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忆北大荒流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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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锐
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
一九五九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开了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三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那时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都只是受到撤职处分，没有被开除党籍，还有工作可做，只有我一人是被一撸到底，随后送往北大荒劳改。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在一个炕上，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
我是一九六○年五月到的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的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那三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被人当作斯大林）；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应当说品德还比较好，脑袋瓜也还灵光，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再继续追究。这可能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原来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请求党重新处理，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对于庐山会议、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
刚到兴华村的第一个工作，是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臭得很，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了六一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记得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而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
跟我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两个人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劳动还要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是非常的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呵！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到了六一年十月，田家英知道我快饿死了，找到李富春。富春同志和我的关系比较深。他是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在巴黎入党。在延安时，富春是中组部副部长，陈云是部长。我办《轻骑队》，第一期写了一篇文章《想当年》，讽刺萧三老是讲想当年他和高尔基在一起如何、如何，吹捧自己。一次和富春见面，他说：李锐你好厉害啊，敢讲萧三。富春同陈云有矛盾。南宁会议他参加了，陈云没参加。他跟我讲：李锐啊，陈云是王明那时候上来的。田家英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特意找到他。富春就想法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让我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而且街上有卖鸡蛋的，五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八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朴，他曾经到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还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所以关于范元甄，写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么，又带着三个孩子。
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
我在北大荒第一是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第二是知道了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老百姓活得还可以；第三是知道了解放后农民生活得实在是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过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个空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是自己几乎被饿死的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了解到中国这种胡来的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人。共产党这样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因此比他们晚回来三个月，那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还是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到北京的。
在北大荒劳改时，我还记一点日记，里面还是写下了我的心思。从北大荒回来先路过沈阳，我的二姐在沈阳，她看到我那些日记，就扣下来了，后来大概烧掉了。她去世以后，我去她家找过，没有在遗物里找到。
妻子离婚，流放磨子潭
临离开北大荒时，虎林电厂有人送我一袋黄豆，我带回北京交给了范元甄，当时那是好东西呵。回来后和范元甄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一天，她把《参考消息》递给我，说：给你看看吧，你现在没有资格订这个了。吃饭时，我单吃。一天家里的阿姨蔡嫂给了我一个大馒头，范元甄就到厨房里训她：你干嘛把大馒头给李锐。我就想：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了。
我在北大荒时，她曾经给我写信说要离婚，我回信说等我回来面谈吧，此时，我就等她开口。一天她说，我们还是离了吧。我立即回答：好。两个人就坐了公共汽车，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旁边司法街的中级法院。一进法院大门，范元甄就哭了。进到办公室我才知道，她此前已经撤回自己的离婚申诉。但是路至此，已走绝了，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明我现在还保存着。
其实水电部对开除我的党籍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九六三年水电、水利两部合并，李葆华是党组书记，讨论恢复我党籍，结果没被通过，就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最关键的原因大概是范元甄的揭发材料（应该是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她写的）。这份材料当年被邓小平下令烧掉了，他看过后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也看过这份材料，他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刘澜波是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的，他说：“天底下没有这样恶毒的女人，李锐如果跟范元甄复婚，我们水电部党组集体反对。”我只能据此推测范元甄在这份材料里揭发内容的厉害，里边一定会有我和她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主张开除我最积极的还是水利部的人，内部的帽子说我是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
去北大荒以后，水电部每月给我一百二十元钱，不是原来的工资级别了。离婚后，三个孩子我每月每人负担二十元，三个孩子共六十元，我自己还有六十元，给母亲每两个月寄三十元。母亲住在长沙的大姐家，大姐不要我的钱，可是我有责任。自己每月留四十五元，那时四十五块是很值钱的。我后来到安徽磨子潭继续劳改，还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富翁。
最后平反，安子文再次帮我
党里面看重我的是安子文。一九七八年形势发生变化，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安子文先于我入院，两人碰面。不久他即得到中央平反通知。返京前，他对我说：我一回北京就找胡耀邦，解决你的问题。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接到中央通知，一九七九年元月四日从安徽合肥回到北京，不久到水电部复职，还是任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党组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才正式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
我的大女儿李南央把我在磨子潭时的家信和申请平反的信件整理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一九七五─一九七九年家信集》，那本书对我在磨子潭的劳改生活和如何最后获得平反的过程，有真实的记录和反映。
本文选自李锐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