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代信仰的最大公约数：祖先崇拜
https://h.land/blog/10140
中国人历代信仰的最大公约数：祖先崇拜
微信公号被删，换个地方再发此文。任何对受造物的崇拜都是偶像崇拜，当然包括哪怕是你的祖先。崇拜偶像的不测（或者说可测）后果是什么呢?且不说你还不相信的永死，还有拜偶像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神创秩序的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像中国从古至今的丛林社会就是我们的标配（这只是社会领域的后果，所有领域都受信仰影响。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偶像及其崇拜（无神论是自我崇拜当然是偶像崇拜）必是多元的，既然是多元的，皇帝必然与你祖先抢夺崇拜他的机会。别说你抗不住不拜皇帝的垄断暴力，侥幸抗得住，你的逻辑也是不通的。我替皇帝拟个潜台词：你既拜你祖先，何不增加拜我一个呢?何况我还掌握你生杀予夺的现实权力与利益呢?尤有进者，何况祖先崇拜与皇权崇拜，因为家国同构，成为一种互相利用的逻辑顺延。在启示论与本体论上，不相信真正的神是独一的，必然得到偶像崇拜及其现实后果，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丛林化。对照今天的现实，我们可否明白一二呢?
小书卷的甘苦
2022-02-05
23
1065
冉按：这是2月2号至3号凌晨所赶写的文章，因为要在神州更新平台讲《中国文化与祖先崇拜》，而做一点梳理性的预备。我讲课当然不会按照所写来逐一讲，我是个喜欢临场发挥的人。但我认为演讲与文章配搭起来看，会使我们对问题有更加整全的了解。这文章还有一些需要仔细修订的地方，只有等以后有时间再说了。先发出来，请各位指教批评。同时微信公号被删，今天于此再发一遍。2022年2月5日于成都
从古至今，我们中国历代是多神、泛神、无神信仰共存的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独一神排斥并覆盖全域，也没有出现过完全无神的现象。那么在多神、泛神、无神共存的信仰底下，这就像若干个整数，倘若我们要找其中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提取公因数，那么我经过查阅诸多信仰文献、研究历史事实、观察信仰在理论还是在具体实践上的共有内涵，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就是没有比祖先崇拜，更能代表历代中国人共有信仰的了，哪怕是中国境内不少的少数民族，其信仰重心基本也不例外。
一：祖先崇拜对中国的影响深远
我的朋友，前著名媒体人朱学东、张丰二位老兄，不久前都因一位县长关于“恶意返乡”的言论，写了关于回乡过年与故乡的价值，以及恶意返乡与平坟运动的文章。这就像十几年前我与一帮朋友都写过的同题文章“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有种悲愤，有种无奈。但无论是我们那时所写，还是现在朱、张二位所写，都没有提到故乡在中国人的信仰维度里所占据的份量，因为这才是解释中国人为何那么看重郡望、籍里，为何在民国以前精英——无论是政治、文化、商业精英少有例外——一般说来都有告老还乡、落叶归根的传统的底层因由。
而故乡作为地理空间，为何成为中国人信仰中的一种空间展现呢?难道国外的人都没有故乡吗?为何他们不对故乡如此眷念，乃至生死以之呢?因为故乡在中国文化里的积淀实在太深到成为了中国人信仰的因素，而西方人大多有在世寄居，更美的是天上家乡之概念，故终老何处并不是他们念兹在兹到成为信仰来对待的事情。这返过来解释了，中国人始终无法理解那些传教士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既不为钱，也不为权，更不为名，到中国来只为拯救灵魂，最终不少人乃至全家埋身于中国之举动。既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总得找一个自以为合理的解释，使得自己的认知不协调得以解决，以使己心得安。至于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相，那就不是中国人所措意的了。
为何如此呢?一来不少中国人甚至很少想过是否有灵魂的事情，你来拯救我的灵魂，那不是扯蛋么?二来你的行为与想法，与中国人重视现世物质、名利、荣华迥不相侔，特别是远离故乡，远离父母，使得他们觉得来华的传教士不可理喻，一方面觉得他们不开化，另一方面觉得他们一定是别有阴谋。由于信息的诸种封锁及传播不畅，小道消息与谣言比翼齐飞，于是本身就有深厚阴谋论土壤的国度，再加上这种不能解释的事情，因此就只有用更加阴谋论的方式来传播，加上乡绅及一些知识精英出于利益或文化自大的炽煽，反教最终酿至成底层为主的义和团运动、知识阶层为主的非基运动就成为必然。
对地理上的故乡之眷念，如果我说中国人是世界之最，希望你找出恰当的证据来反驳我。因为故乡不只是情感寄托，而且在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的现实考量与利益交合的情况下，祖先崇拜的因素所占比重极大。对谁不说俺家乡好亦即对故乡的圣化固然是血缘崇拜、祖先崇拜的空间彰显，即便是反向的过分批判，其实也是对故乡赋予了一种近乎信仰的内涵。而故乡眷念乃至故乡崇拜，都是血缘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地理载体，这也就是为何与故乡同样重要的风水堪舆之术，至今仍很流行的原因。没有更美的家乡，那么地上的家乡就成了一种终极盼望的载体，那么故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共有的地理崇拜载体，最终更大的中国成为地理与文化崇拜的载体，与朝贡体系上的疆域差序格局，形成的排外，交互作用，就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必然。也就是说，在现代条约体系之前，中国的政治地理概念，不是清晰的主权疆域地理概念，而是与中国中心的疆域地理的远近，特别是文化的远近，成为判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尺，除中国以外，均是蛮夷番邦。除自己的亲人，或者故乡人，都是不可信的。从小到大的现实认知格局，必然影响中国人的底层思维——极度的排外心理，复以各种政治势力波云诡谲的利用，常常扮演着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抓狂剧。
