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一)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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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福音中的政治立场,通常陷入两种境况,即道德上的愤世嫉俗,或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为两幅景观,即网络生活中的愤世,和现实生活中的犬儒。这是传统中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数码版。甚至,在教会中亦能观察到这种分化。
而尼布尔宣称,无论是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还是道德上的犬儒主义,都难以防范或抵抗极权统治的产生。为此,什么是教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使命呢,就是教会必须放胆,再放胆,既向愤世嫉俗者传讲十字架的的耶稣,又向犬儒主义者传讲耶稣的十字架。
尽管,我们不能在任何重要议题上与共产主义者达成谅解。但现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论看起来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仍然具有一个19世纪以来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人性的过高评价(儒家亦是如此)。尼布尔认为,现代文明伴随着一种无限的乐观主义而来。世俗主义的各种流派,都建立在对基督教原罪说的否定之上。
尼布尔所称为的人性的乐观主义,沃格林则更不客气地称为"人的自我显灵"。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场人文主义的五旬节。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百年来,人类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愚蠢而徒劳的计划,妄想一揽子的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国家与国际共同体之间的冲突”。
因此,尼布尔认为,必须以基督教的人性论,就是对人的全然败坏与黑暗的认识(同时,这意味着对历史之中和历史之外的恩典的仰望),来为民主提供更令人信服和更正当的辩护:“人类趋向正义的潜能,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类堕入非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须”。
当一个基督徒谈论政治议题时,他必须关注每一件事的是与非,善与恶,并将他的焦点始终放在尝试着对所讨论的一切作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判断。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所谈论的,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政治,而是基督教的伦理。这样的谈论对基督徒来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相反,一个基督徒哪怕只在自己的客厅中与朋友谈论政治话题,但他的兴趣从来不在是非善恶,而只在利弊得失。他总是毫津津乐道地,把对一些事实的预测和评估,不假思索地转化为潜在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过分热衷于政治,并被现实政治深深的束缚着。
尼布尔认为,人性的乐观主义,往往代表着一个主流阶级所特有的典型幻觉。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倾向于将自身的进步想象为全世界的进步。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辩护,亦带着这种正在破灭的幻觉。事实上,共同体和个人都同等地需要自由,而个体对共同体的需求,远超过自由主义的预期。
民主不等于个人自由的叠加。民主本身是一个集合概念,指向一种保守个人自由的共同体,而这同时构成了共同体的自由的一部分(但仅仅只是一部分)。换言之,人类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超越于任何个体之上的,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显得过于天真和自私,以至于自由正在成为自由的墓地。
个人对自由的需求,远远超过自然状态所能给予的限度。恰恰是个体对自由的根本性需求,使得越来越大的人类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要。离开了通过人类的主动设计并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每一个体的自由,都将无法得到充足的实现。
譬如一家只出售鸭脖或将每种咖啡调到美奂美轮的小店,只可能出现在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中。若有人拥有浑厚的低音,他的天赋也须另有一个亮丽高音的搭配,才能得以彰显。而那个人通常不会出现在同一个自然村落。他的人生目标与价值,需要一个城邦,需要一个活在共同体中的机会。
一旦离开原罪的教义,人们就无法明白,无论他们的心灵可以达到多么宽广的视野,无论他们的想象能把人类的领域开掘得何等辽阔,无论他们的经天纬地之能够组织多么广大的共同体,也无论他们圣洁的理想是多么纯粹,在人类的一切道德与社会成就中,都永不可能杜绝人类桀骜不驯的自恋。
如果不相信人的全然败坏,我们的认罪就是不完整的,即使我们承认自己作为个体在上帝面前的确是个罪人,但我们所承认的罪,仍然只是偶然的,部分的,阶段性的,和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在死亡之前可能被完全转变的潜能的。那么,在一个改革宗信徒看来,这最多只能算认错,而根本不能算是认罪。
自由主义贯穿着这样一种人性观,即人性在根本上说是没有恶意的。这使当代自由主义挥霍着历史上值得珍惜的自由,并不断模糊自由的界限。因此,人们一面以冷酷的成人面目出现,支持一切堕胎;一面又以撒娇的儿童心态出现,反对一切死刑。人类不愿意承认,连他们的天真都充满了恶。
王怡,2014年9-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