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客心灵的困境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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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31 颜新恩 橡树文字工作室
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折磨着。这种感情我只能称之为寻找上帝。-——列夫·托尔斯泰
上主，我的心若不安息在袮的怀中，便永不安宁。——奥古斯丁
提起《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许多人脑海中会立即出现一个栩栩如生的“天路客”形象。在欧美，对“他”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哈姆雷特，就世界范围而言，大概也是如此。据说此书的翻译近三百语种，仅次于圣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人心中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天路客”。但两者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焦虑”（anxiety）。“哈姆雷特”的原型难以断定，[1]与此不同，“天路客”的原型就是作者约翰·班扬（John Bunyan）；而两者更大的不同在于：哈姆雷特的精神困扰最终也没有得到安抚，“天路客”却在与受苦基督的相遇中得着心灵的安息。这本班扬的自传《罪魁蒙恩记》，就是作者的现身说法，揭秘 “天路客”的“心灵历程”。
约翰·班扬由于家境贫寒，早年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大概仅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这再次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同样欠佳的教育背景）。不过，班扬生逢其时，对于不会用拉丁文读写的他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至少拥有两个重要的英文版圣经。一本是他出生前半个世纪在瑞士出版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1560），[2]另一本则是于1611年正式在英国公开出版的钦定本圣经（KingJames Version）。从《天路历程》和本书以及他的讲章中广泛引用的经文可知，他非常熟悉这两版圣经。除此之外，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应该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如果说，他得到这本古书（“旧得一翻几乎就要碎了”）是个意外，那么他与这本书的“一见钟情”就绝非偶然。这本书为他打开了理解圣经的路径（尽管他不一定清楚意识到），[3]路德的经验之谈也指引着他探寻解决心中愁苦的方向，并最终获得了答案。
班扬读了几页路德的书就感觉到，路德的心灵挣扎与自己类似。他们为之惶恐的是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前站立得住？当班扬省察自身发现，[4]自己的意念与言行离上帝诫命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虽然他也多番决心“改正”，却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的罪总是一犯再犯。罪咎感彻底掳掠了他的良心，他几乎再没有脸面和勇气面对上帝。难道就要如此灭亡吗？谁能拯救？路德也曾同样苦恼不堪，但他在《加拉太书》与《罗马书》中发现了上帝的拯救之道：因信称义！[5]这个福音消除了他良心的纠结，他不再依靠自身的“努力改造”，而“只是相信”（ Sola Fide）。如果，我们留意到路德早先的神学训练背景，就会发现，他所在修会的创始人-——著名教父奥古斯丁 ——也有相似的经历。从《忏悔录》（Confessions）中我们得知，奥氏也曾深受人性软弱之折磨。人何以去克服道德上的无力，直面上帝的审判，这成为了奥氏心中的巨大难题。在他的经验中，解决之道不是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也不是二元论（dualism）的摩尼教（Manichaeism），而是保罗的《罗马书》13：14：披戴基督！[6]这么多人从保罗著作得到启示不是偶然的。当我们考察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时，发现这位使徒也曾经是位“苦中人”（巴刻语），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7]他早已烂熟于心的旧约律法并没有消除他的罪恶感，恰恰相反，律法更使他“知罪（难逃）”；他格外的宗教热心（加1：14）[8]也没有带给他内心的安宁（路德的经历如出一辙）；显然，保罗所熟知的希腊哲学也没有提供出路。他终于得着了唯一的拯救：“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7：25）这正是班扬所寻求的灵魂自由，他也如先辈一样因信进入基督所应许的自由。[9]
