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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首发 作者惠赐|台湾二二八事件
原创 2015-06-04 李禄君 阿信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黑色的眼睛看见白色的恐惧
——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本省人与外省人
台湾族群崇尚打拼，整个台湾史就是移民与殖民的历史。台湾民风强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族群间不时为争地盘、争水源等大打出手，但基本上没有“本地人”、“外地人”，“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台湾族群。
但，1947 年发生的“二二八”大悲剧改变了这一族群和谐共处的局面。从那时候起，以1945年台湾光复为界：1945年日本投降前已经生活在台湾的，称为“本省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台湾的，称为“外省人”。
现今台湾人口中，只占总人口2%的台湾少数民族，是台湾最正宗的“本地人”。
占台湾人口 98%的汉族，是四百年以来陆续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的。这其中，83%是1945年光复前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主要成分是福建泉州、漳州的闽南人，和广东汕头、潮州一带渡海而来的广东客家人。
光复前来到台湾的汉人以及台湾少数民族，组成台湾的“本省人”。
1945 年，台湾有600多万人口。从1945年8月光复，到1949年年底，大约有100万大陆人来到台湾。这100万大陆人，就被台湾当地人称为“外省人”。
1895年马关战败，清廷不顾台湾人民的意愿，割让台湾给日本。50年之后，台湾终于回归祖国。光复之初，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的台湾人，对于前来接收的国民党官员、军队真诚欢迎。那个时期，“外省人”很受 “本省人”敬重。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倒行逆施，在台湾光复仅仅过去一年四个月又十天之后，就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二二八事件”。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败，更多的“外省人”来到台湾。形成了“外省人”统治“本省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局面。1979年，施明德在法庭上还说：
目前在台湾的100多万“大陆人”，分布并控制着党、政、军、警、特务系统、司法、立法、监察、外交、财经金融政策、教育文化、新闻传播及各公营企业机构。他们平均教育略高，有权力、有社会地位，工作轻松，绝大多数都享有退休及医疗等社会福利的保障。相对地的，1500多万“台湾人”却“霸占”了农、工、渔、牧、小贩、中下级公务人员、士兵、员警、低级服务业及大小私人企业和医疗工作。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略低，多靠体力劳动谋生，大多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施明德，P20）[1]
“二二八事件”的惨剧，使得“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成为台湾几十年来最突出的社会矛盾。
亢龙有悔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透过无线电发布“投降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寸山河一寸血”，经历了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处在欢乐之中。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个人声望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如何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政权，并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成为摆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面前的头等任务。
这是蒋介石一生最成功的时候。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人最成功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1944年，一个名叫郭沫若的人写了一本书《甲申三百年祭》，专门提醒胜利者可能面临的风险。毛泽东把这本书发给党的每一个干部学习。可是最应该引起警惕的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忙于接收，根本没把这本书当回事。不幸的是，300年前发生在李自成身上的悲剧很快在他的身上重演。
著有《长征》、《解放战争》的大陆著名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启示录》中说：
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制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国民党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还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大发 “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矿山等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虽然国民党重新开始了作为执政党的统治，但是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2]
