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失利期间,小布什常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克萨斯州。但是,得克萨斯人对小布什的了解越多,就越是愿意原谅他的“生不逢地”。“孤星州”[孤星州(Lone Star State),即得克萨斯州。——译者注]毕竟是一个移民州,因此,并非只有生于斯才可以成为得克萨斯人。得克萨斯人不久就发现,比起他的父亲,小布什显然是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老布什是由司机驾车去格林威治国家日间学校(Greenwich Country Day School)的,身穿羊绒衫和灯芯绒裤;而小布什则是步行或骑车去学校的。在那里,老师先在四年级教授得克萨斯州史,然后再在五年级教授美国史。小布什与该州反制政府的民粹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抵牾。他放弃了家族信仰的圣公会,转而接受了开诚布公的循道公会。大儿子渐渐成了老布什与保守主义运动联系的使者。
讽刺的是,帮助小布什拿下得克萨斯州的卡尔·罗夫也是一个外乡人,来自犹他州。他们俩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小布什虽然在政治世家长大,却并不喜欢政治,罗夫则是政治狂。有个名叫马克·麦金农(Mark Mc Kinnon)的得克萨斯政客在谈到威利·梅斯(Willie Mays)这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时讽刺道:“总统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棒球运动员;卡尔在成长的过程中,则是要做总统的高级顾问。”小布什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典型成员,总是中心人物;罗夫则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戴着眼镜,并随身带着口袋套和公文包。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效力时,他还是个愣头青。随后,当美国的大学爆发反越战抗议时,他加入了“大学共和党人”组织(College Republicans)。李·阿特沃特把他视为同道,邀请他到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1977年,老布什诱使他到得克萨斯州为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效力。罗夫很快成为该州共和党最受尊敬的政治顾问。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Edgar)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术语,指普遍、一般。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译者注],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国内,尼克松设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这都是保守派此后20年中极力铲除的机构。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间,设立了生活费委员会(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引入国家控制经济的最有力尝试。尼克松委任当时刚刚步入中年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来负责这一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纳姆在内的几位保守派名流,“暂停支持本届政府”。
如果说里根是一个真实信徒,那么在他身上也没有信徒常见的性格缺陷——带有普世风格的宗派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描述:罗斯福的智慧不是一流的,但他却有一流的气质性情。这段描述也适合终身崇拜罗斯福的里根。里根是带有悲观色调的共和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怀疑美国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东西,能够使美国走出任何暂时的怯懦。他用他的幽默艺术来化解保守主义运动在人们心中的最大疑问——人们普遍担心这一运动是由狂暴的极端主义主宰的。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提到学生激进分子就会暴跳如雷。里根州长却嘲弄道,这些学生“行事如人猿泰山,外表像珍妮妹妹,气味似猎豹兄弟”。一些听众因得知学生做出种种暴行而感到震惊,他对这些听众说,昨晚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伯克利继承了一家自助洗衣店。他还会开玩笑说,自由主义在犯罪问题上的严厉主张,是给予更长的缓刑。他喜欢说:“相信我,电影《君子红颜》(Bedtime for Bonzo)比他们在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更有意义。”
对于右派来说,里根时代是他们第一次有自己的人入主白宫,这种感觉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才被重新找回。诺曼·波德霍雷茨夸耀道,里根政府不仅有成批的高级官员阅读《评论》杂志,其中有些人(其中包括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还为该杂志撰稿。有50多个反对缓和的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成员在里根政府中获得任命。威廉·拉舍以1983年初里根的几天日程为例加以说明:2月21日,里根在华盛顿参加为《国民评论》举行的大型招待会,并宣称这是他“最喜欢的杂志”。两天后,他为詹姆斯·伯纳姆和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颁发自由奖章。又过了3天,里根在特里·多兰的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此前10年中,他已在此发表过8次演讲。
宗教影响也弥漫着整个白宫。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踏进白宫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研读《圣经》的时候想念你”、。弗鲁姆是一位世俗犹太知识分子,他所著的有关小布什的《右派分子》(The Right Man)一书不断受到富裕的福音派新教徒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持小布什的人造访白宫时,敬畏之心就像是上教堂。在白宫,惯见的打扮是西装领带;在白宫,“该死”是不能说的脏话;在白宫,不可以大声喧嚷;在白宫,你会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发誓——永远保持沉默。
小布什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拓宽基督教右派的定义,以使之变得更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值得强调的是,小布什是一位卫理公会派信徒,这比他父亲信奉的主教制主义宗教意味强烈一些,但比杰里·福尔韦尔和南方浸礼会温和得多)。小布什最大的收获是罗马天主教徒,它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宗教团体,也是等待采摘的最成熟的果子。2000年,小布什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多数积极从事宗教活动的天主教教徒的支持,成为1984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积极拜访著名的天主教机构,如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白宫每周同天主教顾问非正式团体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则恢复了一支天主教特遣队。小布什试图在讲话中用上时髦的天主教词句,如“文化生活”。而在天主教徒圈内,他使自己政党反制政府的立场得以缓解:相对于南方福音派教徒,天主教选民对政府行动主义持有更高的热情。小布什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2000年他在这两个州以微弱劣势落败)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吸引蓝领天主教徒的支持。
“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个最直接源于小布什宗教情怀的项目迅速瓦解。针对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基于宗教信仰”的解决方法一度可以吸引天主教徒和黑人加入共和党的阵营,然而终归没有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小布什用人不当。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约翰·迪伊乌里奥,白宫“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办公室主任。——译者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的例子证明,具备一流学术思想的人不一定能够在《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NBC 1999年开始播出的连续剧,故事讲述了一群白宫幕僚的工作与爱情生活。通过跌宕起伏的剧情,揭示白宫政治内幕以及幕僚们在权力、良知、爱情面前的选择。在《白宫群英》里活跃的人物除了总统巴列及其家人外,还有一系列重要幕僚。从全球战略的制定到总统一枚胸针的选择,在戏剧里均获得了关注。《白宫群英》在制作上比较活泼,虽然以拥护白宫为主旋律,但也不乏讽刺与调侃。虽然该剧强调纯属虚构,但暴露了白宫运作的一些真实内幕,因而也更受观众的欢迎。——译者注]式的马基雅维利世界中生存。与此同时,国会中的许多人——不仅仅只是自由派——反对任何侵蚀政教分离的做法。迪伊乌里奥为黑人教堂和拉丁裔教堂争取资金,有意使福音派教徒感到不快。小布什和罗夫立即退却,背着迪伊乌里奥达成了一项协定,使新教教堂免受联邦雇佣法律的限制,从而不必被迫雇用同性恋者。迪伊乌里奥于2001年8月辞职,项目也被悄无声息地搁置了。
相反,在宗教原则较少且可能使他失去选票的领域,比如节制教育,小布什推广基督教思想时要勇敢得多。这时他完全明白这句名言:如果一个社会保守派有个女儿在读高中,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派。小布什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来教育青少年的童贞美德,也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最强硬的信仰教育计划——“美国地区与全国重要意义特别计划”(Special Projects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ignificance),教育人们婚外性生活对身心可能都会产生伤害,并拒绝推广避孕套。小布什非常热衷把信念推向国外。小布什政府把用于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经费的1/3预留给节制教育。这个做法非常糟糕,显然激起了援助机构的愤怒,但没有使小布什在国内付出代价。相反,当福音派教徒企图使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时,小布什很快就同工商界的说客沆瀣一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