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国宝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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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1948-1949，国宝大迁徙
原创 2018-02-09 杨渡 大家
1948年12月22日，一艘船悄悄地从南京下关出发，航向台湾。
这是一次秘密行动。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让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派出军舰中鼎轮来载运。中鼎轮是一艘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舰。前一天下午，在下关装船的时候，几个单位都派人来了，他们要亲眼看着每一个箱子装上船，再派自己单位的人亲自押着箱子，到台湾去。
这些箱子的数量，总计是：故宫博物院320箱，箱里有3409件文物；其中古物295箱，图书18箱，文献7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伦敦参加艺术展的80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则有220箱。
同时运送的，有“中央图书馆”的珍本书60箱，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为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120箱，它拥有最珍贵的甲骨与金石古文物。此外还有外交部重要各国条约档案60箱。
各单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员，负起完全责任。故宫派了庄尚严、刘奉璋、申若侠，中央博物院派了谭旦同、麦志诚，其他单位也都派了专人。
想不到的是，12月21日，箱子要装上船的那一天，海军人员听说有船要开到台湾，竟带着妻儿眷属，一起先赶到了码头。这些眷属的层级都不低，否则不会知道这么机密的船要开，船上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们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码头要上船的时候，人都已经上去了。他们各自寻觅地方，摊开被褥，席地而卧，屈身而眠，闭目养神，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甲板上，竟然已经无一处空隙。
前来巡视文物押送的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上船一看，文物船竟变成了“难民船”，而军队纪律竟涣散其斯，整个人都气白了脸，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几下，连呼：胡闹，胡闹！他把史语所的押送同仁找来，问了几句，就匆匆驱车离去。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
桂永清（1901－1954）
这时，杭立武（时任教育部次长）也打了电话给他的同学──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他们是留英同学，有一些交情。
桂永清知道事态严重，机密押送变成公开行程，文物船变逃难船，而且海军眷属竟然先逃，这说出去能听吗？更何况此事闹不好会传到蒋介石那里去，事态严重，桂永清只好亲自上船处理。他一个个去劝导，希望眷属以国家文物为重，此船乃是特别指令，只运送文物，不得搭载无关人员。经过一番疏导，海军眷属才逐一离开。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要他们自己好自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个都不许上船。结果本来有几个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员与押送人员及眷属之外，就是文物。
这整个过程显示出：随着三大战役的失败，国民党大势已去，连海军的高层都想先把眷属送走，更何况其他人。从北方的战场出来的人们，挤满了南方。而稍稍有经济能力的人，正挤满了码头，带着金条，想购买一张船票而不可得。
事实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南迁，早在1948年11月10日，就开始讨论了。当时杭立武眼见东北败战，华北失利，就连络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四个单位的人，包括了：杭立武、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傅斯年（代表中研院史语所）、徐鸿宝（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人，一起到翁文灏（时任行政院长）的官邸，举行会议。这几个人都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南迁，也是有鉴于抗日战争时，故宫文物从北京迁徙到四川，一路险象环生，付出许多代价，最后才平安抵达各地安放。抗战胜利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古文物慢慢复原，大部份运到了南京，还有一部分出国参加伦敦艺术展，想不到战火激烈，如果要迁徙，也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做到，得提早筹划。
资料图：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在打包南迁
