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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妈|"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7
原创 2015-06-12 孙卓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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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没见过爸爸，听我妈说，我爸是国民党军官，一解放就被关起来了。我这辈人里有个国民党爸爸的，并不稀奇，父母双双逃亡台湾被遗弃在大陆的同龄人都不在少数，比起他们来，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
我妈是河北省河间县人，她和我爸同岁，都出生在慈禧、光绪同时崩逝，宣统小皇帝坐上宝座那一年——公元1908年。我妈从小淘气，是远近闻名的假小子。关于她的淘气，可以一事为例：她的二伯母，在我姥姥四个妯娌中，是人人惹不起的悍妇。我妈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与另几个小姊妹在院子里游戏，惊吵了二姥姥的午睡，被她喝骂了一顿。我妈当即回嘴，二姥姥马上到我姥姥面前告状。我姥姥很怕这位泼悍的妯娌，就当着她的面，把我妈打了几下。没想到，这下激怒了我妈，她转身就去找二姥姥报仇。二姥姥是小脚，走路一扭一拐的，遭我妈突然袭击，被一下子撞倒在地。二姥姥又去找我姥姥告状，于是我妈又挨了打。这个仇便结得深了，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妈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去找二姥姥打架。她不是趁其不备撞倒她，就是躲在墙角用石头砸她，再不就突然冲到她面前，狠踩她的小脚，疼得她跌坐在地，抱着脚呼天抢地爬不起来。二姥姥抓不住我妈，只好每次都去找我姥姥告状，而我姥姥也只好每次都将我妈打一顿，事后我妈却要变本加利地向二姥姥报复。二姥姥终于明白，我妈与她战斗到底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只得主动退让。她再也不敢向我姥姥告状，远远地见了我妈的影子，就拐着小脚一扭一扭地跑开，嘴里还念叨着：“哎哟，可惹不起这小姑奶奶！”
我妈干过的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以致家人们把她原来的乳名“春”给改成了“蠢”，这诨名数十年后还有亲戚当面称呼我妈，实在令我忍俊不禁。为此我姥姥常对她实行体罚。家里的亲戚就编瞎话骗我妈，说你不是你妈生的，是捡来的，所以比别的姊妹挨更多的打。我妈竟信以为真，以致与母亲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后来我姥爷离家去天津工作，全家随他移居天津。有一年春节刚过，我妈不知又闯了什么祸，姥姥又将她狠揍了一顿。我妈一气之下跑到自己念书的小学，对她的老师谎称自己是童养媳，不堪虐待，请老师帮她做主。这位老师激于义愤，托自己的朋友将我妈带到了北京，以孤儿的身份送进香山慈幼院，那时我妈年仅十四岁。
我妈临走时在家里留下纸条，写上：“你们不要找我，我已经跳了海河。”她甚至在河边扔下了一双自己的鞋子。姥爷和姥姥悲痛欲绝，花钱雇人沿着海河打捞，当然不可能找到我妈踪影。姥姥为此十分后悔，责怪自己对这个女儿过于严厉了。她每想起此事就流泪不止，把眼睛都哭得半瞎了。说不定她后来的早死也与这次的悲伤过度有关。
我大姨很快也到北京去上学了。有一回，大姨的同学偶然见到我妈，讶异于她竟与大姨如此酷似，大姨闻同学提及，请其指示地点，蹲守数天，果然抓住了我妈。我妈见到姐姐又高兴又吃惊，她坚决不让姐姐向家里通报此事，怕给那位助她出走的老师惹祸。大姨果真为她保守秘密，从此把家里给自己的零花钱，按时分给我妈一半，可见她们姊妹感情之深。我妈还活在世上的秘密，一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姥姥得知，可她见到我妈时，已经只能摸索，无法看清女儿面目了。
北京香山慈幼院是由湖南凤凰人熊希龄创办，熊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是民初名人。我妈在师范部学习，暗中加入了CY（共青团），任地下团支部的书记。她经常夜里爬墙出入学校，与联络人交接组织文件和共产主义读物。她的活动终于被校方掌握，遭到开除。她离开慈幼院时不过十六岁左右，竟冒充家庭主妇，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组成假家庭，实则是地下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很快就受到了注意，特务在周围布置了监视。我妈他们及时觉察了异常，提前逃走，让抓他们的敌人扑了空。可我妈也就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另行安排自己的出路。
作者母亲从军照
她伪造中学毕业文凭，报考国立艺术学院，竟被录取。可我妈并没专心习画，而是又与在艺术学院活动的地下党联系上了。那时正是日寇占据东北以后，又策动华北自治的时刻，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我妈与一些参与学运的同学，又被学院开除。于是我妈终其一生，虽上过中学和大学，却从未拿过任何毕业文凭。我妈虽已被开除，但仍参加了卧轨截火车上南京请愿。在南京，他们与军警激烈冲突，砸毁了中央党部、中央日报等机构。我妈亲口对我说过，她砸中央党部的时候，一手一只椅子腿，连一只灯泡都不放过。后来学生们被武装押送回北京，我妈当然也不能再回艺术学院，只好去为生活奔波。
作者母亲当年剧照
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正在河南开封教书，遇日机轰炸，东西全被大火烧了。正在她犹豫不定不知该往哪儿走的时刻，接到我大姨的来信，叫她到四川去找她。就是这封信决定了我妈的后半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妈离开开封两天之后，就有一伙同学来寻她，想邀她一块儿上太行山投八路。然而命运已经安排他们分道扬镳了！