据在二战之后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高雄州，后来并担任过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谢东闵回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国军部队进驻，一是行政权接管。为准备行政权接收，早在1942年，中美两国签订联合抵抗侵略协定后，看到抗战胜利曙光的国民党政府就在福建漳州建立台湾党部，着手台湾的光复预备工作。
1943 年开罗会议，同盟国声明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陈仪为主任委员。调查委员会对日治下台湾的经济、政治、民生、军事等各方面作出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得接纳。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于1945年 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
部门进驻方面，蒋介石决定调派国民党精锐部队青年军担任。青年军师长黄珍吾认为，部队进驻以前，所有官兵必须先了解台湾情况，到了台湾才不至于陌生隔阂，因此多次邀请谢东闵为青年军及赴台宪兵讲解台湾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
从这些请来看，国民党为顺利接收为台湾还是做了很精心的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行将接收时，蒋介石突然做出变动。为对付中共，蒋介石紧急调青年军入东北，于是前往台湾的部队，由70军替补。
八年抗战中大部分时间都经历浴血奋战，刚刚经历千里行军，于10月中旬才赶到宁波的70军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就匆匆奔赴贪台湾。
蒋介石临阵换将，种下大祸。
短暂的欢乐
谢东闵回忆：
民国34年（1945年）10月23日，26艘美军登陆艇组成的船队，自闽江口的马尾港开航……24日上午，舰队依次靠泊基隆港码头。成千上万的民众手拿国旗欢迎我们。[3]
人们流着泪朗诵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一边流泪一边齐声合唱：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清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哈哈！到处欢迎，
哈哈！到处歌声，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酱箪食表欢迎！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二楼（今光复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接受日本总督安腾利吉投降。
在这一历史时刻，三位台湾省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林茂生，和陈仪一起接受日人投降。
家国天下，军民鱼水。台湾同胞和前来接收的大陆官兵彼此不分你我，一起分享抗战胜利的成果。
然而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的倒行逆施，这种鱼水情很快就化为乌有。
“劫收”接出了大祸
光复之初，台湾人很快高兴不起来了。他们发现：接收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劫收”。
1.
物价飞涨。
据史料记载：
自政府接收了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广大资产后，由于大陆人口众多，以及蒋介石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13日，密令国民党各部队向共军展开内战，继续广大的物资所需，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台湾就陷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破产和社会混乱状态。素有“米仓”之称的台湾，1945年11月底，即政府接收台湾一个月后，台湾就开始闹“米荒”，而且从过去一斤两角的米，在 11月时，在台北就涨到12块钱。在煤炭方面，去过在基隆附近年产约300万吨的煤，以及过去所贮存的工业用煤，被运往上海后，在民国34年的年底，台湾又发生了“煤荒”。同样地，在纸方面，在民国34年年底，也发生了“纸荒”。1946年初，一个鸡蛋一块钱，到了1946年底就涨到九块钱。
2.失业严重
大批大批的“外省人”涌入台湾，与“本省人”争夺工作，造成45万到80万“本省人”失业。以当时台湾600万本省人来说，失业率接近甚至超过10%。1946年，《台湾民报》发表社论，提醒政府预防年底可能发生的的危机。社论中明确提出：“每天有为青年为求职东奔西走，访前辈，寻朋友，莫不长呼短叹，摇头叹气说没法过日子。工厂、单位大把交椅都被陌生的大哥坐满。”
3.贪腐横行
接收的官员大多都贪污。接收等于“劫收”。报纸上，官员把持机关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的行为常为媒体所报道，大大小小的贪污新闻更是屡见不鲜。接收不久，王添灯和林日高两位参议员在台湾省参议会揭露专卖局和贸易局两位局长吞没数千万台币的接收物资。岛内人人震惊。
陈仪认为政府必须总揽经济资源。因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除了集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于一身外，也把日本人留在台湾的中大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便受到全面性有计划的统制：
① 工商企业之统制，使之台湾拥有巨资的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得发展余地；
②贸易局之统制，使之台湾一般商人均受到极端的约束，使之商业停顿；
③ 专卖局之统制，使之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
4.军人无法无天
1945年，蔡宗林在台湾新竹担任火车司机。他对国民党士兵有这样的回忆：
既然说是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有所改善才对。没想到结果，中国的军队，一来到台湾就无法无天。以前日本人统治我们，叫做殖民。现在国民政府变成了次殖民，人民自然赶到怨气冲天。有一回我开着火车，经过新竹湖口站附近，路过一个大斜坡，站务长远远打信号，叫我停车，说有一个阿兵哥要坐车，一个而已啊！我不想理他啦。可是那个站长对我说,那个阿兵哥威胁他，如果我车子没有停下来，他就会回去带一票人，然后把我枪毙。
