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是司徒雷登来燕大几个月后制定的。司徒雷登回忆说,当时“查尔斯·科贝特、博晨光和我聚在一起,准备为学校制订一个校训。我们三个人都出生在中国,都认为教会大学应该既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及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他们俩人当中,有一个主张采用圣经中的一句格言: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做燕大校训。我则想起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用希腊文镌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校门上方的一句话: ‘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这句名言同样也镌刻在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大门的正上方。在商谈中,突发的灵感,使我们把这两句伟大的格言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句至理名言”。燕大校训不仅在学校出版物、校歌中占有显著位置,而且深入到燕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他们立志将它付诸实践,并把它作为衡量周围人群的标准”。每逢说起校训,司徒雷登从不掩饰内心的自豪: “我的一些学生追随共产党后,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忠诚地履行这一校训,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能对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886年,美国长老会牧师阿瑟·皮尔逊撰写并出版了《传教的危机》(The Crisis of Mission, or the Out of the Cloud)一书,他提出美国的基督教徒需要精神上的复兴。皮尔逊在书中尖锐地批判当今世界正处于“拜金主义盛行、肉欲横流和强权外拓的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徒必须实行自我改造,解决自身和社会的危机。皮尔逊号召基督青年教徒与“尘世间的俗务、邪恶、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及无神论进行斗争”,与人对物质贪婪的本性进行斗争,以挽救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与人的精神颓势。这本书成为当年美国流行的“畅销书”。“书中的许多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并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受其影响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宗教组织,同时它也是鼓动并策划大学生赴海外传教非常有力的宗教组织。司徒雷登进入潘托普斯大学,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大学生中特别活跃时期,他随即成为这个组织积极的成员。
燕大成立后,司徒雷登在文学院专门设立了神学院,几年后又单独设立了燕京宗教学院(Yenching School of Religion),并聘请当时在美国纽约神学院教书的中国学者刘廷芳教授回国,出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在这样的具体实践中,司徒雷登使基督教改革派的观念和理想更为丰富,也更为个性化和中国化了。
林迈克本人曾于1938年和1939年利用假期秘密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与司徒雷登一起住在临湖轩,司徒雷登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也很支持,多次让林迈克借用他的小汽车为抗日根据地运送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药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克夫妇用司徒雷登的校长汽车,取道山西逃往解放区。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英国,林迈克把在根据地所见所闻写成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3)(中译本名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书中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许多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否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疑问。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无奈的结局》,第187页)。在燕大数学系任教的英籍教师赖朴吾先生也通过司徒雷登帮助离开燕大,经过解放区到成都组织“工业合作协会”,支援抗日前线。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交给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一项工作: “如果有学生要求学校帮助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加抗日有关的工作,应该给予支持。”侯仁之说起当年情景,往事历历在目: “凡是要走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送行。我记得一次设宴送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监狱生活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非常艰难的,但最艰难的时刻,还应该是在选择前思想上犹豫不定的阶段。1937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此前虽然司徒雷登考虑过在不得已情况下把燕大迁往成都,但想到燕大这座美丽的校园,浸透了他和同仁们十几年奋斗的心血,如今却要把它拱手让给日本人,实在心有不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北大、清华等全国一流大学都迁往内地,燕大作为基督教教会学校,应该为沦陷区人民受教育的需要服务。司徒雷登决定留下来,并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 首先强调燕大是一所美国学校,司徒雷登重新出任校长,把校园内中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不准日军进入校园。另外找熟悉日语的燕大毕业生担当司徒雷登的秘书,专门经常款待日本军政官员,进行感情投资。甚至日本人后来几次找他与蒋介石、还有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联络,充当使者,他也不推辞,其实那只是表面应付,没任何实际进展。但只要日本人不对燕大大动干戈,能继续办学,他都耐心地与之周旋。即便如此,燕大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师生对留在北平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专门从伦敦致信司徒雷登,批评燕大不关闭,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华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会利用这件事宣传中日友好,从而断送了燕大的美名”(Fei Xiaotong to Stuart, April 28.1938,《无奈的结局》,第254页)。留在沦陷区,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不说,还要面对校友们的指责和批评,这使司徒雷登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犹豫,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他的好友兼同事高厚德帮助他终于下定决心。
基督教、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如此奇特、如此真实,而又如此自然的联系,并在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侵略战争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司徒雷登个人为此也付出沉重代价。1949年他回美国后,受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期政策影响,特别是严重中风后身体状况不佳,使他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由于他一生秉承助人为乐、勤勉俭朴的生活习惯,虽然在担任大使期间收入较高,但他每年圣诞节都拿出一大笔钱给燕大学生会餐,给教职员工的孩子买礼品,几乎没有积蓄。辞去大使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最后还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了解到司徒雷登的情况,每月发给司徒雷登600美元退休金,才基本解决了他与傅泾波一家的生活问题。但1952年司徒雷登在写给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辞职信中,对自己一生所奉献的事业无怨无悔: “由于我将我的一生全部献给学习和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以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我相信你定能理解此际的我,当我说我将不得不离开美中活动的现场了的时候,总统先生,我愿向你保证,如果我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知识对你有用的话,我愿随时为你服务。”(Stuart to Truman 28,1952,《无奈的结局》,第414页)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