我妈南下首先落脚在湖南，辗转在很多学校教过书。那时候没有铁饭碗，每个学期终了，不知道下个学期能不能续聘。这种日子她混了有好几年，之所以没迅速入川找我大姨，是因为长江一线已经被日军占领，没法儿坐船进四川了，而从湖南入四川全是崇山峻岭，不到万不得已，不是人走的道儿啊。可不是人走的道儿，逼急了也得走。日军1944年终于突入了湖南，先是占领长沙，继而围攻衡阳四十余天，守军弹尽粮绝最后投降。从广东包抄过来的另一股日军，则占领了广西大部，终于使日军占领区勉强贯通了中国大陆。我妈随着难民潮，日夜不停地向贵州方向逃难。沿路先是坐火车，车走走停停，还时常遭到轰炸。难民中瘟疫流行，沿途尸积累累。我妈逃到贵州独山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几乎追上了她。日军占领独山时，我妈就躲在附近的山中，听到的枪炮声近在咫尺。而日军这时亦成强弩之末，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不上，只得后撤。
等我妈从山里重新回到独山城，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和遍地横尸。她遇上了国军招收青年军，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她虽已年过三十，仍一横心报了名。她那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一边打着摆子一边沿途乞讨，连身上御寒的棉衣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到这地步还能有什么选择？她被集中转运到重庆，进了训练营，还因为比较年长成熟，被委任为少校队长，带的是女兵卫生队。
可我妈大概从骨子里就与国民党政权不大对脾气，不知为什么事跟上司发生了矛盾，争吵之下竟被关了禁闭。我妈性烈如火气不过，就趁哨兵打瞌睡，夜里爬出禁闭室的窗户，溜回队里与副队长串通，又悄悄潜回禁闭室睡觉。第二天副队长串连另一队，率两队共上百女兵，冲进总队部要救出我妈。总队长竟让这帮小女兵打得鼻青脸肿！事闹大了，我妈差点被枪毙，那个副队长和另一队的队长队副全关起来了。这一关就是大半年，等这批青年军全部被编入远征军入缅作战之后，她们几个才算不了了之，赶出军队了事。我妈说，她如果也去了缅甸，必死于无人区野人山中。
我妈脱离青年军后，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姐姐，两姊妹相见时，一定有恍如隔世之感吧？我大姨父原是号称“虎贲”的57师的军医处长，我大姨随军当他的助手，然而此时大姨父已因患肺痨而去世了，大姨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军队，生活也不宽裕。我妈由大姨给找了一份工作，当然还是重操旧业，当教书匠。她这回教的学生中好多都是军队高官的子弟，我妈对学生很严厉，以致一个学期下来，很多原来养尊处优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太岁”被她修理得服服帖帖。大姨怕我妈因此会得罪一些有权势的家长，还劝过她不要锋芒太露，可没想到她的严厉反而很得家长们的赞许。有个学生家长是我妈的河北老乡，为了孩子的学业与我妈有了一些来往，于是就经此人的介绍，我爸出现在我妈的身边。
作者的父亲和母亲婚礼照
我爸是湖南省宜章县人，姓曾。从族谱上看，当地曾姓来自于江西吉安，更早应该是源于华北，或许与华南沿海的同姓客家人血脉同源。宜章那地方在湖南的最南端，属于五岭山脉。我们老家离广东地界仅十六公里，说的语言却完全不是广东腔，而是类似于云贵川一带的口音。我爸出身很贫苦，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我的几个姑姑，大多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出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爸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想必我爷爷当年对他寄予厚望，所以竟然还让他读过私塾。要不是有一天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显赫的亲戚，我爸原本是会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农民的，就像我的爷爷一样。
来的人是我奶奶的娘家叔伯兄弟，也就是我爸的堂舅，此人后来当过郴州警备司令，最高军衔做到了中将。这位姓肖的舅公是回老家招兵买马的。湖南人自曾国藩、左宗棠时代就有出外当兵吃粮的传统，而且每个已在军队里混出点名堂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再多拉来一些“子弟兵”，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我爸于是跟着他的堂舅当兵去了，那年他十六岁。后来他堂舅又把他送进了黄埔军校，其实那时所谓黄埔军校已不在广州，而是迁到了南京，正式的名称应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爸毕业于第八期。
我爸虽然是南方人，却身材高大，正是所谓南人北相，或许得自于北方远祖的遗传基因吧。我妈老说我没我爸高，这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在现在的人中间也能算个较高的个儿了，几十年前的人，能有几个上一米八十的？可我没见过我爸，也就只好权当我妈的记忆不会错。我爸因为个儿高，从军校一毕业就进了桂永清将军指挥的“教导总队”，那是当年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连每个普通士兵都要考试文化，不达小学毕业程度就不收你。试想在大多数军队只能以抓壮丁充数的时代，那一定就算是最精锐的部队了吧。这“教导总队”还兼任仪仗队，以及新式武器示范推广的工作，进口的德式武器先发给他们，用熟练了再向全军推广。我爸就在这支部队里，从排长当起，一路顺利提升。
