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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百年祭: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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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百年祭:另一条道路

流亡的乌托邦  大象公会  昨天
文章来源: 流亡的乌托邦|流亡的乌托邦(ID: gh_a5c7029b771e)


与通常“帝国崩溃”的意象不同,一百年前今日的维也纳,并没有火山爆发前夕的躁动,反倒更像活火燃尽后的一团死灰。战争失败了,帝国要完蛋了,他的臣民们分别自谋出路。外围诸民族已经宣布自治,连“主体民族”德意志人也成立了委员会去谋划他们的新民族国家。只有茨威格式的知识分子似乎还对旧帝国留有感情,但也只有保持沉默。历史就以如此的冷漠,看着一个千年帝国走入坟墓。
但我今天不是来吊古的。
昔日的荣耀已然化为丘墟,后人所做的只是在其中翻找遗产。很多人会说奥匈帝国-准确地说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根本没有遗产,或者说只有负资产。在旧帝国遗体上建立起一众的新兴民族国家为了躲避战争赔偿,纷纷重构历史,努力与帝国撇清关系。与其他皇冠落地的君主国相比,奥匈帝国不存在真正的继承者。
奥匈帝国的另一个尴尬之处在于一直不招人喜欢,无论是对于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而言。如果按照线性的苏东史观,奥地利只有作为“反动势力”,被拿破仑,普鲁士等一众“进步势力”反复吊打的本分。但是我认为用进步-反动二元史观衡量哈布斯堡帝国是不合适的。作为一个以君主制传统下的联合统治(personalunion)为基础,从中世纪一脉相承下来的国家,帝国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古”与“今”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历史连续统一体,并不是什么“封建老僵尸”。而另一方面,自从镇压1848年革命之后,弗朗茨皇帝宣布“依据上帝和我的良心实行专制”。尽管反宪政的开明专制受到过无数次口诛笔伐,但是不可否认在之后的七十年内帝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异己的活动,相当大的自由得到了默许,思想界依然保持活跃。甚至维也纳一度是政治流亡者的避风港,是一座能同时容得下托洛茨基,铁托和希特勒的城市。
但是,帝国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却是不可调解的。民族主义对于这个两大主体民族加一起过不了人口半数的国家是致命的毒药。奥地利帝国提过正统性原则,试图以哈布斯堡皇室本身维系合法性。他们也提过多民族联邦的构想,尽管半途夭折,与匈牙利人妥协搞出了不伦不类的二元帝国。但是帝国从来没有将合法性付诸于民族国家,直到最后一刻。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旧帝国无疑是诸民族的监狱,必须将其打碎,按照民族归属重新划分疆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奥匈帝国公民,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里回忆,每次遇到演唱奥匈国歌《皇帝颂》(kaiserlied)的场合,他总要将歌词换成《德意志高于一切》来唱(两首歌曲调相同)。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德意志人一部分的奥地利人不能加入真正的民族祖国,而要向另一个君王效忠?这种不认同感让他在一战中逃了奥匈的兵役,跑去巴伐利亚当兵。捷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有着类似的困惑。1914年,塞尔维亚政府训练出的黑手党成员普林西普,为了“解放”帝国控制下的波斯尼亚,暗杀了皇储斐迪南大公,尽管后者是一位支持民族自治的开明改革派。但是在后人看来,这一街头恐怖的执行者是“民族英雄”。

斐迪南大公灵柩回到维也纳,两周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
1918年,帝国终于被战争拖垮了,民族主义者的夙愿得以实现。大洋彼岸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更是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诸民族终于冲破了旧帝国的束缚,建立起一连串新国家。裴多菲的在天之灵应该是可以安息了,一个由民族自决原则支配的“威尔逊世界”似乎正要徐徐展开。
但是没过几年,人们开始发现事情不对。依据一种新兴政治理论,将已经共同生活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各民族拆散是艰难的。这一过程更不可能完全公平公正,让所有人都没有怨言。威尔逊本人或许是个清高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预见到民族自决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但是这个自决最后却让大家都不满意。
奥地利人自由了,他们给新国家起名叫“奥地利德意志共和国”,以期加入大德意志。但是凡尔赛列强不允许,他们只能处于悬而未决的尴尬地位,直到1938年另一件事发生。
匈牙利人自由了,但是苛刻的《特里亚农条约》剥夺了他们一半以上的领土和人口。昔日裴多菲为匈牙利战死的土地已经是罗马尼亚领土,新匈牙利成了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内陆小国。
克罗地亚人自由了,但是他们连独立都没有获得,而是被塞进了一个叫“南斯拉夫”的莫名其妙的国家,被迫和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人为拼凑出的国家,将在八十年后以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捷克人自由了,但是他们境内的苏台德山区却留下了几百万烦人的德意志人,成为无穷的祸根。直到纳粹以此为由粗暴地入侵捷克,然后捷克在战后把这些德意志人粗暴地赶走,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最终解决”。
至于领土纠纷,则多到难以枚举,毕竟当时经常有同一地区的城市住着A民族,乡村住着B民族的情况。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前,民族自决不过是一句空话。
这些不满的民族,内部随之分化出几股政治势力,共产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不稳,革命行动,暴力冲突屡见不鲜,让中欧这片美丽的土地成为继巴尔干之后的第二个火药桶。
除了内部动荡与民族仇恨,帝国的消失在地缘政治上也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恶果。一个列强级别的国家突然在政治版图上消失,在中欧一带造成了巨大的力量真空。中欧开始被各国作为势力范围争抢。二十年后纳粹崛起,这里没有能与其抗衡的势力,几乎不加抵抗地被第三帝国控制。
悲剧本身,讲到这里就够了。但是还要想想悲剧的根源是什么?无疑是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原初的定义,是“自由之民的自由结合”,我承认这个初衷很不错,但恐怕只是理想状态。随后民族主义逐渐与自由主义脱钩,演进成了对想象共同体的狂热,甚至一小群人对其他人的绑架。封建状态下的大部分人意识不到民族之分,直到有一群市民或者本地贵族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民族,你的邻居和你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说另一种语言!于是你的民族意识觉醒了,为了捍卫“新祖国“的疆界,开始举起刀对昔日的邻居大开杀戒。
奥匈帝国灭亡三十年后,被两次世界大战蹂躏到半死不活的欧洲,终于意识到民族国家带来的分裂与冲突,思索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纽带是否可能存在。现在有人将欧盟比作“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比喻显然并不合适,但也不算毫无价值。一个松散的,多民族的联邦,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这正是当年哈布斯堡未竟的梦想。
一个朋友打趣说过,一战之后,历史从咖啡厅一步步走进集中营。想想也没错,百年世事不堪悲!或许有些东西,我们不想解构;有些往事,忘却才是纪念。站在历史末端,民族国家塑造现代世界已经成为无法否认的共识。但是,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咖啡厅里,我还在追忆奥匈帝国,并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另一条道路?
2018/11/9
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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