若说祖先崇拜的现实与地理的实践载体——故乡情结是中国人所共有的，那么祖先崇拜也是中国所有显性的具有一定建制性的信仰亦即儒、释、道，以及那些非建制性与弥散性（社会学家杨庆堃语）民间信仰所共同具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祖先崇拜。儒家对祖先崇拜，不仅有极大的理论贡献，“四书五经”里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论及，而理论与现实实践共融手段就是对孝道的极力提倡。若没有孝道的极力提倡，那么祖先崇拜就容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也就是远古时期世界各地都有一定程度的祖先崇拜，如今都衰落乃至不见踪影，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原因。
儒家最强劲的理论与现实号召力，就是对孝道的提倡，来达成对祖先崇拜，形成一种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长久的现实实践的双重合璧。此点对中国这个族群利益与精神的联合程度之深，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而且这深刻地影响佛教的中国化、道教更深的本土化的对孝道的提倡，使得佛教与道教这样带有一种疏离性与超越性的信仰，仿佛深陷泥淖波音客机，彻底胶着在中国泥泞的机场不能起飞。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在基督教进入之前，可以说，其信仰品质的超越性是很少的。正是因为祖先崇拜是儒释道三教乃至许多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大公约数，使得他们早上信儒教，中午信佛教，晚上信道教，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毫无违和感。
祖先崇拜使中国人的多神、泛神乃至所谓的无神信仰，都得到一种现实与思想上的整合，也满足了大多数中国人在信仰中的押宝心理与做生意的心态，他们相信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面，这样才避免投资的最终倾覆无收。这种近乎天然的多元化、相对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心态，与多神、泛神等押宝信念，是稳定中国人心理与现实的标配。同时也成为我们不求真的底层心理，在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前提下，不仅将独一真神的启示排斥在外，而且最终成为现实权力的绝对性所捆绑，因为你不受制真神，必受制于假神。受制于假神的极端表现，就是肉身的不自由，良序美俗的丧失，成为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恶果。
中国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深入骨髓，是历代中国人信仰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我们不必也不能隐藏的，任何人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为此推脱这都是不可能的。我愿意直白地说，中国人是被祖先崇拜所塑造的一群人，任何想要反驳我这观点的人，请耐着性子阅读完下面这篇文章，再开足马力来驳斥不迟。
二：祖先崇拜的起因为何？
任何探讨起因问题的文章，都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溯源问题：那就是其初始因何在?但初始因之确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哪怕你学富五车，没有真正的启示开你的眼开你的心窍，你也不明白，看不透其中的机窍，因为那能称为机窍的东西并不是轻易能随便识透的。
简言之，通常的学说都这样认为，祖先崇拜的初始是因为人们有对鬼魂的崇拜与生殖的崇拜，二者合力决定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灵魂不死的说法，都有极远的祖本。且不说柏拉图的灵魂先存说，就连那些否认灵魂不死的人，都不得不阐述灵魂不死的具体说法，比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人们不懂得自己身体的构造，认为自己的观念和感觉好像不是自己身体的活动，而是独特地寓于这个身体而在人死亡时离开身体的灵魂活动，于是灵魂不死的观念由此诞生。恩格斯算不上真正的学者，他这种说法之所以流布很广，很多时候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但这种观念的流布，并非全都只缘于政治因素，如《易.系辞上》即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说明不分古今亦不别中外，如此看法所在多有的，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识”。