到抗战爆发，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我爸已经是个营长了。他们的阵地在城外的紫金山。多年后，我孤身一人曾经到紫金山寻访过，但见盘山公路边石砌的护坡上，拳头大的弹孔密密麻麻，仍可令人想见当年的血战之惨烈。那时的战况我永远无法从我爸嘴里听到复述了，只好到书中去寻找。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有太多的书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我知道了蒋介石原本已不打算固守南京，是我们湖南老乡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还发出了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豪言。而又是唐司令官在未组织有序撤退的情况下，自己先弃军而走。守城部队很多既未接到撤退命令，又无船渡江（渡船在唐长官的严令下，早已被全部烧毁，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陷入一片混乱。我爸是怎么逃出这人间地狱的？这永远于我是一个谜了。教导总队一万多官兵，恐有半数未能逃出南京，死于随后的南京大屠杀。
我爸归队后，又随部参加河南兰封战役，他的上级团长阵亡，我爸以营长的身份代理团长，不久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多年后听我妈说，那是在冬季，一个炮弹在我爸身边爆炸，一块很大的弹片从他的后背肩胛骨处打了进去，连同棉衣一起卡在了骨头上。我爸的勤务兵将他的肩背连棉衣一起用绷带捆扎住，把昏死过去的他扛下了战场。我爸一个星期后才被转送到了后方武汉，送进了野战医院。
军医打开把我爸缠得像个粽子的绷带时，看到他的一条胳膊已变黑。军医说这样子只能截肢了，否则会因败血症而危及生命。可我爸却坚决不同意，原因是那时没有残废军人的抚恤制度，军人一旦残废也就失去了任何保障，而再想找个别的饭碗，少一只胳膊又能干什么呢？我爸对军医说：“我要是能挺得过去，那是我的命，挺不过去，也是我的命，与你无关。”他真的就这么挺过来了，不但没死，还随着野战医院在武汉沦陷之前撤到了重庆。
我爸撤进四川后，因伤残不再适应作战，据说他除了肩背和腿部受过重伤外，还有眼睛被日军的催泪瓦斯所伤，会迎风流泪，只好总戴着一副平光眼镜挡风。
那时在国军中有一种称为“铨叙”的制度，就是每隔半年要对仍活着继续服役的军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若错过铨叙就会被除去军籍，不再承认你的军官身份。想必那也是惨烈的战争造成大量伤亡及逃亡，而带来的不得已的措施吧。我爸就因住院疗伤错过了铨叙，等他出院时只好拼命寻找同学故旧疏通关系，以重新谋得饭碗。据说仍是他的老长官桂永清将军写下亲笔介绍信，才保荐他重新谋得一份负责管理训练的工作，他得以保住了自己的上校军衔。
我妈那位河北老乡的学生家长，极力为我爸鼓吹，一方面夸我爸人品如何好，另一方面也“实话实说”，告诉我妈，我爸原来在老家是有结发妻子的，但已经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对于我爸的情况，我妈和大姨是经过了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查的，得到的消息与那人说的没有太大差异。只知道我爸还有两个儿子，随着爷爷奶奶留在了老家。这门婚事我大姨极表赞同，因为我妈年龄已经不小，战乱中流落异乡，你还能挑什么？
这时艰苦的抗战已经结束了，经历过战乱的人们一定更加向往和平的家庭生活吧？于是在1946年10月下旬，我的父母在重庆新生乐园举行了结婚仪式。
关于我爸的这些基本情况，是多年后我妈告诉我的。想必她当年也就知道这么多吧。然而真实的内情却远远不止这些……
我妈多年后经常对我说，我爸真是个好脾气的人。我妈脾气很急躁，而我爸却从不发火，凡事都肯让着她。可我爸仕途上却很快遇到了麻烦，那正是因为国军在内战中节节失利，各个系统都陷入了混乱，他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妈曾经提出，跟他回湖南老家去，反正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可我爸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爸仅仅成了我妈的家属，就靠她教书的薪水过活。
四川解放时，我爸起码已经当了两年以上老百姓了，可他还是很害怕。害怕归害怕，当看到军管会贴出的布告上，命令与国民党有关的军政人员限期自首报到时，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那布告上不是说了吗：主动自首者，既往不咎？可当他一报上自己过去的职务和军衔，立刻就被扣留拘押起来。那时我妈怀着我才四个月。
我是个早产儿，我妈只怀了我八个月。老话说：七活八死，不知道我是不是命特别硬，才活了下来？我妈生下我之后，感觉不能再在重庆待下去。我爸那个身份，我们娘儿俩要是守在眼面前，还能不受他的连累？于是我妈决心领着我北上，北京好歹还有一些亲戚故旧，总能对我们孤儿寡母略加关照，总比死守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强吧？我妈带着我动身之前，去关我爸的地方探过一次监。后来听她说，我爸隔着栏杆从她手里把我接了过去，可我没见过他，认生，一到他手里，就像被鬼掐了一把似的，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爸当时眼圈就红了，只说了一声：“你快把他抱过去吧。”就赶紧把我重新交到了我妈手上。这就是我与我爸唯一的一次身体的接触！那时我仅仅几个月大，什么也不知道，可他是不是预感到了父子之间从此就要天各一方，再无相见的机会，眼下就是最后的生离死别呢？想必这不是他当时能料得到的。
我妈把我绑在背上，空出两只手，一手提着一只柳条编的箱子，其中一只里面装的全是我用的尿布，就这么重新走上了出川的道路。她说，那是在冬季，长江里正是枯水季节，水浅，河滩变得很宽。每到一站上下船时，都要从几丈长窄窄的跳板上走过，每次她都是一身冷汗。我知道她自己并不怕死，她是怕我有个闪失。
