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有0个人次参与评价】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https://mp.weixin.qq.com/s/HWbVDtXseKZnlbLlSCWtfQ

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 逝者

Original:  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  Today
6月19日上午,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独立签约导演。2001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2003-2009年完成纪录片《红日风暴》。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美丽上海》《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10期
文 |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全文约7993字,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彭小莲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够了苦头。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被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打死了。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9年,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江西插队9年(前排左一)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在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

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走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是派这种用场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拍上海纪事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快人快语

彭小莲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采访与被采访的路数。她更愿意说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买的零食都那么不好吃呢?”“不过也好,我吃他们的。”她在超市认真挑选了一大包,准备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参与剪辑的是纪录片《老舍》。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编导、“80后”樊小纯对我说:“你要去访彭小莲?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莲一起剪辑纪录片《林风眠》的3星期里,她见证了这位栏目顾问是怎样用大师的“独立精神”和“那份傲气”将剧组的每个人点燃。还有,当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尽想放松一下时,会听到彭小莲在院里学猫头鹰叫——那是林先生常画的一种活物。

人物周刊:少女时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对身边事充满愤怒、可没地方宣泄的成分?

彭小莲:我想,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尔蒙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没办法,那时年轻啊,谁挡得住年轻生命的冲动!

人物周刊:对父辈的选择、命运,打心眼里同情、理解么?还是索性认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彭小莲: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人物周刊:侯孝贤曾在小川的笔记本上写过“人生有情”4个字,交待他拍电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样写出秘密,你会写什么?

彭小莲:我这么浅薄的人哪里写得出这么简练的话来啊。写了整整一本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可能还有很多意思没表达清楚。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点爱上小川?

彭小莲:怎么可能!那是你没看懂!男女之间如果真有些什么发生是写不出那些来的!

人物周刊: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你得意的视角或声音处理?

彭小莲:我不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因为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冲动的时候说上两句。我怎么可能在一本刊物、一个非常大众的场合大放厥词呢?

人物周刊:如果马上要拍新片,你会想到把网络流行语用进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可以有”之类。

彭小莲:任何台词和语言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人物的需要决定他应该怎么说话。

人物周刊:现在导演都用高清数码拍片,你呢?

彭小莲:淘汰胶片、压低成本拍电影已经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胶片将来只能是最后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许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胶片机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对《阿凡达》没有太多兴趣?

彭小莲:因为像Tim Burton(蒂姆·波顿)这样的导演拍这类题材时更有想象力!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导演从别人电影里借一段情节或手法?“抄袭”和“再创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彭小莲:“抄袭”涉及道德底线,归法律管。“再创作”大概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你不必再干这行了。

人物周刊: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彭小莲:《卡廷森林》、《饲养乌鸦》、《失翼的灵雀》这类电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人物周刊:现在每逢新片上映,导演和主要演员一天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参加首映式,据说它真的对票房很有影响。

彭小莲:是吗?我在美国也看过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不幸,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导演和演员出场的。我们有时只是在那里排大队,赶不上这一场就等着下一场。

人物周刊:你写了不少影评,怎么选片的?信息从哪里来?

彭小莲:选片首先是看导演,然后会看BBC的网络消息,看国外影评给影片打分的情况,还有就是听朋友介绍!

人物周刊: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彭小莲: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人物周刊:2002年拍的《假装没感觉》里,郑振瑶演的母亲对吕丽萍演的女儿说,“只听说有剩饭剩菜,没听说过有剩男剩女的。”几年后,便有了。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立女性真能幸福吗?

彭小莲: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择的最好可能。

人物周刊: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彭小莲:真实、自由思想。

人物周刊: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彭小莲: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人物周刊: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彭小莲: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

TOP

https://mp.weixin.qq.com/s/4YKWceTkAs5P_UEYcZc6MQ
彭小莲:命运的尽头

彭小莲  译者秦传安  昨天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命运的尽头
© 彭小莲/文


彭小莲(1953.6.26~2019.6.19 )