他一上来，就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后来火车爬坡，慢慢爬不上去，我请大家帮忙推车，他还是坐在那边。在日本统治时代，你日本兵官职再高，也没有人是这个样子胡来的嘛。[4]
经过五十年日本统治的台湾，处处洋溢着东洋气息。在言谈举止、待人处世各方面已相当程度的“日本化”。这在刚打完八年浴血奋战的大陆军人眼里看来，完全是不知廉耻！于是以“奴化”的字眼加在台湾人身上。
台湾人被指为「奴化」后，对外省人更加反感，形成恶性循环。
5.重用外省人，歧视本省精英
台湾由于孤悬海外，自古以来就有高度自治的传统。即使在日本统治下也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光复之后，台湾人对自己的政府更有殷切的希望，认为祖国政府必优于异族统治，给予台湾人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
但是结果是，台湾政治方面，重要职位几乎全由外省人控制。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室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台湾人（本省人称为“半山”，有別於大陸人之被稱為”阿山”(“唐山”的貶抑詞)）。他们虽然扮演着沟通大陆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桥梁角色，无形间也抑制了本地精英的发展机会。而且在这些从大陆返台的人士心中，对本省人也难免抱有优越感。因此他们也并不受台湾人欢迎。
相较之下，在日治末期，台湾议会有半数官派，半数民选。台湾日治时期的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权力。
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去年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
台湾人民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日据时期日本官员虽执法严苛，但行政效率高、纪律严明、清廉守法。但来自大陆的官员“贪污舞弊不免，官僚习气不免，行政无效率，技术尚空谈……”[5]不说，“也接管了公营事业，并立即搜刮、自肥。极力帮助国民党政府的魏德迈将军都说：国军的行为‘有如征服者’。”[6]
出席“中国战区台湾地区投降典礼”三位台湾代表之一的台湾大学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教授，眼见台湾民不聊生，局势越来越危急，在1946年1月至2月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连串的文字，建议政府：“若不能在台湾实施国父的三民主义，则中华民国的前途是暗淡的。”希望政府早日实施宪政。
1947 年1月10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就即将于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发表谈话，可说是对台湾人民要求实施宪政、实施地方自治要求的答复：
“宪法不适用于台湾。大陆人民由于进步，所以得享受宪法的特权，但台湾人民因长期在日本专制统治下，政治意识已退化，且缺乏理智，不能实践自治政治，所以在未成为完全的公民之前，需要由国民党加以‘训政’两、三年。”
不仅对台湾人民的要求置若罔闻，且公然贬低台湾人民的智商，侮辱台湾人民的人格。该声明发表仅仅一个多月，“二二八”事件爆发。
一件小事引发的的大事件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缉私员傅学通、叶德根、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6人，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南京西路）查缉私烟。晚7:30左右，查缉人员查获中年寡妇林江迈在天马茶坊贩卖私烟，要没收林江迈烟摊的香烟和身上的金钱。林江迈辩解说，她得香烟之中，除了私烟，还有公烟，哀求说：“如果全部没收的花，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公烟还给我……”
这些缉私员就是今天大陆的城管。无事还要生非。对林江迈的苦苦哀求，根本不予理睬。林江迈死死拉住稽查员不撒手，查缉员叶德根就用枪管猛击林江迈头部。林江迈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哀嚎。
当时台湾很多年轻人失业，看待缉私员的工作都是天大的肥缺。可是这些基层的肥缺也被来自大陆的 “阿山”、“猪仔”（本省人对大陆人的蔑称）占据，心里非常不满。围观的民众群情激奋，高喊“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的口号，群起围殴几个查缉员。
查缉员寡不敌众，赶紧逃跑，但群众紧追不舍。查缉员傅学通逃到永乐町（今西宁）时，因为前有拦阻后又追逐，仓皇间鸣枪示警，却不幸击中在自家门口旁观的市民陈文溪。陈文溪年仅20岁，中弹之后当场身亡。
民众情绪益发不可控制，愤怒的市民包围了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交出肇祸人员并严惩凶手，结果将傅学通等6人送宪兵队看管，紧接着又转移到台北地方法院讯办。
28 日上午，群众鸣锣敲鼓冲入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围殴所长、捣毁门窗后，又冲进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两人，伤4人。局内存货及家具，均被扔到马路上焚毁。
中午12时左右，群众以锣鼓开道，欲冲入行政长官公署。公署阳台上的卫兵竟用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死伤数十人。
至此，事态益发不可收拾。民族聚集到台北公园，随后抢占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台北的动乱，批判政府贪污、米粮外运、民不聊生，号召各地民众起来响应。下午1时，已经有10000多人参加游行。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学生罢课，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并向整个台湾岛蔓延。