我们回了北京之后，我妈重新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干到1957年，由于她抗战时在湖南教的一个学生的介绍，她又调到了长沙，在湖南省话剧团当上了台词教员。这期间，她不得不通过法院跟我爸离了婚。我妈漂泊半生才找到我爸这个可心的丈夫，确实视为自己最佳的归宿，不到万不得已，她怎么会走这一步呢？她主要是为了我啊，后来她还把我的姓都改成跟她姓了，不全是为了尽可能做出与我爸划清界限的姿态吗？至于这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读者想必都会是心里有数的吧。
1961年，我妈在与我爸中断了联系很久之后，得到了劳改所寄来的通知，得知我爸因身上的旧伤和肺病，已经死了。她不敢去奔丧，那时候这种关系避之惟恐不及，哪敢再给人留下“与反革命亲属划不清界限”的话柄呢？我爸死的时候，年仅54岁。我想，他死在1961 年，绝不仅仅是因为旧伤复发和肺结核。那时我们身为自由人尚且饿得九死一生，连我妈那么棒的身体都得了水肿病，他的死因不会没有饥饿的成份。不管怎么样，我从此不再有与亲生父亲相见的可能，说实话，我从小对这一点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想象，哪怕是在被教育一定要与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之后，我也不能克制这个念头。到此时，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绝望了！
劳改所给我们寄来了我爸的遗物：一只穿了孔的破脸盆、半截用剩下的牙膏、一把秃了毛的牙刷、一顶旧鸭舌帽、一条破毛毯。我妈说，少了两样值钱的东西：一只派克钢笔、一个象牙的私章。不知道我爸是在饥饿中用来换了吃的，还是落在了什么不相干的人手里？命运不肯给我爸马革裹尸的光荣，偏要用瘐死狱中来羞辱这个曾为国流血的军人，同时也永远剥夺了我们家庭团聚的最后一丝希望。
如果以为我爸的故事到他故去就完结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俗话说一死百了，可也有时候会了犹未了！
我六岁多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湖南人，那是我妈抗战时在湖南教的学生，此人是湖南省话剧团青年导演，这时到中央戏剧学院，进苏联戏剧专家开办的进修班，他得知我妈的下落，前来看望老师。此人说起湖南省话演员们的台词很成问题，演出时曾被观众戏称为“湖南话、剧团”，力邀我妈调去当团里的台词教员。我妈随口答应了，其实并未当真。没想到不久湖南省话剧团的团长就亲赴北京，来谈调动的事了。我妈一生漂泊，家乡观念早已不强，她就这么轻率地决定了迁往湖南。她甚至没有听从亲戚们的意见，当时已有风声说，将开始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一旦离开北京，户口再想迁回北京绝无可能。可我妈居然没当回事，说走就走了！
我妈临离开北京之前，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妈单位自办的福利幼儿园，曾因我爸的关系拒绝我这个“反革命子弟”入托，我妈始终为此事愤愤然。此时既然上面号召大鸣大放，她就将此事提出，写大字报说这是摧残祖国的花朵，凭什么把生在红旗下的孩子当成敌人对待？她满不在乎地贴完大字报就领着我南下，全没想到这张出口气的大字报，差点给自己惹下多大的祸。她后来跟我说，到湖南后就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她反正初来乍到，人还没认全呢，就每天在院里看大字报，越看越心惊肉跳。好多对领导说的话还赶不上她在北京贴的大字报呢，眼看着就一个个打成右派了。不知为什么，北京原单位竟没通知湖南这边追究我妈，大概是他们的右派名额已满，用不着拉我妈凑数了？她就又这么歪打正着地躲过了一难。
我家在湖南省话剧团住在一间阁楼上。这个名叫“豫园”的院子解放前是个大户人家的公馆，房子很多，错落有致。我家住的阁楼原是堆放杂物之处，高耸在其他房间之上，四面都暴露在毫无遮挡的位置。春秋季节还是很舒服的，风可以无任何障碍地穿堂而过。冬天就不行了，那时南方没有取暖设备，顶多只能烧个小煤炉子，还不敢将门窗过于紧闭，因为怕中煤气。毫无障碍的北风可以把小阁楼迅速降温到冰点以下。最难以忍受的还是夏天，长沙历来是中国几大火炉之一，炎炎夏日把小阁楼炙烤得象一个蒸笼，人在里面一动不动都会被笼得张嘴喘息。于是每天傍晚我妈都得向地板和四面墙上泼浇大量的水，水浇在墙上会“丝丝”响着，迅速化作白烟不留一点水迹。就是这样，也通宵夜不能寐，那时还不时兴纱窗，南方蚊子多，我们只能睡在蚊帐里。我妈为了让我入睡，往往自己通宵摇扇不止，我在习习凉风之下，可以睡得很香甜。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妈的音容笑貌犹如在眼前……
我妈干上了话剧，那真是六十岁学吹鼓手，她哪知道专业的表演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调她来的时候，也只是说叫她当台词教员，给南方出生的演员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可剧团就是这么回事，一演大型剧目，连看门做饭的都有可能被叫到台上去当群众，何况我妈那么标准的京片子呢？没办法，开始是被打着鸭子上架，弄着弄着就成了个半专业的演员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她还真演了不少戏份不少的角色，什么老舍的《女店员》啦，《全家福》啦，还有《年轻一代》啦，《霓虹灯下的哨兵》啦，湖南省话的演员们都说我妈，上台扮个大妈大嫂地主婆什么的，简直太像了！
后来湖南省艺术学校要办话剧科，我妈就被调去，成了创始人之一。我妈在艺校那两年，是有名的老积极。说她老，是她这时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说她积极，是她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关心学生的生活上，都是事事走在前面的。我记得每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我在中学住校，平常不回家），总是得等到天黑才能见到她的人影，她不是又给说不好普通话的学生“开小灶”去了，就是领着学生打扫卫生、给厨房帮厨去了。有几个学生的普通话怎么也说不好，N和L不分，“奶奶”永远说成“赖赖”，她天天逼着人家练，一个星期下来，好不容易有点长进了，可那学生回去过个星期天，跟家里人说上一天长沙话，到下星期回校又一切照旧。我妈干脆就不许人家回家了，星期天学校食堂不开伙了，没关系，上我们家吃！连我都得跟着她当二老师，帮学生正音！我妈连着当了好几回先进工作者。这样一来，她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可后来文革一闹，学生们全变了脸，我问过她，你当初干嘛那么待他们？她说，我一辈子对学生就这样，解放前的学生你是没见过，来了例假，我还给买卫生纸的钱呢！