  1996年2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膩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博士文凭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准备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6月28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样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跑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跑。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我知道在40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妈妈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持。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女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30年了。”
  1980年6月28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伯伯,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那种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组织上,上海宣传部不同意胡风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因为胡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案,上海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调。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1979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柏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1980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份。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伯伯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止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伯伯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198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1983年10月31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于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样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驮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1996年5月31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40度3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急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扣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英特耐特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罗马古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10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1996年12月12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声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霎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选自《他们的岁月》,彭小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TOP

https://mp.weixin.qq.com/s/wCasMaCvybDe_Oh4VxKeUg
彭小莲导演走了,她可以和她的邱叔叔团聚了……

中国配音网  昨天


著名导演彭小莲6月19日上午在上海辞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经担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翻译,彭小莲和邱岳峰先生私交也很好,她称他“邱叔叔”。在农村插队期间,她曾经和“邱叔叔”通信,从邱岳峰先生的鼓舞中获取前进的动力。2009年5月,在奉贤参加邱岳峰迁葬仪式后,她写下了这篇文章,披露了邱岳峰先生给她留下的珍贵书信,代替我们表达了对邱先生深深的思念。此前,在苏秀老师为《峰华毕叙》组稿时,彭小莲尚不能完成这篇纪念文字,故而《峰华毕叙》只是收了她和苏老师往还的几封电邮。在下面的这篇文章里,彭小莲完整地表达了她对邱岳峰先生的感激、怀念和无比的敬重。

如今,彭小莲女士静静地走了,她去天堂会见她的亲人,也可以和她的“邱叔叔”团聚了。


彭小莲在邱岳峰迁葬仪式上  摄于2009年5月7日


邱先生“回来”了

作者:彭小莲



5月7日。

因为这个日子曾经建过一种叫“五七干校”的地方。电影系统的干校,就坐落在上海奉贤的大海边上,邱岳峰先生在这里被监督劳动过。现在这里是一片墓地。总以为会因为这些土地的变迁,岁月的流失,让我们健忘了。可是在2009年5月7日,邱岳峰先生的墓从苏州迁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赶去了。

一片绿叶丛中,微微的海风吹来,我们沉浸在怀念之中。儿子邱必昌把父亲配制过的台词,剪辑成一段和我们大家的对话。那是邱岳峰的嗓音,带着一份真诚一份幽默,还有一份独特的质地,在我们耳边回响着。你不能相信,一个人走了,离开我们30年了,可是他的声音却依然栩栩如生地在耳边再一次回旋。我们都是奔着这个声音而来的。邱必昌跟大家说好了,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30年后,和我的父亲重新欢聚一次。可是,曹雷和童自荣说到老邱的时候,抑制着不让眼泪落下来,他们停顿下来,说不下去,眼泪还是慢慢地淌下来了。

大家都说,难以忘却的是邱岳峰先生是如何刻画人物、创造每一个角色的,他会不断地给自己提要求,不断设计每个人物之间的差别。听着,听着,我突然明白,这独特的声音,原来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技巧,而是来自他的灵魂,来自他对人生的严肃,来自他对艺术的虔诚。



回到家里,我翻箱倒柜,把30多年前邱叔叔写给我的信拿出来,信纸已经发黄,可是蓝黑色的墨水,依然清晰地保留着他的笔迹。那时候,我在农村插队,家里的成分不好,就成了我的原罪,每一次我都努力从邱叔叔的信里找到一份力量。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邱叔叔自己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却又担负起鼓励我们的责任。他对我说:

“小莲:每次读你的信,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于是总要在脑海里翻腾些时日。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本事’也就是学问(知识),不外乎两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过去的老板叫做谋生手段。只可惜我懂得太迟了。因为你提到了‘本事’,我想提醒你一下,不要狭义地理解为业务专长,同时也还包括为人之道。

“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28年的经历,你几乎都知道了,有的是你看见的,有的是从你妈妈那里听说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希望别人再重复我的路,重复我的教训。命运的安排(这是你信中的话),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毅力’(也是你信中的话)又是改变命运安排不可或缺少的因素。要想完成一件事,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事,也需要毅力。毅力的含义可以包括坚持和奋斗。但细分起来还有很多内容,但主要是这两点。

“最近还有件事很烦心。据传,农场今后不抽调了。果真如此,妹妹就成问题了。奈何!想念你!祝 一日千里 叔叔

77.11.9 ”



