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19)
进入国际群体
自从参加IMO之后,我们认识了很多外国的朋友,也通过接触了解了一些国外数学教育的情况,然而因为没有深交,得到的只是一些皮毛的感性认识。我真正开始和外国的数学界进行深层次的接触和了解应该是在1992年之后,当时,我在香港张百康先生的引荐下,由田家炳基金会资助2万港币,参加了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的“第七次国际数学教育大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大会分了很多组,我所在的数学竞赛组,参加者大多数都是各国数学竞赛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组织了很多经验交流活动,部分学者还进行了专业性的发言。从这个会议上,我知道了一个组织———国家数学竞赛世界联盟(国家数学竞赛世界联盟会议和国际数学教育大会都是每四年举行一次,时间是交叉开的) ,这是各国数学竞赛的一个联合体,其工作重心就是指导每个国家办好其国内的数学竞赛。同时,在会议上还颁发两个奖:一是希尔伯特奖———发给对国际数学竞赛活动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如当年得奖的是美国著名数学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 ,二是爱尔特希国家奖①———颁发给在国家数学竞赛中做出贡献的人(当时得奖的有三个人:古巴的大卫(他是古巴数学竞赛的负责人) ,南非的韦伯(因为他让南非的数学竞赛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得有声有色,韦伯后来成为IMO常设机构的秘书长) ,苏联的康斯但丁诺夫(他搞了一个环球数学邀请赛,并为俄罗斯的数学竞赛做了很多事,一直致力于如何让数学活动能够面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 ) 。他们的得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国际数学界并不看重数学竞赛的最终成绩,看重的是数学竞赛活动的群众性,和能否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加。由此,我感到中国的数学竞赛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其实,国外的数学家和数学竞赛工作者们对中国在IMO上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并不关注,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如此人口大国的中国,数学竞赛活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会后,我明显地感到国内的数学竞赛温度可能有些过热。诚然数学竞赛活动应该搞,但活动要更注重实效,而且对小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要搞就要精心去搞。
回国之后,我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再一次提出参加数学竞赛的学生应该凭兴趣,有余力,自愿参加,而不要盲目地参赛。同时,在任期还有一年就满了的我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把小学生数学竞赛的水平控制得恰如其分。
这次会议让我感到中国的数学界要走出去,要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进步,而不是只局限在
自己的一方天地里。1994年我在第二次参加国家数学竞赛世界联盟组织的会议上,被授予1993 年度爱尔特希国家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数学家。当时,由81岁高龄的匈牙利籍数学家爱尔特希亲自授奖,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给获此殊荣的数学家颁奖,第二年他便因病去世了,因此,这一次的爱尔特希奖成为最名副其实的爱尔特希奖。会上我作了题为《小学生数学竞赛如何组织及题目难度评估》的报告,获得__与会人员的关注。我的得奖并不是因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在IMO上取得的好成绩,而是因为在之前十几年中所从事的工作和推动数学竞赛在中国的普及,以及促进数学教育和数学课外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因为我在组织、指导中国数学竞赛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在与其他国家教育同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并不问我如何训练中国队员,而是都询问我中国的数学竞赛活动如何展开,因此,和这个国际数学联盟的接触越多,就越来越感到所有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参与竞赛的整体学生水平而并非少数的“尖子生”。
1996年,在参加第八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时,我又作了题为《中国数学竞赛的成功与不足》的报告。简单说来成功有两条:一是中国的数学竞赛始终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坚持题目的难易程度应该适合多数人;二是中国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配合得比较好。然而纵使我们的数学竞赛取得的成绩很好,却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如保加利亚、伊朗的命题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几何题;再如澳大利亚的数学竞赛活动搞得非常有声有色, 活动形式灵活多样, 我在1995年去澳大利亚参加他们的“数学日”活动时非常受触动,因为我们当时的数学活动只有单纯的辅导和考试;再比如有着数学竞赛悠久历史的俄罗斯,因为经年累月的积累,无论是命题还是学生培训,各方面的工作都比我们要周全和出色,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我们在以后的培训中更应该注重提倡学生的自学能力,而不是一味地讲题。当时,在会上很多人问我,中国的数学竞赛怎样才能再进步,我也提出两条:一是辅导形式脱离高考模式;二是什么时候中国代表队的六名成员中每次都有女学生,并且有来自边远地区的学生,那就说明我们的水平又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