人心的焦虑在圣经中并不少见，尤其是《诗篇》，其中记录着许多个人心灵挣扎的哀叹（10；42；51；77；）。[10]经典的基督徒自传的特点之一，就是直面内心的痛苦，尤其是自身的罪咎引起的痛苦。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在承认道德责任的同时，也进一步追问恶行的根源。诗篇的答案不是家庭、社会、教育等，而是自己的堕落本性。大卫甚至认为自己在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诗51：5），奥古斯丁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参《忏悔录》第一卷）。这不像卢梭的“忏悔”，把自己描绘会成空前绝后的圣人一般，相信自己“天性本善”，充满怨气地把自己犯错的责任推给社会环境，名为忏悔，实则指控。[11]虽然他的《忏悔录》常被人与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并称同类题材的三大经典，但实质内容却相去万里，甚至可以说完全和奥古斯丁的忏悔或认信（confession）相反。托尔斯泰则稍胜一筹，虽然简单但深刻地描述了他在理性和道德上的真实挣扎：自己早年如何离弃基督教信仰，晚年又回归淳朴信仰。顺便一提，林语堂的精神自传《信仰之旅》与之十分相似。他们经历的更多是一种宗教思想上的纠缠，而不是罪疚感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只有班扬的自传接近奥古斯丁的主旨，尽管它缺少奥氏在神学上的思辨。我们需要思考导致这个差别的关键因素何在。托尔斯泰和林语堂的上帝只是一位爱的上帝，他只会祝福而不会审判，而不是像圣经所说，除了爱，他同时也是公义威严的审判者，按照律法的标准向人类问责。保罗所说的是那位“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上帝。这不禁让人想起爱德华兹的著名讲章《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班扬，他的苦恼既不是无中生有，也绝非无关紧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耶稣救赎之 “贵重恩典”。因为上帝若非公义，十字架就是廉价而矫情的。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圣经的记载清楚明了，但即使是生活在基督教传统中或研究基督教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罪责上的觉醒。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忽略上帝的公义外，对自身人性的乐观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人只有深刻领略到律法的威严以及人性无力的处境，才能领会基督救赎恩典的宝贵。《丰盛的恩典》作为传记原文的标题，很好表达了他作为蒙恩罪人的见证。诚如他在《得救是本乎恩》这篇讲章中所引用《以弗所书》经文的作者保罗发出的感叹：“我在罪人中是罪魁，然而却蒙了怜悯”（提前1：15）。
把基督教视为一套道德教训与鼓励人修善自救的方法，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误解之一，尽管圣经的确满布高不可攀的道德要求（例如《马太福音》5-7章“登上宝训”）。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博士说得好，这些命令是令人绝望的，为要叫人知道自己的可怜境况，惟有仰望基督的救恩。事实是，世界并不缺少行善的命令，而是缺少行善的能力。为何道德命令没有使人变得高尚？司布真生动地形容，这就像军官对着无脚的士兵发号施令（向往冲），其结果就是毫无用处。不仅如此，世界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哪里满口仁义，哪里就充满假仁假义。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中国的儒林都是如此。但哪里为罪悲伤呼号，哪里就有圣洁产生。班扬的经验就是最佳的见证之一。他深刻经历了人性的挣扎以及基督的拯救，格外能体会人在道德上的无能与救恩的伟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立定心志一生中宣扬“恩惠的福音”。
《得救是本乎恩》的讲章可以说是对班扬自己信仰经验的经典解释。他首先界定 “得救”（be saved）的含义——“释放”——从受罪奴役的危险处境中得到自由，也从肉体的败坏中得着解脱。他以极大的热情解释了“得救”对人的绝对必要：人类因为犯罪都落在上帝（律法）的咒诅之下。当每一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悲惨状况，都会情不自禁的发问：我如何才能得救（徒2：37）？这自然引出《以弗所书》2:8的回答：得救不是出于人的努力，而完全是出自恩典！也就是说，救恩是上帝白白赐予的。他进一步指出，人因信基督得救（蒙上帝的赦免而获得天堂的门票），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终结，恰恰相反，这只是开端。基督徒应该更深经历“得救”（进入成圣）：借着恩典胜过心中的恶念与行为上的恶行。不仅如此，更盼望在未来天国的完全得救：身体与灵魂的荣耀得赎。人最终得救后又将如何？他饶有兴味地描绘了令人向往的永恒情景，那真是一幅“好得无比”的画面！对于经历人性枷锁、世间愁苦的人而言，其安慰难以言喻。既然人的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他接着以最坚固的恩典神学——三一上帝在救恩中的作为——作了回答。他的解说，显而易见是源自《以弗所书》的神学基础。该书信第一章3-14节原文是一个句子，是新约中最长最复杂的句子之一，其中的结构就是三一上帝的救赎工作。[12]父上帝在创世以前计划了救恩，并拣选了他的子民，并差遣基督完成救赎；圣子基督甘愿顺服父上帝的旨意，降卑成为人子并为人流血牺牲，偿还罪的代价（死亡乃上帝的审判），成为人类得救的泉源，也是唯一的救法，使蒙救赎的一切生命在祂里面合一，并在最后得着完全的荣耀；圣灵的来到则光照人心，使人知道自己的可怜处境，认识基督的救恩，赐予人信心使人重生，保守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并充满在人的里面，使人脱离罪性的败坏，成为圣洁。