为何如此呢?从文字学上对“鬼”的一些基本解释，大约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说文解字》谓“鬼，人所归为鬼”，而《礼记.祭义》则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既然鬼是普遍存在的，哪怕鬼魂崇拜就只是对鬼即拜，不管是前辈、平辈哪怕是后辈，都难免成为惧怕或者崇拜的对象。这说明图腾崇拜与鬼魂崇拜可能早于祖先崇拜，但没有鬼魂崇拜，祖先崇拜便无所附丽，因为祖先死了也是鬼魂。那么为何鬼魂崇拜完全被祖先崇拜所代替呢?因为人们总是愿意直觉地相信死了的祖先是保佑自己的，因为它是善鬼，而非祖先则不一定。但要区别非祖先的鬼善与不善，成本太高，于是人们干脆撇弃不算，于是干脆崇拜祖先的鬼更省力，收益更高。
但这只是从死亡的角度来观察祖先崇拜的一个面相，而其另一个面相要从生的角度来看，才形成一个“生死相依”的认知格局。简要地说，很多没有特殊启示的族群都承认灵魂不死，但灵魂之不死当然不是他们那种自以为灵魂先存的观念，而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置了的，即“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与对死的关注，人们更关注生存的繁衍，因为繁衍生殖能力，使人感受到莫大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举着生殖器游行的仪式”，还是《易.系辞下》里的“男女构精，万物生化”，在在表明生殖崇拜在古今中外的普遍性。而这种“种的繁衍”与“认同危机”，与祖先崇拜天然地挂起钩来。这就像鬼魂崇拜最终演变成主要对祖先的崇拜一样，生殖崇拜更是祖先崇拜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继承。
三：祖先崇拜何以经久不衰?
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来看，鬼魂崇拜和生殖崇拜，是上古世界史的一个通则。但后来很多地方，这个通则得到了改变，受到了冲击，不过在中国却经久不衰到如今?其因为何呢?恐怕是很多人不曾关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你思考与不思考此问题，都受此问题的制约与捆绑。
上古氏族社会，以及接下来演变的宗族社会，都以血缘作为连接的纽带，其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构成，大多不曾自外于血缘之外的因素来构成。从有记载以来的上古历史，无不笼罩在血缘的连结当中，无论是夏商周，还是如今的任人唯亲，或者将党国当成母亲之比喻，都只是血缘一种变向反应。宗族宗法社会，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底色，并不只是周代的分封制（西汉有短暂的模仿），还是后来的郡县制，哪怕是世族集团的坐大，还是宗族的族谱（与宋以前的谱谍有所不同）、祠堂、族田、义田、祖坟乃至义仓的兴起等，其对祖先崇拜的依赖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有目共睹，同时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上行就是统治集团对自己的皇位之获得，加以装神弄鬼的宗教性印证如“天子”之类，而祭天成为一种垄断性的偶像崇拜生意。但只是垄断性的祭天，若不加上祭祖，便不能使一代代的祭拜合法性得到有效的承继，同时也无法满足有一定实力，却非统治集团核心者的祭拜要求，于是对祭祖进行规格的区分。使得同样是祭祖，就存着与现实社会权力相对应的等级差异。而这种等级差异，虽然无法让所有人都获得同等的满足，但总比不让人祭祀的好。
虽然郡县制之建立，对于分封制的宗族社会似乎是一个打击，但其实还是宗族社会在奠定中国社会的底盘基础，这也就是为何有人说，包括清朝之前是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格局，故有像钱穆一样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美好，也有像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样比较清楚的认知。虽然皇权不下县，但中国古代血缘与地缘关系，使得官员告老还乡，形式了一种与现存政治的影子格局，乡村因此得到稳固。但这一切，都没有触及中国宗族社会的基本格局，而宗族社会的基本格局，没有受到破坏，固有那些看得见的社会利益的共同纽带。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利益连结，是共同的祖先崇拜。其崇拜格局，在宋代以后得到更为强大的认同，其表现形态是族谱、祠堂、义田、学田、坟山（含义冢）等的共同拥有，使得血缘与宗族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纽带。今天当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南方有些地方依旧有强大的显性纽带，可以让人看见，前几年我到温州讲课，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祠堂比教堂还多，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祖先及血缘崇拜，为何有这样强劲的崇拜能力?一来家族纽带有强力的利益战斗能力，再者形成一个相对抱团的封闭社会，还能形成生老病死的一个生养体系，而且可以因熟人特别是宗族关系，增加信任即降低交易成本。从熟人社会（血缘组成）转到陌生人组成社会（身分社会），至今为止的中国都没有完成，这与血缘、地缘乃至祖先崇拜的关联性是极大的。这就是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说，中国人的信任度不超过家庭的原因。信任度不能超过，必然会产生拟亲制来作为一种替代品，作为一种没有血缘的血缘延伸，这也就是各种拟亲制组织或明或暗存在的原因，以前的袍哥未尝不是如此。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商业，不能真正有效发展的原因，哪怕是法制健全，其交易成本也会比想像的要高。因为法律总不能考虑到一切，它只能解决显性刚性问题，而对那些人类欲望唤醒的贪婪，不能得到遏制，必然扯皮成本居高不下。
四：为何以孝治天下?
