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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杭州游法
原创: 迦勒弟兄 小小推拉驴 2016-12-08
杭州宣教遗迹一日游
金秋季节,丹桂飘香。在杭州经历一番浓妆艳抹之后,我们来这里参加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我虽归心似箭,却仍留了一天,完成了一直以来未能如愿的夙愿——走一走杭城那些最值得去的地方,看一看几百年来基督教留在杭州的痕迹。
背着挺重的背包,一路走来一路看,并一路感动着。当我想到自己和过去几百年来那些人同处一个空间时,穿越所带来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历史只要去回顾一下,就会有一种力量,让你感动。
第一站是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乘坐77路,在荷花苑站下车,走了十几分钟,到了西溪路,向左拐,走了几百米仍找不到,只好折回来,却在古墩路和西溪路的交叉点,看到了一点也不显眼的纪念园。
可惜门锁着,我只能站在门外往里看,幽静的园子里,有这位十七世纪天主教宣教士的塑像和他的坟墓。想起他历尽艰辛三渡重洋,我心里只有钦佩。他只活了47岁,却有11年时间在路上,现在我们去意大利,坐飞机只用十几个小时,朝发夕至,而第一次他到中国,竟花了四年时间,那时天主教宣教士要到中国宣教是何等难啊!这是一种怎样百折不挠的精神啊!南怀仁对他极为佩服,说“他在濒临解体的船甲板上的非凡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传奇人物卫匡国,你真是一个天国好汉!
当他因霍乱死在杭州时,我想,他应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每个宣教士临终时的想法,如果他们后悔,他们会在第一次返国时就不再离开本国。正如圣经说那些信心伟人是:“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远远看着那个小小的塑像,那个模糊的身影,我想,宣教之路只有永不言弃,才能带着满怀的禾捆回家。
离开西溪路,到天目山古墩路口乘49路到松木场站下,从站头后面的小巷进去,经过浙江省档案馆,问了一个清洁工,她指点我从一条砌成斜坡的山路上去。山坡上还有好几幢洋式房屋,这就是原广济医院的麻疯病院。其中桃园新村6幢是一座教堂,门关着,里面住的是杭州市民。
1914年,英国宣教士梅滕更在广济医院建立麻疯病院,并在松木场设分院,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差派,来到广济医院从事麻疯病治疗工作。随后接替梅滕更,担任院长一职。他争取到英国国际麻疯救济会的援助,大大改善了麻疯病院的环境设施。
从1914-1930年间,这里陆续建起11幢风格不一色彩鲜艳的别墅式房屋,有男女病院、疗养院、职工宿舍、教堂等。这个病院是当时国内设施最好的病院之一,病院周围环境幽静,空气流通,非常适宜疗养。苏达立还邀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疯病专家来杭州工作,包括马雅各医生,使得医疗技术大为提高。入住这个病院,只用第一次缴纳挂号费五元,不论是暂居还是久住,都不再支付一分钱。这是考虑到麻疯病人一般都是穷人,他们是支付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的。
看到住在这里的市民,我真羡慕他们能住别墅。而一想到百来年前那些最低贱最被人弃绝的麻疯病人,就住在这些别墅里,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我就更羡慕那些人了!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好命,是因为基督之爱的感召,正是这个缘故,才会有一位英国博士,千里迢迢来服事这些最不配得的人。
最令我感动的是陈伟牧师讲的一个故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孙牧师,每次圣餐聚会会来这里,盛葡萄汁的杯子在他和一个个麻疯病人的嘴边传递着,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和爱心!
从松木场乘28路,到武林广场南站下车,从站头后面的小巷(耶稣弄堂)进去,没有几步,就看见小区里有一座二层洋楼,进去一看,果然是司徒雷登的故居。可惜今天门关着,无法进去一睹内部结构。
出了小区,沿耶稣弄堂进去,路边看见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司徒雷登故居,在这个牌子对面,树立着司徒雷登的塑像和文保单位的碑,赶紧请路人帮我与塑像合了个影。
司徒雷登,前美国驻华大使,出生于这条小巷,因一篇文章而闻名中国,但他却是杭州人乃至中国人都别不了的,2008年他又回来了,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我最后一站去的就是他安眠的地方。
在塑像边上,就是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生前所牧会的天水堂,他在这里办仁慈堂、医局、圣经学校、育婴堂等,来华46年后,他死在这里,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和他葬在一起。
教堂里有两个接待的姐妹,见我拍照,有一个就说不能拍照,我就和她聊起来。我说天水堂之所以有很多人来看,并不是因为它在闹市区,而是因为那个人。她听说我一路游来,态度变了,说应该去了解教会历史,还说:“我不大懂历史,我们接待的人有小册子分来,但我背不下来。”我对她说,很快就会有人来走这条线路了。
从天水堂出来,沿着中山北路走上一百来米,就是天主堂。走进大门,里面没有人,光线有些暗,再仔细一看,才看到有个姐妹坐在那里读圣经,我问她能看见吗,她说能。本想和她聊几句,又不忍心打断她的读经。
外面,是杭州最热闹的街区,车水龙马,仅隔一扇门一堵墙,里面却是另一个天地。在内室里,良人与我,我与良人,何等亲密。
我好想跪下来做一个祷告,享受片刻宁静,可惜还有一半路要走,只好离开了。
沿着中山北路一路向南,走了十五六分钟,右拐进了学士路,妇产科医院的大楼矗立眼前,在大楼前有一个花坛,坐着一些人,我一眼就看到了“弘道女学校原址”的石碑,这块纪念牌是2011年8月份立的,上面还刻了“诚爱勤朴”四个字,应该是原来的校训吧。