因此，在人得救方面，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十分清楚，在三一恩典的前提下，所有人得救都是没有条件的。不过，仍然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释：为什么人需要恩典才能得救？答案还是出自《以弗所书》：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被牢牢地控制在邪恶（者）的势力之下（2：1-3）。由于人在属灵上的全然败坏，在得救的事上是无能无力的，若没有上帝的救拔，便没有可能得救。关切得救的人，马上会问到：我有可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吗？这问题已经有答案（既然是恩典，就没有条件），但人不免要确认什么人可能得到上帝的救拔。他继续论证到，既然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么就不在乎人本身了。因此，最恶毒的人，离上帝最远的人，甚至多番逼迫上帝的仇敌，换言之，即使是世间最大的恶人也都可以得救。关于“得救是本乎恩”，似乎没有必要再说了，唯一使人担心的就是，既然一切都是恩典（包括得救的保障），那基督徒会不会因此就在属灵上毫不作为甚至胡作非为？这绝不可能！作者以“内外”两方面作出回应。一是信心，二是得救后应有的行动。关于基督徒的得救标记，[13]一是依靠上帝的怜悯，认信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当然还有“悔改的果子”。他尤其提醒读者，得救既是出自恩典，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沮丧。在应用三中，班扬提醒基督徒，得救之后应当如何？首先是感恩。如果一个人体验过陷在罪中的悲惨，又经历上帝救恩的喜乐，那么便没有理由不称颂上帝（更多是发自内心而非义务使然）。感恩，是基督徒生活最大的动力，就如保罗格外劳苦却心甘情愿，说原是“基督的爱激励”他。感恩自然地包含着爱：这份救恩我不能独占，必须向更多人分享它的好处。正如圣经所吩咐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基督徒最惹人厌烦的事，大概是总不停向人宣扬福音，尤其考虑到福音的内容（如人的罪以及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之类）就更是如此。不过，倘或我们能体会少许基督信仰的奥妙，也就不足为奇了。试想：如果一个人在信仰中，有了类似班扬这般刻骨铭心的经验，他如何能沉默？相反，沉默才是奇怪的。因为，如果就像作者所见证的那样，基督果真能救人脱离灵魂的折磨，那么经历过这么大救恩的人岂能不和他人分享？诚然，不少基督徒和班扬一样热心向人宣扬福音，但只有极少数人有他的天赋才能（恩赐）。他的讲道引起轰动，甚至著名神学家、政治家、牛津大学副校长约翰•欧文（John Owen）也是他的热心听众。他饱受攻击不是因为讲道内容有何问题，而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这在当时的英格兰被视为没有讲道资格，因为无法取得国教的牧职与讲道证。国王听说欧文常去听班扬讲道，就问欧文：“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为什么要去听一个从未受过教育，未受过训练的人讲道？”约翰·欧文回答道：“陛下，若我能拥有那补锅匠布道的口才能力，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14]本书选译的这篇《得救是本乎恩》，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这位传奇讲道人的天才。他却为此遭受牢狱之灾，最长达12年之久（1660-1672）。[15]尽管如此，也不能使班扬放弃传道的使命。《适时的劝勉》正是为与他一样的受苦人士而写。
这篇《劝勉》的讲章出自《彼得前书》的经文，这正是一封写给正为信仰缘故受试炼者的书信。使徒劝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存心忍耐。一是信仰是宝贵的，值得人为它舍己；二是经过试炼的信心倍显珍贵（1：7）；三是受苦促进我们反思：为什么受苦？[16]班扬警告道，基督徒受苦不都是为了义，也可能是因为自身的罪遭受上帝的责打，即违背上帝的律法和圣洁的行为。如果人不愿因作恶受苦，就不可随从诱惑犯罪；厌弃纯正的道理；嘲弄当权者或对官长动怒，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乃是“上帝的用人”。但有一些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首先指出，基督徒应当除去惧怕的心，“把灵魂交与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灵魂是人最宝贵的部分，基督徒无须害怕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而要把灵魂交与上帝看顾保守。祂必保全。因此，我们无所惧怕，一切由主作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基督徒不会受苦甚至被杀害。上帝的旨意包括了基督徒受苦，就如基督、先知和使徒都曾经遭遇苦难，也如福克斯的《殉道史》中所见证的。[17]因此，基督徒需要预备受苦。他仔细阐述什么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受苦”或说 “为义受苦”。他认为有被动与主动之分。前者是非自愿的，没有选择；后者是自愿的，是自己明确的抉择。主动的情况包括人在正义与罪恶之间选择正义，通常就会遭到恶人的压迫。第二种情况是人为福音受苦。当基督徒坚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就很容易为此遭受苦难，甚至殉道。圣经中很多例子表明（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教导基督徒在此遭遇中，要学会三件事：怜悯仇敌，为其哀哭；不可心怀不平，嫉妒恶人；感谢上帝，自己竟“算配为基督的名受辱”。这是“不从国教”的英国清教徒见证。
