个人、群体，乃至家国的命运。其实，对于饱受八年抗战离乱之苦的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对国事日非的时局无动于衷。那时的钱穆看似以寄情山水、遍寻逍遥为乐，其实心中亦多惆怅，忧虑之情时有表露。观钱氏离开大陆后所写的一些忆念文字，其中多次提及离开大陆前夕的观感。早在抗战结束后，钱穆便感到“国事未定，变端莫测，因决意不返平津，亦不滞留京沪，惟冀觅一静处，俾得潜心，以渐待时局之安定”。[28]及至任教江南大学时期，著《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以展其思，前者虽谓“闲思”，实亦作者当年在太湖边上一段心境的描绘，其中有的篇什还透露出其人的思想倾向，文字中流露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斗争学说的一些忧惧之情；后者则是“乱世之书，作者自称“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是亦可知余当时之心情矣”。[29]能在乱中取静的钱先生尚且有所忧虑，其周围师弟、友朋之心绪想必早已是起伏不平了。1948年秋，汤用彤游美讲学归来，至江南大学访钱氏，二人连续数日畅游无锡诸胜。期间，汤因时局不靖，在个人去向上颇为犹豫。据钱穆称，当时汤氏恐时事不稳，觉得北平未可定居，而其又不愿赴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倒是有意留在无锡，谋职江南大学。可是，是时因江南大学初创，未便动议，在钱穆建议下，汤用彤暂返北平。岂料时局遽变，钱、汤二人“初谓一时小别，乃竟成永诀”，此事让钱氏扼腕不已。[30]
1949年春，国共双方酣战的炮声已是隔江可闻的时候，钱穆便下定了南渡的决心。在离开江南大学前，周围亲友力劝钱穆不要离去，可惜他早已独断于心，去意已定。不过，看到各方挽留之情殷殷，恐拂众人好意，钱穆只得藉“春假旅行”名义脱身。其实，钱氏此行真是很为仓促，他自称为“仓皇南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31]过沪时，同乡兼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前来送行，认定“秋间时局即定”，建议钱穆到广州暂避一时，并盼 9月间二人能有重晤之机。后来钱穆回忆，许氏当时的心态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想法，“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32]然而，钱穆此时的心情显然与时人不同。颇耐人寻味的是，南下广州后，身在华侨大学任职的钱穆一本学者性情依旧向国民党残余政权进言，“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的是“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33]关于此一小节，美国学者邓尔麟指出，“当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力邀知识分子反共，然而钱穆则劝他们热心办教育”，“钱穆的主张仍是要国家统一独立，而不要分裂或是倒向苏联或美国”。[34]然而事与愿违，那时根本没有人会考虑钱穆的建议。不过，从以上种种现象观察，钱穆的南下行为还是反映出他一定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南渡”时，他对国民党政权仍然抱有一丝认同的态度。
广州时期，出现在钱穆周围的很多学人，如张其昀、唐君毅、陈寅恪、熊十力、杨树达、罗倬汉等人，对于去留问题各有所见，其中愿意留下迎接解放者仍在多数。在决定南渡的人中，已有赴港办学之意的张其昀曾力邀钱穆加盟，钱亦一口应允。其时，张其昀到穗时间也并不很长。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之后，一路挥戈南进，国民党地方政权基本上呈现土崩之势。24日，尚在浙江大学的张其昀往见校长竺可桢面商去就问题。那时，国民党当局对他已有接其南下的许诺。然而，竺可桢从校方建设考虑，认为张若离去，则于学校损失巨大，故劝其不必如此惊动。而竺氏似乎也看出了张的去意，便“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35]最终，张其昀没有采纳竺可桢的建议，还是南下广州了，由此也就有了钱、张之会。不料，钱、张相见后不久，张便被蒋介石招往台湾服务，香港共事之议遂作罢。不过，邀请钱穆赴港者，仍大有人在。就在钱穆受邀赴港的同时，钱氏亦曾积极游说陈寅恪、熊十力、杨树达，劝他们离开大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钱穆就此认定，“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另外，这些学人于“家人生计，顾虑实多”。[36]钱氏所言虽然切中时人心理，但也从另一面暴露出他本人的一些性格特征。对于钱穆避走香港，一去不返的行径，后人评价曰，“就后果而言，钱氏此举实有‘弃家’之嫌”，当年亦有一淑女断定：“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37]不过，只身赴港的钱穆，却时时能获得友人的帮助，此后在港创办新亚致力教育事业、著书立说，取得卓然成绩而为世人所称道。而此种种也都是后话了。
当年，叶圣陶形容知识分子们的北上为“涓泉归海”，这一比喻很是形象生动。相比之下，“南渡”者却似一串项链上的玉珠，在项链解体的瞬间而落得四散皆是。一如前述，是时“北游”与“南渡”者的心态均是极为复杂，应该具体分析。不过，比起北上诸人，那时的南下学人似乎有一种感觉最为一致，就是“丧家”之感，这其中也蕴涵了文化上的“丧家”之痛。尽管，“南渡”者并非都是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其中不乏与国民党政见不同的激进人士。但他们也不太认同新生政权，而在他们离开大陆后的一段时期内，同样也不被人民中国所看好。好在历史终成云烟，好在一些“南渡”者也留下了宝贵的回忆文字，那些离开大陆时尚不知归期在何年的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大陆研究者的注意了。从这种角度观察，可以说他们已经回归了。
[注释]
[1] 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7页。
[2] 袁小伦：《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3] [35]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Ⅱ（1943～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页；第1241页。
[4] [5]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第5页。
[6] [7] [8] [9] [12] [13] [14] 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第269～270页；第287页；第284～285页；第305页；第298～299页；“后记”。
[10] 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18日。
[11] 杨敬年：《我的人生历程与经研所的五位老师——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5] [16] 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第375页。
[17] 张起钧：《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追忆飞离北平围成时的往事》，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18] 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19]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355页。
[20] [21] [22] [23]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第313页；第323页；第323～325页。
[24] [29] [30] [31] [32] [33] [3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266页；第272页；第273页；第274页；第275页；第276页；第277页。
[25] [28] 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跋”；“再跋”。
[26] [27] [37]《钱穆的生存之道》，张晓唯：《今雨旧雨两相知——民国文化名人史事钩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第183页；第185页。
[34]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