3月1日，事件迅速波及全台，愤怒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的怨气。
陈仪宣布临时戒严。军警开枪镇压民众。处处都可以听到军警和民众死伤的消息。
为平息事态，3月1日，由台北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参议员、台北市参议员等民意代表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会议推举黄朝琴、王添灯等8人为代表，赴长官公署向陈仪提出立即解除戒严、释放被捕市民、军警不许开枪、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等四项要求。陈仪全部接受并立即命令通过广播向市民发布。
陈仪同时答应成立“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各地也同时建立“处理委员会”。
到了3月 5日，除嘉义外，事态已基本平息。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经过几次磋商，于3月7日向陈仪提交《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内中非常强烈要求台湾自治、台人治台等权利。主要内容有：
1.缺乏教育和训练之军队绝对不可使驻台湾；
2. 在内陆之内战未中息之前，除了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
3.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一边实现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4.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
5.省各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
6.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有本省人担任；
7.法制委员会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担任；
8.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9.各地方法院院长、各地方检察院首席检察官，全部由本省人担任
……
以台湾本土精英为主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初回祖国，完全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党、这个政权的残暴、无耻和虚伪。为争取时间调兵镇压，陈仪一边和“处理委员会”虚与委蛇，一边向蒋介石写报告，说：“奸党（即共产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乘机鼓动，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夺取枪械，包围县市政府……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因此“严加惩治应无疑义。”
蒋介石接到报告，认为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策划的阴谋。参谋总长陈诚建议不要增派部队去台湾，改为派遣高级官员代表团与地方士绅会谈，并改组省政府，多启用台湾人。看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起草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蒋介石写到，这些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范围”。
这些台湾本土精英也不了解这个政权的现状：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失手，家当快要打光了的蒋介石这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失去大陆，台湾将是他及其部队唯一安静的避难地。
当大多数人都认为又可以过平静的日子时，蒋介石密令“杀鸡儆猴”。在内战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国民党21师接到蒋介石的紧急命令，从上海赶赴台湾。
大屠杀
3月8日傍晚，21师在基隆登陆。部队还没下船就架起机枪，对码头上和附近民宅的人扫射，一天之內打掉150000发子弹，死伤无数。
3 月9日，21师在血洗基隆后，进入台北和警备司令部汇合，照名单抓人。继而向南挺进，在各地展开大屠杀。
3月10日，陈仪宣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非法组织，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军警昼夜出动，按名单缉拿“处理委员会”成员。
台湾本土经营几乎丧失殆尽。一年多以前，和陈仪一起接受日本人投降典礼的林献堂、陈炘、林茂生三位台湾省代表，陈炘、林茂生被秘密杀害，林献堂被迫离开台湾。
林茂生（1887－1947 年），台湾屏东东港人。林茂生早年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修王阳明学说。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門下取得教育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
1945年10月25 日，林茂生先生担任受降台湾省人民代表。他也是光复后首任台大文学院院长。并与1946年创建《民报》，自任社长。
1947年3月11日深夜，两个带枪穿中山装的人闯进林茂生家中，要他立即去见陈仪。換下睡衣的林茂生被从家中带走，失蹤至今……
陈炘（1893-1947）台湾省台中县大甲镇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金融界先驱。1925年和林献堂一起创办“纠集台湾人的资金，供台湾人利用”之大东信托株式会社，对抗日本人对台湾人施加的金融经济压力。 “二二八事件”时，他正染上疟疾，卧病在床。3月11日清晨被从家中带走，从此失踪。据说惹祸原因是带领台湾本土企业抵抗江浙财阀。陈炘经营的“大东信托”在二二八事件之后遭到并吞，其後輾轉改组为华南银行。