我妈是在文革爆发前夕退的休，可她那门台词课却没人能顶，还得让她继续上课。领导找她谈话，说要给她补足工资的原数，可她说，别！就这么着，我拿的已经不少了，感谢党感谢人民！请领导把要补给我的钱转交给越南人民吧，算我支援他们打美帝！我妈她真不是装的，她虽然摊上我爸那么个丈夫，解放后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影响，可她就是真心拥护共产党！我想这既有她年轻时干革命打下的思想底子，又有一重终于不再受外国人欺负的民族自豪感。
这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风雨欲来了……
“十六条”一公布，我在住校的中学里立刻被卷入贴大字报的高潮。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担心我妈，星期六我一到家，邻居就悄悄告诉我，我妈被隔离审查了，人就关在学生宿舍下面的一排平房里，门上还贴了两个大字：“牛棚”。我还得知艺校的教学楼里有好多关于我妈的大字报，连忙赶去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最显眼的一张大字报从教学楼进门的大厅天花板上挂下来，一直垂到地上，标题是墨汁淋漓的一行大字：“把老特务某某某揪出来！！！”我心都跳得快从嘴里蹦出来了，只觉得太阳穴在突突直跳。等我把这张大字报看完了，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因为上面说的太离谱了，我都不觉得会有人对此信以为真。那上面说我妈是潜伏特务，说我妈能在黑暗中拆卸装配任何种类的枪支，能飞身骑上光背马，双手开枪，百发百中，甚至还说她牙齿上装着照相机！只要一呲牙就能把秘密情报给照下来！这种云山雾罩的杜撰，难道也会有人相信吗？
可就是这不着边际的罪名，竟使我妈在整个文革期间都难以摆脱。她被关押期间，挨打、劳动当然都是常事，这些凡是文革中挨整的“牛鬼蛇神”概莫能外，没什么新鲜的。倒是她对待挨整的态度，反更让人起疑。因为她一点不像别的人那样，拼命检查自己，挖思想根子，她除了把自己的一生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了一遍又一遍以外，抵死不认当特务的账。她被审烦了，就大哭一场，哭完了立刻又能笑起来，弄得审她的人还以为她疯了。我妈晚上和其他女“牛鬼”同睡一间大教室，别的人都心事重重睡不着，她却脑袋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搞得这些人都想，她怎么会神经那么坚强？不是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又是什么？要不就是没真睡着，装着打鼾呢！可到第二天搞劳动时，见她体力很充沛的样子，明明不像是没睡觉。我妈后来跟我说，他们想让我活不好？我要是再自己闹心正好趁了他们的愿！我偏睡个样子叫他们瞧瞧！于是就睡着了，就这么简单。
我妈文革前夕就办了退休手续，退休金早已划归民政局发放了，可艺校就是扣着关系不交民政局。直到办省会文艺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还被关在专政班里。后来她干脆被送到“五七干校”去继续审查历史问题，当然仍是永远也查不清楚！
我妈被押送到干校去时，我已经下乡插队去了。她被限期离开艺校，只有半天的时间处理家里的财产。她在附近找了个买主，把家里的家具半卖半送给了人家，换了区区二十块钱，然后就带着两只箱子去了干校。说起来令人心酸，她带走的箱子中间，有一只竟还是当年孤身背着我从四川回北京时用的，就是那种柳条编的……
她在干校种过田，养过猪。那时我想见她，只能辗转倒车倒船，到干校去住几天。可那不是家啊！母子见了面也没有任何可以谈谈心的私密空间。她在干校一直不是正式的学员，一方面因为被专政的身份没改变，另一方面又因为她是已退休的，连工资都不在干校拿，她的退休金每年一次从民政局转到干校代发。我们母子过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有将近三年，直到我妈得了一场大病，那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
我妈以年过花甲之身，还要干那么重的农活，先是患了严重的高血压，继而突然在绝经多年后，反常地大出血了一次。干校的保健医生向干校领导汇报，领导准假，让她到长沙检查。我妈独自返城，这是她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单独自由行动。她到了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作详细的妇科检查，结论是宫颈癌中期！医生问她家属在哪儿？我妈坦然答道：“家属不在，您尽管实说，我不害怕。”得知病情后我妈要求作手术，医生却以她年纪大、血压高为由，劝她转院到广州去作放射治疗。我妈走出医院，心想不能泄气等死，儿子还在农村，因出身问题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招工呢！她在这之前相当长时间食欲不振，其实就是病的反应，这时她决心一旦定下，立刻毫不犹豫走向马路对面的小吃摊，一下子叫了四根油条一大碗面条，强迫着自己吃了下去！我妈她不是怕死，她是怕我还太稚嫩经不起乱世的风雨，她还想用自己衰老病弱的翅膀再尽可能地为我多遮挡些时日啊……
