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批评中提到的那本被贝托鲁奇当成“根据”的带图的书,正是这种西方人“东方幻象”的关键所在。现在知道,这本书正是19世纪来华的西方摄影师的影集,其中应该包括1860年代来华的旅行摄影家约翰·汤姆逊,于1873年出版的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内容。只消翻开这本书,就可以发现影片里那些怪异的人物造型和服装道具设计的来源。譬如溥仪奶妈“二嬷”王焦氏那个像后脑勺插了个风扇叶一般的古怪发髻。就来自于书中一幅照片。但实际上,这幅照片拍摄的并不是宫中奶妈或是某位宫女,汤姆逊很明确地注明这是一位广东的贵妇人。影片中午门前徘徊的带着三人木枷的女囚,也是出自另一位19世纪西方摄影师的镜头,但同样拍摄地点不是北京,而是上海。片中也有一些与史实相符的服装道具,其中紫禁城部分的参考对象是在影片中由奥斯卡影帝彼得·奥图扮演的英国帝师庄士敦当年拍摄的照片。而天津和满洲部分则大量参考了《时代》杂志和其他西方驻华媒体拍摄的照片和影像。
可以注意到,越到影片后面溥仪受西方影响越深,服、化、道就越贴近历史真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西方人眼中,这位古老东方王朝最后的继承人已经“转化”为西方人了。影片里溥仪经常出入天津的“Tientsin Country Club”(英国乡谊会)就是表现之一。这个“乡谊会”就在天津英租界中,创建者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溥仪得以出入这个只有英租界上层人士才能进入的高级俱乐部,足以证明这位前中国皇帝的西化程度,已经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到此,溥仪的个人形象已经能与西方环境无缝拼合,因此来自西方的导演才能在还原历史真实上游刃有余。
贝托鲁奇非常清楚婉容的最终结局。诚然,一般认为电影《末代皇帝》所依据的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另一本溥仪老师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如果我们拿着这两本书与影片一一对照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情节都是按照书中记载的再现或是改编。最典型的就是为溥仪配眼镜的那一段,在《我的前半生》和《紫禁城的黄昏》中都有记载。但贝托鲁奇严重倚赖的还有另外一本著作。多年旅居日本和中国的英国著名记者爱德华·贝尔(Edward Behr)的非虚构传记作品《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贝尔的《末代皇帝》在1987年出版,并荣获“古腾堡奖”,它与电影《末代皇帝》几乎同时推出,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这本书正是贝尔应贝托鲁奇邀请,为影片《末代皇帝》的编剧和拍摄工作提供的参考书。在1984年的6个月里,贝尔遍访了可能的知情者,也翻遍了关于溥仪时代的诸多资料,这本书得到了贝托鲁奇所深深赞许。在一次访谈中,贝托鲁奇提到了贝尔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我喜欢贝尔的书,正是因为他理解溥仪和中国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且善于去指出其中的感觉和负责性”,“我的影片与贝尔那本书之间可选择的联系是我们都把溥仪这个人作为一个转折点去理解,也就是说,在两部作品中,即我的影片和他的书中,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存在着一个航线临界点,也就是说,只能进,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