这本班扬选集是清教徒精神的展示。作者信仰的开启虽然受益于路德，但其思想却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宗。不过他展现出来的和所谓的新经院哲学（Neo-Scholasticism）的后加尔文主义不同，言词间充满朝气和力量（如司布真的讲章）。当然，这不是班扬个人的宗教气质，而是那个时期英语世界的广泛灵性关切，尤其是诺克斯领导下的苏格兰。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关切引进了17-18世纪英语世界教会广阔的复兴景象。约翰•班扬的自传验证了教会复兴史的定律：悔改先行。这个复兴对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毫无疑问，美国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果子。美国谚语有云，美国的好东西都是从英格兰来的，而英格兰的好东西都是从苏格兰来的。从新教的角度，这的确言之成理。事实上，近代宣教也大多是源于那个时期的大复兴。《得救是本乎恩》已经充分阐释了，这不是人为的，而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适时的劝勉》也表明，这也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是圣灵的浪潮。
[1]这两个主人公可能是17世纪（两部作品的具体写作年月难以确定）英国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形象。
[2]英国改教者约翰诺克斯（JohnKnox）参与推动翻译出版，加尔文为之写了八页序言。它也被称为宗教改革版圣经（The Reformation Bible），1576年第一次在英国境内发行。这是早期说英语新教徒最广泛使用的版本, 也是清教徒（五月花号）带到美国的第一本圣经。另外，它是莎剧引用的版本，也是约翰·弥尔顿（Milton）所用的版本，当然包括约翰班扬。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研读版圣经（有不少驳斥天主教的段落），意在鼓励普通信徒修习，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圣经。如果说是这本圣经塑造了班扬的圣经解释方法与神学观念，绝不夸张。
[3]指救赎教义而非解释圣经的步骤方式。
[4]其中“言语”的罪在班扬心中非常沉重。圣经中的以赛亚先知也是同样的感受（旧约·以赛亚6：5）
[5]持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 on Paul ）者当然不会同意，并认为路德以个人经验过分诠释了保罗，甚至也有认为保罗理解错了犹太教。对此，卡森博士（D. A. Carson）做了非常精彩的回应（《麦种通讯》），另外，笔者2012年有幸聆听马歇尔博士（Howard Marshall）在美国关于保罗新观的演讲，他从新约神学角度列出10条理由说明，“因信称义”不管是不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但肯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题目。
[6]详见《忏悔录》第八卷。“披戴基督”：意指不再依靠自己，而被基督的义所遮盖。
[7]英文较好翻译出原文：Wretched man that I am!(Rom 7:24 ESV) 。从上下文这里的“身体”不是生理意义上，而是指人的本性。
[8]“热心”（ζηλωτὴς,zealot）不是指一般性的热衷于宗教生活，而是抱持一种非常激进的信念，代表性团体是法律赛派中的狂热分子--“奋锐党”（Zealotry），他们以旧约中的非尼哈为榜样(民数记6：6-18)。进一步参考：Steve Moyise, Paul andScripture: Studying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pp. 3-5,Baker,2010。
[9]《约翰福音》8：32-36
[10]连平常绝少提自己的加尔文，在《〈诗篇注释〉》前言中，也情不自禁谈起自己的心路历程。
[11]“我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将手拿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上帝）面前……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的周围吧……看看有谁敢说“我比那人好。”卢梭《忏悔录》上卷·第一章
[12]详见欧白恩（Peter O’Brien）《以弗所书注释》，第187-192页，陈志文，潘秋松译，美国麦种传道会，Pasadena，CA。
[13]这方面的讨论，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感》也许是教会历史中最全面深刻的经典。
[14]
http://www.godoor.net/text/zhenli/tianlulc.htm
[15]旷世名著《天路历程》正是在此期间写成。
[16]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前2：20）
[17]另一本对班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著作。
（本文系班扬《丰盛的恩典》一书的中译本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