林献堂 (1881—1956)，名朝琛，号灌园。祖籍福建龙溪。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出身台湾望族雾峰林家，诞生地在今台中市雾峰区。父亲林文钦是清末举人。14岁时，台湾依《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家族在林献堂祖母罗太夫人的命令下，迁往福建泉州，不过几年后又决定返台1899年，父亲林文钦于香港病逝，19岁的林献堂接掌家庭事业，专心于经营外销樟脑。1902年，台湾总督府为拉拢他，委任他担任雾峰参事、区长。1905年出任台湾制麻株式会社董事。
1907年，林献堂在日本奈良旅行时结识梁启超会面，而受到爱尔兰争取自治的影响。1910年加入诗社“栎社”，1913年与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资成立台中中学的意愿。
1915年5月，公立台中中学（即台中一中前身）成立。1921年1月起林献堂开始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此为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同年10月，林献堂在台北大稻埕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推举林献堂为总理。1930年参与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946年5月，林献堂当选第一届台湾省议员。10月25日台湾光复周年纪念，蒋介石来台巡查时专门和林献堂见面。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 1949年9月林献堂以养病为由黯然离开台湾，寓居日本，留下了“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伤感的诗句。1956年病逝于东京。
三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社会精英和普通人受害：
王添灯，台北县新店市安坑人。1930年8月，担任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北支部主要负责人，旋膺选理事。1931年起，王添灯在台北市开设文山茶行从事茶叶生意，并于中国大连、新加坡等地开设支店。光复后任《人民导报》社长和茶叶公会理事长。1946年当选省参议员。“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王添灯被推举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负责草拟“三十二条处理大纲”。
3 月11日，王添灯在家中被捕。据知情人回忆，王添灯被捕后铮铮铁骨，大骂不止，最后被淋上汽油活活烧死。
李仁贵，(1901年－1947年)，台湾台北芦洲人，南邦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台北电气广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二次大战结束后，当选台北市议会参议员。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加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担任调查组长。同年3月11日，遭便衣宪兵埋伏捉走，因而遇害。
徐春卿，（1895年－1947年），台湾台北市松山区人，1946年当选台北市参议员，曾经猛烈批评国民政府对于日产的接收政策与当局的贪污腐败，遭当局嫉恨。，二二八事件被国民政府逮捕，从此失踪至今。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上海藝專教授，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被杀。
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
李瑞汉（1906－1947），苗栗县竹南镇人。1930年通过司法科高考，在台北市永乐町担任执业律师。光复后被推举为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李瑞汉曾经于3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师公会开会，对陈仪提出改革意见，此外并没有激烈言行，然于3月10日与同样执业律师的胞弟李瑞峰及友人林连宗，一同于家中被军警拘捕，一去不回。于大溪档案中陈仪三月十三日去函蒋介石附件中的“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里，李瑞汉的罪名是“阴谋叛乱首要与强力接收法院”。
李瑞峰，（1911－1947），台湾竹南人。中学毕业，赴日本就读大学法科，并于日本通过司法科考试，成为执业律师，在宜兰地区开业。 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北上声援哥哥李瑞汉，和哥哥一起被逮捕遇害。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
郭章垣：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后返台，宜兰医院院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宜兰分会”成立，被推为主席。3月18日凌晨2时，士兵打破玻璃及窗户冲入屋内，架走郭章垣，随即枪杀。死时郭夫人尚有身孕在身。
廖进平（1895年－1947年），台湾台中人。自台湾日治时期即投身民主，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与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友善，力图民主政治。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遇害。
林连宗：（1905年5月19日—1947年3月）彰化县人。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
在台湾省参议会中，林连宗以其专长对当时台湾警政、教育以及司法方面时弊，提出多次质询，同时提案组织地方监察委员会、撤销垄断经济的贸易局以防贪污腐化。