孝作为祖先崇拜非常具有落地能力的有效措施，至今为止在中国极具影响力，虽然其存在形态，或者看上去外在约束力在降低，但其力量依然不可以低估，因为人是受观念支配与左右的受造物。今天的以德治国，依旧是以孝治天下的延伸。或者说，孝道依然是一种被提倡的政治范本，而且有些甚至用法律的样态展示出来。比如法律硬性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甚至规定你必须常回家看看。
为何政府用强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难道是它比你更爱你的父母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它如此倡导，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古代不必说，纳税百姓从没有少过，但政府从没有帮助其养老，甚至在今天有全球养老体系对比的情形下，政府收了非常高的税，依然不帮助你养老，所以常回家看看、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就成了最好的挡箭牌及利益剥夺器。为何如此说呢?让你无度地纳税，却不帮助你养老养小（义务教育之免费），这使得强调孝道，不仅有维稳及道德约束功能，更有金蝉脱壳的双重利益剥夺功能。收了你很高的税，却没有丝毫帮助你养老之责，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实在是以孝治天下，无论从政治维稳还是经济收益，都是最佳的运营策略。
也就是说，历来的政治集团（每个朝代的核心统冶者）与知识精英（每个朝代与统治集团共享一定利益的儒生），都使得孝道在家国同构的社会——宗法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国中有家，家有一定的国之特性——成为最大的公约数，使得家族（庭）与统治者达成了一种少有的利益公约数。家庭的代际养老保险的现实处境，以及政治集团对于维稳亦即孝忠的现实强调，使得家国的同构不仅在外在形态上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且在实际利益呈现挂钩的状态，这就是为何大家庭，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刻被强调的现实与道德因由。
换言之，孝字无论从文字与意思，还是现实运用来看，基本强调的是无条件服从，而这样的要求，是从孔子以降的历代统治集团（无论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着力强调的。除了我上面所说的强大的利益考量外，还有一层就是类同宗教性质的偶像崇拜。以孝治天下，以及对血缘认同的变态强调，都是祖先崇拜在偶像崇拜之外的现实需求。强大的现实需求与偶像崇拜，造就了袓先崇拜依旧是中国民众的底层心理，虽然在理性有一定程度的批评与反抗，但从下意识形为上来看，依旧成为中国人行动与思维的底层逻辑。
五：余论
中国文化与祖先崇拜的话题，不是一篇小文或一次演讲，能够完全讲得透彻的。但我的结论非常明确，祖先崇拜是偶像崇拜，不仅这样的崇拜历史悠久，泛滥在族群的所有阶层中，更重要的是，其崇拜是抢夺至高者的荣耀。这样的做法，不仅显示在对权力崇拜的无度滥用中——没有比中国更官本位的国家，也没有比中国更受官本位及权力崇拜控制的族群——而且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有罪有限的人，成为崇拜的对象，这是中国至今为止依然显现诸多前现代社会特征的根本因由。
儒家是祖先崇拜与孝道强力的提倡者，后继者不说，单是举孔子为例，就会令你瞠目。虽然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其实他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偶像崇拜贯穿他的一生。儒家正是在这些方面得到统治者的高度喜爱，因此在其中得到了利益分馈。儒家对孝道与祖先崇拜的强调，使得本土宗教道教固然也强调孝道，如元初开创之“净明忠孝道”，就是印度来的佛教，其出家明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发展出目连救母这样的戏码——由“盂兰盆会”演变成今天的中元节，其祖先崇拜的特点有目共睹，但很多人已经忘记，这是佛教为了与儒家在孝道和祖先崇拜上加以竞争的产物了。综上所述，祖先崇拜是中国人历代信仰的最大公约数。
2022年2月2日至3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