关于杭州弘道女学校,我曾在网上看到文章、老照片,这里走出许多名人,如吴贻芳(中国第一位女副省长,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潘希珍(笔名琦君,温州瓯海人,著名作家)、周光湖(中国生物电子工程教学奠基人之一)、郑树(曾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
弘道女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7年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贞才女学,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曾在贞才女校担任多年教职;1899年,北长老会创办育才女学;1902年,北浸礼会创办蕙兰女学;1912年,贞才、育才、蕙兰三所女学合并一校,定名为弘道女中;1916年,弘道女中新校定址在当时的新市场(今学士路);1952年,弘道女中解散合并(并入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和惠兴女中),至此湮没无闻。
弘道女中有一位百岁传奇老人,她就是从1929年到1952年一直担任校长的周觉昧先生,她是1915——1920年弘道第八届高中毕业生,就职母校后励精图治,终生未嫁,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虽然这里再也找不到一幢老校舍,但是只要有了这块碑,经过这里的人,就会知道这里曾是杭州最好的女校。
第五站是思澄堂。因为是星期一,这里也关着门,我只能在外面拍了一张照片。1991年,我第一次来杭州,来这里聚会过一次。听陈伟说,这里有好几个碑,只能下次来看了。我想,当我看到那些碑时,一定会有很多感想的。
石碑是最好的载体,刻在石板上的字,历经几千年也不会消失。每座碑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我想,藏在思澄堂里这些故事,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读,去纪念的。
沿解放路继续向东,经过天桥,前面就是浙二医,原教会医院广济医院。除了棕红色的拱门是当年留下的,这里也和弘道女校一样,没有一幢老建筑了。在拱门边上,有一组真人大小的塑像,一个老者和一个幼童,正互相鞠躬,那老者是个老外,他是谁呢?从塑像前经过的杭州人或是外地人,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老外就是这座医院的前院长——梅滕更先生。
1881年,25岁的梅滕更带着19岁的新婚妻子来到杭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医疗宣教生涯。他把毕生精力都投进了广济医院,对医院的发展丰功至伟。
走进医院的花园,里面有一个池塘,红色的鲤鱼穿梭在荷叶间,来看病的人们坐在亭里和长椅上休息,我也坐下来,让发酸的脊背可以放松一下。
一百多年前,梅院长穿梭在病人中间,和他们打招呼,和孩子互相鞠躬,那一幕正好被一个来医院的老外逮个正着,于是就有了门口那组雕塑的原图。2014年,广济建立145周年纪念年,一位杭州企业家根据这张老照片,塑了这组雕像,纪念这位从鞠躬到尽瘁的梅院长。
我相信每个从雕塑前经过的二医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灵都会一直受到梅院长精神的感动。
乘坐401路公交车前往第八站,在庆春广场南站下车,站头对面就是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崇一堂,教堂造型有点像泊在那里等候人们上船的方舟,巨大的十字架高耸在楼顶,像一面得胜的旌旗迎风招展。
我走进大院,近距离感受一下它的雄伟气势。教堂大门两边,是耶稣死里复活的浮雕,右侧是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安放墓中,左侧是妇女来探墓,墓中已空空如也。从门的右侧到左侧,是三天的历程,这三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但黑暗过去,光明来到,基督复活了,以大能证明祂是上帝的儿子,是任何势力所无法拘禁的!
崇一堂的前身,一度是中国内地会的总部。1866年戴德生乘坐兰茂尔号来到中国,一到宁波,马上就向杭州进军,因为宁波已经开埠二十多年,而杭州则未开放,属于内地,所以内地会将总部放在了杭州,直到1890年才迁到上海。做了24年内地会的大本营,这是杭州教会光辉的一页。
戴德生唯一长大的女儿戴存爱,于1867年2月出生于杭州,半年后他的大女儿恩惠因患水脑病死在杭州,年仅8岁,而戴存爱则于1897年死在温州,年仅30岁。
当戴德生坐在恩惠床前写信给英国的同工柏迦时,他内心极其悲痛,信上的那段话,一百二十多年之后,仍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崇一堂建堂时,在杭州经商的温州基督徒出了不少钱,因为财力雄厚,所以教堂造得特别豪华气派。也许因为戴家两个女儿,一个死在杭州,一个生在杭州死在温州,冥冥之中,在杭的温州基督徒,对内地会这座教堂特别有感情。
戴德生一家于温州教会是有恩的,所以温州人出钱盖崇一堂,也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一站是司徒雷登的安葬地,位于半山的安贤园。乘坐108到火车东站,再坐391路,在水洪庙站下车,安贤园就在站头边上。
经过一个流水阶梯,工作人员告诉我,司徒雷登的墓地就在前面。过去一看,道路上空悬挂着一条横幅——“司徒雷登诞辰140周年祭奠仪式”,提醒我这位“中国人多于美国人的”的司徒雷登的影响力并不随着时间消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大。
路边第一个墓碑就是他的,他的照片刻在大理石,上面写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而地面还有一块碑,上面刻着G20峰会上习的一段话“杭州与在坐各位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140年前,1876年的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的生平,是令人景仰的。在这个伟人墓碑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的一生能为中国宣教做出微薄的贡献。”
杭州,因着这些美丽人生而变得更加美丽。这样美的线路,何不也来也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