“二二八事件”爆发，3月1日台中市联席会议提出“改组长官公署”、“实施省县市长民选”，林连宗被推为代表，北上交涉联络。3月6日被选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10日因戒严交通中断无法返回台中，林连宗便投宿好友李瑞汉家。傍晚，军宪人员至李家捉拿李瑞汉兄弟，林连宗也一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阮朝日，（1900年—1947年），台湾屏东林边人，《台湾新生报》总经理。1946年组织海外青年复员促进委员会，救援被日军征用流落在海外的台籍青年。“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施江南：（1902年—1947年），台湾彰化鹿港人，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 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1947年3月初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不久遇害。
宋斐如，（1903年－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惟一一位做到一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二二八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
王育霖：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杀。
吴鸿麒：中國國民黨榮譽黨主席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过后人们猜测是曾因为判决一件军民纠纷时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
萧朝金：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
潘木枝：东京医专毕业后回嘉义开办“向生医院”，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也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
[1]选自《施明德的政治遗嘱》，施明德著。第20页。
[2]摘自《读者》2011年第13期。
[3]选自《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谢东闵著，第185-186页。
[4]摘自《打拼——台湾人民的历史》，第七集《悲剧未央》。
[5]摘自《悲情岛国四百年》，曾逸昌编著，第100页。
[6]摘自《蒋经国传》，陶涵著，第128页。
儿啊，去给救命恩人上根香
2009年4月30日，龙应台在台北总统府采访副总统萧万长。萧万长还清楚地记得52年前，他的救命恩人潘木枝医生被枪毙时的情景：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10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其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
8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 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228事件中，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份，和其他11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12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8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声枪响，潘医生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什么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萧万长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了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走到血泊中得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1]
爱河尸堆寻亲人[2]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高李丽珍14岁。家住台湾高雄。她在《十字架之路》一书中回忆：
1947年，“二二八事件”烽火蔓延到高雄。3月6日，我和妹妹两人放学回家，路上看到大人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知讨论何事。大哥当时就读高雄中学高中一年级，可能听到什么风声，一回家，就检视家里有无余粮，略事整理，说要出门买罐头、番薯等等，以备不时之需。母亲正卧病在床，大哥又问：“还有没有药？”看一看，说要出去帮她拿药，就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当天晚上，左右邻舍吵杂喧闹，各种声音都有。之后就是扫射的声音。我们不敢烧水，怕有火苗，成为军队扫射的目标。小妹妹还在喝牛奶阶段，没有热开水，只能饿着干等。次日，情势略为平静，母亲叫我出去买酱油。出门一看，满街都是阿兵哥荷枪而立，市区宛若死城。我匆匆买完酱油，匆匆回家，不敢多留一刻。
我家住在寿山脚下的田町，离鼓山区公所不远，也离司令部不远，在扫射范围内。父亲当晚没有回家，他东躲西躲，沿墙边暗处慢慢绕道而走，隔天才抵家门。他之所以急着回来，是因夜里听到大哥叫他。父亲心生不详。但他回来时，也看不见大哥了。此时，阿兵哥正挨家挨户搜索，看到男子就拖出去。父亲每天都躲在榻榻米底下，不敢露面。
事件过后，前街教会的李帮助牧师，申请红十字会的旗帜，举旗上街遍寻，看尸横遍野的马路和港口，还有没有奄奄一息、等待急救的垂危者，李牧师约林启三医师的女儿林雅卿，一起在爱河边堆积尸体的地方搜寻，她发现我表哥江云华的尸体，也就是我三姨的独子，于是接三姨去收殓。
过了几天，又找到我哥哥许宗哲[3]的尸体。哥哥身上穿着一件李牧师送的美援背心，脸上覆着一条白手巾。李牧师赶紧通知我的家人。父亲当时还不方便出面，母亲生病身体虚弱，由姐姐扶她去，叫我在家照顾妹妹。母亲事后说，爱河边的尸体，不知从何处拖来的，一堆一堆集中放置。母亲见到大哥，脸上白手巾一掀，大哥马上流出鼻血。
母亲和姐姐去认尸时，赫然又发现二姨的儿子杨荣洲。日治世代，表哥被征调去南洋当军伕，战后返台；为了工作，从家乡到高雄，借住三姨家。表兄弟俩可能一同出门，一并罹难。三人死时，都很年轻。我哥哥许宗哲16岁、表哥江云华18 岁、表哥杨荣洲21岁。……
“二二八事件”对我母亲的娘家而言，是一个血淋淋得印记。她们四姐妹，除了大姨没有儿子，其他三姐妹每人都死了一个儿子，其中两个还是独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哥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血泊里长出的小草
