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小镇塞科斯腾的慕斯(Moosbei Sexten,今属意大利),德国国防军上尉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附近的一个党卫军单位押解着一群犯人,随时可能将其屠杀,他必须去营救这些犯人。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向同为德军的战友开枪。而同时,美军的滚滚洪流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
这时冯·阿尔文斯莱本才发现,他解救的犯人当中有多少显赫的大名!这批囚犯共139人,来自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w vonBonin,国防军参谋军官,因为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正是冯·博宁设法打电话与冯·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联系,才有了营救行动)、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Payne Best)、著名的抵抗分子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
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上将。他出身西里西亚地主贵族家庭,在二战中以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和“铁石心肠”闻名。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任命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为巴黎地区指挥官,指示他死守巴黎到最后一枪一弹,并执行焦土政策,彻底摧毁巴黎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包括炸毁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名胜。然而冯•肖尔铁茨不肯盲目忠君,拒绝逾越底线,最后将巴黎完好地交给了盟军。他被誉为“巴黎的救星”。后来这段故事被写成了经典的纪实文学名著《巴黎烧了吗?》,还于1966年被改编为电影。
迪特里希•冯•肖尔铁茨
电影《巴黎烧了吗?》海报
九月密谋
上面讲的都是并非抵抗分子的贵族军人,在良知驱使下拒绝作恶。而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地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以生命抗争。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他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立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与广场。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国防军军人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和2008年汤姆·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密谋者当中的贵族有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第三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总司令)、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柏林警察局长)、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当时是第50步兵团团长), 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Fritz-Dietlof Grafvon der Schulenburg,柏林警察局副局长)、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司法部官员)、卡尔-海因利希·冯·施图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Stülpnagel,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似乎也积极参与了密谋。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发现了之后也没有告发。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是抵抗运动的重要成员
柏林警察局长海尔多夫伯爵,抵抗分子之一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他们就在柏林发动政变。首先由汉斯—于尔根·冯·布鲁门塔尔伯爵(Hans-Jürgen Graf von Blumenthal)率领可靠的部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随后逮捕纳粹党领导人,建立新政府。
被本文开头的冯·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1907—1980)也是著名的刺客。他是黑森选帝侯威廉一世的后代,年轻时学法律,后来从军。作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的副官,他很早加入抵抗运动。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视察东线战场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冯·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了希特勒的飞机。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次日,冯·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回柏林,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
冯·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军总司令,但反对希特勒的外交和战争政策,这时有人发现他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维尔纳·冯·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希望削弱陆军中过于强大的贵族势力,便利用冯·弗利契是同性恋的丑闻,迫使他辞职。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不够可靠的人,用他的亲信取而代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冯·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指控他的假证人很快被灭口。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愤而辞职。冯·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荣誉团长。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冯·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任职。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恶行,他找到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说:“决不能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行动!我们在俄国有力量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如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Freiherr von Gersdorff)、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海因里希·冯·里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等,都是反希特勒的抵抗分子,他们也都是贵族。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
随后,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Axelvon dem Bussche)、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和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Breitenbuch)等贵族军人和官员,也进行了一系列刺杀希特勒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强。1943年4月,汉斯·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冯·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这对冯·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这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策略。后备军(Ersatzheer,陆军的一部分,驻在国内,包括指挥与行政机关、训练单位和卫戍部队)有一个紧急预案叫“瓦尔基里”计划(Operation Walkü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奥尔布里希特提议借助“瓦尔基里”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冯·特雷斯科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瓦尔基里”计划。他的妻子艾丽卡和秘书玛格丽特·冯·奥芬(Margarethe von Oven)伯爵夫人负责打字,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军缴获,2007年才公布,证明了冯·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这也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他们经常在冯·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开会。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在法庭受审,1945年1月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他的祖先就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他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
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在法庭上
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汉斯·伯恩德·冯·赫富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zuSolz)、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Horst von Einsiedel)、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从1934年起,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就不断布道,反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府措施。柏林的一位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Konrad Graf von Preysing)力挺他。1944年,天主教徒贵族官员斐迪南·冯·吕宁克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on Lüninck)和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冯·哈勒姆(Nikolaus Christoph von Halem)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判处绞刑。
贵族对民主制的敌视使得他们比较容易与纳粹党接近,而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贵族地主非常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二战初期德国的辉煌胜利,让很多贵族军人为之陶醉。不少贵族本身就是反犹分子。同时,反对平均主义的精英理念仍然牢牢掌控着很多贵族的头脑。他们幻想在希特勒帝国获得新的显赫地位。
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是党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党死心塌地。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冯·韦特克(Alexander von 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将祖传的土地卖掉。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当中(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反对或是支持纳粹党,家庭和亲友固然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个人的信念所致。“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的抵抗分子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的家族中有41人是坚定的党员。冯·特雷斯科家族除了汉宁之外,还有他的哥哥格尔德(Gerd von Tresckow)参加抵抗运动,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党员。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拒绝入党,后来被投入集中营,活到了战后,他家里有27人是党员。抵抗分子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他家里有52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