干校派专人将她送进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妈又跟医生软磨硬泡，直到医生答应给她动手术，这时我妈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收到信时正在业余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马上准备参加全县的汇演。那时我已经下乡四年多，因出身不好招工始终无望，唯独县剧团却对我颇关注。那时什么剧团都要移植革命样板戏，他们很需要能操标准普通话的演员，而我因此成为稀有人才。我正一门心思盼着汇演完了能进县剧团呢，我妈患病的消息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我妈在信中向我交代了万一她手术遭遇不测，我应该处理的种种后事，可就是不让我去广州，说不要打乱了我对前途的安排……阅信后我心如刀绞，唯一相依为命的老妈生死未卜之际，我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守候在她身边更重要？可宣传队的头儿不让我走，因为我在这台节目中兼的角色太多了，离汇演的时间已经很近，我若一走全都得重排，拿名次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我还是走了，义无反顾。我先坐船一昼夜到长沙，再乘火车近二十个小时到广州。我赶到广州医院时，我妈已经进手术室了。我站在手术室门外七个小时，才把她等了出来。她睡在担架床上，脸色竟然红润如常，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你还是来了？”
那年我妈64岁，那也是她最后一次抖擞精神奋起与命运抗争。她居然又赢了。她开刀割除了肿瘤后，竟又整整活了二十年，算得是尽天年了！
后来我们娘儿俩回到长沙，由省五七总校安排在招待所里暂住，他们不敢再将这癌症病人放在下面分校继续劳动。那间招待所的小屋大约仅五、六个平方，面对面放两张单人床，中间就只能容下一张小课桌了，那既是床头柜又是书桌和饭桌，好在我家已经财产丧失殆尽，不愁东西搁不下。我不能再回插队的地方，就在这斗室之中陪伴着大病初愈的老娘。我妈作的是“广泛性切除”，医生说只需定期检查，不用化疗或放疗。而她此时健康上最大的问题已经转移到心血管系统上来。我妈因挨整时心理上的压力，加上长期强撑着进行重体力劳动，血压一度上升到骇人的地步，血压器的汞柱升到最高点才能测出她的血压。血压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度，会迅速使她的脏器出现不可知的病变。
五七总校为了我妈的病情，出面向省知青办交涉，将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回了长沙，因为若不如此，他们就只能派个专人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我算是因祸得福，得以未经“病退”就重新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我的户口办回来时已经24岁，于是当代课老师、在居委会办的小作坊里修理电动机……反正什么都干过。同时还得管着我妈一切事情，包括吃饭、看病、甚至洗澡。我妈说过，那是她觉得一生中最舒畅的日子，因为终于确信大劫已经过去，与亲人重相厮守了。她老爱说：“我一辈子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总算最后有个好儿子让我依靠。”她还说：“不怕儿晚，就怕寿命短，瞧我四十多才生的儿子，也能当家主事啦！”相对她的快乐，我此时的心境却较为复杂，主要是觉得前途叵测，我还有整整一辈子要过啊！我妈也常会受我的情绪影响，伤心地说：“是我的病害了你……”她还没忘了县剧团要招我的那回事呢！
后来我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瓷器工厂，成了一个烧窑工，一干就是四年。再后来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考入广电系统。我妈也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退休人员，可我为她的事找有关部门申诉，为她追讨挨整时的全职工资时，却受到各部门的推三阻四，谁也不承认是自己的责任。事实上也确实很难说清到底怪谁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时我妈倒颇有些气不愤了，她已经不是当年给钱都不要，愣要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思想了。
我妈再次经受病痛的折磨。事情缘起于我孝敬了她一台电风扇，想起幼年时我妈通宵摇扇让我安睡的往事，一旦买电扇不需凭票了，我就赶紧为她买了一台。我妈将它搁在床头，夜里热了就开一会儿。她舍不得多用电，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关了。我教她使用定时器，一回可以开一个钟头，到时间电扇就自动关了。可长沙的夏天实在太热，电扇刚一停，我妈就又热醒了，她只好再爬起来开开。反复几次之后，她干脆不用定时器了，就这么打开电扇吹着风睡着了。没想到就这么一下子把我妈吹出了个脑血栓！其实主要还是她长期的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再加上电扇这么一吹就给诱发了。我妈从此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摸着她的左手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与右手的温度不一样。听她自己说，不光发麻，而且麻得骨头疼！唉，我怎么只想到电扇能给我妈送凉风，就没想到老年人会因此坐下病呢？
我妈早就告诉过我，她当年跟我爸结婚后不久，就曾提出过，让他带她去宜章老家看望公婆。可我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路上不好走，去干什么？”我妈并没有怀疑他的拒绝后面有什么蹊跷，也就再没提起过这个话题。我妈说记得老家我爸的大儿子来信要过“英文笔”，还是她买了寄去的，可具体地址她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爸说过，家后面有一条小河，离铁路不算远。1957年后，我们母子虽然身在湖南，但一直对我爸的身份讳莫如深，哪还敢去寻找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呢？