李筱峰先生在《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中写到：
1947年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于当天下午发布公告：
第一、台湾地方政治制度之调整：
1.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为省政府制度；
2. 台湾各县市长提前民选。在县市长未举行民选之前，由省政府委员会依法任用，并
尽量选用本省人士；
第二、台湾地方人事之调整:
1.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为原则；
2. 省府委员及各厅厅长以尽先选用本省人士；
3.政府或其他事业机关中职员，凡同一职务或官阶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员，其待遇应一律平等。
第三、经济政策：
1.
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
2.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经济制度及一贯政策，其与国府颁布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
第四、恢复台湾地方秩序
……
白崇禧所发布的这些原则，除了最后部分有关地方秩序的恢复之外，其余可说是对日后台湾经济政治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很明显的，系针对事变期间社会各方的政治改革要求（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许多改革意见）而发的。
4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该派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29日，任命新的台湾省府委员，其中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丘念台、游弥坚、陈启清七名台籍人士被延揽如省府委员会，占省府委员的半数。
这七人之中，作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要成员的林献堂，在事件发生后因不避个人安危，把后来成为国民党总府的严家淦藏在自己家中全力保护，才幸免于难。
台湾籍人士在台湾政府中占一定比例、享受同等待遇、实行县市长选举、实施有限的地方自治，这些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开始实行的政策，后来几十年成为台湾威权体制中催生民主体制曲折过程中的有效而没有中断的路径。
在“二二八事件”的血泊中，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还成长起一颗参天大树，就是台湾的中层社会。
“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除陈仪之外，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国民党要员，都认为“计划经济”和 “公营事业”是造成惨剧的重要因素。朱家骅说：“经济全部操在长官公署手里。我们应该仔细研究那些应该管，那些不应该管，政府与人民不应分开，台湾目前政府与人民分得太清楚，官仿佛是与人民为敌的。台湾经济制度不改革，是无法平下来的。”
蒋梦麟建议：“关于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一点，……凡公营之轻工业，应尽量售与民营，各项公营事业，人民得依法经营之。”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本着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中提出的“节制资本”的经济理念，高度推崇国营企业和公营经济。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沦陷区的过程中大量接收日产和奸产，是导致国民党迅速腐败、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本来相信中国必须搞国营经济，否则没有出路。但“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开始反思在台湾推行的“公营经济”政策。1947年3月9日，派白崇禧和蒋经国去台湾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到：“公营事业出售及物价补贴政策之研究”将作为本周的预定工作科目。他也接受白崇禧等人的建议，启用台湾本省人进入政府和收缩公营经济发展私有经济。
难怪《中层社会，私营经济30年的礼物》一文中说：
退居台湾之后，始终未信奉过市场经济的蒋介石，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十余年里，大力扶植私有经济。这一巨变的转折点，就是惨烈的“二二八事件”。
没有私有经济，就没有台湾的中层社会；没有中层社会，就没有台湾的民主转型。我们今天可以告慰 “二二八”遇难者的是，虽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止痛疗伤，为台湾求平安
“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土精英丧失泰半。数十年后，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致歉，承认大约有18000人-28000人在事件中丧生。“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已，在族群间埋下的怨恨与矛盾，深深影响到台湾后来几十年的政治走向。
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戒严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为了保全生命安全，对“二二八事件”闭口不谈。
死者长已矣，生者的苦难却每日延续。
台湾《旷野》杂志社社长苏南洲先生是最深参与“二二八遗属关怀工作的志愿者之一。他认为，死难者大都是父亲，然而走过生离死别的煎熬、吃过最多苦的却是母亲和孩子。
当时许多被带走的人，政府一直没有宣布死刑，也不允许认领尸体。四五十年就是近两万个日日夜夜，很多难属还抱着哪怕一丝丝希望，苦苦等待。黑发早已等成了白发。