30多年了,再慢慢地解读这封信时,我依然觉得心里堵得慌。我看到,最后邱叔叔还提到他女儿的抽调问题,他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压力纠缠着,折磨着。可是他不说,独自承受着。1949年建国不久,一个27岁的年轻人,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了社会主义的庶民。看看今天周围那些27岁的孩子,他们还不懂什么叫生活。可是,邱叔叔已经为一家七口,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早些日子,他俄罗斯的母亲还活着,就和他们一起拥挤在17平方米的房间里。夜里,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孩子在地上打地铺。直到以后,邱叔叔才搞到一些木头,亲自做了一个小阁楼,让孩子们可以勉强爬进去睡觉。

那些日子,不论邱叔叔在厂里受到多少折磨和委屈,回家以后,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提及这些事情。我们一群人,都跑到他的小屋子里,跟他学朗诵。我们都没有想到,他是否疲劳是否还有精力,大家都在那里“剥削”着他。那时候,张闽想进上影厂当演员拍戏,韩非让自己的儿子韩伟跟着老邱学,看是否能继承父业;林栋甫想进译制片厂,我从乡下回来的日子,也跑到小屋子里去了,跟着在那里起哄,我想进个什么话剧团的,从农村跑出来。总之,大家都希望跟着邱叔叔改变自己的命运。每天,每天,都要折腾到十一二点才算结束。那时候,我才20岁,我不知道要关心别人,我没有想到要留给别人一点自己的空间。

有时甚至早早就赶去了,人家的晚饭还没结束。只看见一桌人,围着一碗炒咸菜,或者一碗水煮的白菜,在一盏15支光灯泡下,默默地吃着饭。那份生活上的拮据和艰难,让我产生太多的同感。我们都这么生活着,但是,我们没有像邱叔叔那样,依然说着热情的话,在鼓励大家。母亲没有什么可以给老邱的,她省下5斤粮票,在监督劳动休息的时候,乘造反派不在,躲在木工间,偷偷地塞给他。老邱跟母亲说:“我不客气了,就拿了。最近老二从吉林回来,粮食确实不够吃。”



邱叔叔在50年代末的时候,要被送到劳改农场。对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怎么会有人下手干得下去?可是,今天我们认真地审视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法律,所有人都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生活。陷害是一上来就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被害人,是没有权利和空间为自己申辩的。在这危难的时刻,译制片厂的艺术厂长陈叙一站出来,说:“邱岳峰是一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了。留下他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帮助他改造嘛!”在这样一个年代,居然一个领导人敢这样站出来伸张正义,于是,邱叔叔在译制片厂留下来了,然后他就像自己的信里写的那样,“要想完成一件事,哪怕是普普通通的事,也需要毅力。毅力的含义可以包括坚持和奋斗。”他每天都在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信赖,靠着这样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小角色;于是他配过的人物,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

今天,邱叔叔来到这里,更因为陈叙一厂长的墓安置在这里,邱叔叔来了,完成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没有我邱岳峰的一切。”他们在这里一起找到了归宿。

于是,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了,这里有邱叔叔的粉丝,他们中间有些在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有他的老同事,李梓、苏秀、赵慎之,还有年轻的一代孙渝烽等等。这不是组织上安排的一次任务,没有人做官样文章;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热爱他;我们相聚,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在这里表达;这是朋友和朋友的一次真诚会面,我们都因为邱岳峰先生而变得亲密起来,在树荫下大家都成了相识很久的朋友;我们互相握手,在陈叙一的墓前献上白玫瑰,再走向邱岳峰的墓前,也献上白玫瑰。

你再听,那是谁在跟我们说话?一段剪辑过的台词,邱叔叔在说:

诸位好/ 今天我很高兴/ 这是我的家吗? /我都不认识了/ 好极了!/ 啊?玫瑰花?太美了!/ 嗯……这不大/ 从这儿可以看到大海的景色 / 这里空气新鲜,很不错!/ 女士们,先生们 /我有话要说/ 人早晚都得死 / 要明白了/可能好点儿/ 我好像从梦里醒过来/ 现在我醒了/ 人都需要爱/ 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们/ 总而言之/ 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诸位/ 现在我向你们道别了/ 再见了!再见/ 改天有机会我们再谈吧!



人早晚都得死
要明白了
可能好点儿
……
人都需要爱
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们

岁月带走了太多熟悉的名字,今天又是英年早逝的彭小莲。愿她一路走好,安息。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