可世上的事情有时竟会有这么巧！我莫名其妙地与宜章发生了联系。我夫人的三舅舅自湖南解放，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宜章工作。我们结婚多年后，我都没有见过这位舅舅，听说他很少与长沙的亲人们联系。大约是在1985年，我夫人的大舅舅患了癌症，住进了省人民医院。三舅舅是因为他的大哥不久于人世了，才回长沙与兄长见最后一面的。我在大舅舅住的病房外面见到了三舅舅，交谈中我说了自己其实是宜章人，及从我妈那儿听来的那些零星线索。三舅舅说，他在宜章待的时间长，全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些村子有曾姓的人聚居，他都大致心中有数，而且此时他正担任县档案局局长，解放前留下的档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象我爸这样上过黄埔，级别较高的国民党军官，很可能会留下记载。三舅舅答应下这事，不久就回宜章去了。大舅舅死后，我渐渐把这事忘在了脑后，那时我在湖南电视台工作，经常随剧组离家到各处去拍电视剧。
没想到我在江西剧组接到了我夫人打来的长途电话，小镇上的手摇电话机里传来夹杂着很大杂音的遥远信息，我夫人说三舅舅果然找到了宜章的亲人，可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处，就写了信寄到我岳母家中。我岳母看了信，叫我大舅哥把信送到我家。大舅哥送信来时，我夫人也不在家，他不知深浅，就把信直接给了我妈。我妈看了这封信就傻了，因为三舅舅信上写的情况有一条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的老家除了大哥、二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之外，我爸的结发妻子仍然健在，与儿孙们住在一起。
我妈绝没想到，当年我爸为了娶她编造的一个小小谎言，竟在他去世多年后被揭穿。她大受打击，独自在家哭泣，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接到这通电话后十分着急，可剧组正在紧张拍摄，我不能离开。从小镇打长途电话更加困难，而且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我妈行动不便，她能去哪儿接我的长途通话呢？我只能写信安慰我妈。我在信上说，我从小就听您说，我爸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完全是为了寻找出路，混口饭吃，才投身军旅离家当兵的，却没想到陷入内战的绞肉机里，最终尸骨都不知落在何处。当年他作为一个偏僻山乡出来的农村青年，一旦见了大世面，自然会对象您这样有知识、有风度的新女性产生兴趣和向往。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谎言取得与您交往的可能，这完全是历史造成的，您不必因此就改变了对他的好印象。我还说，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您百年之后与他在那里真能重新相见的话，难道你们还要为了他撒的这个小小谎言争吵吗？我想恐怕亲人相见，也只能泪眼相对，默默无言罢了。我妈读了我的信又痛哭了一场，但也从此想通了。她后来与宜章的妈妈两人之间，一直都有一种希望相见的想法，但可惜我妈中风行动不便，宜章的妈妈也年老体衰，无法长途跋涉，两人至死未能见面。
我初次到宜章是1986年的春节，我带着夫人和八岁的儿子坐火车到湖南最南端的“白石渡”站下车，那里就在宜章县城旁边。大哥二哥率侄儿侄女们接了我们后，前呼后拥进了法堂村。当时鞭炮齐鸣，全村人都被惊动了，特别是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如走马灯一般前来与我见面相认。几天时间中我恍如在梦里，我只觉得自己好象成了我爸的化身，我就是代替他回家省亲的。我从这时起，才有了一点身为湖南人的感觉。
我见到宜章的妈妈时的情景是最难忘的，我至今说不清那种感觉。原来她是个童养媳，自幼就被送到我家的。她娘家姓吴，因我爸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她在族中被尊称为“七娘”。她身高顶多有一米五十，而且背驼得如弓一般。她伸出干枯如树枝一样的双手，拉住我的手反复地抚摸着，我只感到象被锉子锉似的。她嘴里已经没有留下几颗牙了，所以说话含糊不清，加上她说的宜章话我本来就听不太懂，我大概只能理解她一、二成意思。可那次我陪着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因为我知道她所可能诉说的，舍她一生的苦难绝无其他。她仍住在我爸当年买下的两间古老破旧的土砖房子里，她指给我看，我爸回家时独自看书的阁楼，他早上“作军操”的水塘边。她认为我也是她的孩子，嘴里总是不停地喊着“好崽耶，好崽耶……”哥哥们告诉我，当年我爸并没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除了两间住房，就是几丘薄田，可土改时却因我爸的身份，差点把她划成了地主。后来是经过县土改委员会专门讨论，觉得实在不够划地主的标准，可又不能实实在在划成贫下中农，于是两相折中，划了她上中农成份。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她送终的，当年家里已经知道我爸在外面又讨了老婆，开始只瞒着她一个人，后来她也渐渐得知真相。我奶奶死前曾抱着大哥二哥哭泣，说我死后，你们的妈妈多半要改嫁，你们两个崽怎么长得大哟！可她却始终未离开这个家。我不能想象，象她那样一个矮小的身躯，是如何承受了“三座大山”式的三重压迫的？我这里说的三座大山，指的是我爸给她造成的情感压迫、解放后政治上的压迫、以及长期赤贫状态带给她的经济压迫。我虽然在劝慰我妈时，为我爸说了那么多开脱之辞，但见到宜章的妈妈后，我又自然有了对人生苦难更深切的体会。必须承认，我爸是对不起他的结发妻子的。后来我听二哥说过，宜章的妈妈死前说，你爸爸良心不好，所以只活了五十几岁，你看我做了好事，现在活到九十啦！她一定到死都还在耿耿于怀，可她的怨气只限于对我爸一人，她对我和我妈，都表达了最深的认同感，因此，我觉得她真是一个极善良的女人，我把她也看作自己的妈妈。