由于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昭雪，许许多多人受到牵连。死难者的子女头顶遭枪决之“叛乱犯”后代的恶名忍辱偷生，受尽就学就业甚至交友婚丧各方面的诸多干扰。
整个40年之后。1987年2月，陈永兴、郑南榕等人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合力每年举办各项“二二八”纪念活动，都受到宪警打压。
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党外市长当政的市府提供市郊土地、长老教会及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1990年12月8日，世界人权日前夕，在台大附近的基督教怀恩堂，苏南洲邀请60位教会人士发起“一九九零平安礼拜——尊重人权，纪念二二八”活动。出乎意料的是，有2000多人前来参加。更出人意料的是，军事强人出身的行政院长赫柏村全程出席，并在礼拜结束后前往家属席与十数受难家属一一握手致意。
1991年2月28日，李登辉通过他的牧师翁修恭传话，希望接见难属代表。于是由苏南洲协助，自其所组织的“二二八家属团契”中，选出遇难者林茂生先生的儿子林宗义等六位难属代表前往总统府。代表们向李登辉提公布真相、道歉赔偿、建碑建馆、设纪念日、长期推展“二二八事件”相关文教工作等五项要求。李登辉当场同意。
1992年2月28日，屏东县“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3年2月28日，高雄县“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4年7月16日，八堵站“二二八罹难员工纪念碑”落成。
1994 年10月，台南市“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5 年2月28日，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二二八和平公园”落成。总统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向受难者遗族谢罪。同年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1995年6月15日，台中市“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6年2月28日，台南县“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6年2月28日，嘉义市新“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6年2月28日，基隆市“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6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决议，规定每年的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法定假日。
1996年8月，嘉义达帮乡 “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7年2月28日，花莲县 “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1998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纪念碑”落成。地址：台北南京西路183号前。
1999 年2月28日，汤德章纪念公园落成。地址：台南市民生绿园。
1999 年2月28日，桃园县“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0 年11月14日，古坑“二二八纪念碑”落成。地址：云林古坑乡崁脚村公墓。
2001 年2月28日，静宜大学“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1 年5月30日，台中县“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2年3 月23日，“阮朝日二二八纪念馆”落成。地址：屏东。
2002 年11月28日，三重市“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4 年2月28日，宜兰“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5 年2月28日，云林“二二八纪念碑”落成。
2007年2月 28日，“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落成。
……
伤痕总会过去，热爱打拼、习惯往前看的台湾民众已经慢慢地从“二二八事件”的苦难中恢复过来。正如1993年在在高雄寿山公园主持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的吴敦义所说：“人民对二二八的悲剧可以原谅，但是真相应该保留。而且一定要吸取教训，族群一定要和谐，大家一定要反思和团结。”
台湾这些年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纪念碑是希望追求永远的正义和平，而不是仇恨。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5%“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也希望让伤痛过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伤痛。要求国民党不但要向受难台胞道歉，也应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
笔者衷心盼望，“本省人”和“外省人”这两个名词，不仅在文字上，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早日成为历史陈迹。
[[1]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著，第241页。
[[2]选自《十字架之路》，P162-164，望春风文化出版，高俊明、告李丽珍口述，胡慧玲撰文。撰文望春风文化出版。
[3]高李丽珍生父是许水露牧师。因出生后就被大姨抱养，随从大姨夫李识情姓李。高李丽珍后嫁给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牧师为妻，于是全名叫高李丽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