对故宫文物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本来有人建议仿照抗战模式，往四川山中运，以避免战火的波及。但蒋复璁认为，对付日本那种现代化重武器，运到山沟沟里，日本确实打不进去。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运去山中刚好是“瓮中捉鳖”。所以他主张最好运到台湾。
抗战时期，文物南迁的艰难道路
会议中，朱家骅表示“中央图书馆”的文物一并迁台，而傅斯年以史语所的身份表示，史语所的文物有甲骨、青铜器等也随同迁台。既达成共识，遂决定由翁文灏报请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意了，并表示能搬运就尽量搬运。于是整个文物南迁的事，就这样展开。
从12月10日开会，到各单位自卫开会决定何者为精品，何者要搬迁，何者要留下，以及如何装箱等，一直到12月21日就能出发，其实时间非常短，可见各方已感觉到时局的急迫了。此时北方的淮海战役虽然还在打，但胜负已分。不仅文物，连海军的人都知道，再不走也来不及了。
第一批运台的文物在12月22日从南京出发，26日抵达基隆，27日清晨才开始把箱子卸下来，立即上火车，傍晚开车。在先遣人员的引导下，文物运到了杨梅火车站附近通运公司的仓库，暂时存放。但是杨梅的仓库不大，放了第一批就快满了，还是得先找一个可以储存的地方。于是先遣人员南下台中，看中了这里气候干燥，台中糖厂也有很大的仓库可以用，才终于定下来。
故宫国宝运到台湾时，先放在台中雾峰的北沟山中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从南京开船，故宫博物院有1680箱，其中古物496箱，图书1184箱，《四库全书》正是此中最重要的宝贝。由于此次是向船公司包船，所以运行顺利。
等到第三批要运送时，已是1月下旬，此时蒋介石刚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北方战局大败，人心惶惶之际，民间商船都被调去转运军需品，已无法租到商船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桂永清指派“昆仑号”担任这个任务。“昆仑号”是一艘三千吨的船，但它还在其他地方出军事任务，行程必须保密，船到码头也不能停留，必须立即上货装船，所以文物得先运到码头等候。
此时南京正是冬日，寒风萧瑟，冷雨霏霏。然而码头已堆满了各方运来的逃难物资。国宝文物的箱子无处摆放，只能露天放在码头上，摆在一堆杂物中，勉强用油布先盖上，以避免雨水淋湿。凄风苦雨中，有运送的文化人目睹国宝沦落至此，不禁想起李后主的词，内心感到无限悲凉。
1月28日，正是农历除夕前一天的小年夜，昆仑号到达港口时，船长宣布只停留二十四小时，必须立即装船。不料工人却以过年为由，拒绝加班搬运。幸好，码头工会已先拿了订金，不能反悔，再经过军警的疏导，还加发“新年特别奖金”，工人才开始搬运。
不料，正在装船的当下，海军总司令部方面的人听说有船要开往台湾，竟连夜打包，携家带眷，拥到了码头，拼命冲上船去。军舰人员眼看都是熟人，无法阻止，就放开了。本来船上的前舱就装了其单位的物资，余地最多可容纳五百多箱，而后舱又被眷属占据，就没有空间了。
杭立武急了，眼看交涉无效，再打电话给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到船上本来是想劝导眷属的，却不料这些眷属一看桂永清来了，一家老小竟都跪下来，放声大哭起来。此时南京已经非常危急了，逃难人潮挤满了码头，再多的金条都买不到船票，他们把这个机会当做最后的希望，既然拼了命才登上船，如何肯下去？
桂永清看着自己多年的部属家人，只能摇着头说：“把舰上所有官兵的卧舱都开放了吧。”他只能设法尽量容纳了。然而即使甲板、餐厅、医务室都堆满了，还是不够。码头上还有许多箱件上不来。舰长眼看再没办法了，唯有宣布停止。未能上船的，故宫有728箱，中央图书馆有28箱只能交给留守的人带回。
封舱后，船快开了，杭立武突想起来，还有四箱宝贵的文物。那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拿去赠送给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礼物，计有：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玉器，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才收回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文物，总共有四箱，他赶紧跟舰长交涉，才终于上了船。
曾被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翡翠屏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一艘船不是专运文物的，因此绕行好几个港口，走了二十四天才到达基隆。
这已是最后一批了。
这些文物有的属于当时的外交部、中研院史语所，后来都陆续归还，唯有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有些善本书后来归给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其余大部分文物则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些文物到了台湾之后，先存放在台中糖厂的仓库，后来担心战争空袭，再转到雾峰靠山边，名为北沟的地方，建了一个库房。后来因海内外来参观的人多了，每一次都得由故宫人员拿出来展示，挂上观赏，再收起来，非常不便，于是筹划在台北市近郊的外双溪建长期展览馆。1965年，新馆完成。由王云五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蒋复璁任院长。中间又历经几任院长，盘点文物、组织改革、改建扩建，终成现在的模样。
北沟公开展示200余件文物的内部展厅
在战争烽火中流离迁徒，飘洋过海的中华文化瑰宝，终于有一个长期展示的地方。
至于历经战火而迁徒来台的文物有多少价值呢？2013年，米芾的画作《深山夜雨》在纽约的拍卖会上亮相，起拍价是3000万美元。而台北故宫有米芾的作品七十一件。更不必说朗世宁的画作动辄上亿，而台北故宫有六十四件。其他的无价之宝更难以估计。
米芾《深山夜雨》
后代的我们，对生存于战火的暴风雨中，还时时刻刻想到文物与文化保存的先人，不得不感到深深的敬意和感念。