我一下子找到了两个哥哥、一个妈妈，这样奇异的事可不是谁都有幸碰得上的啊！这样的事在影视故事中常常被编得离奇古怪，十分煽情，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在我的生活里，却是真实的存在。我至今不敢在自己编写的电视剧中使用这样的情节，我真的害怕一旦搬上屏幕，就会让人感觉那是虚假的，那只会亵渎了我的两位历经苦难的妈妈！
我在大哥那儿竟然还看到了我爸死前给他们写去的信！我爸在信上说，政府认为他改造努力，已经宣布要释放他了。他告诉我大哥，你们在长沙还有一个弟弟——当然就是指的我——他回家时要到长沙，将你们的弟弟带上，回宜章与你们团聚。可就在我爸发出此信几天之后，劳改所就给大哥寄去了我爸病危的通知，然后紧接着又寄去了他病故的通知。大哥他们连信也没敢给劳改所回，那时哪敢对反革命父亲的死多表露什么呢？劳改所大概也正因为没见回信，不知家属是否收到通知，以至于没将遗物寄到宜章老家去，而是寄到长沙来了。
我爸未能如他所许诺的，到长沙带上我回宜章老家。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他没死，真的到了长沙，我妈会同意让他带我走吗？哪怕他只是暂时领我去认认自己的祖籍地，然后就将我送回来，恐怕我妈也是不会同意的。那时她对组织上反复不断的政治审查穷于应付，一定会对重新出现的我爸避之惟恐不及。还有，我爸的谎言会不会提早被揭穿？这倒是个更有刺激性的假设，我很难想象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妈死于1991年，是我刚刚过41岁生日四天之后。那天本来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全天在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在饭桌旁边有说有笑的。吃完晚饭，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我妈还嘱咐我，骑车要小心。可没想到我到家时，她早已经嚥气了。我夫人说，我妈说要自己洗个澡，叫帮她打好水放在卫生间里。她总是自己坐在木椅子上洗浴的，从不让人帮忙。突然我妈在卫生间里叫了一声，我夫人听着觉得不对头，跑去一看，她已经斜靠在墙上不能说话了。等找来单位的保健医生，确定她已经死去，估计是突发的大面积心肌梗塞。天下哪有这样干干净净地来，又干干净净地去的人？临死连澡都自己洗好了！我夫人她们只是为我妈穿戴整齐就行了。我见到我妈遗容时，她就跟睡着了一样，穿着一身家常衣服，脸上一丝痛苦也看不出来。我儿子从小就跟着奶奶睡，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这时他13岁，正要考初中，他站在奶奶的门外边，看着奶奶的遗体无声地哭泣……
我妈的追悼会很隆重，湖南省话来了四十多人，从七十多岁的到四十多岁的，都是当年尊称她老师的几代演员。我夫人把家里的照相机带了去，里面本来还有半卷没照完的胶卷，她请朋友将追悼会的情况拍了下来作纪念。事后我惊讶地发现：紧接在我妈安祥的遗容之前的，竟是四天前我过生日时与她在家里的合影！我妈依在我的怀里，满脸灿烂的笑容……
我妈去世时虚岁84岁。她舍我而去已经二十四年了。
我妈说过，宜章的妈妈其实更值得同情，她那么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独自挑起一个家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多难啊！宜章的妈妈死于1997年。二哥打电话告诉我，她病倒了，神智不清，不吃饭，只肯喝谷酒。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谷酒中掺米汤，喂给她喝，这样等于进食，或许能渐渐恢复体力，重新好起来。但她终于没有再痊愈，拖了一个多月才死去。不知我出的这个主意，是否延长了她的痛苦？若真是这样，我对不起我的另一个妈妈了！另外我对不起她的是，我未能回去参加她的丧事。当时正当我儿子考电影学院，那是他的人生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一直在北京陪着儿子。宜章的妈妈丧事办得很热闹很风光，我为她的丧事托在长沙工作的侄儿带回去一笔钱，聊补我无法亲自到场祭奠的缺憾。不久我就回到宜章，为她上坟，坟上的荒草短短时间已长得一人多高，据说那是后人兴旺之兆。
我爸我妈的故事应该到这儿才打上句号。因为我是到了宜章老家，见了我的另一个妈妈和两位兄长之后，才似乎穿越了时空和阴阳的阻隔，看到了我爸真实、复杂的内心。拿两个妈妈放在一起比一比，就能猜想到我爸当年心里的矛盾和躁动。我妈说过，那时我爸的同僚都羡慕他有个好太太，拿得出手。本来嘛，那时候不是级别很高的将官，能有几个讨了上过大学的老婆？可我爸在得意之余，就不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那个为他养育儿子、向父母尽孝的糟糠之妻？他拒绝我妈去宜章的提议时，是不是要出一身冷汗？当我也成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大男人后，对男人的责任、男人的野心、男人的欲望，应该说早已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我爸当年在想些什么，能不激起我研究和想象的兴趣吗？更何况我是个以讲故事为职业的编剧呢！我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当了那么久的官，却没有多少钱，两个家都没有他留下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确实是个廉洁奉公的人吗？他作战时是不是真的很勇敢？他是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负的伤，还是鬼子的炮弹长了眼，追着砸到了他身边？他内心深处对两个妻子分别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妈嫁给他时，他是得意多于内疚，还是强忍着对今后事闹穿了的恐惧？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我的生身父亲！而且我妈到死都断言，他就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